地市級黨代會常任制研究

沈士光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上海200233)

近年來，作為黨內民主重要制度形式的黨代會常任制已經越來越顯現出積極的影響力，這得益于兩個途徑的努力，一是橫向的推進，即黨代會常任制在縣(市)一級擴大試行;二是縱向的連貫，即黨代表實行任期制。2008年中共中央發布了《黨代表任期制暫行條例》，從上到下，全國黨代表能在任期內發揮積極的作用。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落實和完善黨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試行鄉鎮黨代表年會制，深化縣(市、區)黨代會常任制試點，實行黨代會代表提案制?！边@無疑將這一制度貫通到鄉鎮和縣市兩級，使得黨代會常任制成為基層黨組織普遍的制度選擇。

地市級黨代會及其常任制近年來鮮有研究，主要原因是按照中央的部署，地市級不在黨代會常任制試行范圍內，所以無論是學界還是各級組織都將研究和實踐的重點放在基層。然而，根據筆者的研究，全國還是有少數地方正在進行地市級黨代會常任制的試點，并取得不小的成績。

一、地市級黨代會常任制的總體情況及特點

地(市)級是介于縣(市)與省(市、區)之間的行政區劃，包含著地級市、直轄市和副省級的區和自治區的州。隨著城市化進程，原先以農業性為主的地級行署幾乎都改成由城市帶動農村發展的地級市，其特征是城市與農村相間，既不是傳統的城市又不是傳統的農村，用通俗的話來描述就是城中村、村中城。即使是副省級市的區，也有不少屬于城中村單元，因此名義上已經改成了街道辦事處，實際的管理方式仍處于探索中。從黨組織情況看，地市級類似于擴大了的縣(市)，在試行黨代會常任制過程中與縣(市)級的試行具有很多共同性，當然也可以顯現出一些不同特點。

(一)地市級黨代會常任制試行概況

根據筆者的研究，目前全國地(市、區、州)級推進黨代會常任制并不多，本文選取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六個單位:江蘇淮安市、浙江臺州市、廣東惠州市、云南紅河州以及南京市的白下區、深圳市的寶安區。南京市和深圳市屬副省級城市，下轄的白下區相當于副地市級。選擇這六個單位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慮:一是試行的時間上有先有后，大致都始于中共十六大以后，浙江臺州從2002年試行黨代會常任制，臺州的椒江區從1988年試行堅持至今;其次是惠州市、寶安區和白下區，試行于2003年，紅河州試行于2008年，淮安市試行于2011年?？梢钥闯?，黨代會常任制的試行是在不斷擴大到地市一級。二是試行的整體性，四川的雅安、湖北咸寧都在有關縣市或區進行黨代會常任制的試點，并取得可喜的成果，但并沒有在整個雅安和咸寧實行。三是城市化的水平，既有城市化程度較低的惠州和紅河州，也有進入整體城區的寶安區、白下區(見表1)。

表1 六個黨代會常任制試行單位的行政區劃與黨代表人數概況

從表1可以看出，目前試行黨代會常任制的地級市以農村為主體，即使是鎮和街道辦事處，也大多由原先的幾個鄉合并而成，像深圳寶安區和南京白下區進行試行的并不多，而這兩個區的試行是按照縣(市)的要求進行布置的。地級市黨代表人數差異性較大，多的近500名，少的僅200多名。城區的黨代表普遍少些，這與黨內規范性文件對黨代表的比例沒有做出明確規定有關。

(二)地市級黨代會常任制試行的特點

本文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總結歸納出地(市、區)級黨代會常任制試行的四個特點:制度先行、機構創新、履職規范、網絡集約。

第一，制度先行。上述六家單位，浙江臺州市試行的時間最早，他們在黨代會常任制試行方面具有極大的探索勇氣，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最主要的一條經驗是制度先行。無論是縣市級還是地市級的黨代會常任制，他們都從建立制度著手。比如云南紅河州是較晚試行黨代會常任制的，但是在短期內先后制定出臺了《紅河州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工作實施辦法(試行)》、《紅河州黨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實施辦法》、《紅河州黨代表大會代表提案制度》等9個配套制度。南京市白下區制定了包括《白下區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度(試行)》在內的12項相關配套制度。制度先行得益于黨代會常任制試行的時間長，制度相對成熟，僅從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擴大縣市一級的探索以來就有十多年時間，各地在制度建設方面的探索已經形成基本相同的制度內容。

第二，機構創新。在地市級推行黨代會常任制的單位，一般都先在縣市、鄉鎮實行了黨代會常任制。與制度先行的同時，就是健全地市級黨代會的工作機構。需要指出的是，黨代會試行常任制的單位，和人代會雖同為常任制，但兩者機構設置完全不同，人代會有常駐機構人大常委會，而黨代會只設工作聯系部門。人代會具有立法、監督、任命、決定四項職能，黨代會在黨內也可以同樣具有相同的職能。問題在于，人大常委會已形成了適應于代議機構的運行體制和機制，如各個專委會，而黨代會如果設立黨代會的常委會，再下設各個專委會，則完全改變了現行的黨內領導體制。

為了尊重體制現狀，黨代會不設類似于人大常委會比如黨代會常委會的組織機構，而是進行了創新。這種創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組織機構包括兩個部分，一是黨代會常任制的領導小組，領導小組是個臨時的黨委會，黨委書記和副書記是領導小組的正副組長，在黨代會召開年會時負責相關的領導工作;二是黨代會常任制工作聯絡辦公室，這是正式的工作機構。黨代會常任制工作聯絡小組負責平時黨代表任期內的聯系服務、黨代表履職活動的組織協調等事宜，并在召開年會期間提供會務服務以及收集提案等工作。這個工作機構目前有三種格局，有的作為組織部的一個內設科室，有的作為黨委辦公室的內設科室。地市級試行黨代會常任制將自身與鄉鎮(街道)、縣(市)這兩級黨代會整合起來，單獨地設立了黨代會常任制的工作機構，除了聯系本級黨代表的功能外，還兼有指導鄉鎮(街道)、縣市兩級黨代會的運行。第二階段的機構創新是建立了黨代表工作室。黨代表工作室不是正式的組織機構，卻是黨代表履職的重要場所。它從浙江臺州市開始起步，該市已建立黨代表工作室238個，共有7 389名各級黨代表被編排到工作室開展活動，浙江全省已建立各類黨代表工作室1 500多個。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為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尚不提倡建立代表工作室，而黨代表建立代表工作室顯然是組織行為。云南紅河州在鄉鎮一級掛牌成立黨代表工作室135個，在村委會和社區掛牌成立黨代表工作室776個。

第三，履職規范。履職規范是制度先行帶來的一個成果。制度規定了做什么和怎樣做，剔除了制度規定以外的活動方式。黨代會常任制的活動規范:一是黨代會年會程序規范，如黨委會和紀委會要向黨代會報告工作，討論本地區的重大事項和重大決策等;二是黨代表任期內履職活動規范，如黨代表聯系黨員、群眾的活動，組織視察活動，列席地方全委會、地方黨委的常委會等。

無論是黨代會年會的程序內容還是黨代表的履職活動，黨代會常任制試行的許多做法借鑒了人大制度，而且不少黨代表，尤其是黨員干部和人大代表的身份相疊合，他既是黨代表又是人大代表，這也帶來另外一個問題:如果雙重身份的代表履職活動是同樣的話，黨代表和人大代表之間的區別在哪里?這也是困擾黨代會常任制試行的問題:沒有本質區別的會議和代表履職活動，其制度推行又有多大的必要性?

一方面需要承認，黨代會是黨的“國會”，代議制度本身具有很大的趨同性;另一方面，黨代會常任制必須體現其特色。這個特色主要是黨內民主要先行于人民民主，在黨代表的選舉、黨內領導人的產生、黨內監督、黨員權利保障等方面必須有較大突破，黨代會常任制才有強大的生命力。

第四，網絡集約。凡是推行黨代會常任制的地(市)級單位與其下轄的縣市(區)、鄉鎮(街道)形成三級試行網絡。三級黨代會試行的優勢相當明顯，形成整體網絡集約優勢，發揮綜合作用，要比單純在縣(市)一級更能體現規模效益。通過設立布局合理的黨代表工作室作為三級黨代表履職活動的重要場所，三級黨代表聯合和交叉履職起到更為有力的監督作用。地市級黨代會工作機構統一布置或督促縣市、鄉鎮和街道的黨代表履職活動，或通過地市級黨代表的履職為縣市、鄉鎮和街道黨代表履職起到示范帶頭作用，推動了黨代表履職更加規范有效。

黨代表人數的多少并不與履職成效成正比，但是在目前處于試點初期的情況下，也是擴大影響力的一種途徑和方式。從根本上說，網絡集約依靠的是組織優勢，或許要經由以下的過程，黨代表的履職才能從被動到逐漸的主動(見表2)。

表2 黨代表履職的網絡集約優勢

從表2可以看出，在無網絡集約的情況下，組織安排代表履職，代表的被動程度較高，即使是代表自主安排的履職活動也只是出于完成任務的考量。而網絡集約則不同，在履職過程中，黨代表處于三級聯動的狀況下，他們更能感覺到履職的能量和對履職成效的樂觀預期，從而增加了履職的主動性。即使是個體履職，代表工作室是代表集體履職的平臺，合法性程度要比沒有代表工作室要高，代表和群眾互動的程度也強。因此，單一地在縣(市)級試行黨代會常任制與在地市級試行相比，可體現出更高層級的試行網絡集約的優勢。

二、城市化水平對黨代會常任制試行的影響

由于地級的市和區城市化程度不同，黨代會常任制試行的側重點也不同。第一，城市化水平較低的試點單位組織安排色彩更濃些，代表自主的空間更小些，而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市和區的代表自主空間稍大些;第二，農村地區黨代會常任制的代表功能趨向于聯系群眾，而非農村地區的黨代會常任制的代表功能更趨向于監督和服務。

(一)城市化水平高低影響黨代表的權利和履職空間

一項制度建立之初，組織的推動極為重要。黨代表的選舉、黨代會的召開、黨代表的履職都離不開組織的布置和安排。但是組織的推動也可能是抑制制度效能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組織往往從科層制的視角出發，優先考慮有序性、穩定性和建設性，而本能地排斥無序、不穩定和批評性。而一項制度建設之初的無序、不穩定是必然的，對于批評性，更是黨代會制度的內在屬性，代議的過程也就是包含著大量批評的過程?？茖又破梅男院偷燃壭?，這與黨代會制度有著很強的張力。行政區域越大，科層組織對于上述的偏好越明顯、越迫切。而對于黨代表則不同，區域越大，黨代表“熟人社會”的羈絆越小、個人自由度越大，也就越能顯現出履職的主動性。

在六個黨代會常任制試行的市、區和州，組織布置和安排仍是必不可少的。對于黨代會應在何時召開、黨代表上半年和下半年應該完成履職的時間、黨代表的經費落實、小組活動、接待和視察的履職活動、相關的黨代會工作機構等，組織都會加以布置，或者“提醒”，甚至“催辦”。比如云南紅河州明確規定，要求每位黨代表每年到工作室開展工作不少于2次;還明確要求每個代表團每個季度至少開展1次接待日活動，每次活動時間不少于半天。這些規定說明黨代表履職的動力需要組織的支撐。深圳市寶安區已經將黨代會召開時間作為一項規定落實下來，即“年會原則上每年1月舉行，在區人代會、政協會前召開。根據工作需要，經區委全委會決定，也可隨時召開”。作為黨代會常任制試點模范的浙江臺州市，在這方面走在了前列。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筆者認為，這里還有模范地區的示范、激勵效應。各地很多單位到該市取經，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該市的黨組織和黨代表遵守和執行制度的自覺性。

當然，市、區和州在組織安排和黨代表自主活動方面還是有所區別的。浙江臺州市的城市化程度較高，已經達到67%，其他地級市的城市化程度依次為:廣東惠州62%，江蘇淮安51%，云南紅河35.2%。城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黨組織的形式，黨組織的領導方式，部分黨員依賴組織的心理狀態、權利意識等方面發生了變化，而城市化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黨組織方式和領導方式，以及黨員個體的心理、權利等受傳統影響更多些。

從該實證研究看，對于黨代會常任制的重要環節，諸如黨代表的選舉、黨代會議程、黨代表履職，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市、區，黨員和黨代表的權利意識、監督意識、自主意識都相對較強些，組織權力相對弱些，黨務公開的透明度相對較高。在城市化水平較低的地區，黨員和黨代表的權利意識、監督意識、自主意識則相對較弱，而組織權力較強，黨務公開透明度相對較低(見表3)。

需要說明的是，表3各項內容是相對的，比如選舉黨代表真正做到平等和競爭性的試點單位還沒有。黨員、黨代表的個體權利和組織權力較大或較小也是一種直觀性表述，因為在黨員、黨代表的權利和組織權力之間沒有實質性沖突，組織權力應該是維護黨員權利的。但對目前來說，它們之間的張力還是存在著。

表3 城市化與黨員權利、組織權力關系表

浙江臺州市的做法是擴大黨代表直選差額率、在選舉中改進提名的方式和劃小選舉單位。這些做法基本上沒有在市級層面展開，比如擴大黨代表直選的差額率。2005年換屆前，2004年11月到次年3月，臺州市路橋區成為浙江省率先進行黨代表直選的地區。經過報名、資格審查、公開推選代表候選人初步人選、考察、公示等程序后，由黨員直接從中選舉產生黨代表。椒江黨代表選舉的差額率最高達到53.3%［1］128。改進提名方式則限定在縣市一級。臺州黨代表候選人提名一般采取三種方式:一是縣市區委直接提名。范圍一般包括縣市區委常委、紀委副書記、黨員副縣市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以及縣處級離退休老干部。這些人作為代表候選人，直接進入有關單位選舉，占差額基數。二是選舉單位黨員提名，黨員根據黨代表候選人提名條件，按照分配的名額醞釀提名，報上級審批后，提交正式選舉，黨員提名是選舉黨代表的基本途徑。三是界別推薦。特別劃出婦女、老干部、企業、科技界別進行專項推薦。界別推薦也要實行差額推薦、差額選舉［1］142。劃小選舉單位對市級領導當選也沒有實質性影響。在黨內選舉中，黨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單位一般是按黨的下一級組織劃分的?；鶎狱h代表大會的選舉單位，一般是按下一級黨委或獨立的總支、支部劃分。劃小選區是根據黨員數量、行業特點、居住區域、黨組織設置情況。農村仍主要以鄉(鎮、辦事處)黨委為單位，市區則將選區劃小到以基層黨委、總支或是支部(或幾個支部聯合)為基本單位，從小選區直接選舉產生黨代表。每個選舉單位一般只選1至2名代表。深圳市黨代表選舉的19個選區中，在四個單位進行過“公推直選”黨代表，算是一個創新。

黨內民主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黨內領導人由黨員經過競爭性選舉產生，這也是體現黨員權利的重要標志。列寧大力提倡黨代會常任制，他所提出的要求就是黨務公開和一切職務都經過選舉。從目前來看，地市級要達到這個目標似乎還不太現實，盡管已有學者呼吁黨內民主的核心在于競爭，“沒有競爭責權關系就建立不起來”［2］。

(二)城市化水平影響黨代表履職的功能取向

在城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黨代表履職功能相對寬泛些，而在城市化水平較低的地區，黨代表履職功能相對狹窄些。據筆者研究，前者的服務、監督功能發揮得更好些，而后者注重聯系功能，出發點在于聯系群眾甚至扶貧助弱。

在城市化水平較高的浙江臺州全市，共有238家黨代表工作室，其中屬于市級層面的有38家。廣東惠州市有732家，云南紅河州有911家。以紅河州為例，在這911家黨代表工作室中，屬于鄉鎮的135家，屬于居委會和社區的776家。也就是說，黨代表工作室的布局基本上都是在基層?？梢?，要在更高層級設立黨代表工作室，才有利于黨代表履行監督的職能。從列席全委會和常委會人數和次數也可以看出城市化程度的差異性。每個試行單位都能做到列席全委會或地級市重要的會議。各縣市共組織228名黨代表列席了全委會、241名黨代表列席了常委會、643名黨代表列席了縣市委召開的其他會議。但相比之下，城市化程度高的臺州市、白下區和寶安區做得更好些。臺州市在2005年就由黨代表列席市委全會的做法，見證了全委會如何討論票決市管干部的過程。寶安區的做法更進一步，在2011年共有45人次列席區委常委會。白下區明確將監督工作作為黨代表的一項重要職能，白下區制定出臺的《黨代表詢問、質詢實施辦法》明確規定:“黨代表有權對紀委工作報告進行審議，有權對紀檢監察機關領導班子及成員進行評議，有權對紀檢監察工作提出建議和質詢?！闭琴x予黨代表審議權、評議權、建議權、督察權，黨代表參與了全區干部任用、重大事項決策、重大項目安排、大額度資金使用和列席區委全委會，有權對黨委、紀委工作進行詢問、質詢，甚至連擬定下發重要文件都要事先征求黨代表意見。60名黨代表被區紀委聘請為黨風聯絡員和特邀監察員，參與民主生活會，組織述職述廉，協助紀委開展民主評議行風政風活動。

在城市化程度較高的試行單位，黨代表發揮多樣化的功能，監督之外還有社會服務。比如白下區有58個黨代表工作站，他們還下設了176個特色工作室，稱之為“一站多室”。在運作過程中，各工作室均以黨代表個人名字命名，發揮了黨代表個體優勢，擴大了黨代表的政治影響力。臺州市在2012年成立了首家專業性黨代表工作室，相關的12名黨代表參與解決企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這種拓展黨代表履職功能的創新之舉，值得肯定。

無論是城市化水平較高的還是較低的地區，聯系群眾是黨代表的基本職責之一，但不能忽視了黨代表知情、審議、評審、監督等其他功能。

淮安市是江蘇城市化程度較低的地區，但他們在探索黨代表功能拓展上還是具有特色的。他們通過創新任用、服務、激勵和監督四項機制，讓農村無職黨代表履行職責、發揮作用。在具體做法上，設置“個人申請、民主推薦、公示定崗”等程序，讓農村無職黨代表認領履職崗位?；窗彩薪⒘宿r村無職黨代表監督小組，定期不定期地對鄉鎮、村重大政務決策的執行落實情況、基礎設施建設、新農村重大項目建設和財務收支情況等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進行督促檢查。對發現問題的，要求限期整改，或直接向上級有關部門反映。黨代表監督村委會甚至鄉鎮事務，對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設也是一個有益的推動。

三、推進地市級黨代會常任制的若干思考

中國目前有約280個地級市黨委，領導著2000多個縣(市)，平均7個縣(市)隸屬于1個地級市。地級市既要將下情正確地上傳，又要對縣市一級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等各方面工作實行全面領導。地級市處于政治“腹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學者指出，“市級(包括專區級)黨組織也效仿省級的形式，但其成員和復雜性都有所降低?！保?］目前地級市應積極擴大黨代會常任制的政治影響，著重做實黨代會年會制。

(一)積極擴大黨代會常任制的政治影響

本文在此借用法國社會學家布羅代爾(Pierre Bourdieu)的“場域”概念進行論述?！皥鲇颉痹瓉硎俏锢韺W的概念，除了真空之外，場域通常是由組成分子之間的動態關系所構成，里面充滿了能量。布羅代爾認為，場域是一種動態，但也是結構化的空間，由互動的關系，與直接、間接影響這些關系運作的規則所構成。這些互動有很多形式，可能是沖突競爭的、矛盾的、合作交換的等等;而互動的主體，則包括各式各樣的組織、行動者，他們依據可溝通的邏輯、語言、符號、物質與非物質的資源、資本，進行上述各種形式的互動，而場域也被互動的力量、互動的結果所約束。場域本身沒有固定的客觀疆界，但是因為上述互動利害關系的密度、強度、行事法則、“資本”的獨特性質與形式等，得以“客觀化”，形成特殊的空間［4］。

按照這一理論觀點，“場域”不僅存在于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當然也存在于政治領域?！罢螆鲇颉被诱甙▏覚C構、政黨、科層組織等公共權力相關方。黨代會無疑是政黨各級組織權力運作的重要方式，它有自己的場域，同時與其他政治制度，諸如人大制度、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這些政治場域構成互動關系，不僅相鄰的政治場域，如人大制度的選舉方式、代表的代議方式、履職方式，對黨代會有很大的制約，就是黨代會自身的選舉方式、組織領導的產生方式、黨代表的結構和履職方式也對自身場域的互動形成很大的約束。

之所以要運用“場域”和“政治場域”的概念，旨在解釋實行黨代會常任制在黨內民主所產生的影響力和能量。近十年來，縣(市)一級黨代會常任制的擴大試行產生了黨內民主的正能量，不僅對正在試行單位的政治權力運作方式產生政治影響，而且對未試行單位的黨組織、黨員也產生影響。中共十八大提出試行鄉鎮一級黨代會常任制，這樣黨代會常任制的“場域”在擴大，地市級整建制的試行黨代會常任制必將對形成黨內民主“場域”有一個很好的推動作用。

還有一層意思是，黨代會常任制在試行中探索了很多好的方法，如黨代表產生的平等性和競爭性，黨代表工作室的普及性選擇和使用，形成共識性的黨代會常任制制度建設。深圳市寶安區將試行專職黨代表、黨代表發言制度及設立黨代會發言人制度，豐富了黨代會常任制的制度內涵，使得這項制度“場域”的結構和功能越來越健全，大大增強了各級黨組織選擇實行這項制度的偏好。

黨代會常任制既是構成黨內民主的一個重要方面，也和其他黨內制度合作、互動，一同推進黨內民主場域的建構，并使之改變不適應、不合理的黨內權力結構、組織機構和運行模式。比如，有的地、省級黨委實行重大事項與領導干部任命實行全委會票決制，一些地方進行鄉鎮黨委書記的“公推直選”、黨務公開制度等。如果有一個較為合理的整合和科學化的設計，與黨代會常任制形成良性互動，相信會有一個黨內民主的良好氛圍和保證黨內民主常盛不衰的長效機制。在這方面，地市級黨組織是責無旁貸的。

(二)做實地市級黨代會年會制

地市級的黨代會常任制試行是在吸取了縣(市)級經驗的基礎上或者說與縣(市)級幾乎同步進行的，它們差別并不大。而且這種試行也是初步的，制度優勢還不很明顯。目前雖然不宜立即推進地市級黨代會常任制，但是應利用地市級優勢，積極推動地市級實行黨代會年會制。

黨代會常任制和黨代會年會制有什么聯系和區別?黨代會常任制是黨內一項代議制度，包含著黨代表產生的競爭性要素，黨代會真正確立的權力機關地位，全委會在閉會期間成為領導機關承擔相應的領導功能，黨代會年會制，黨代表任期制、提案制等一系列具體制度，亦即如毛澤東所說的黨代會成為“黨的國會”。黨代會年會制僅是常任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亦即黨代會從現在五年召開一次到每年召開一次，這方面可以先行一步，其他的諸如黨代表的競爭性選舉產生，黨代會、全委會和常委會三者關系的理順等可以逐步完善，允許離黨代會成為真正的權力機關的要求和目標有距離。實事求是的說，即使是目前試行黨代會常任制取得一些可喜成果的單位，與黨代會常任制的制度要求依然有不小差距。

在地市級，甚至在省市級試行或實行黨代會年會制既是容易做到的，也是應該做到的。第一，中共中央發布了黨代表任期制條例，所有的黨代表都應該在任期內履職。十八大提出了要實行提案制，那么黨代表履職和提案的載體與平臺就是黨代會年會制。如果仍然按照原先的五年召開一次，那么上述對黨代表的要求就會落空。如果僅僅依靠黨代會工作機構來聯系溝通代表履職情況，受理代表提案，一方面這個機構的工作容量也承載不了，另一方面也很不嚴肅，更與黨代會的政治地位不相稱。第二，經過十年左右的縣(市)一級黨代會常任制擴大試行，以及黨代表任期履職的實踐，全國大多數省級黨委的組織部門成立了黨代會工作機構，尤其是地級市直接領導和指導縣(市)級黨代會常任制的試點，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學術界在這些年中對黨代會常任制也有許多的探索，取得了不少的理論成果。

從2013年廣東惠州市、深圳寶安區、浙江臺州市召開的黨代會年會情況分析，本文認為，其一，黨代會年會的議程大體相同?；径及藘晌瘯膱蟾婕捌鋵徸h、本地區重大事項的討論、代表團發言、黨代表提案等相關工作;其二，市(區)委工作報告是黨代會中最重要的報告，而紀委的報告相對較弱些;其三，市(區)委工作報告中經濟工作的篇幅仍過于突出，而黨建工作偏少，代表們在討論時也偏重于經濟、文化教育和民生，顯出與人代會相同的會議偏好(見表4)。

表4 2013年寶安區、惠州市、臺州市黨代會年會議程比較

從上述三個單位黨代會年會的議程看，寶安區的議程豐富且更有特色。區長代表區政府黨組的報告在黨代會上比較少見，對區級層面領導班子的測評也是其他兩個單位所沒有的。所不足的是紀委會的工作報告較弱些。臺州市紀委會工作報告是非書面化的，這是和寶安區、惠州市的區別。臺州市和寶安區都安排了黨代表對市(區)委重大事項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廣東惠州市的黨代會于2013年1月22日召開，2月8日市委書記卸任，也就是說在黨代會召開后的兩周市委書記隨即調離，原市長接任市委書記一職。這種情況在地方人代會也時有發生，人民代表說起，每每都有微詞。作為黨內民主著力推進的黨代會常任制，這種做法顯然是欠妥的。筆者認為，如果在惠州市黨代會年會上對即將繼任的市委書記人選進行黨內民主測評或者多增加1位市委書記候選人進行差額投票，由代表投票產生一位正式候選人最后由上級組織部門進行任命，甚至由市黨代會“公推直選”，選舉產生市委書記，這對推動黨內民主是一個貢獻。依筆者來看，惠州市似乎失去了一次實踐黨內民主的好時機。

(三)珍惜來之不易的黨內政治資源

在經過二三十年持續的制度化，各級黨組織收獲了優厚的政治資源，從上到下，中國共產黨經歷了一次脫胎換骨般的組織變遷，正在建構的較為合理的社會結構為中國共產黨各級黨組織輸送了社會各方面的優秀精英，使得執政黨能夠逐步適應現代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也能夠繼續有資格有能力鞏固它的執政地位。較為合理的現代社會結構體現為以精英為主體的各方面的職業隊伍，包括為社會創造財富的企業從業人員、社會公共管理的公務員、提高整個國家教育文化程度的教師隊伍、為社會實行救死扶傷的醫療人員等。并且在這些職業中形成了較為合理的核心精英治理結構，即以行業能力高低為標志的精英管理模式，職業穩定性、職業聲望和職業收入都受管理模式的影響，誰的能力強，職業穩定性、職業聲望和職業收入就高，從上到下呈梯次結構。這一核心精英治理結構已經被成功的納入到體制內，形成示范性的結構并不斷擴散。人們所說的能力社會，基本上是基于這種結構而形成的共識。

在核心精英治理結構下，學歷高、專業技術素養好的精英人才處于整個社會優渥的顯性地位，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偏好專業工作技能、希望穩定的生活現狀、理性地處理和改變生活中各種問題。這些人被吸納到黨組織中，而地市以上這種精英結構尤為突出。眾所周知，如果說保持社會穩定最重要的是要形成“橄欖形狀”的社會結構，即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結構。黨內組織結構中“橄欖型”應該在地市級以上，并且已經形成這樣的結構。所以，黨內民主先行的部分或者說重點也要放在地市和省市以上，也就是將這部分黨員作為黨內民主實踐的主體。

從黨代會常任制的角度來論述，地市級的黨員與縣市、鄉鎮的黨員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共同點就是作為黨員都應該在政治上保持對黨的信仰與忠誠，在組織上保持對黨組織的服從，個體要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力爭成為社會成員的模范。不同點是前者所處的政治工作生活環境和基層黨員不同，地市級以上相當一部分黨員干部。他們生活在城市，工作在黨政機關、國企、事業單位，也就是體制內工作的人數要多于基層黨員，自身工作和收入方面都比基層黨員有穩定的保障。不少人還有自己的專業事業追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也是過去一段時期所不具備的。這部分人構成了目前執政黨在組織中的穩定性最強的群體，是我們黨倚重的中堅力量。除了穩定性因素外，這部分黨員的理性大于感性，總體上他們受教育程度、參政議政能力都要高于基層黨員。一旦推行這一制度，他們能夠遵守制度安排，不僅是有序的，而且也是漸進的，并能較好地駕馭黨代會常任制各項制度賦予黨員和黨代表的責任。

［1］王長江，等.黨代會常任制理論與實踐探索［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

［2］王長江.黨內民主的核心在于競爭［J］.中國新聞周刊，2013，(2).

［3］［美］詹姆斯·R.湯森，等.中國政治［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90.

［4］朱云漢.臺灣民主轉型的經驗與啟示［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7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