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文主義對抗整體主義

摘要：波普爾認為柏拉圖的極權主義政治綱領可以表述為相互關聯的兩個最基本的方面：第一是阻止所有的政治變革，第二是回歸到自然中去；其政治要求則分為兩個層次，就其最基本的方面而言，主要指嚴格的階級區分與統治階級的優越地位，而從這兩個基本要求中又派生出統治階級壟斷保衛職責、教育審查以及國家自給自足等三個方面的要求。在此基礎上，波普爾批判了柏拉圖的整體主義的正義概念，建構了人文主義的正義概念；批判了柏拉圖所主張的包括自然特權原則、普遍的集體主義原則以及個人對國家的責任的原則在內的整體主義正義原則，建構了包括徹底的均等原則、普遍的個人主義原則以及國家和政府保護公民自由的原則在內的人文主義正義原則。

關鍵詞：波普爾；柏拉圖；正義觀；人文主義；整體主義

中圖分類號：D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6?0142?05

對偉大人物理想化的觀念長期以來左右著人們的思想，這在卡爾·波普爾看來是不利于文明的健康成長的。他認為文明要繼續存在就必須破除遵從偉大人物的習慣，對柏拉圖的全新理解與批判就是依據這種信念而進行的學術實踐。在柏拉圖之前，希臘世界已經開始了重要的過渡，即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變，這個轉變時代被波普爾稱為“偉大的時代”。在此時期，希臘正從部落主義過渡到人道主義。部落主義的典型特征是“他們對社會生活習慣那種神秘的或非理性的態度，以及與這些習慣相適應的嚴格性”[1]（322），即沒有能夠把社會生活中的規范性法則與自然規律區分開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政治制度是巫術部落制，經濟制度是自給自足，外交政策是閉關自守。

希臘部落封閉社會的瓦解可以追溯到占有土地的統治階級開始感到人口增長的壓力之時，由此而引發的階級沖突、商業的繁榮以及從事航海貿易的新階級的導致了原有生活方式的部分解體，這意味著“有機的部落社會”的結束。各種沖突的發生、社會秩序的動蕩、原有體制的無能、生活方式的變革以及新的思維方法的生成，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了文明的革新與脅變，這種脅變所給予人們的震驚與不安開始被人們感受到。對于這種困境，希臘精英階層出現了分野：一是主張退回到過去的保守主義者；二是成分復雜、左右搖擺的轉變時期的過渡人物；三是代表革新方向的

人道主義者。對于后兩者，本文不做主要分析，而單論前者的代表人物柏拉圖的思想，而且主要探討其正義觀，即主要分析波普爾對柏拉圖正義觀的批判。

一、波普爾對柏拉圖極權主義政治

綱領的批判

柏拉圖生活在政治沖突嚴重的時期，作為貴族，他有著參與政治的激情，然而社會的動蕩使他“看到萬物都毫無目標地擺來擺去……感到眩暈和絕 望”[1]（44），這種捉摸不定的困惑和迷惘使波普爾相信從社會進而萬物都在流變的感覺使柏拉圖采用了歷史主義的方法，“根據這一法則，所有社會變化都是腐敗、退化或衰亡”[1]（44）的，然而柏拉圖與其歷史主義前輩赫拉克利特不同的是，他同時又認為“人的道德意志在人類理性力量的支持下，可以違背歷史命運法 則——衰敗法則”[1]（47）。在波普爾看來，柏拉圖的政治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歷史主義學說，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其目的主要在于逃避歷史主義者所講的表現為社會革命和歷史衰敗的流變；其次他認為依靠人的理性建立完善的從而也是不參與歷史衰敗趨勢的國家就可以做到這一點；再次他相信這個完善國家的模型出現在遙遠的過去中，產生于歷史起源的

那個黃金時代[1]（53）。由此出發，柏拉圖認為那個曾經存在并且可以被發現被重新建立的理想國就不再是“我們心中的觀念”，而是比現實中的處于流變中的不穩定的國家更為真實的國家。

柏拉圖的歷史主義導致其政治要求的“反動”與“回歸”，而其政治綱領的所有要素又都導源于這些要求。波普爾認為柏拉圖的政治綱領可以表述為相互關聯的兩個最基本的要求：第一，“阻止所有的政治變 革”[1]（171），這與其理想主義的變化和靜止觀有關，在柏拉圖看來，變化是邪惡的，靜止是神圣的，任何變化都是偏離最好形式的衰敗表現，對于國家而言，如果國家是按照它最初的形式和理念復制而成的，國家就不會發生任何形式的衰變退化；第二，“回到自然中去，回到我們祖先時代的最初的國家”[1]（171），這與其自然主義的樸素一元觀有關，在柏拉圖看來，自然與本質、本質與起源基本上是等同的，回歸自然即是回歸本質、返歸原點、回歸最初的完美境地，對于國家而言，原始國家的建立與人類的本性相適應，因而是穩定的，為了避免國家流于衰敗，必須回歸國家的形式與理念，即重建與民主制相悖的原始的部落父權制，重新確立在種族、教育以及價值尺度上優越的少數人對無知的多數人的統治。

基于這種政治要求的政治綱領，在波普爾看來總共有五條，可分為兩個層次：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嚴格的階級區分，各有其分，各司其職，二是國家和統治階級共命運，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是國家的整體利益，因而需要對統治階級的生育和教育嚴格規定，對其成員的利益實行嚴格的監督和集體化；其次的三條是從這兩條派生出來的，一是統治階級擔負保衛者角色，對軍隊的品行、軍訓、接受教育等方面享有壟斷權，但被排除在任何形式的經濟活動之外，二是針對統治階級的智力活動必須有一套相應的檢查制度，必須進行持續的宣傳以統一他們的思想，同時還必須對在教育、法律和宗教領域中出現的一切革新進行阻止或鎮壓，三是國家必須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以避免統治階級對商人的依賴或自主經商。[1]（172）這些綱領在波普爾看來是以歷史主義為基礎的極權主義，他相信柏拉圖的政治綱領在道德上遠非優越于極權主義，二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為了批判柏拉圖的極權主義和反人文主義的政治觀，波普爾集中力量對其所提到的包括正義、智者和能人統治及真理、智慧、善和美等道德理念及其在柏拉圖政治要求中的分量進行批判性的檢討，由于正義理念不僅是其政治理論的出發點，也統攝了其它理念，同時鑒于篇幅所限，下文將主要分析他對柏拉圖正義觀的批判。

二、波普爾對柏拉圖整體主義正義

概念的批判

依據以賽亞·伯林的說法，柏拉圖的思想人格與藝術人格屬于刺猬，因為他能將“凡事歸系于某個單一的中心識見、一個多多少少連貫密合條理明備的體系，而本此識見或體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覺；……將一切歸納于某個單一、普遍、具有統攝組織作用的原則”[2]（25）。這種“具有統攝組織作用的原則”在柏拉圖那里就是極權主義的整體主義原則。波普爾在批判柏拉圖極權主義的整體主義正義觀之前，分析了人文主義的正義觀。他認為人文主義的正義觀意味著以下五個方面：公民的責任，即社會生活中所必須的對自由的限制應當平等分配；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視同仁；法律既不偏袒也不歧視任何單個公民或集團或階級；司法的法庭應當正義公正無偏見；國家向每一個公民提供的利益是均等的。

波普爾認為如果柏拉圖的政治學是建立在這種人文主義的正義觀之上的，那么就不能被稱為極權主義了，然而柏拉圖的正義所指并非如此，而是《理想國》中“公正”所指的“為了最完美國家的利益的一切”，這種最完美國家的利益的維護需要用保持嚴格的階級差別和階級統治的辦法來遏止一切變化。正義是《理想國》的中心話題，他認為“我們應當在城邦里開始我們的探究”（即探究正義的本質），“并隨后繼續在個人中探究，總是密切注意相似點”。[1]（157）柏拉圖認為城邦建立在人類的本性、需要及局限性基礎上，只有當城邦具備統治、保衛和生產三種功能時，城邦在經濟上才是自足的，與之對應的是，整個城邦的社會結構是一種層次分明的等級體系，最高者為統治者，最低位生產者，居中的是負責保衛城邦的輔助者。在城邦中“每個人只能干一項工作，也即，干那項最適合他的本性的工作”。由此他認為每個人應牢記自己的職責，只有“當城邦里的這三種自然的人各做各的事時，城邦被認為是正義的”[3]（157）；反之，三個階級之間的任何改變或混合將意味著城邦墮落退化的開始，因而是非正義的。這種正義觀表明“柏拉圖把正義與階級統治和階級特權等同了起來；因為各個階級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的原則，簡潔明白地說就意味著：只要統治者統治，工人們工作，而奴隸們被奴役，國家就是正義的”[1]（177），這意味著階級統治與階級特權原則的自然正當性，預示著等級世襲制的天然合法性。這種正義觀與人文主義的正義觀是相違背的，它不把正義看作是個人之間的一種平等關系，而視之為一種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視為以階級關系為基礎的國家整體的結構性關系。

在分析了柏拉圖整體主義的正義觀后，波普爾認為“在柏拉圖對正義的定義后面，呈現出他的極權主義階級統治的需要，以及他要使之變為現實的決 心”[1]（178）；同時他批判了那種認為其正義理念符合希臘語的慣常用法——意指某種整體性的東西——的觀點，他認為希臘人那里正義一詞和今天的個人主義和平等主義的用法極為相似，所以波普爾認為“在理想國中對正義整體性的反平等主義的解釋是一種創新，柏拉圖力陳其極權主義的階級統治是“公正的”，而這與現代人對“正義”的通常理解正好相反”[1]（186）。柏拉圖在對當時的理論進行探討時，忽略了正義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點，這種忽略有兩種解釋：一是他沒有注意到平等主義觀點，二是他有意回避。鑒于柏拉圖想有力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平等主義理論在當時廣泛流行的背景以及在《理想國》中與平等主義同意的民主信仰及實踐的被嘲笑諷刺，第一種解釋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只能解釋為是有意回避了。這種對平等主義的回避以及對正義概念的修改置換滲透著柏拉圖對平等主義理論的敵視和恐懼。

為了避免國家流于腐敗退化，城邦中的各個階級必須各司其職從而保持團結，這種和諧與團結使得統治者、輔助者與生產者應該固守其位，這種地位及其職責的不平等固然有利于社會的穩定，但穩定與團結只有在自由流動資源相當稀少而各種執政資源被統治者成功壟斷的極其封閉的社會中才能得以持久，然而這樣的條件在封閉社會開始解體的時候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說這樣的不平等的社會分工體系并不能保障城邦的和諧而只能顯示出柏拉圖的反平等主義和反人文主義的政治觀，當然其中也可能飽含著柏拉圖的極為強烈的救世感情。既然柏拉圖堅信不平等的社會分工體系能夠使已經陷入亂境的城邦重歸安寧，則下面的觀點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平等主義是他的頭號敵人，他將傾力摧毀它，毫無疑問就他的真實信仰看，平等主義是最大的邪惡，最大的危險”[1]（187）。然而，波普爾認為柏拉圖對平等主義的攻擊并不足信。

三、波普爾對柏拉圖整體主義正義

原則的批判

人文主義的正義理論包含三大基本原則：徹底的均等原則，即根除自然的先賦特權；普遍的個人主義原則；國家和政府保護公民自由的原則。對于這些原則，在《理想國》以及后來的所有著作中，在對平等主義運動的強有力的回擊中，柏拉圖提出了與之截然相反的原則：自然特權原則；普遍的整體主義原則或集體主義原則；個人保護并加強國家穩定的原 則。[1]（189?190）在波普爾看來，正是這些原則昭示了柏拉圖政治理論的極權主義性質。

（一） 對自然特權原則的批判

徹底的平等主義要求公民不分性別、年齡、種族、家庭出身、宗教信仰等因素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求公民受到公正無偏見的對待，“換句話說，它不承認任何的‘自然特權，盡管某些特權可能會被公民授予他們所信任的人”[1]（189?190）。這種觀點在當時的希臘是盛極一時的，它是那個偉大時代的平等主義運動的核心主張，用伯利克里的話來講就是：“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讓一個人負擔公職優先于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4]（147）。作為平等主義運動的反對者，柏拉圖認為天生的領袖應有自然的特權。在他看來，自然平等是虛妄的，人與人之間在德性、智慧、出身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因而認為對不平等的公平對待必定導致不平等，即城邦成員應該按照比例平等的原則分配權利、地位、聲望。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提出了三個論證來支持其反自然主義的自然特權原則。第一個論證是借用希臘人的“四主德”觀念來區分城邦的各個等級，他認為城邦的統治者、輔助者分別具有智慧、勇敢從而使城邦具備智慧、勇敢的特質，而節制則貫穿于城邦的各個階級，這樣城邦便具備了三種美德，“剩下的就是正義這個品質了，就是這個能夠使節制、勇敢、智慧在這個城邦產生，并在它們產生之后一直保護著它們的這個品質”[3]（154），而這種品質就是“每個人在國家內做他自己份內的事”[3]（155）。第二個論證從表面上看是具有平等主義特征的，柏拉圖用國家的統治者審理案件的例子來說明“正義就是有自己的東西干自己的事情”[3]（155）；然后將之擴大類比到生產者等級內部、生產者與輔助者及護衛者等級之間，認為他們的相互交換相互干涉相互替代會對城邦產生危害，進而他總結道“當生意人、輔助者和護國者這三種人在國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擾時，便有了正義，從而也就使國家成為正義的國家”[3]（155）。在波普爾看來，這一論證的惟一目的“就是要迫使讀者相信，‘正義一詞通常的含意，就是要求我們恪守自己的崗位，因為我們應當一直保有屬于自己的東西”[1]（195?196）。如此，以平等主義面貌顯現的正義事實上暗示了既存事實的合理性，否定了變革與突破的可能性，凸現了反人文主義的反平等主義特性。第三個論證則以人的靈魂的三要素——理性、激情和欲望——來類比國家的三個等級，柏拉圖認為，判斷國家是正義的標準同樣也適應于判斷個人，“當人的這三個部分彼此友好和諧，理智起領導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贊成由它領導而不反 叛”[3]（170），“每一個人……自身內的各種品質在自身內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也是正義的”[3]（169）；如此則“國家的正義在于三種人在國家里各做各的事”[3]（169）在波普爾看來，這種論證隱含著整體主義原則、公民個人的責任是保持國家穩定的原則，而這實際上推動著柏拉圖的政治理論走向極權主義的深淵。

（二） 對集體主義原則的批判

柏拉圖主張個體應當推進整體的利益，他認為“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并不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并非為了 你”[1]（200），這凸現了柏拉圖對整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強烈的有意識的情感要求，它包括對歸屬于某一集團的渴望，但更重要的是對利己主義的憎惡和對利他主義的道德要求。柏拉圖認為某人如果不能為了整體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就會是自私的。波普爾認為，柏拉圖實際上是將集體主義與利己主義相對立，然而“集體主義并不反對利己主義，而它也并不跟利他主義或無私相同一”[1]（200）。在波普爾看來，集體或集團利己主義并不反對自私，只是這種自私是一種擴大化了的自私，其本身與個人主義的利己主義并無不同，相反這種集體主義的利己主義是一種強制性的壓迫力量，而且“一位反集體主義者，即一位個體主義者，能夠同時是一位利他主義者”[1]（200），然而這種利他的個人主義在柏拉圖那里是不存在的，“根據柏拉圖的觀點，集體主義惟一的替代物是利己主義，他簡單地把所有的利他主義跟集體主義等同起來，把所有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中間劃上了等號”[1]（201）。

柏拉圖將個人主義等同于利己主義，其意圖不僅在于以此來捍衛他所心儀的集體主義，還在于視個人主義為自私者從而否定個人主義所飽含的人文主義氣息；對集體主義的直接肯定源于城邦各個等級各司其職才為正義的觀點，對個人主義進行混淆后所進行的攻擊源自于當時“個人主義也許比平等主義更像是維護新的人文主義信念的橋頭堡”[1]（201）。個人主義是古希臘時期關于正義理念的重要部分，在那時，“正義并不是——如柏拉圖可能會認為的那樣——國家的健全與和諧，而是一種對待個體的方式”[1]（201）。倡導個人解放的個人主義運動在當時的希臘世界是一場偉大的思想革命，它推動了封閉的部落制的解體和開放的民主制的興起，這種運動的蓬勃發展及其給社會帶來的震動，使得反對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柏拉圖有意或無意地混淆了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的界限，這與他無視平等主義理論從而未將它納入其批判的主要對象一樣是其反人文主義的策略。柏拉圖的正義觀中的集體主義原則，其目標是自覺控制一切社會力量，在深層次上有著傲慢的集體主義方法論的支撐，這種集體主義方法論“不滿足于在這個過程中所有個人能夠獲得的局部知識，它把自覺控制的要求，建立在自以為能夠從整體上理解這個過程并以系統的方式利用全部知識的假設上，由此直接導致了政治上的集體主 義”[5]（90?91）。這種政治上的集體主義具體體現為上述的柏拉圖的極權主義政治綱領。

（三） 對國家本位原則的批判

柏拉圖關于個人的責任在于保護國家的穩定的觀點與其集體主義原則是相適應的，也與其關于自然特權原則的第三個論證有關。柏拉圖認為政治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國家利益，只要是能夠增進國家利益的都是好的、善良的、正義的，而威脅國家利益的就是壞的、邪惡的、非正義的，服務國家的行為就是道德的，而威脅國家的行為就是不道德的，“換言之，柏拉圖的道德準則是嚴格的實用主義，它是集體主義或政治實用主義的準則；道德的標尺是國家利益，道德不過是政治的保健術”[1]（209）。這種認為善就是為自身所屬的部落、集團以至于國家的利益服務的集體主義的道德理論要求國家的包括政治、經濟、宗教、文化、軍事在內的一切措施以國家利益為中心，要求個人處于服從的地位，要求個人各守其位、各司其職，政治的目標與政治取向及其政策所構建的極權主義體系就由此而生發出來了。在極權主義的國家中，個人只是這個龐大機器的一個零件，這個零件是以兩種方式來體現其“品德”的：“第一種，它們的尺寸、形狀、力量等必須符合自己的工作；其次，每一個都必須安裝在恰當的位置并且必須固守這一位置”[1]（210）。前者要求各盡其才、各顯其能，這是城邦和諧的前提，后者要求各自固守其崗位，這是城邦穩定的關鍵，只有兩者緊密結合，城邦才能持久穩定。固守崗位的美德是城邦中各個等級的人所共有的，同時他們對整體而言也是一種美德，這種在柏拉圖那里是普遍美德的正義被波普爾認為是極權主義道德觀，但同時波普爾又認為“不能簡單地說極權主義是非道德的，它是封閉社會——集團式部落的道德，它不是個人主義的自私，而是集體主義的自私”[1]（210）。

波普爾認為柏拉圖的國家觀是對新興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國家理論的反抗，柏拉圖的國家理論所要回答的是國家的本質與起源這樣的根本問題，這正是其極權主義國家觀的起點，而人文主義的國家觀采用政治要求的語言回答的是這樣的問題：“我們應當從國家要求什么，我們打算把什么當成是國家行動的合法的目的”，[1]（211）其根據在于只有當知道了自己的需要時，人們才能開始構建適合自己需要的政治制度。柏拉圖認為階級統治對于國家穩定十分重要，同時主張限制統治階級的剝削特權，但這只是出于實用主義的穩定統治的需要，只是為了防止統治階級腐化墮落，但這并不妨礙其國家理論的極權主義性質。

四、結論

在柏拉圖身上，我們還是可以發現一些人文主義的思想；但這些并不能妨礙其思想在整體上的極權主義傾向，然而這卻是近代以來尤其是極權主義在世界橫行之時才被揭示出來從而為一般讀者所知的，在歷史長河中柏拉圖思想中的人文主義因素長期被放大，而這其實是遮蔽了柏拉圖作為思想家的真實面目。對偉大人物進行理性化裝飾的傾向一直以來就存在著，然而對理想化傾向進行祛魅，不僅需要去理想化的人具有直面眾人指責批判的勇氣，更需要他們保持一顆尊敬與客觀的心，而波普爾正是這樣的人，他對柏拉圖的理性批判在筆者看來，確實是客觀公正的。

柏拉圖的整體主義正義觀，有一種理性的自負和知識的僭妄，在知識論上是全能主義的，其邏輯后果是極權主義的政治統治，當其運用到政治實踐中時所產生的必然是不平等的和不自由的秩序。波普爾對其正義觀的深刻和系統的批判，有助于人們認識到柏拉圖正義理論所潛含的危險，或許，我們應該記住波普爾的好友哈耶克的告誡：“社會研究者認識到自己的知識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便應懂得謙虛為懷的道理，不至于再去充當那些極力想控制社會的狂妄之徒的幫兇；這種做法不但會使他成為自己同胞的暴君，并且可以使他成為一種文明——它不是出自哪個頭腦的設計，而是通過千千萬萬個人的自由努力成長起來的——的毀滅者”[6]（415）。

參考文獻：

卡爾·波普爾.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

以賽亞·伯林. 俄國思想家[M]. 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11.

柏拉圖. 理想國[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6.

修昔底德.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上冊[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9.

弗里德里?！ゑT·哈耶克. 科學的反革命： 理性濫用之研究 [M]. 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12.

弗里德里?！ゑT·哈耶克. 哈耶克文選[M].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7.

Humanism against holism——Poppers critique of Platos idea of justice

LUO Xuefe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Poppers opinion， Platos platform of totalitarianism can be expressed in two related fundamental aspects： the first one is that all the political changes should be prevented， the second one is that people should go back to the nature. Platos political demands included two levels， the most basic demand mainly referred to strict class divisions and the superior position of the ruling class， the derivative demand consisted of guard duty monopolized by the ruling class， educational observation， and self-sufficiency of the nation. On this basis， Popper critiqued Platos concept of holism justice， and constructed the concept of humanism justice； and he critiqued Plato's holism principle of justice， which consisted of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privilege，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collectivism， and the principle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untry， and constructed the humanism principle of justice， which consisted of the principle of complete equality，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sm，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state and government should protect civil liberties.

Key Words： Popper； Plato； idea of justice； humanism； holism [編輯： 顏關明]

收稿日期：2013?04?23；修回日期：2013?10?27

作者簡介：羅雪飛（1985?），男，河南南陽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2011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思想史，思想史研究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