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爵士樂》的女性人物塑造藝術

摘要：從敘事學的角度對托尼·莫里森的重要作品——《爵士樂》中女性人物進行了獨辟蹊徑的考察， 指出莫里森在塑造人物時成功運用了獨特的命名方式、碎片式敘述以及系列鏡像人物的設置等多種藝術手段，因此她筆下的人物不再是固定的類型，而是具有豐富的內涵與復雜的個性。

關鍵詞：《爵士樂》；莫里森；女性人物；敘事藝術；人物命名；碎片代敘述；鏡像人物設置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6?0197?05

《爵士樂》（Jazz，1992）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第六部小說。小說以“爵士樂”時代紐約的哈萊姆區為背景，情感沖突為焦點，敘述了南方黑人夫婦喬和維奧萊特背井離鄉奔赴北方城市謀求生路的坎坷經歷。自問世以來，《爵士樂》吸引了眾多研究者的批評目光，人們從各自的角度對之進行解讀，涉及的話題有主題、文本結構和后現代性敘事等。遺憾的是，對于小說中的人物這一關乎小說全局的問題， 研究還多有欠缺。事實上，無論是在傳統敘事作品中，還是在現代或后現代敘事作品中，人物始終是敘事的基本要素之一。北京大學申丹教授將敘事作品中的人物類型劃分為“功能性”人物和“心理性”人物。他認為，“功能性”人物是“從屬于情節或行動的‘行動者”；而“心理性”人物則“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實質的（逼真的）‘人”。 [1]（51?61） 這種歸納雖“注意到了人物在情節中的功能”， 但并未“囊括敘事文本中的人物形態的全部”，仍有一些人物很難在“所規定的人物類型中找到自己的歸 宿?！盵2]（146）莫里森筆下的人物亦如此。因此，本文將借助敘事學理論，從敘述手段、方式和人物關系等方面對《爵士樂》的女性人物塑造藝術予以解讀。

一

我們知道，《爵士樂》最引人注目的是敘事藝術和人物塑造，而這兩者又相輔相成。論及人物塑造，還得從人物的命名說起，因為這是莫里森表現人物性格

特征、揭示人物背景或預示人物命運的重要的敘述手段。

非洲黑人對名字極為重視，通常將之與祖先、命運、榮譽和尊嚴聯系在一起。被販賣到美洲之后，黑人一無所有，自由被剝奪，甚至連自己原來的名字也無法保全。這不但給他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傷痕”，而且還使他們淪為了“文化孤兒”。因此，黑人的姓名不單單是稱謂問題，而且還表現了他們的“自我意識和文化歸屬意識”。[3]（6）這解釋了為什么包括莫里森在內的美國黑人作家在創作中都格外重視人物命名的原因。

人物命名是一種創作藝術。莫里森筆下許許多多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在一定程度上與作家賦予各色人物極具鮮明個性的姓名有關。在莫里森的研究中，她豐富多彩的人物命名方式一直是國內外學界關注的焦點。中國期刊網收錄的論文多達12篇。學者陳法春還專門針對命名方式和翻譯問題進行了詳細的探究。在他看來，莫里森的命名方式可概括為五種：①無特別意義的姓名，如Claudia， Alice等；②專名，如Breedlove， Peace等；③《圣經》里的人物名字；④綽號、舉偶法指代人物，如Chicken Little，Milkman，Guitar；⑤以一個名字加復數同時指三個人，如《秀拉》中里夏娃收養的三個孤兒。[3]（6）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許多論述大多從文化語境來解讀與評判， 卻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小說中的人名，特別是專名對人物形象重要的塑造功能。本文中，筆者主要就專名展開討論。

所謂專名，指的是“敘事虛構作品中作者給特定

人物所取的專用名字”。[4]（205）一般來說，專名有兩種功能：暗示與粘結。由于名在前，人物的行動在后，在讀者尚未讀出人物的人格特征之前，專名就已經在讀者心中留下了印象。自然，人物形象涉及到人物與環境、人物性格發展與敘述方式等諸多層面，但先前出現的專名往往對形象的生成造成一種暗示。專名另一種功能就是粘結。若與人物的性格契合，名字便與性格形成了一個有機的統一體。由于專名本有固定含義，新語境使然， 它勢必會成為原名的一種諷仿。[5]（58）可見，作家使用人名主要是為了表現其對刻畫人物、構造形象的主體傾向。

在《爵士樂》中，莫里森充分利用了人名的多項指涉功能。小說中喬的母親被稱作瓦爾德（Wild），而“wild”一詞又具有多種意義，如瘋狂、野蠻、失去控制等，也可視為瘋野人的象征。在被丈夫拋棄后，瓦爾德失去了自我，棄兒子而不顧。為了躲避男性的法則、秩序，她躲進樹林，棲居洞穴，赤身裸體，行動類似野獸。她嚎叫、大笑，歌唱，但不開口說話，僅用一種最原初、最原始的身體語言——用觸摸進行交流?？梢?，Wild極其精煉地概括了人物的形象與性格特征， 也傳達出作者對那些不知如何言說、打破男權象征界的黑人女性給予的同情。

小說中還有一類標示人物品行的名字，如特魯（True）?！皌rue”在英語中有真實、真誠、正直之意。顯然，這一人名不但與人物的身份十分切合，而且還是人物行為品質的一種寫照。作為奴隸，特魯在長達34年中全心全意服侍主人一家，無疑是對主人順從、忠心耿耿。與一般愚忠保姆不同的是，特魯也很務實，有主見，向往自由。雖然她離開丈夫、孩子去巴爾的摩是聽命于女主人，但她也有著自己的打算。首先，她不愿錯過見識大城市的機會；其次，她想通過自我犧牲來贖回家人的自由。得知女兒一家身陷困境，她又運用自己的智慧，以“行將就木”為由，辭去了工作，并且還從女主人那里討回了自己的工資，幫助女兒一家度過難關。不難看出，True具有雙重含義，一則暗示特魯忠實于主人，二來表現她的務實和精明。因此，人名基本實現了刻畫人物性格的創作意圖。

《爵士樂》中一些女性人名源于花草，如羅絲（Rose），維奧萊特（Violet），體現了陰柔之美，流露出作家對其珍愛之情。Rose有玫瑰之意，是愛的象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羅絲一生中最缺失的就是愛。童年時期，奴隸制剝奪了她的母愛，使她成了一個沒有做過女兒的人。成家后，她又經歷了丈夫一次次的拋棄和等待。如此一來，人名與人物的命運形成反襯，從而收到了反諷的效果。而“violet”原意為紫羅蘭花，有著寧靜而不張揚的特性。作家以此為人物命名，一方面是為了揭示人物的外部特征，因為維奧萊特愛穿紫羅蘭花的衣服；另一方面，“violet”又與 “violent”諧音，暗示她行為上的瘋狂。在丈夫的“奸情”敗露后，維奧萊特喪失了理智。她歇斯底里大鬧第三者多卡絲的葬禮，企圖用刀割破死者的臉。小說中的另一細節也很能說明問題。由于生活的貧困，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流產，放棄做母親的權利，這是她從母親羅絲自殺中獲取的教訓，“不管發生什么事，絕不能讓一只黑色的小腳丫靠著另外一只，餓著小肚子嘴里喊媽媽”。[6]（102）隨著年齡增長，她渴望做母親的意識日趨強烈。在一次上門給客人理發時，她竟發展到去偷別人的孩子，將之據為己有。因此，作者利用諧音法將其行為的瘋狂刻畫得入木三分。諧音，作為一種“情節補償”策略，對于預示故事發展， 引導讀者理解人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說，莫里森對專名的使用并不是“機械地粘結各人性格特征，而是把它們作多維向度的有機組合”，[7]（226?227）以實現“以人名寓意， 以人名渲染情感色彩， 以人名塑造人物”之功能。[8]（120）

二

《爵士樂》中人物塑造的另一特點就是碎片化的敘述。也就是說，小說中人物形象的生成并非集中于某一個單元，而是由分散在全書中的許多片斷組合而成。在片斷的先后秩序上， 莫里森也不是按時間進程有序展開，僅僅以某一人的回憶為主，而是不斷轉換人物的視角，從而步步深化，共同完成對人物形象的建構。誠然，從這些片斷中讀者很難得到一幅完整的肖像，他/她只能見到人物的碎片性、多重性，但如果讀者“積極”閱讀，將凌亂的碎片加以整理， 人物的整體形象還是依稀可辨的。

據筆者初步統計，《爵士樂》中有名姓出場的女性人物共有12人。在敘述方式上，莫里森盡量避免雷同。比如羅絲的形象，她在小說只是一個次要人物，全書提及她的地方一共才九處，略為詳細的敘述均來自維奧萊特一人的回憶，加起來也不過三、四個片斷，但作家最終將碎片化的敘述轉化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完整形象。這是莫里森在小說創作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在第一個片斷中，維奧萊特回憶了白人抄家奪產的一幕。眼見自家的牲畜、農具和家當被搜刮殆盡，母親羅絲束手無策，沉默無語：

……[她]抱著一個空杯子坐在那里。他們[白人]從她的身子下面把桌子抽走，然后，她正在那兒自己坐著呢，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手里拿著杯子，他們又回來翻倒她坐的椅子。她并沒有馬上跳起來，所以他們晃了晃椅子，但她還坐在上面——怔怔地看著前方——他們就把她從椅子推倒下去，就像你要把貓弄到桌子座位下面，可又不想碰它，也不想把它拎起來抱到懷里時那樣?！璠6]（102）

在上面的敘述中，莫里森拒絕解答白人抄家奪產的原因，只是將羅絲的無奈與白人的冷漠無情并置在一起，以凸顯她的柔弱和無助。接下來的片斷是羅絲丈夫衣錦還鄉的情景，講述他棄家的原因。羅絲下葬兩個星期后，她的丈夫榮歸故里。他攜帶了巧克力、金條、蛇油和用來安慰她無助脊梁的絲織靠枕，不料卻為時晚矣。另一片斷為維奧萊特對苦命母親自殺原因的推斷：

那是怎么一回事，我納悶，她不能忍受、不能再次忍受的那最后一件事是什么？是襯衣最后洗得太爛，爛得沒法再補了，于是成了抹布嗎？也許是關于洛機山里的四天絞刑傳到了她耳朵里：星期二絞男人，兩天以后絞女人。要么就是那條新聞，說的是合唱團里的男高音給人截了肢，綁在一根木頭上；……也許是在熱望（過去曾經是希望）失去了控制夜晚過后的早晨？當時渴望攫住了她，然后將她拋開，最終跑掉，保證回來像印度橡皮球一樣再回來拍打她嗎？……[6]（106）

在這里，維奧萊特猶如藍調歌手一般，道盡了在戰后社會轉型時期黑人所經歷的種種痛苦：選舉權被剝奪，期望成泡影、私刑空前泛濫、種族騷亂不斷。至此，莫里森借助碎片化的敘述大致完成了羅絲形象的構建。如果將這些支離破碎記憶聚集起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它們構成了一個絕望的棄婦形象。丈夫棄家后，羅絲不得不獨自務農，承擔養育著五個孩子的職責。時值荒年，蟲災、水災使農業深受其害，棉花收成大量減產。羅絲也因農作物歉收而無力繳租，于是農場主派人抄家奪產。事實上，白人狠心奪產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其丈夫對政治的介入。她丈夫加入了主張重新調整債權和財富的政黨，并在積極協助黑奴適應新環境，替他們爭取投票權。由于擔心落入白人手中而被絞死，他不敢貿然回家，選擇了在外謀求經濟的提升。意識到白人遲早會找上門，羅絲自忖與其被人蹂躪，不如自殺了事，同時，她也厭倦了不斷被丈夫拋棄又不斷等待的生活，最終長眠于井底，以求解脫。碎片化的敘述使得羅絲雖然著墨不多，但卻是很有深度的形象。

多卡絲這個人物的塑造則是多種敘述方式的融合。同樣是碎片化敘述，但在形式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貞浧瑪嗍怯啥嗳说臄⑹鼋M合而成，既有敘述者的敘述、姨母愛麗絲的回憶，生前好友費莉絲、情人喬的追敘，也有多卡絲本人的內心獨白。在小說的第一章，多卡絲已經去世，維奧萊特因心生妒嫉瘋狂打聽她的情況。她從愛麗絲那兒要來了多卡絲的照片，還將其生前好友費莉絲請到家里，進行詢問。第三章敘述了1917年東圣路易斯的種族的騷亂，從中引出多卡絲少女時期所經歷的種種創傷，如九歲時她成了孤兒，“五天里參加了兩次葬禮”等，并且還交代了她和愛麗絲之間的矛盾，如愛麗絲對她的管教以及她反叛行為產生的背景。第五章是喬的回憶。他在敘述其人生重大變化時，講述了他與多卡絲戀情的變故以及槍殺多卡絲的事件。第八章為多卡絲臨死前的內心獨白。當人們追問殺人犯的名字時，她并不作答。她這么做，一是為情人的犯罪行為開脫罪責，二是出于感恩，因為喬的出現使她有機會喊出多年埋藏在心底的心聲——對母親的思念。在第九章，費莉絲去維奧萊特家作客，描述了多卡絲的外貌特征，她與喬的關系以及她們之間的友誼形成。誠然，這些零散性敘述無時序可言，順序也不分先后，但直接作用于多卡絲這一形象，為讀者形成了一個累積性結構（cumulative construction），一種“破碎”的集合。以此看來，碎片式的敘述方式不但主張讀者參與人物的構建，使人物在讀者的解讀過程中變得鮮活、完整起來，而且還強調讀者認知人物的動態性，因為“讀者對人物的理解是隨著文本的展開而不斷深化的，是一個動態的認知過程”。[9]（71?72）

三

莫里森十分注重小說人物關系的設置。她往往圍繞主要人物精心建構一系列人物組合，形成性格、觀念和寓意上的對比或對稱，以展現人物的多面性和人性的復雜性。

《爵士樂》中核心人物有三個，即喬、維奧萊特和多卡絲。莫里森以三人為中心，構筑了四組女性人物。首先以喬為中心，設置出維奧萊特與多卡絲的對稱關系。從年齡上看，二者可視為母女。在感情糾葛中，她們卻是一對情敵。作為喬身邊的兩個女人，前者是妻子，年過半百，因生活的打磨已無風韻可言，而后者為情人，年輕貌美，充滿活力。維奧萊特是從鄉村漂泊至城市的移民。為了在城市開拓新的生活，她終日奔波，做起了沒有執照的美發師。經過20年的打拼，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她仍然無法擺脫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貧困，她變得封閉、冷漠而自私，陷入人格分裂的狀態之中。而多卡絲完全是在城市的喧囂中長大的黑人少女，沒有經歷過南方種植園的苦難生活。從這一點來看，她應該屬于幸運的一代。但在醉生夢死、及時行樂的爵士精神影響下，她選擇了一種自甘墮落的生活。她生活毫無目標，精神極度空虛，唯一的樂趣就是到處尋求感官刺激，最后在情感的游戲中喪失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如果做進一步探討，可以發現，這對女性人物還是有一些共通之處。關于維奧萊特，小說大量渲染母親自殺給她帶來的傷痛，戈登·格雷故事所引起的身份迷茫以及她在城市生活環境中所形成的精神危機。在多卡絲身上，作家刻意留下了種族主義罪惡的烙印，設計了其父母喪身于種族騷亂的事件以及她失去父母的痛苦。通過這樣的人物關系設置和不同的城市生活經歷的再現，莫里森揭示出釀成她們生活悲劇的多種原因，蓄奴制的余毒、種族暴力、殘缺家庭、情感異化等，同時也把黑人在社會轉型中急切期望得到改變的復雜情感溢于紙面。

其次，以維奧萊特為中心，構筑了多卡絲和費莉斯的對比關系。她們年齡相仿，就讀于同一所學校。莫里森把費莉斯設置為與多卡絲判然兩樣的人物， 并將她們安置在同一幅畫面中， 其目的在于以多卡絲的自私、冷酷來襯托費莉斯樂于助人、富有同情心的性格特征。雖說性格迥異， 但對父母愛的渴望將二人聯系在了一起?；蛟S是相似的境遇，或許是共同反抗侮辱她們黑人身份的侵犯者的經歷，她們在其中締結了姐妹情誼。然而，由于不同的價值觀和性格特點，她們二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歸屬。讓這樣兩個人物相對而出，作家書寫了性格決定命運這一經典主題。

再次，以多卡絲為中心，設計了維奧萊特與愛麗絲、維奧萊特與費莉斯的戲劇性關系。為了弄清丈夫和多卡絲戀情的內幕和了解多卡絲的為人，維奧萊特頻頻造訪愛麗絲。起初，愛麗絲對她很排斥，將她拒之門外，但最后被她的誠心所打動。促成這一戲劇性轉變的根本原因是她們相似的經歷和敞開心扉的對話。像維奧萊特一樣，愛麗絲也是從鄉村來到城市謀生的一族，并經歷了被男性背叛的情感磨難，但她最終原諒了丈夫，走出了困境。在二人的關系中，愛麗絲逐漸展現朋友、姊妹、乃至祖先（maternal ancestor）的身份，引領維奧萊特走上療傷之路。更重要的是，愛麗絲將自身的經驗和體會和維奧萊特分享，使她身體內長期處于分裂的兩個“維奧萊特”慢慢靠近。同時，她還以一個母親的博大胸懷勸導維奧萊特和丈夫重溫舊愛，以寬容、仁愛之心去面對未來。

在化解維奧萊特與多卡絲的怨恨中，還有一位女性人物功不可沒。她就是費莉斯，多卡絲生前的好友，后來又成為了維奧萊特夫婦的朋友。多卡絲死后，她沒有像眾人一樣躲避維奧萊特夫婦，而是多次拜訪他們，講出事實的真相，幫助他們走出悲劇的陰影。與此同時，維奧萊特也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化作縷縷故事對這位年輕女孩進行啟蒙和引導。不但如此，她還把從戈登·格雷故事中所得的教訓與費莉斯那只母親送的戒指串連起來，告誡年輕女孩要警惕主流媒介中白人意識形態的存在。從維奧萊特身上，費莉斯學到了如何認識自我，認同自己的母親以及直面生活的勇氣。如果說，愛麗絲的母愛讓維奧萊特發現而豐富了對自我的認識，那么維奧萊特對費莉斯行使母愛職能使她建構了自我，并由此延伸了小說的主題。正如戴維斯所說：“母愛和療傷有著錯綜復雜的聯系，……黑人婦女在她們人生的特定時刻會訴求療傷和更新，當需要的時候，黑人婦女自己不得不成為彼此的療傷者和母親?！盵10]（41）

此外，一組次要人物，瓦爾德和羅絲也系掛在中心人物喬和維奧萊特身上，構成了生活在精神崩潰的邊緣弱勢群體——棄婦形象。她們二人雖結局各異，但命運相似，都是性別壓迫的受害者，唯有以“自殺”或“沉默”的方式表達自己無聲的抗議。通過這組小人物的命運，莫里森傳達了她對家庭責任和男性自由之間的關系的思考，為沉默的母親鳴不平。

從上述人物關系結構中，不難看出人物的安排是莫里森進行小說總體構思和人物塑造的重要環節。在操作上，她常常通過主要人物來組織人物關系。這種做法自然有著諸多的益處：既能寫出人物與人物之間的多種聯系，創造出豐富的人物畫廊；又能讓這些人物在各種關系中顯示出各自不同的性格側面，形成顯著的人物鏡像效應，從而有效地豐富小說的審美內涵， 深化主題寓意。

四

本文所探討的三個方面絕未窮盡莫里森人物形象的塑造藝術，但集中體現了作家的創作理念和美學思想。

在美國主流文學作品/主流意識形態中，黑人婦女的形象普遍被刻板化、單一化。具體歸結起來，黑人婦女形象有四種：照料孩子的愚笨的“老媽子”、情愿供人發泄性欲的蕩婦、靠救濟過活的福利母親和愛施淫威的母老虎等。其實，刻板形象原本是象征，以區別于其他形象，但因其時常出現在觀眾眼前，久而久之，它便成了某物或某人在觀眾心目中的普遍的替代品。莫里森不同凡響之處在于她始終為黑人婦女寫作。她指出：“我為黑人婦女寫作，我們不像白人女性作家那樣把男人作為講述對象。我們也不像黑人和白人男性作家那樣相互攻擊。黑人女作家以不能原諒的/愛的方式看待事物。她們的寫作是為了重新占有、重新命名、重新擁有?！盵11]（46）不難看出，莫里森道出了自己的創作理念，即在創作中“不僅要讓別人聽到自己的聲音，改變以男性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和語言結構，或發現新的形式和語言表達自己的經歷，還要試圖把她們標簽化的固有的男性寫作進行顛覆或去神秘 化”。[12] （94）

不過，莫里森對黑人女性的重新書寫并不意味著標新立異，而是將傳統和后現代主義小說人物塑造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如前所述，一方面，她借鑒了傳統小說人物塑造的手法，比如說，采用專名、人物的鏡像組合；另一方面，她也吸納了后現代主義小說人物塑造的原則，如敘述的碎片化和不確定性。通過這些敘述策略，莫里森不僅突出了人物形象的“召喚”功能，人物建構的動態性和整體性，而且還展示了黑人女性人物的多面性和人性的復雜性。因此，她筆下的女性人物“不再是固定的類型，而是具有豐富的內涵與復雜的個性”，[12]（94）充分體現了她獨特的人物觀和藝術觀，并且還是一種文化建構活動。[13]（98）所以說，探索并總結莫里森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創作經驗，無論是對于深入認識和理解莫里森的小說及其創作上的貢獻，還是豐富我國小說創作理論和實踐都很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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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rt of Characterization in Toni Morrisons Jazz

YAO Peizh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 case study of women characters in Toni Morrisons Jazz from th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It holds that Morrison successfully shapes characters by using various narrative skills such as unique ways of naming， fragmented narr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mirror structure of characters. Therefore， Morrisons characters are no longer fixed stereotypes but embodied with rich meanings and complicated personalities.

Key Words： Jazz； women characters； narrative skills

[編輯： 胡興華]

收稿日期：2013?06?04；修回日期：2013?09?2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1BWW057）；湖南省“十二五”教育規劃一般項目（XJKO11BGDO24）

作者簡介：姚佩芝（1958?），女，湖南衡陽人，湖南涉外經濟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非裔美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