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研究

廖林燕，王燕飛

（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云南昆明，650091）

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研究

廖林燕1，王燕飛2

（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云南昆明，650091）

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云南跨界民族與境外跨界民族相互往來日益密切，并表現出跨界民族主義意識不斷增強的趨勢。根據我們的調研及其他一些研究成果顯示，其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總體上并沒有呈現此消彼長的關系，相反，云南跨界民族在共同的民族認同的基礎上表現出較為明確的國家認同。從未來發展趨勢看，現實利益越來越成為影響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的關鍵性力量。不可忽視的是，現實當中的一些問題正在對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帶來一些不利影響。

國家認同；云南跨界民族；特點

云南地處我國西南邊疆，如果從整個東亞乃至世界發展格局來審視西南邊疆，西南邊疆的地位將會越來越凸顯。而西南邊疆的安全與穩定局勢，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越來越以各個民族尤其是跨界民族對國家的政治認同與歸屬作為前提。我國是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之間的和諧相處以及國家的穩定與發展無不以各民族對國家的認同為前提。而在各民族對國家的認同中，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對維護邊疆地區的和諧穩定又具有極其突出的作用。由于是同一民族分布在相鄰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跨界民族所處的這一特殊地緣環境，使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更容易受到其他認同因素的影響；同時，也正是由于這一特殊的地緣環境，賦予了跨界民族國家認同研究更為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目前有關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問題，是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同時也是爭議的一個焦點。本文試圖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梳理和回應，作為研究展開的邏輯前提；在此基礎上，主要綜合目前較具典型的研究資料及成果，并結合作者的實證調研，對云南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展開研究。

一、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

基于國家認同對于多民族國家統一和穩定的重要意義，族群的國家認同問題一直是國際關系、民族政治、民族學等多學科多領域關注的一個重點。多學科、多視角的研究將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問題不斷推向深入，同時也引起了一些爭鳴，突出表現在圍繞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問題日漸分化出三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是矛盾沖突論。這種觀點把過高的民族認同視為對國家認同的一種挑戰。如有觀點指出，“在全球化過程中，現代民族國家尤其是后發展國家面臨著‘去中心化’的威脅，國家認同出現嚴重危機……所謂‘去中心化’，就是國內子群體對國家的疏離意識及由此產生的地方復興現象，‘中心’即國家，去中心化的主體是宗教、種族、區域等次國家組織?！保?］也有觀點指出，“多樣性的民族認同及其增強，會對國家認同產生某種消解性的影響，導致對國家認同的侵蝕”［2］；尤其是“高強度的民族認同往往又會削弱、侵蝕乃至消解民族成員對國家和國族的認同。特別是民族認同在民族主義的驅使下附加了政治色彩的時候，民族認同將會對國家認同與國族認同構成巨大威脅”［3］。

另一種是調適共生論。這種觀點更傾向于強調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兩者共存和統一的基礎，認為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和諧共生的可能性。如有觀點認為，“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長期并存的事實，并不意味著必然有沖突發生?！保?］也有觀點指出，“作為一種可替代的選擇，我們需要以包容性思維觀念，從和諧視角來看待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5］類似的觀點還有：人為地把兩種不同屬性和不同層次的認同對立起來是一種誤區，在我國“只要認同自己的民族歸屬就已經認同自己的國家”，“民族認同并不必然排斥國家認同”，表現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不處在一個層次上，并不必然矛盾，相反，民族屬性有時存在的無法選擇反而強化了民族認同并由此達成組織單一民族國家的愿望?！保?］在如何處理兩者的關系上，有觀點指出，“民族認同是無法被替代和祛除的，而那些旨在弱化民族認同的種種政策實踐也往往會適得其反，民族認同非但沒有被弱化，反而被增強了，甚至還可能激發出始料不及的民族分離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結果?！保?］

隨著這兩種觀點的爭鳴，也引發出另一種觀點，這種觀點強調對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關系問題的討論要特別注意其探討的地域性范圍。如黎爾平認為，因為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的情況不一，中國各省和世界各國所面臨的民族問題情況千差萬別。以云南為例，若脫離了云南的實際，試圖讓其成為具有普適性的民族政策模式，其后果將很難預測。進而，他指出，“諸多學者所討論的民族認同和博弈問題更多地適合于西藏、新疆等地區，不適合云南。云南25個少數民族在國家認同問題上與其說是博弈、挑戰，毋寧說是通過認同形成的差異獲得旅游資源和國家政策的優惠……云南少數民族的社會發展鮮有涉及到國家認同問題?！保?］

針對目前學界有關國家認同問題研究中出現的爭議，本文認為，無論是矛盾沖突論，還是調適共生論，更多基于研究路徑的不一樣，或者研究范疇的不一樣。因此，厘清、界定研究所討論的地域性范圍，將研究范疇和研究方法進一步明確化，顯然有助于避免不同研究領域之間的誤讀，進而增進不同學科、不同領域之間的學術交流。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本文在對云南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展開研究時，在研究方法上，主要綜合目前學界較具典型的研究成果的主要觀點，并結合作者的實證調研進行考察、分析。在研究視角上，通過融入比較研究的視域，著重與西南其它地區、西北地區跨界民族國家認同情況比較的基礎上，梳理、提煉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的地緣環境與基本特點。

二、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的地緣環境

國家認同，是各民族對自身與國家關系的一種確認。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中華民族認同、國家利益認同和國家信仰認同，具體表現為對國家的歸屬感、政治效忠、責任、自豪感，以及愛國主義的情懷等。在多民族國家語境下，國家認同是將各民族及其成員緊密聯結在一起的重要政治紐帶。在各民族對國家的認同中，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對維護邊疆地區的和諧穩定以及國家的統一又具有極為突出的作用?？缃缑褡迨紫仁敲褡逋瑫r又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而現在分布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并在相關國家交界地區毗鄰而居的同一民族”［9］。由于跨界民族所處的特殊地緣環境，如跨界民族與境外同族在地理位置上的毗鄰，以及與境外同族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程度的聯系，使得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更容易受到其他認同因素的影響。因此，具體考察、呈現跨界民族所處的地緣環境顯然是全面分析其國家認同特點的基本前提?？傮w來看，同一民族交錯跨居，相互之間往來密切，以及跨界民族主義意識的不斷增強，構成我國云南邊界特有的地緣環境，同時也構成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特有的地緣環境。

第一，從跨界民族的分布來看，云南跨界民族與境外跨界民族呈現出交錯雜居的分布格局。

在目前我國被識別的跨界民族中①目前我國約有30個跨界民族。，西南地區是跨界民族最多的地區，同時也是世界跨界民族分布最為集中和廣泛的地區之一。在我國西南的云南、廣西、西藏這三個?。▍^）中大約分布著20多個跨界民族。其中，又以云南的跨界民族數量最多，達到16個，分別是壯族、傣族、苗族、彝族、瑤族、哈尼族、景頗族、布依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阿昌族、獨龍族、怒族、布朗族和德昂族。

從跨界民族的地理分布來看，云南跨界民族聚居地與境外跨界民族聚居地雖為國界所分隔，但基本呈現出相連成片、相互交錯的分布格局。目前云南境內的16個跨界民族主要分布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臨滄市、普洱市、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8個州市。與此同時，境外同族分別分布在緬甸的克欽邦和撣邦2個邦，老撾的豐沙里、南塔、波喬、烏多姆塞、瑯勃拉邦、華潘、川壙、沙耶武里8個省，越南的河江、老街、萊州、山羅、宣光、安沛、永富7個省。從這些跨界民族聚居地來看，既有同一民族跨居兩國的，也有同一民族跨居三國的，此外還有同一民族跨居四國的。如跨居中國、緬甸兩國的有傈僳族、景頗族、阿昌族、怒族、獨龍族、佤族、德昂族；跨居中國、越南兩國的有壯族、布依族；跨居中國、老撾兩國的有布朗族；跨居中國、越南、老撾三國的有傣族、彝族；跨居中國、越南、老撾、緬甸四國的有苗族、瑤族、哈尼族、拉祜族。［10］

第二，從跨界民族的交往來看，云南跨界民族與境外跨界民族呈現出交往密切、往來日趨頻繁的特點。

根據相關研究資料顯示，在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跨界民族之間的“探親訪友、通婚互市、拜佛朝廟、過耕過牧、節日聚會等傳統交往從未間斷，存在著較為穩固的民族認同和內聚力”。［11］老撾學者坎噴·提蒙塔里的研究也表明：“如果我們撇開老撾、緬甸、泰國和中國的邊界來看歷史上的湄公河沿岸地區，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區無論是人民還是統治者之間都保持著很密切的關系……（傣泐）人民不是把湄公河看成是分界線，而是看成生命線?！保?2］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推動，云南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往來日趨頻繁，境內外人口流動率也顯著提升，這也是目前我國云南邊界地緣環境的一個重大變化。據統計，云南“全省邊境口岸中對越5個口岸（一類河口鐵路、河口公路、天保、金水河，二類田蓬）；對老2個口岸（一類磨憨、勐康）；對緬11個口岸（一類瑞麗、畹町、孟定清水河、騰沖猴橋、打洛，二類孟連、滄源、南傘、章鳳、盈江、片馬），形成了集公路、鐵路、水路、航空為一體，立體型、多層次、多元化的口岸開放體系?！保?3］正是這樣的地緣環境為原本在民族同宗、風俗習慣大體相似、宗教信仰大體相同、民族關系密切的跨界民族之間的往來提供了更為便利的外在條件。相當程度上，云南跨界民族與境外跨界民族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往因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而更具粘合力。

第三，從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識來看，云南跨界民族與境外同族作為一個民族整體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下，其民族主義意識日趨增強。

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僅跨界民族之間的交往日趨頻繁，而且由此帶來的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識也在不斷增強，主要表現在“跨居兩個國家和兩個以上國家的同一個民族，他們對跨界的現狀及跨界交往有著強烈的地緣空間認同、生活環境認同、民族文化認同，并逐漸形成一種跨界民族主義思想?！保?4］根據黃光成對中緬德昂族的研究發現，“云南邊境地區跨界民族與境外同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識不斷強化……境外民族主體對中國同族的影響日益突出。這些情況和問題在中緬德昂族中都有突出的表現?！保?5］從原因上分析，跨界民族主義意識的凸顯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因素的客觀推動。

從歷史的角度看，跨界民族主義意識在云南邊界地區的增強，根源于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跨界民族之間非常緊密的歷史與文化淵源。根據東南亞研究方面的成果表明，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跨界民族是“自古以來就以亞文化族體的身份生活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里的族群”。［16］另外，根據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自先秦以降，云南與中南半島北部就是古代百越、氐羌、白濮三大系統的民族群體生息和繁衍、分化和融合的區域，現代西南地區到中南半島北部的民族群體的雛形則在清代就逐漸形成了，所以在這一片區域內的民族群體據以認同本民族、區別他民族的文化體系已經歷了上百年的時間考驗而鞏固和穩定下來。［17］正是這種獨特的歷史淵源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相近的文化模式和價值觀念，成為跨界民族在政治分割力影響的今天依然保持緊密聯系的重要基礎，同時也為跨界民族主義意識在現階段的增強提供了歷史條件。

從現實的角度看，現階段跨界民族主義意識的增強，從根本上則在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過程對社會利益關系的不均衡分配，以及在此過程中導致的跨界民族所產生的相對被剝奪感，從而在客觀上促使跨界民族主義意識的不斷增強。從地緣關系的角度看，一方面，與國內其他民族尤其是主體民族相比，云南跨界民族不僅在在經濟發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上與前者呈現出較大差距，而且在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也與前者存在較大差異；另一方面，云南跨界民族卻與周邊國家同源族群保持著許多共性，而且跨界民族所在聚居區多為貧窮和邊遠地區。這樣，在云南跨界民族聚居區與周邊東南亞國家跨界民族聚居區之間，則逐漸形成了一個“邊緣遲緩帶”［18］，這個遲緩帶明顯地遠離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格局，成為一個經濟互動的次區域經濟圈。這在一些研究中明顯反映出來：西南邊疆地區“跨界民族受地區主義的影響已出現不斷增強的跨界民族主義意識……跨界民族在地區主義的進程中加劇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特別是教育、知識、科技差距擴大，使它們更容易形成跨界民族主義?！保?9］

三、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的基本特點

在這種地緣環境下，我們的調研及相關研究成果顯示，云南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并沒有呈現出此消彼長的關系，相反，云南跨界民族總體上具有比較明確的國家認同意識；與此同時，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云南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也日益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并面臨一些新的問題。

（一）云南跨界民族在共同的民族認同的基礎上具有比較明確的國家認同意識

云南跨界民族對國家的政治歸屬，直接得益于國家對跨界民族的民族優惠政策。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十分重視少數民族的利益，通過實施一系列以關心、扶持少數民族利益為取向的民族政策，實現了云南少數民族的快速發展。以作者所調研的西雙版納曼芽布朗寨為例，這個原處在大山深處的布朗族山寨，新中國建立前仍然延續著傳統的“刀耕火種”的農業生產方式，生活極其貧困；1970年，當地政府對曼芽寨實行了扶貧易地搬遷，從而極大地促進了布朗村民生產的發展和生活質量的提高；2006年當地政府又把曼芽寨列入人口較少民族扶持項目，幫助布朗村民改善基礎設施，如今曼芽寨已成為遠近聞名的小康村。

從總體上看，云南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隨著國家民族優惠政策的相繼實施以及國家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而得到有效提升，總體上達到一個較高程度。而且，這樣的認同既以少數民族的基本價值觀念的形式表現出來，也涵蓋在民族成員的思想觀念之中，同時也表現在民族成員的政治實踐和具體行為當中。這種情況明顯有別于西北等其他地區國家認同的總體形勢，從個別地區頻發爆發的民族分裂主義活動至少表明，個別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與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之間的平衡受到嚴重沖擊，甚至出現國家認同危機。與此不同，云南邊界的跨界民族少有這方面的苗頭，更多情況下，“云南與東南亞國家的跨境民族問題多表現出民族向心力遠遠小于國民向心力和在國家主權狀態下求得和平發展是云南與東南亞跨界民族長期的生存原則?！保?0］

根據作者對西雙版納勐?？h打洛鎮②打洛鎮，位于勐?？h西南部，西南和西面與緬甸交界，與緬甸撣邦第四特區勐拉接壤，國境線長36.5公里。那里生活著傣族、布朗族、哈尼族三個主體民族。根據2010年末的統計數字，其中傣族占全鎮總人口的48.75%，布朗族占全鎮總人口的24.28%，哈尼族占全鎮總人口的25.54%。實證調研主要采用訪談法、參與觀察法等搜集資料。打洛村委會龍利小組③打洛村委會龍利小組，直接與緬甸第四特區曼回傣族村寨接壤。兩個村寨相互交接、道路相通，僅以一條村路作為邊界線。的調研顯示：境內外傣族都明確表示自己是同一個民族，并表現出共同的民族意識、民族觀念和民族文化；與此同時，境內傣族對自己的政治歸屬也都表現得十分堅定、明確。兩個村寨呈現給作者的第一印象便是境內外傣族在語言、服飾、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農業生產方式等方面都表現出驚人的相似；與之相關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境內外傣族之間的交往與聯系并沒有因橫亙在其中的中緬邊界線而受阻，相反邊民之間的通婚互市、串親訪友、換工、參加傳統儀式現象非常頻繁，而且境外傣族來境內打工、上學④打洛鎮有一個云南省勐?？h友誼學校，這個學校有相當一部分生源來自緬甸。的現象也非常普遍。而在這一過程中，境內傣族通過與境外傣族的密切交往，大多深切感受到改革開放后自身生活條件的顯著改善，以及國家不斷富強的趨勢。對于同一民族，因分布在不同的兩個國家，因不同國家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的不同，從而使同一民族在物質條件、子女教育、醫療保障、扶貧救濟等方面可以享受的不同的待遇。尤其是隨著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出臺、以及“興邊富民”政策的實施，境內傣族可以享受到更多改革開放的成果。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綜合作者對打洛鎮曼芽村、勐景來村等村寨、以及當地農場民眾的訪談顯示，境內跨界民族的成員普遍很在意自己的國家，言談中充滿了對國家的自豪，如認為“不愿意嫁到緬甸，太窮了；更多的是緬甸的婦女嫁到我們中國”；“中國國家強”；“政策好”；“感謝共產黨……”等等。

從調研總體顯示，一方面，境內跨界民族對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深刻的認同，他們依托地緣的基礎作用和族緣的紐帶作用，與境外跨界民族表現出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民族內聚力表現得非常穩固；另一方面，境內跨界民族對自己與與國家身份的確認也都表現得十分明確。作者的實證調研所得出的結論在其他學者的調研中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確認。⑤目前國內有關云南某一跨界民族的認同問題的實證研究在不斷深入，研究對象主要涉及傈僳族、佤族、苗族、彝族等等。如，李智環通過對云南省瀘水、華坪、維西以及騰沖等傈僳族居住相對集中的縣域進行的田野調查，也得出類似的結論。根據她的研究發現，云南邊境地區傈僳族的民族認同以及國家認同正處于一種膠著狀態：“一方面他們在與國外同源民族的交往過程中比較看重民族因素，另一方面他們自身的國家認同又優于其民族認同?！保?1］

（二）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推進，現實利益越來越成為影響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的關鍵性力量

由于是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國家，這便不可避免地促使跨界民族在國家認同問題上進行比較與選擇。這樣的比較與選擇在當今全球化與市場化的時代背景下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深刻和突出。隨著云南與東南亞國家跨界民族交往的完全開放，隨著人口、商品、信息等跨越時空地加速流通，跨界民族對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的自我界定與排他性意義，顯然不再只是依據客觀的國家地理邊界，而是不斷側重于與鄰國的比較。而在這種比較中，現實利益的滿足與否及其程度成為影響跨界民族國家認同的核心力量。如，鄭宇通過對云南文山馬關縣箐腳村苗族邊民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時期較大規模的跨國流動發現，跨國民族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國家認同的不穩定的特征。主要表現在：當中國政府給予邊民利益和文化滿足時，越南邊民向往中國；而當越南民族政策強于中國時，中國邊民則向往越南。［22］馬克思主義認為，利益是人們行為的根本動因。這不僅對于公民個人適用，對于一般群體適用，對于跨界民族這樣一個有選擇便利條件的特殊民族更是如此。因為，從根本上說，“人類的族群認同還是自利的。族群認同的工具性、現實性是其最基本的本質。所謂由共同歷史記憶產生的根基性，仍是現實利益下凝聚人群的工具?！保?3］（P252）

在建構國家認同的現實利益內容方面，其中不僅包括物質利益，也包括精神文化利益，后者如“作為公民主體所獲得的更為豐富的政治權力、社會地位、發展機會、訴求表達、文化尊重及榮譽感”等［24］要素。而且，根據何明對邊疆民族跨國流動視角中的國家認同問題研究表明，“文化價值訴求是更為基礎性和根本性的內容?！保?5］這尤其在經濟發展勢頭相對較好的村寨中反映得更為突出。以西雙版納曼芽布朗寨為例，村寨中平均每戶人家都種有一定面積的橡膠樹，布朗民眾依托橡膠這一主要產業、在政府的扶持下不斷致富。在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布朗民眾也極其注重傳承本民族文化，有相當高的文化自覺意識，他們依托“布朗族彈唱”，積極傳承和弘揚布朗族傳統文化。因此，從今后的趨勢來看，對于經濟上有了較大發展的跨界民族來說，國家認同的構建就不能僅僅拘于物質利益上的滿足，如何全面、真實地了解并有效回應其不斷增長的文化價值訴求，顯然將是一個重點。

（三）國外敵對勢力的宗教滲透活動，對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帶來不利影響

建國六十多年來，國外敵對勢力一直企圖對我國西南邊界地區進行滲透和破壞。尤其是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快速發展導致西方民主制度的貶值”［26］致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把遏制中國的發展作為新的全球戰略，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敵對勢力的滲透和破壞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從西南邊界的情況來看，這樣的滲透相對隱蔽，往往打著傳教、扶貧、社會關懷的幌子，并以助貧濟困、發展公益事業的方式來進行；而且，這樣的滲透在宗教領域和一些宗教活動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從宗教滲透的情況看，諸多研究資料都表明，國際敵對勢力和一些宗教勢力，往往利用云南跨界民族地區宗教信仰的多樣性和同一跨界民族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從而進行各種形式的宗教滲透活動。從云南的宗教信仰環境看，目前云南跨界民族的宗教信仰程度相對較高?！霸颇?個跨界民族聚居州市的宗教信徒占全省宗教信徒的48.6%，占當地人口總數的15.6%（遠高于全省平均數值的8.8%）?！薄鞍凑詹煌诮淘谌〉谋壤齽澐?，佛教占46.5%（漢傳佛教占33.5%、藏傳佛教占1.6%、南傳上座部佛教占100%）；道教占30.1%；伊斯蘭教占18.7%；基督教占54.4%；天主教占32.7%?！保?7］以西雙版納為例，民眾信教的熱情非常高昂，境內外信教群眾之間的來往也極其頻繁。每個傣族村寨都有自己的佛寺，而且青少年自幼就要被送到寺院接受教育，去“當和尚”。值得注意的是，境內民眾對于一些境外僧侶入境主持寺院、利用小恩小惠修建條件較好的宗教活動場所的行為，明顯缺少一些必要的警惕和鑒別力；甚至，其宗教信仰的熱情還有被國外敵對勢力所利用的現象。如“緬甸、老撾的一些僧侶入境云南跨界民族地區主持寺院、非法傳教、攻擊中國的宗教政策干涉中國內政，蠱惑中國跨界地區民眾到境外接受傳教?！绷硗?，“美國等西方國家支持‘全世界文蚌族同盟會’以基督教的信仰鼓動包括景頗族、傈僳族和怒族等影響基督教的跨界民族分裂?！保?8］

從總體形勢上看，西南邊界這種以傳教為名的宗教滲透活動，并沒有達到我國西北、東北地區那么突出和尖銳，如“東突”分子在國際國內大肆進行以宗教為幌子的恐怖主義活動，以宗教服務于極端民族主義，從而給國家認同帶來極大的威脅和侵蝕。與之相比，云南的宗教滲透活動，表現得則要相對隱蔽；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盡管如此，仍有必要加強警惕，尤其要警惕那些帶有強烈政治目的的宗教滲透等破壞活動，以防止對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結語

中國邊疆廣大，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對整個國家的影響深遠、巨大。如果從整個東亞乃至世界發展的格局來審視西南邊疆的話，顯然，西南邊疆的地位將會越來越重要。在這樣的地緣政治環境下，西南邊疆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水平，也將越來越成為影響西南邊疆安全與穩定的一個重要誘因。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及時考察、關注、研究西南邊疆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顯然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從我們的研究來看，云南跨界民族在共同的民族認同的基礎上總體表現出比較明確的國家認同意識，尤其是與西北等其他地區的跨界民族相比，云南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總體上達到一個較高程度。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可以高枕無憂，尤其是對于出現的那些不利的外部環境的挑戰，客觀上需要有關部門及時的跟蹤與應對。

顯然，云南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總體現狀明顯地與國家經濟力量的不斷增強直接相關，同時也極大地得益于國家對跨界民族的民族優惠政策。如果進一步分析的話，事實上這還與云南跨界民族自身的歷史發展進程、以及周邊關系等因素休戚相關。而后面這兩個因素也有力詮釋著為何同在一個國家，同樣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同樣享受國家的民族政策，為何我國不同地區的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水平卻顯著不同。

一是跨界民族自身歷史發展的影響。根據東南亞研究方面的資料顯示，相區別于北方跨界民族，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跨界民族更多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人們共同體，而非政治人類學范疇的人們共同體。從歷史發展來看，“各跨界民族內部沒有形成過完整統一的民族政治行政實體是中國與東南亞跨界民族歷史發展的重要特點?！薄斑@些民族內部從未形成過整個族群的政治統一。其中只有壯族在今中越邊境地區建立過‘大歷國’，傣族在今西雙版納一帶建立過古‘泐國’，但也僅是局部性的地方政權，未能涵蓋整個民族分布的地區。其他各民族內部長期處于部族社會甚至是原始親緣地緣社會?！保?9］此外，從目前云南境內各民族的族體規模來看，雖然云南民族眾多，但是26個民族中除漢族之外沒有一個獨大。即便是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彝族，根據2010年云南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也只占云南省總人口的10.94%；而且，歷經了幾百年的民族融合過程，如今云南境內各民族總體保持著平等和相對均衡的發展態勢和走向，這種態勢和走向無疑為云南各民族之間的團結與和諧創造了有力條件。與這樣的民族發展史不同，北方跨界民族大多是經歷亞洲草原上最殘酷競爭而生存下來的，個別少數民族在歷史上曾經作為統治民族存在，并建立過強大帝國。顯然，不同的民族發展史及其民族關系現狀，無疑也是影響不同跨界民族的政治歸屬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二是地緣形勢的影響。從整個地緣形勢上看，與我國其他邊界地區相比，西南邊界總體上“跨界民族關系好，跨界民族問題少，我國在該地區的安全形勢也較為和緩。有的學者把該地區的跨界民族模式稱為‘和平跨居模式?！保?0］（P151）尤其是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和平與發展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主要旋律。與此相區別，西北等其他地區面臨的地緣形勢則要復雜的多。如中亞五國、印度和巴基斯坦、朝鮮半島、蒙古國都是當今世界沖突的熱點地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一些以民族命名的鄰國“主體民族化”趨勢的加強，民族的邊界意識也在迅速增長?！斑@些新生的民族國家獨立以后，在政治上都致力于推行‘主體民族化’。一些國家為了強化‘主體民族’的地位，解決‘主體民族’人口危機，對周邊國家的跨界人民發出了‘回歸歷史祖國’的召喚?！保?1］顯然，如此復雜的地緣形勢，勢必會給境內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帶來負面影響。

從目前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所處的地緣環境來看，并不意味著可以一勞永逸，而是需要持續不斷地進行建設。一方面，不僅要注重從物質利益的角度來構建云南跨界民族的國家認同，也要及時、全面地了解、考察一些跨界民族不斷增長的文化價值訴求，并有針對性地通過一些制度的安排，以保持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的穩定性與持續性；另一方面，也要考慮用多樣化的價值取向來構建國家認同。尤其是針對一些跨界民族在經濟上有了較大發展，并對自己利益有了更自覺、更深刻的體認之后，此時，從國家整體利益的角度出發，不斷引導、培育跨界民族的國家利益認同和國家信仰認同就顯得尤為必要；此外，也要高度警惕各種形式的企圖干涉和破壞我國西南邊界安全的滲透及分化活動，尤其是要在全面考察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云南跨界民族宗教安全問題的有效治理，以正確處理國家認同與相關環境因素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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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劉強）

D633.1

A

1671-0681（2014）04-0004-06

廖林燕（1982-），女，江西臨川人，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民族政治學；王燕飛（1974-），女，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民族政治學。

2014-04-13

2012年度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政治學學科建設項目《多民族國家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研究》（項目批準號K6050205）和2012年度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云南跨界民族國家認同現狀及其對策研究》（項目批準號QN201220）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