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傳統制度文化的多元特征

李婭菲

（云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云南昆明，650032）

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傳統制度文化的多元特征

李婭菲

（云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云南昆明，650032）

云南人口較少民族有著絢麗多彩、獨具特色的民族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傳統制度文化具有多元特征。要促進其制度文明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中國夢，必須把握人口較少民族制度文化多樣性特征，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架構內，針對不同人口較少民族的實際情況，搞好其制度文明建設，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人口較少民族；傳統制度文化；多元特征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55個少數民族中，國家新界定的人口較少民族有28個，其中云南就有8個，即獨龍、怒族、普米、阿昌、德昂、景頗、基諾、布朗族，是人口較少民族最集中的地區。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極不平衡，使其具有集邊疆、貧困、封閉為一體的顯著特點，成為黨和政府最關注的群體。為此，國家和云南省專門制定了《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2011-2015）》，以促進其全面發展。云南人口較少民族有著絢麗多彩、獨具特色的民族傳統制度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弘揚其優秀民族傳統制度文化，棄其糟粕，促進民族社會繁榮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制度文化歷史悠久、豐富多彩，具有多元特征。

一、民族制度文化的多樣性

生活在不同自然地理環境中的人類共同體，創造了各自的生產生存方式。這就形成了千姿百態的文明模式。特質各異的民族文化，使人類文明百花園璀璨奪目。

民族文化的異質造就了民族制度文化的多樣性。一方面，不同的制度模式在各自的歷史環境中沿著自身的軌跡發展，展現出鮮明的個性特征；另一方面，各種制度類型在彼此碰撞與交融中相互吸收、相互借鑒、相互消化、相互轉化，使個性展現出共性特征。從人類文明產生的那一刻起，不同的制度類型就注定了它的歷史地位。雖然某些民族的制度文明可能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存世短暫，有的也可能轉化為其他制度形式，但無論哪個民族制度文化以何種形式和內容存在或沿襲，都應有其歷史的功績和存在的意義。

民族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從屬于社會中的某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都是由特定的民族組成的。民族和民族關系對于個人、階級、政治集團、國家一直產生著持久、深刻的影響，從而反過來使不同的個人、階級、政治集團、國家產生相應的對民族和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和看法，形成不同的民族觀和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辦法和制度文化架構。

處于不同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下民族共同體孕生出不同的社會制度文化模式。農耕民族、游牧民族、山地民族等在創造各自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時，也創造了相應的制度文明。歷史的發展使不同的民族顯示出不同的制度安排。人類社會進程中出現過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這些不同社會階段所造就的制度差異，不僅存在歷史的民族中，也存在現實的民族中。民族作為歷史上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必然同制度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的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構成民族共同體的四個基本特征，實質上就是四個基本文化要素。這些要素的功能發揮需要一種社會組織形式來實施，這就是制度文化。從這意義上講，制度文化也是構成民族的要素或標記，不同的制度文化環境條件下構成的民族群體，在物質生產方式、社會生活方式、思維模式、道德行為規范、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也必然會打上各自制度文化的印記。

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制度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有著鮮明的特點。要促進其制度文明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必須把握人口較少民族制度文化多樣性特征，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架構內，針對不同人口較少民族的實際情況，搞好其制度文明建設，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二、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傳統政治制度文化多元特征

回觀云南人口較少民族政治制度文化的歷史發展與變遷，其結構無論形式與內容，都表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特征。就共性而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云南人口較少民族都還或多或少保留著原始公有制政治制度文化結構的某些特征。如許多民族的統治者尚未形成完全脫離農業勞動；酋長、首領根據各自的傳統民主形式產生。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酋長、首領實際上還不算真正的統治階級。但就個性而言，各個人口較少民族政治制度文化結構仍展現出多元特征。

在云南人口較少民族政治制度文化中，景頗族的山官制度是一種最具民族特色的政治制度文化。景頗語稱山官制度為“古姆薩”。這是在氏族家長制瓦解過程中逐步演變形成的一種古老的政治制度。在實行山官制度的景頗族地區，根據不同的出身和血統，把人們劃分為官種（貴族）、百姓和奴隸三個等級。山官是這個地區的最高統治者。山官必須有“官種”的血統。山官是本轄區的對外交往、談判代表，對敵作戰的指揮官；對內領導，生產、祭祀等活動，享有委派和撤換各個村寨的頭人和以轄區首領的身份，獲取百姓奉貢的特權。每個山官在自己轄區內行使權力，不受其他山官干涉。各個山官轄區大小不一，力量也有強弱，但一般說來都各自為政，彼此并無隸屬關系，只是在某些重大問題上，大山官對小山官有一定號召力和約束力。山官之下村寨頭人稱為“色朗”，載佤語稱“蘇溫”。其通常由山官任免，職責是協助山官管理村寨事務，同時也管理本家族內部事務。管理村寨事務的還有“臘頗”、“戛堵”、“管”、“恩道”等行政人員，都是由山官委派。在一個山官轄區內，以等級制度為基礎，由山官寨頭等組成領導集團，行使一套與土司制度相對獨立的政治制度。這是山官制度文化的基本特點。

由于山官的統治壓迫，百余年前一些景頗族地區曾爆發了群眾反對山官制度的起義，建立起另據特色的政治制度，即“古姆朗”制度。這一制度的群眾性特征比較顯著。山官的轄區被撤消，一切特權被取消，山官降為村寨中普通成員；頭人由村寨群眾民主選舉產生，沒有特權；人們之間的等級關系也不存在；村寨土地分別為各戶所私有，可以自由買賣?！肮拍防省敝贫鹊慕?，促進了私有制的發展，對景頗族社會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從布朗族社會政治制度文化看，歷史上雖然受傣族的影響較大，但其農村公社仍繼續發揮著固有的政治功能。布朗族的農村公社既是一個經濟的，也是一個政治的社會組織。村社頭人是內外事務的領導者，也是社會群體的代表。在早期社會中。布朗族頭人制度內部結構與功能比較簡單，但原始民主的社會活動內容生動而豐富。傣族勢力滲入后，開始影響和干預布朗族的社會政治生活。傣族領主封若干布朗大頭人為召卷，下管頭人。頭人分為若干級，如勐?？h巴達區和西定區的村寨頭人分為老干、達曼、朗板、達悶、達先、格朗、布占、哈西等多個級。村寨設頭人會議和民眾大會。頭人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如有不稱職或嚴重損害集體利益者，群眾有罷免的權力。布朗山地區，頭人的名稱和職責與巴達、西定等地有所差別。大村社共有十個頭人，負責處理相關事務。臨滄和思茅地區的布朗族受傣族土司管轄，如鎮康土司在布朗族中設四“大層”，即四大行政單位（孟定、勐汞、勐捧、小勐統）?！按髮印毕略O“伙頭”，再下設“卡頭”。國民黨統治時期，在布朗族中實行保甲長制度［1］。

德昂族長期是傣族封建土司制度下的屬民，其傳統社會政治制度被納入傣族封建土司制度體系之中。頭人多由土司直接任免。德昂族最大的頭人稱為“達崗”，下設“達吉崗”（伙頭），此外還有“達樸隆”、“達基格”。它們組成一個有機的管理集團，領導處理村社的一切內外事務。

基諾族的村社政治體制結構，主要有三種，一是傣族土司在基諾族中委任基層村社的代理人“叭”、“鲊”、“先”，和國民黨委任的保甲長，習慣上將其稱為“頭人”。這些頭人雖然并沒有完全脫離農業勞動，上任也曾通過村社長老和家長議事會議選舉，但其原始公社公仆的性質已發生了變化，開始具有階級性質了。二是基諾族歷史發展中自然形成的是傳統的村社長老制?；Z族大多數村社都有兩個長老“卓巴”和“卓生”，其由村社內最古老的兩個氏族中產生，產生的唯一條件就是年長。母系氏族時期長老由年長婦女擔任；父系氏族后改為年長男性擔任?！白堪汀?、“卓生”是基諾村寨傳統的管理者和領導者，具有人民公仆性質。三是原始宗教的巫師，其有兩種，一種叫“來丕”，負責生產生活方面的祭祀活動，只有殺雞、殺豬祭鬼的資格；另一種是“布臘胞”，能主持剽牛儀式的重大祭祀活動。村社有叭、鲊、先、保甲長和“卓巴”、“卓生”組成的議會和包括個體家長在內的村民大會，一些重大事宜須由村民大會決議［1］。

至近代，一些怒族地區社會內部尚未形成統一的政治組織，除氏族及村社頭人‘阿沙’外，還有土司委派的伙頭。后清政府委派怒族頭人為‘怒管’，國民黨政府委任為保甲長?；浇虃魅牒?，氏族村社頭人又成為“馬扒”（傳教士）、或“密枝扒”（管事），形成政教兩位一體的頭人制度。

獨龍族由于地理環境封閉，受外部政治影響較弱，所以政治管理機構的主體還是家族公社，家族長和家長便是各自單位的經濟、政治首領。其它人口較少民族的傳統政治制度也有自己鮮明的特征。

三、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多元傳統家族村社組織

新中國成立前夕，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傳統社會組織大都處在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轉變的過渡期。一方面，這些社會組織還保留著濃厚的以血緣為紐帶氏族部落組織形式；另一方面，以地緣為紐帶的村社組織興起并有逐步取代前者趨勢。由于歷史的境遇和所處的現實環境不同以及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的差異，云南各人口較少民族傳統社會組織形式也呈現出多元特征。

獨龍族的社會組織特征是家族公社。這種家族公社由一個父系祖先所傳的直系后代子孫所組成，包含兩個以上原始共產制大家庭和若干家庭在內的單位。獨龍語稱為“其拉”或“吉可羅”，即整體、全部的意思。整個獨龍江河谷共有十四個家族公社。每一個家族公社實際上便構成一個自然村落。獨龍族家族公社有兩種發展情況。一是由父親氏族分裂為幾個父系大家族公社及若干父系大家庭，然后，大家族又分裂為若干小家族。二是由父系氏族直接分裂為一個父系大家族，在大家族之下是一個或兩個父系大家庭及若干分裂出去的小家庭［1］。

怒族的社會組織包括氏族、胞族、家族及村社。氏族是以圖騰命名幾個居處相近或因共耕關系通婚關系和共同抵抗他族人等政治、經濟和婚姻的關系而連結在一起的氏族聯合體，稱為“胞族”，怒族叫“霍”。隨著人口的增長、遷徙，氏族分裂成為若干父系家族，碧江、福貢怒語分別稱其為“谷”、“體康”。原來由單一的氏族或家族所組成的集體已逐漸形成由若干不同的氏族和家族的一部分成員共同組成的單位，稱為村社。

不同地區的布朗族，其社會組織形式也有差異。布朗山區的布朗族社會組織的主要形式是農村公社。分布在其他地區的，有的是家族，有的是與他族共生活在以地緣為紐帶的村社中。

景頗族的社會組織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它是山官制度下的父系家族和村落公社。每個山官都有一定的轄區，稱為“更旺”。

德昂族社會組織有父系小家庭、大家庭以及村寨組織。云南其它人口較少民族傳統家族村社組織也各不相同，都有著自己的鮮明特點。

四、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多元傳統習慣法與軍事組織

新中國成立前夕，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大都處在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階段。隨著階級分化和新興頭人的產生，國家制度尤其是土司制度的影響下，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地區已有一定的成文法律規范。人們已經被迫接受統治階級法律規定要求，承擔法律規定的若干賦稅、兵役等任務。但是，從總體上看，調整和規范人們之間各種關系的，仍然主要是依靠長期形成的社會習慣和傳統。這種傳統的習慣和道德規范，沒有用文字固定或記錄下來，所以稱為“習慣法”。這種習慣法的功能存在兩種控制：內化控制和外化控制。內化控制是個體自己加給自己的控制。這些控制在性質上純粹是文化的，因為它們深入人們的心靈。它們依靠諸如個人的羞恥感、對神懲罰的恐懼以及巫術報復等威懾。雖然族群和部落極為依賴內化控制，但這種控制憑自身一般是不充分的。每個村社都發展出一套外化控制，又叫做約束，它使文化和社會控制結合起來。社會控制包含公開強制。約束可分成正式的，包括實在法，以及非正式的，包括規范。正式約束是有組織的，并通過一套既定的社會程序對行為作出獎賞或懲罰。非正式約束是彌散的，村社個體成員對某個同胞行為做出的贊同或不贊同的即時反映。其他社會控制的重要手段有巫術信仰和宗教約束。正如列寧指出的：“在原始社會是，．．我們看到的是風俗的統治，是族長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權力，這種權力有時是屬于婦女的．．在任何地方看不到．．．暴力機關．．”［2］。

景頗族稱習慣法為“通德拉”，意為景頗人的“道理”。習慣法范圍主要有兇殺、偷盜、奸淫、誣陷、拉事、觸犯禁忌、違反公共利益以及婚姻、債務糾份等。習慣法規定：殺人必須賠償，如賠償若干牛錢布刀等物，而且按人身各部位形態，作同態賠償。如頭顱賠葫蘆，腸子賠白線等。傷人則根據是否有意和傷勢的輕重，判處不同程度的賠償。偷盜者經查出，除追回原物外，加倍賠償。如屢教不改，加重處罰以至沒收全部財產。通奸是對原夫的侮辱，一般須罰幾頭至十幾頭牛等。強奸未婚女子，除罰牛二、三頭外，還須給女家殺牛獻鬼，賠女子洗臉等。強奸已婚女子則處罰更重。對于違犯公共利益的均須罰款。對于嫌疑者，經調查仍無法弄清時，采取神判方式。如悶水、撈開水、煮米、斗田螺、雞蛋卦、詛咒等，以求天神判之［3］。

德昂族習慣法有以下幾種：一是村寨成員對公有地、公有林有使用權，只需要報告寨頭即可。如需用私人竹木，應征得主人同意。二是死人必須埋在村公共墳地，不得亂葬。三是分家時，一般是長次子另建新居，幼子留家并有繼承財產權。財產分配，一律平均。四是偷竊者被查獲，必須賠償。若系嫌疑犯，早期使用神判，即用沸水中撈銅錢之法來判定，燙傷者即被認為盜竊者，要賠償。近代演變為群眾公斷，一旦被確立為竊者，即令其賠償，否則加倍處罰或趕出寨子。五是通奸被發覺，奸夫交公眾處理，罰款數元，若婦女對丈夫不滿，可另嫁，但要賠還財禮。六是未婚孕者，男女要洗寨子，一般出四、五元錢請寨中老人進餐即可。云南其他人口較少民族也都具有各自民族特點的習慣法。

解放前夕，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大都尚未形成規范統一的軍事組織。一般是因“血族復仇”或抵御外族入侵而臨時組織起來的軍事單位。村民平時為民，戰時為伍，軍事聯盟也是暫時性的。其中景頗族、怒族的軍事組織頗具典型。

景頗族社會在山官轄區之上沒有形成更高的權力機關。由于大小山官之間沒有隸屬關系，轄區之間發生糾份，往往不易解決，從而導致武裝沖突。按其性質，主要分為三類。一是血族復仇。若家族成員被殺則遵循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原則，加倍殺死對方成員。如此反復仇恨越來越深，沖突越來越大，甚至要刻木記仇。二是拉事。早期的血族復仇，至近代逐漸演變成“拉事”，即武裝劫牛的意思。拉事的起因，往往是由于人命或婚姻、債務等糾份，經調解無效而發生。拉事一般要通過山官的支持。各轄區都有專門組織拉事的人。三是戰爭。一般是發生在轄區之間或民族之間。發動戰爭，一般先由山官邀集蘇溫等領導人商議決定，再請“齋瓦”（最大的巫師）主持殺牛祭鬼，飲血盟誓，動員各寨或各轄區的群眾。由山官、寨頭、“董薩”等組成總指揮部，下設各戰斗小隊。景頗族的軍事組織也與政治組織一樣，以山官轄區或村寨為單位。在“古姆朗”起義地區，山官已被推翻，軍事首領由臨時選舉產生。而受漢族影響較深的地方則出現了比較系統的軍事組織制度。如隴川王子樹地區，形成了以邦各山官為首的一套相互聯系、有一定隸屬關系的軍事組織。

怒族內部沒有形成固定的軍事組織，若遇到人身傷害或重大的敵對行為時，受害一方便進行“血族復仇”，進行械斗。這時具有血緣親族關系的同一氏族、同一家族甚至同一村落的成員都有義務參加械斗。如系整個氏族、家族的行為，則相互友好的幾個氏族、家族成員可以結成暫時性的軍事聯盟，組織武裝共同抵御敵方。械斗完畢，軍事組織即告結束。

云南其他人口較少民族的一般都沒有系統的軍事組織，只是一旦有事，組成臨時軍事聯盟來應付突發事件。矛盾解決后聯盟解散，更沒有產生從事專業軍事任務的戰斗人員。

結語

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各民族在共性與個性的結合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與制度文化模式。只有在多樣性與差異性的比較中，各個民族才能認識到自身在整個社會結構和體系中所處的環境與位置，并理性地確定各自未來的發展方向與制度安排。與此同時，各個民族又應不斷地遵循人類文明和民族制度文化共性的本質要求，通過相互交流、相互滲透、相互借鑒、相互吸收，尋求共同性的結合點，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地、不自覺地、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以往的歷史總是象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終歸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做出結論，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4］這就是制度文化的創新性。這種創新性決定了人類社會制度結構必須跟上社會歷史發展的時代步伐，適應物質、文化生產的要求。尤其是進入現代社會后，沒有一個不斷創新的制度結構，就不能保證社會正常有序地運行和人們協同一致的活動。反過來，正是這種協調社會活動有序運轉的需求，進一步促進了制度文化的發展與創新。社會中的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團體、每一個層次，都應按照新的制度文化模式去協調人們的關系，規范人們的行為。只有制度文化的不斷創新，才能保障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不斷創新。

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多元傳統制度文化是其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產物。造成這一結果有經濟的、自然地理環境的、民族文化心理的諸要素。隨著民族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新社會的要素不斷注入云南人口較少民族社會肌體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施，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多元傳統制度文化結構和管理模式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成為這種多元傳統制度文化創新與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最佳選擇。但是，任何一種制度文化創新與發展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不斷完善，持續發展。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所闡述的：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云南人口較少民族必須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并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完善、創新、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1］云南省歷史研究所云南少數民族［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2］列寧全集（第29卷）［M］.

［3］宋恩常.云南少數民族研究文集［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集）［M］.

（責任編輯 劉強）

D633.1

A

1671-0681（2014）04-0033-04

李婭菲，女，現任云南師范大學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博士。

2014-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