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學界近十年來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綜述*

陳自強

（貴州民族大學，貴州貴陽，550025；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湖北武漢，430079）

我國學界近十年來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綜述*

陳自強

（貴州民族大學，貴州貴陽，550025；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湖北武漢，430079）

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黨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實施以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成為了我國政府致力于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政策目標，也引起了學界對此問題進行熱烈而深入地探討。主要研究成果集中體現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性研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應用性研究、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三個方面，其目的在于厘清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內涵與理論基礎、衡量指標體系、經驗借鑒、現狀評估、原因與對策等基本問題，最終尋找到推進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思想資源和有效路徑。這些成果對于學術發展和政策實踐有很大貢獻，但在未來的研究中，各學者仍需在研究的實證性、視角的多樣性和方法的創新性上做出努力。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綜述

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當代公平正義理論在公共服務領域的具體體現，它涉及收入分配、公民權利、社會與經濟發展等諸多問題，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

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研究

這些年來，隨著學界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涌現了一大批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涉及到了對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論基礎、衡量指標體系、比較研究等基礎性問題。

1.內涵與范圍

對基本公共服務的理解是探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邏輯起點，然而，對于基本公共服務中的“基本”的理解卻是眾說紛紜的，對此國內外學者都有不同的界定。有學者指出，最早提出基本公共服務概念的是德國學者瓦格納，其在19世紀下期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務是政府財政支出的重要部分的觀點［1］。有學者指出，目前學界對此概念的理解，可以從權利均等、機會均等、結果均等和結構均等四個方面進行了概括，樓繼偉（2006）、唐鈞（2006）、郭琪（2006）等將公民都有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視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劉尚希（2007）、常修澤（2007）、遲福林（2008）等人則將全體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機會均等，結果大致相等且尊重社會成員的自由選擇權看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張恒龍與陳憲（2007）、賈康（2006）等人則從結果平等角度將一國范圍內的全體居民應當享受到水平大致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作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孫國慶（2009）、劉德吉（2008）、陳海威（2007）等人則從要素角度將均等的主體、均等的客體、均等標準，以及結果公正、起點公正、過程公正等要素構成上理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1］。郭小聰等人則指出，學界對此概念的界定尤其突出了“均等化”的理解，學界的共識則是既要保證公民享受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又要體現地區的差異性［2］。陳文權、張欣等人則指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全體公民的機會均等、結果大體相同，并尊重社會成員的自由選擇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要將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尤其關注困難群體?！保?］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項繼權教授的觀點比較有啟發性，他指出，如果單獨從結果平等、起點或機會平等、能力平等、需求平等這四個學界主流的觀點來理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都是不盡人意的，應當綜合運用這些標準才是可行的，應從最低標準的角度來界定，人人都享有不低于他人或社會最低標準的公共服務，全體公民不僅享有同等的權利與機會，也享有大體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不能有太大差距［4］。

對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范圍，學界的分歧其實也在于基本概念的理解差異與分析視角的不同。因此，問題的焦點就集中于對于將哪些公共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的范疇？對此，有學者從三個角度進行了總結，認為目前學界有三種主要觀點，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務的分類來劃定其范圍，代表學者有常修澤、陳昌盛等，常修澤（2007）運用四分法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范圍分為基本民生性服務如就業、公共事業性服務如教育衛生、公益基礎性服務如環保、公共安全性服務如國防，而陳昌盛（2007）則運用三分法劃分為社會學服務如基礎教育、經濟性服務如基礎設施、維持性服務如一般行政管理；二是公民應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權利，代表人物是陳海威、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代表性觀點有陳海威的四分法，分為底線生存服務如就業、社保、福利，公眾發展服務如義務教育、公共醫療、文化體育等，環境服務如公共交通、通信、環保等，公共安全服務如食品安全、社會治安、國防等［1］。同時，也有學者將現有研究歸納為“窄”、“寬”、“中”三種觀點，其中，“窄派”觀點認為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具有公民權利的社會性公共服務理解為基本公共服務，而“寬派”觀點則將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性服務，生產、生活基礎設施、環境保護等經濟性服務，以及一般行政管理、法律、司法等維持性服務理解為基本公共服務，“中派”觀點則將就業、社會保障、基礎教育、基本醫療、公共文化等民生類與公共事業性公共服務以及公益性基礎設施、環境保護、公共安全性服務等理解為基本公共服務［5］。

2.理論基礎

由于學界普遍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看作是公平正義理論在政府服務職能中的體現，因此，其理論基礎也就集中于西方公平正義相關的理論資源的發掘上。有學者將這種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正義理論梳理到邊沁、庇古等功利主義者，再綿延到現當代的阿瑪蒂亞·森、羅爾斯、諾奇克、德沃金等人處，特別是對羅爾斯為代表的正義論進行了集中闡釋［5］。郭小聰等人也認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論淵源主要來自于福利經濟學和社會公平正義理論兩大理論體系，并指出了其西方經濟學路徑如福利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和財政學對其的重要性［2］。

3.衡量指標體系

在現有研究中，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衡量的實證研究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而這些研究往往構建了一整套衡量指標體系，以合理、準確地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和差異進行評估，而這恰恰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前提和基礎。安體富、任強（2008）等人利用綜合評價方法，構建了一個包括四個級別二十五個指標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數”，并采取對單項指標無量綱化的方法，對2000-2006年全國不同地區的均等化水平進行了評價［6］。劉成奎、王朝才（2011）等人也利用社會保障指數、衛生服務指數、義務教育指數、基礎設施指數四大指標來構建起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體系，對28個省的2004-2008年數據進行了分析，得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數總體呈上升趨勢，但各省內部均等化水平差異較大的結論［7］。王新民、南銳（2011）等人則利用基礎教育均等化指數、基本醫療衛生均等化指數、公共就業服務均等化指數和基本社會保障均等化指數構建的評價體系對全國31個省均等化水平進行了實證分析，其結論為全國整體均等化水平較低，區域發展不平衡，東、中、西部呈階梯狀特征，且均等化水平與省域經濟實力、財政收入、地區綜合發展能力呈正相關［8］。何華兵（2012）則構建了一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滿意度模型，共包括了人口統計學特征調查問卷和感知質量、公民預期、公民滿意度、公民抱怨和公民信任等5個量表，并結合廣東省情況對公共教育服務、公共衛生服務、公共文體服務、公共交通服務、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就業保障、醫療保障等方面的滿意度進行了問卷設計［9］。此外，還有學者運用關鍵績效指標法對縣級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績效進行評估的（江易華，2009）。

4.比較研究情況

比較研究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的重點，較多的學者選擇了比較研究視角來衡量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這種比較研究主要體現為國際經驗比較和國內地區間比較。

一是從國家經驗比較研究來看，主要是用西方發達國家的均等化情況作為參照系來衡量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水平與路徑選擇。例如，樊麗明、郭?。?012）等人通過以美、澳、日等國的均等化經驗，從均等化步驟和實現條件兩個角度展示了這些發達國家在城鄉基礎設施、義務教育、醫療衛生和養老保險等領域的成功經驗［10］。田艷平（2014）介紹了國外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研究進展，認為與國內的研究不同，國外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中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不同鄰里以及社區之間的均等化問題［11］。張啟春（2011）則認為我國可借鑒加拿大的經驗，構建財政平衡機制，完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給予地方政府適度的自主權，以更好實現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12］。廖文劍（2011）則集中介紹了西方發達國家在國情基礎、制度保障、組織安排、財政支持、社會參與、績效評估等方面的成功經驗，以此來確定提升我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路徑［13］。

二是從國內區域間比較研究情況來看，既有幾個省份的數據比較的，如張海枝利用topsis法對全國31個省市公共就業服務均等化水平進行了評價，得出整體水平偏低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結論［14］，又如蘇武江等人則對浙江省和廣東省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進行了對比［15］，也有對民族省份與全國以及其他民族區域進行比較的，如譚彥紅對廣西與全國以及其他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進行了差異評價［16］，還有對一個省內的各地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現狀進行評價的，如高萍對2007-2011年山西省各地市基本公共服務進行了綜合評價，認為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在逐年上升，地市間不均等程度逐年降低［17］，陳曉紅也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山東省17個地市2001-2009年間在教育、文化、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均等化水平進行了測度［18］。

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應用研究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應用研究涉及到基本公共服務的現狀評估、原因分析或影響因素、對策或路徑選擇這三大方面，這也是目前學界關注的重點和研究的熱點問題。

1.現狀評估

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現狀評估主要有兩個大的領域，一是整體性基本公共服務現狀評估，二是專題性基本公共服務現狀評估。

首先，從整體性基本公共服務現狀評估來看，既有對全國層面的基本公共服務現狀進行評估的，如有學者對全國31個省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進行整體性分析評價的（王新民、南銳，2011），也有對一個省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進行評估的，如有學者對山東（陳曉紅，2011）、山西（高萍，2013）、甘肅（張文禮、盧少波，2011）、廣西（譚彥紅，2011）、廣東（劉國軍，2009）、黑龍江（王曉杰，2013）、福建（陳振明、李德國，2011）、內蒙古（劉學鵬、林煒，2013）、云南（焦振華，2013）、新疆（趙錫平、鮑文風，2013）、寧夏（張瑜，2012）、青海（馬玉琴、馬斌毅，2013）、湖北（陳新祥、王敬堯、徐昌洪、戴新紅，2013）、河南（翟羽佳，2013）等進行基本公共服務現狀評估的，還有對東中西部代表省份進行分析的，如馬昊、曾小溪等人就對東中西部代表省份在2002-2009年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進行了評價，分別比較了其在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領域的變異系數情況［19］，還有對地方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進行評估的，如李振海、任宗哲（2010）等人對西部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現狀進行了分析。

其次是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專題性公共服務均等化進行現狀評估的。王文蘭、湯國杰（2014）等人對杭州市城鄉體育公共服務均等化現狀進行了評估。雷曉康、曲婧（2011）等人則對陜北幾個縣的基礎教育均等化水平進行了分析。李曉燕（2012）則對區域基本衛生服務均等化現狀進行了分析。王曉杰（2013）則分析了黑龍江省農村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的現狀。李雪萍、劉志昌（2008）等人則分析了東中西部區域和城鄉間的社會保障非均等化現狀。

2.原因分析

有研究者對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的原因歸結為兩大類，一類是公共財政體制的路徑，重點是公共財政的制度設計問題，造成了地區間政府財力非均等和各級政府間的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另一類則是政府管理機制路徑，重點是因不同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差異，而導致不同地區的非均等［2］。也有的學者將基本公共服務非均衡發展歸結為政府缺位和制度缺失兩大原因，前者以王峰（2005）、丁元竹（2007）、項繼權（2008）為代表，如項繼權教授的觀點就認為公共財政資源的分配及投入方式將影響甚至決定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后者以遲福林（2006）、江明融（2006）、張恒龍（2007）、安體富（2007）、郭朝暉（2008）為代表，如遲福林就認為從改革實踐看，基本公共服務費均等化的根源在于體制機制不健全［1］。韓俊則將其原因歸結為公共財政體制不適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各地及不同人群福利體系呈現“碎片化”、相關制度改革進展緩慢三個方面的原因［20］。臧乃康則認為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難以在政府績效評估價值、指標體系、評估結果運用中體現出來［21］。黨秀云教授則將其歸結為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公共財政體制畸態化、“自上而下”的供給機制三個方面的制度困境［22］。郭小聰、代凱（2012）等人通過廣東省的實證數據表明供給導向型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導致了供需結構失衡，而公共需求的差異性進一步加深了供需結構失衡［23］。陳海威、田侃（2007）等人則主要將歧視性供給看作當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突出問題［24］。

3.對策研究

對于如何解決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問題，各位學者紛紛獻計獻策，涌現了諸多有益的思想成果。對此，有學者將現有成果歸納為兩大類舉措，一類是改善基本公共服務政府間事權與財權匹配，實現財力均等化，另一類則是提高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和管理水平，以提升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2］。麻寶斌、季英偉（2009）等人則認為可以從強化政府責任并加大投入，建立科學的分工與問責機制、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健全績效管理與評估體系四個舉措來解決［25］。郭小聰、劉述良（2010）等人則建議重視公眾認知差異和偏好管理、促進政治經濟體制理性化、建立健全相關法律體系、建立行政管理、財政、公共決策的聯動體制等方面來尋求出路［26］。李文軍、唐興霖（2012）等人則認為應當從強化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建立服務產出為導向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公共服務全國最低標準、整合市場與社會力量以形成多元供給格局等四個方面著手［27］。張立榮、冷向明（2007）等人則提出政府行為理念應注重公平、政府行為功能應注重公共服務、政府行為社會政策注重主動發展、政府財政體制注重公共財政、政府行為績效評估注重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等策略來推進基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府行為變革［28］。陳海威、田侃（2007）等人則提出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制、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建立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三方面改革舉措［24］?？追埠?、袁勝育（2009）等人建議應該選擇構建服務型政府、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健全轉移支付制度、實現城鄉公共服務體制對接，推進公共服務供給多元化，健全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法律體系等路徑［29］。項繼權教授一方面提出了加大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合理分攤基本公共服務的責任，構建服務均衡導向的財政投入機制，深化公共服務部門及事業單位改革，構建覆蓋全民、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體制等改革舉措［4］，另一方面則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務廣覆蓋”、“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三步走的發展戰略［30］，具有切實的現實性和參考意義。

三、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

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也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目前，學界對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的探討，主要集中于概念探討、現狀分析、原因或影響因素分析、路徑選擇等方面。

1.概念探討

郭喜、黃恒學（2011）等人專門對民族地區公共產品進行了界定，認為：“民族地區公共產品是指在一定時間內由民族地區居民消費享用的公共產品，屬于地方性公共產品”［31］，并強調了民族地區公共產品具有更強外溢性的特點。陳全功（2008）等人則認為需要從四個方面來理解其涵義，一是要加強對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促使它同中、東部較發達地區相對均衡，差距不要擴大；二是在民族地區內容要逐步實現城鄉之間、弱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三是要允許結構性不均衡和不同時期的不同重點；四是將其看做是一個過程，要逐年逐步投入和提高［32］。

2.現狀分析

張文禮、侯蕊、趙昕（2013）等人通過公共文化支出、公共文化資源、文化活動項目數、文化活動人次數、可及性五個方面構建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指標體系，對甘肅、青海、寧夏三個西北民族地區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水平進行了實證研究，并與江蘇、浙江、安徽等較為發達省份進行了比較研究［33］。

陳全功、程蹊（2008）等人也對民族地區的基礎道路設施、基礎教育、基本醫療、財政支出等方面的均等化水平進行了衡量［32］。

張瑜（2012）對寧夏的基本公共服務內部結構的均等化程度進行了評估，并使之與東中西部地區以及全國情況進行了比較分析［34］。

趙錫平、鮑文風（2013）等人對新疆基本公共服務費均等化的現狀進行了衡量［35］。

譚彥紅（2010）通過構建包括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公共文化等八個方面的評價指標體系，對民族地區與全國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進行了比較，尤其還比較了廣西與其他地區的情況［16］。

張序、方茜（2009）等人通過對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衡量，得出了民族地區在社會保障、公用事業與公共設施、環保生態、科學技術和公共安全等五個方面均等化程度低，而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與基礎醫療、公共文化三個方面均等化程度較高的結論［36］。

趙國春（2012）將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現狀與全國和東部地區進行了比較分析［37］。

焦振華（2013）則集中探討了云南省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并將云南與其他省市進行了比較分析［38］。

劉學鵬、林煒（2013）等人則專題性地探討了醫療衛生領域內蒙古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認為存在著財政投入比較不均衡、城鄉醫療資源分配不均衡、醫療保障水平吧平衡、多元醫療衛生投入機制沒建立等問題［39］。

郭喜、黃恒學（2011）等人認為民族地區公共產品的供給現狀中存在體制不完善、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等問題［31］。此外，陶田田也對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現狀進行了評價，并與全國平均水平進行了比較分析［40］。

3.原因或影響因素分析

范亞舟（2010）等人以貴州黔西南州為例，分析了邊遠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低下的原因，將其歸結為經濟發展落后、發展理念缺陷、政府職能轉變滯后三個方面［41］。

賈亞男（2011）等人則認為影響新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因素在于區域內部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地方財政能力差異兩大因素［42］。

謝冰（2011）則從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角度探討了西部民族地區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受到民族地區出資能力低下、保障資金籌措渠道少的制約［43］。

趙曉華（2011）認為影響民族地區均等化的因素在于非均衡發展戰略、現行轉移支付制度不均衡、轉移支付結構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務缺乏統一的標準和范圍［44］。

趙楠、成艾華（2011）等人運用1998-2008年的數據實證檢驗了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對民族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影響，得出了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賴于轉移支付的結論［45］。張霞也通過橫向均等化和縱向均等化兩個方面對少數民族八省的財政轉移支付的效應進行了分析，凸顯了民族地區財政轉移支付在實現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的顯著作用［46］。

4.路徑選擇

劉梅（2010）基于財政收支視角，認為要實現均等化不僅要大力培植財源，注意改善財政支出結構，而且還需要進一步規范轉移支付制度，適當授予民族自治區以地方稅收權利［47］。

李鴻（2008）則從完善民族地區公共服務體系、健全公共財政體制、建立城鄉統一的服務體制等方面提出建議［48］。

姚賤茍（2012）認為應當構建起四大機制以實現均等化，包括有主體功能區的政策調控機制、立體幫扶機制、網絡治理機制、人才管理機制［49］。

常亞男（2012）則根據主體功能區背景，認為應當基于行動邏輯來優先減人、制定標準、確保財力、強化監督，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50］。

［1］姜曉萍，吳箐.國內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述評［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2，（5）.

［2］郭小聰，代凱.國內近五年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綜述與評估［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1）.

［3］陳文權，張欣.十七大以來我國理論界關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討論綜述［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8，（5）.

［4］項繼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目標與制度保障［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1）.

［5］劉德吉.國內外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研究綜述［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9，（6）.

［6］安體富，任強.中國公共服務均等化視頻指標體系的構建［J］.財貿經濟，2008，（6）.

［7］劉成奎，王朝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體系研究［J］.財政研究，2011，（8）.

［8］王新民，南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評價體系構建及應用［J］.軟科學，2011，（7）.

［9］何華兵.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滿意度測評體系的建構與應用［J］.中國行政管理，2012，（11）.

［10］范麗明，郭健.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國家比較:進程與經驗［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2，（7）.

［11］田艷平.國外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研究領域及進展［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4，（1）.

［12］張啟春.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財政平衡機制［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6）.

［13］廖文劍.西方發達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路徑選擇的經驗與啟示［J］.中國行政管理，2011，（3）.

［14］張海枝.我國公共就業服務均等化水平的統計評價［J］.統計與決策，2013，（24）.

［15］蘇武江，高靜，黃繼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內涵、范圍和標準［J］.改革與戰略，2013，（3）.

［16］譚彥紅.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現狀評價與路徑選擇［J］.經濟研究參考，2010，（41）.

［17］高萍.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現狀、成因及對策［J］.生產力研究，2013，（5）.

［18］陳曉紅.山東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測度的實證研究［J］.山東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

［19］馬昊，曾小溪.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評價指標體系構建［J］.江漢論壇，2011，（11）.

［20］韓俊.“十二五”時期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要點［J］.理論學刊，2011，（7）.

［21］臧乃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府績效評估障礙與消解［J］.江蘇社會科學，2009，（3）.

［22］黨秀云，馬子博我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困境及改革路徑［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6）.

［23］郭小聰，代凱.供需結構失衡：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中的突出問題［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

［24］陳海威，田侃.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探討［J］.中州學刊，2007，（3）.

［25］麻寶斌，季英偉.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分析［J］.社會科學戰線，2009，（12）.

［26］郭小聰，劉述良.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困境與出路［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5）.

［27］李文軍，唐興霖.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J］.中州學刊，2012，（4）.

［28］張立榮，冷向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取向下的政府行為變革［J］.政治學研究，2007，（4）.

［29］孔凡河，袁勝育.困境與進路:我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思考［J］.貴州社會科學，2009，（3）.

［30］項繼權.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戰略選擇［J］.社會主義研究，2009，（1）.

［31］郭喜，黃恒學.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民族地區公共產品供給［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1）.

［32］陳全功，程蹊.民族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涵義、現狀水平的衡量［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學科版），2008，（5）.

［33］張文禮，侯蕊，趙昕.西北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

［34］張瑜.民族地區公共政策價值取向研究［J］.人民論壇，2012，（32）.

［35］趙錫平，鮑文風.新疆基本公共服務費均等化的現狀分析［J］.社科縱橫，2013，（3）.

［36］張序，方茜.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分析［J］.經濟體制改革，2009，（4）.

［37］趙國春.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狀況比較與分析［J］.新疆財經大學學報，2012，（3）.

［38］焦振華.云南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證研究［D］.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13.

［39］劉學鵬，林煒.內蒙古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研究［J］.經濟體制改革，2009，（4）.

［40］陶田田.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證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41］范亞舟，余興厚，劉斌.邊遠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的原因分析及對策研究［J］.四川經濟管理學院學報，2010，（1）.

［42］賈亞男，趙國春.民族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影響因素分析［J］.商業時代，2011，（13）.

［43］謝冰.西部民族地區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問題研究［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2）.

［44］趙曉華.推進少數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探析［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5）.

［45］趙楠，成艾華.財政轉移支付在民族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中的效應及改進措施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10）.

［46］張霞.民族地區財政轉移支付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效應評價［J］.管理學刊，2011，（2）.

［47］劉梅.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路徑［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6）.

［48］李鴻.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路徑［J］.大連民族學院學報，2008，（6）.

［49］姚賤茍.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機制初探［J］.北方經濟，2012，（4）.

［50］常亞男.主體功能區劃分下的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策研究［J］.理論導刊，2011，（5）.

（責任編輯 李保林）

D631.43

A

1671-0681（2014）04-0120-05

陳自強（1981-），男，漢族，四川宜賓人，貴州民族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政治學理論博士生，主要從事政治學基本理論和農村政治研究。

2013-12-15

國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青年項目：西部多民族地區城鄉結合部治理研究（項目編號：12CZZ057）的階段性成果；國家哲學社會科學2013年度青年項目“西部民族地區貧困縣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研究”（項目編號：13CZZ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