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爾納克的肩胛骨

劉大先

帕斯捷爾納克的肩胛骨

劉大先

日瓦戈醫生在西伯利亞大森林中的紅軍游擊隊時，聽到一個女巫給母牛念咒，說有的女人身上有糧食，有蜜，有貂皮。武士用刀劃開女人的肩膀，像打開寶匣子一樣，從女人肩胛骨下面往外掏東西，有的取出的是麥子，有的是松鼠，有的是蜂巢。

然后，他就想到自己的情人拉薩莉，似乎看到她左肩上的衣服被撕開，就像有人把鑰匙插進鐵柜的秘密鎖眼一般，利劍一劃就把她的肩胛骨打開了。她藏在靈魂深處的隱密都暴露無遺。她去過的那些陌生的城市、街道、房舍、空間，像一卷卷軟片一樣，一齊展現出來。

這個段落在《日瓦戈醫生》中幾乎沒有被后來的評論者注意過，不過這個鮮明而又反現實的意象就像那個女巫一樣，無疑是帕斯捷爾納克作為詩人靈感突襲而來的產物。它給這部沉重、厚實、肅穆、蒼青色的小說涂抹上一絲詭異的色彩，就像一本正經的牧師嘴角瞬間即逝的一抹意味深長的微笑，帶著啟示性的色彩：這個小說也就是帕斯捷爾納克的肩胛骨。他潛藏在心靈內部的那些不合時宜的思想、獨立自主的激情與綿延不絕的堅韌都袒露出來。他的教養、經歷、寫作和思考，吧嗒一聲，像商店的櫥柜展示在讀者的眼前。

帕斯捷爾納克出生在莫斯科一個猶太人家庭，父母是從南方的敖德薩搬到莫斯科的。他后來一直為自己生于普希金的忌日而驕傲。他的父親是美術學院的教授、著名的版畫家，也是猶太復興運動的一個中堅分子。母親是著名的鋼琴家，少女時代就在維也納等地開獨奏音樂會，婚后為了照料家庭而放棄了專業。他還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家庭稱得上是安穩而和睦。由于他的父親為很多名人畫過肖像，家庭聚會往往高朋滿座。在帕斯捷爾納克后來的回憶中寫到：他四歲時，在某一天夜里，被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懷念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吵醒，在座的客人中就有托爾斯泰。

盡管今日階級理論已經不再流行，但無疑帕斯捷爾納克的出身和教育決定了他后來的寫作和命運。他以詩歌成名，早期的詩歌創作主題集中于體驗內心世界的變化，抒發對人的命運、愛情和大自然的感受，文字晦澀難懂，句法變化莫測，隱喻新鮮離奇（薛君智：《帕斯捷爾納克小傳》）。1920年代，帕斯捷爾納克創作了多部長詩，如1923年在柏林出版的《主題和變奏》，1923與1928年發表的《熱病》，1926和1927年發表的《施密特中尉》和《1905年》，多是對大革命中個人命運的思考。這些作品顯示了他的特點，帶有知識分子對于時代和社會的關心，但最終落腳點在個人的自由與幸福。

高爾基在給帕斯捷爾納克寫于1918年、發表于1922年的小說《柳威爾斯的童年》英文版所作的前言中寫道：“他處于自我封閉的狀態……他的人物是講述他自己……講述關于他如何在世界中看見自己，他，當然，看見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边@其實是一個詩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注定了褒貶不一。蘇聯的批評界一方面對帕斯捷爾納克新穎纖細的詩藝頗多贊賞，但是他的主觀與晦澀也備受責難。他的脫離社會現實、深入內心的風格毀譽參半，尤不能為主流意識形態接受。他因此于上世紀三十年代基本轉入翻譯事業，從英、德、法等語言中翻譯了莎士比亞的大量劇作，迄今無人能及，歌德、席勒、裴多菲、魏爾倫的作品也多經他手。1946年，在聯共中央整頓文藝界的運動中，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歌再次被譴責為缺乏思想性、政治性和人民性。在這種背景下，他嘗試開始寫作后來給他帶來更大聲譽和爭議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至于原因，是“我對我的同時代人有一種巨大的負債感。我寫《日瓦戈醫生》就是想試著償還。這種負債感在小說進度緩慢時讓我喘不過氣來。在這么多年只寫抒情詩搞翻譯，對我來說有責任對我們的時代表明立場——那些歲月，遙遠卻隱隱再現在我們面前。時間緊迫。我想記錄過去，并為那些年代俄國美好高尚的一面而驕傲。那些歲月，或我們的父輩一去不返，而我知道，在未來的繁榮中其價值將會復活。與此同時，我試圖描繪他們。我不知道我的小說是否真正成功，盡管有種種毛病。我覺得它比那些早期詩作更有價值。它比我早期的作品更豐富，更人道。那些詩作就像匆忙的速寫——只要跟我們的前輩相比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不僅僅是小說家，布洛克不僅僅是詩人。那些作家的聲音如雷霆一般，是因為他們有話要說。相反：二十世紀那些膚淺的藝術家，以我父親為例，他的每幅畫用了多大的努力呀!在二十世紀我們的成功部分是由于機會。我們這代人發現自然而然成為歷史的焦點。我們的作品受命于時代。它們缺少普遍性：現在就已經過時了。另外，我相信抒情詩已不再可能表現我們經歷的廣博。生活變得更麻煩，更復雜。在散文中我們能得到表達得最好的價值……”（北島：《帕斯捷爾納克：熱情，那灰發證人站在門口》）

《日瓦戈醫生》也帶有某種自敘傳的性質，從母親葬禮的《安魂曲》開始，到最后死于莫斯科普列斯尼亞街頭，日瓦戈的一生經歷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國內戰爭、新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建設。不斷與歷史對話，帕斯捷爾納克試圖以獨立的人格重新敘述一段蘇聯歷史。日瓦戈舅舅、哲學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的觀點影響了日瓦戈此后的認知，也可以視作帕斯捷爾納克的信念：“人不是自生自滅，而是生活在歷史中，就當今的觀點來看，歷史是基督創造的，福音書是歷史的根基。歷史是什么？歷史就是千百年來關于死亡的一系列的謎以及將來如何戰勝死亡的探索的記錄。因為探索，才發現了數學上的無窮大，發現了電磁波，創造出交響樂。要在這方面有所前進，就不能沒有某種熱情。要有所發現，就需要有精神裝備。精神裝備的來源就在福音書中。是什么樣的精神呢？首先就是愛他人，這種愛是生命活力的最高形式，生命活力充滿了人的心，就要沖出來找用場；再就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主要組成部分，也就是個人自由的思想和生命，就是犧牲的思想?！h古時代的歷史可不是這樣的。那時候只有互相殘殺，強暴者你爭我搶，不顧被奴役者的死活。那時候只有歌功頌德、死氣沉沉的銅碑和大理石圓柱。只有在基督降世以后，世世代代才有了自由。只有在基督降世以后，生活才有了希望，人類才不是死于街頭籬下，而是死于家中，為歷史，為戰勝死亡而緊張工作，為這一主旨而死?！比珪慕Y尾再次用日瓦戈具有宗教象征主義色彩的詩呼應了這一點：

我雖死去，

但三日之后就要復活。

仿佛那水流急湍，

也像是絡繹的商隊不斷，

世世代代將走出黑暗，

承受我的審判。

然而，他最終死于街頭，恰恰構成了對這種觀念的反諷——一直以來，日瓦戈的所言所行、爭論、辯駁、思考，只是體現出知識分子無能的力量，個人被時勢所裹挾，被命運所擺布，無可奈何、隨波逐流。其根本在于他由于不能突破個體的眼界和限制，無力認識革命和生活的復雜性。因而只能是“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最終死于街頭。曾經拍攝過《阿拉伯的勞倫斯》的大衛·里恩1965年拍攝的《日瓦戈醫生》中較多集中于日瓦戈與拉娜的愛情上，其實愛情不過是整個宏大歷史與日瓦戈跌宕起伏的生活經歷中的一個部分。他對于現實的認識囿于情感和理性的雙重限度，只是停留在個人主義式的觀察之中。這種觀察的個人主義特性，體現在對獨立與自由、安寧踏實生活的向往，這固然是動亂年代普通人的真實需求，然而并非普遍性的歷史趨勢，帕斯捷爾納克作為精神和文化的貴族理應更加透過現象對烏托邦的陰暗面做更為嚴謹的思考。但是，他所能做的只是一部歷史證詞，不具有永恒性，而它的意義恰在于讓人通過細節體察一段歷史的腠理。

日瓦戈同科斯托耶德有一段爭論，后者認為盡管存在不足，但是革命后畢竟很多人過得不錯，很高興。而日瓦戈則指出，革命后依然有農民起義，農民既反對白軍，又反對紅軍，那是因為“他們被革命喚醒了以后，他們以為世世代代的夢想會成為現實：他們可以獨自生活，沒有人管他們的村子，他們可以用自己的雙手勞動，不依靠任何人，也不對任何人承擔義務?？墒?，他們身上那副舊政權的枷鎖被砸碎了，卻又換上了一副新的、革命的超國家枷鎖，而且比以前鎖得更緊。所以農村里亂騰起來，到處不得安寧?！比绻乃枷朐偻白呔涂旖咏鼰o政府主義了。出于對個性的珍視，日瓦戈或者毋寧說帕斯捷爾納克非常反感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缺乏激情的模仿。歷史似乎打了個轉、完成了一個輪回：“一個崇高完美的理想會變得愈來愈粗俗，愈來愈物化。這種事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希臘就這樣變成了羅馬，俄國的啟蒙運動也就這樣變成了俄國革命?！倍非蟮睦硐霟o外是：“每個人都過著獨立的生活，無須為最高政策的正確充當點綴品?！?/p>

帕斯捷爾納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婭在回憶錄《時代的囚徒》中記載的一件事頗能見出他的性格。1935年，巴黎大會國際保衛和平反對法西斯大會之后，帕斯捷爾納克本來可以在回國時經過慕尼黑去看望他的父母。那時他們已經12年沒有見面了（他的雙親1921年去了柏林，他本人1923年去過一趟）?！爱敃r出于一種愚蠢的自尊心，我沒有去，”帕斯捷爾納克后來解釋說：“我不愿意讓他們看到我那副可憐相，那種萎靡不振的樣子……我以為回國路上能和他們見上一面，可是我從英國回了國。去時，路經柏林，火車進站前，我妹妹去接過我，但，我再也沒能見到我的父母?！痹S多年以后的1950年5月20日，帕斯捷爾納克寫信給茨維塔耶娃的女兒阿麗阿德娜：“……我去參加反法西斯代表大會時……路過父母居住的地方……我不想見到他們，因為當時我認為自己的面目可憎，羞于見二老。我當時深信，將來有機會以更無愧的樣子去拜見他們，后來二老去世了，先是我母親，后是我父親，就這樣，我們再沒能會晤……這事壓了我一生，太沉重了，但我向你發誓，出現這種事絕不是因為我不關心他們或不愛他們！”他性格倔強、孤僻、落落寡合，對于親人尚且如此敏感，更何況那些十月革命后從工農兵當中涌現出來的作家？而且他的性格中也具有“多余人”的優柔寡斷和多愁善感。

帕斯捷爾納克寫日瓦戈看林間的夕陽景色：“這時他覺得自己也被這一道道的夕陽穿透了，仿佛有一股生命的靈感涌入他的胸膛，貫穿全身，又從他的肩部逸出，宛若一對翅翼。每個人在少年時代形成的原型將為他服務終生，他覺得那似乎是他的內心面貌、他的個性?！彼募珉蜗乱莩龅某岚蚪K究飛不出少年時代的原型——那種基督教的愛與自由支持的個人主義。盡管身在紅軍，日瓦戈內心的同情卻全在戰死的白軍身上，衷心希望他們獲勝，因為“這些孩子都來自在精神、教育、道德面貌和觀念上都同他十分相近的家庭”?？梢韵胍?，在冷戰時代，這樣的作品受到西方盛贊，并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自然讓蘇聯國內非常不滿，等于觸動了一場文化冷戰風暴?！度胀吒赆t生》遭到批評，帕斯捷爾納克也被開除出作協，他雖然寫信給當局懺悔，拒絕接受獎金，也依然沒有被及時原諒。俄國作家伊凡·托爾斯泰在所著《被洗過的小說》一書中聲稱：“我毫不懷疑，在確保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獎的過程中，中情局起了關鍵作用?！敝劣谥星榫譃槭裁匆@樣做，按照他的說法，是為了讓蘇聯政府丟人現眼，讓全世界都看到他們斃掉了一本多么優秀、多么充滿人性光輝的作品。

近年來，隨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檔案解密，許多當年的往事逐漸大白于天下：《日瓦戈醫生》的得獎確實與中情局脫不了干系。芬恩和庫維根據解密檔案創作的《日瓦戈事件：克里姆林宮、中央情報局和為一本禁書展開的戰斗》披露：1956年，該書書稿通過莫斯科的意大利文學探子傳到了米蘭；第二年就出版了意大利文本；1958年1月，CIA從英國情報部門收到兩卷《日瓦戈醫生》手稿的膠片，立刻發現了它的宣傳價值。1958年，CIA借布魯塞爾世博會的機會，與荷蘭情報機構合作，在海牙偷偷出版了亞麻精裝的俄文版，而迷你平裝版由CIA直接負責印刷，然后在會上發行。部分通過CIA情報人員與在西方的蘇聯觀光客和官員接觸時分發，其中有2000本是1959年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青年學生和平友誼大會”上分發給蘇聯和東歐學生。在那屆大會上，分發的“禁書”共3萬冊，用14種語言發行，包括《1984》《動物莊園》《失敗的上帝》和《日瓦戈醫生》，其中《日瓦戈醫生》除了俄語版，還有波蘭語、捷克語、德語、匈牙利語和中文版。拿到書的蘇聯人將藍色的精裝拆了，把書頁分開，偷偷摸摸帶回家。禁果分外甜，在莫斯科，它就像校園戀情迅速流行開來。隨著小說的面世和1965年電影版的巨大成功，《日瓦戈醫生》成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小說作品。

時至今日，撥開歷史與政治的迷霧，《日瓦戈醫生》依然是一部值得一讀的作品，盡管可能無法與俄羅斯歷史上那些小說巨匠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比，卻也自有一番詩人的細膩與敏感。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中說：“雖然讀書時用的是頭腦，可真正領略藝術帶來的欣悅的部位卻在兩塊肩胛骨之間?？梢钥隙ǖ卣f，那背脊的微微震顫是人類發展純藝術、純科學過程中所達到的最高的情感宣泄形式。讓我們崇拜自己的脊椎和脊椎的興奮吧?！迸了菇轄柤{克打開了自己的肩胛骨，讀者是否產生了肩胛骨的震顫呢？

劉大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編輯部副主任，從事文學、影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