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的失落，人的失落

牛寒婷

經典的失落，人的失落

牛寒婷

前段時間，北京人藝最新版的《雷雨》在北京、上海演出期間，頻頻出現笑場現象，這成為備受關注的文化事件。尤其北京公益場的演出，大學生從頭笑到尾，成了媒體競相炒作的焦點，此后，更多觀眾為“笑”看劇，笑場現象一發而不可收拾，終于引發了職業戲劇人的憂思。也許因為笑場的不僅僅是普通觀眾，更多的是受過經典文化熏陶的大學生，這使得憂思變得沉重：我們的經典戲劇怎么了？我們的學生和觀眾怎么了？而近年來，爆笑小劇場異?；鸨?，占據了主要的戲劇市場份額，戲劇的小品化、段子化、娛樂化甚至低俗化，已然讓人司空見慣。

戲劇藝術的實踐，暴露了這個娛樂至死的消費時代的深刻的藝術現實：娛樂化、消費主義對文學藝術、對經典文化的影響正不斷加深，作為普通受眾個體，其接受和欣賞經典作品的心態和內在的精神狀態，已悄無聲息地被消費文化所改變和重新塑造，大眾的價值立場、審美判斷、趣味指向、文化選擇等呈現出多元化樣態。因此，對于大眾接受與欣賞藝術經典的困境和難題，對于經典與大眾之間的斷裂等問題，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問題和現象的表面。簡單化地出于價值立場的判斷，進行居高臨下的指責和批判，是容易的，但往往無濟于事，深入到接受主體的內部去進一步考察，也許能深化對問題的認識。

從另一方面看，也許是持文化精英立場或經典藝術立場的人過于憂慮了。經典文化或經典藝術的魅力，在這個消費時代，不會比其他時代更多，但也不會比其他時代更少。更何況，尼爾·波茲曼所言的電視時代以來的娛樂至死，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的文化消費浪潮，原本就是當今時代的底色。說到底，在任何時代，能夠真正欣賞和接受、創造和開掘藝術經典的人，原本就是那么“一小撮”——正是這“一小撮”文化精英和創造者延續著人類的古老文明和經典文化的血脈。而那些如上世紀80年代中國所興起的文化熱、文學熱等現象，不過是時代和人類進程中的特例罷了。

當我們言及經典文學、經典藝術、經典文化的時候，這其中，隱含著一種價值判斷——以經典為人類文化創造的標高；隱含著一種精英立場——經典是少數人創造的，文明則由少數人類精英推動著向前發展。而對于這個消費主義盛行的多元化時代而言，欣賞與接受文化藝術的標準千差萬別，在這千差萬別之中，首當其沖的標準即是：能否為大眾所接受，能否流行，能否持續地受到追捧。在這里，我無意于把經典與大眾、經典與消費文化對立起來，事實上，從整個人類文化的歷史看，經典作品才是真正能夠世代流傳的。而在我們今天的時代，伴隨人類工業文明發展起來的大眾文化乃至消費文化，尋求即時的文化快感，讓人們短視，使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不停更換、轉瞬即逝的文化快餐上，“流行”一詞也早已成為一個此一時彼一時的文化符號指稱，被階段性地填充進不同的內容。大眾文化、消費文化最為擅長的就是，一成不變地選擇人類文化和文明中最為淺顯、簡易、便于操作的那些部分，對文化、對文學和藝術進行功利化、狹隘化的選擇和運用，推動它們的創生與流行，換湯不換藥地復制生產，以最為便捷的方式和最少的投入，獲取最大的經濟回報。

這也就意味著，在消費主義的市場引導和文化生產下，人們逐漸疏離了價值判斷的立場，那些經典文化、經典藝術在流行文化的喧囂下，被淡忘、被漠視、被視作故紙堆。價值指向意義，引向一種終極的追問和探尋，拋離價值的維度，也就拋離了形而上的可能，拋離了超越的人生。與之相反，消費文化鼓動人們把物質欲求和淺表的感官享受作為“價值”和目標去追求和尋找，并以此作為選擇文化產品和現代生活的唯一標準。于是，好玩、有趣、好笑、歡樂就成了流行文化的“試金石”——正如消費文化窄化和狹隘化對文化文明的理解一樣，大眾對這些詞匯的理解，也只是擇取其最為表面淺顯的意思。不管什么樣的文化產品和文藝作品，只要能讓人開懷大笑，只要能讓人拋卻煩憂，只要能給人帶來紓解暢通并足夠吸引眼球和刺激感官，無論這笑和快樂多么浮泛谫陋，無論這紓解和暢通多么淺薄虛假，也無論這吸引與刺激多么稍縱即逝和不值得信賴——它就會受到追捧和歡迎，就會流行，就會熱銷，甚至就會被某些專業人士不負責任地冠以“優秀”“經典”的皇皇之名。

還以戲劇為例，當“過氣”了的經典戲劇《雷雨》被與以搞笑為能事的爆笑小劇場戲劇“一視同仁”地欣賞的時候，以笑為出發點的訴求本身也許無可指摘。無論是因為排演手法老套、不適合當下觀眾的欣賞習慣，還是因為演員的表演確實有處理不當、可笑的地方，偶一為之的笑，都可以被理解；但是，從頭至尾地一笑到底，性質則完全不同，它暴露了問題的所在，也突顯了觀者不言自明的立場和選擇——以戲謔的、游戲的心態觀劇，以好笑和快樂為唯一的觀賞訴求。至于作品中那些并不可笑的、嚴肅的部分，那些可以引向思考的、觸動心靈的、能升華意義的部分，則統統被肢解和屏蔽掉了，被懸置在了觀者觀賞和理解的范圍之外。

文化經典和藝術經典，是人類在源遠流長的文明發展過程中篩選和留存下來的精華。經典文本集合了人類非凡的心智能力和創造活力，是人類智識生活高度發達的象征，是人類文明的里程碑。與現代科學發展的進化論不同，人文科學從人類存在開始，就從來都不是進化論式地前進，不是踩在前人肩膀上的優越感和“集大成”決定一切，不是越晚近創造的就最好，而是樹立起一座座豐碑，既無法逾越，也無法取代，作為后來者，唯有不斷地開掘個體的智識能力和生命活力，不斷地去創造創新，才可以與之呼應和匹配。就像“軸心時代”所代表的文明高標，就像我們念茲在茲的西方古希臘文明、中國傳統文化精髓，都是人類高山仰止的所在，亦是我們對文化文明信仰的依托。從這個意義上說，經典文本并不存在過氣、過時一說，對于那些對智性生活和精神生活有強烈渴求的人而言，永遠需要時時地回顧、瞻仰和膜拜。

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雷雨》，或是其他文學經典、藝術經典的文本，在這個時代，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邊緣化的命運。在這個“小”時代中，經典失落了。而在經典失落的背后，應該看到的，絕不僅僅是表象的時代浮華和娛樂喧囂對于經典的遮蔽，更應看到，作為時代主體的人的失落，以及作為時代病癥的精神生存的空虛。正是精神生活的缺失，造成了人們的狂笑不止，造成了網絡時代的虛無癥。2014年8月20日，《三聯生活周刊》的微信版發布了《不能承受的無聊之重》，在描述當下人“無聊”的病癥后，讓人們到一個類似娛樂場地的豌豆莢哆啦A夢“無聊治愈所”去玩耍和體驗，以擺脫無聊。如此嚴肅的標題，原來只是廣告的外包裝。作為一個受眾面廣、影響力大、有思想品位和文化追求的雜志，《三聯生活周刊》以這樣的方式部分地表現出對這個網絡時代和娛樂時代的妥協退讓。虛無和無聊的時代病癥，就這樣被廣告和娛樂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與深入的反思和積極的引導南轅北轍。

近讀卡爾維諾，無論是《我們的祖先》，還是《看不見的城市》，卡爾維諾都像他的大腦所呈現出的讓外科醫生驚嘆不已的完美那樣，讓人驚嘆不已。寓言一般的故事，奇詭的想象力，流暢的小說語言，動人的哲思，出其不意的敘事，每每讓閱讀成為冒險，翻開一頁就意味著迎接另一個無從想象的驚嘆號。像童話又帶神話色彩的《分成兩半的子爵》，像精簡的寓言卻又似厚重的史詩的《樹上的男爵》，顯現出哲學家的深邃和文學大師無邊想象力創造力的《不存在的騎士》，還有看似單薄、其貌不揚，實則字字珠璣、蘊藉深厚的《看不見的城市》，都觸動著人的生命體驗和敏感神經。作為文學經典，它們挑戰和刺激人的感受力、領悟力、想象力、創造力；它們整體性地考察人的感知能力、精神耐力和心智水平——正是依靠這些能力，這些生命存在的內在活力和能量爆發，這些精神世界的豐盈飽滿，人類才不斷地開發了內在的自我，創造了自我也創造了世界。經典文化、經典藝術之所以能世代流傳經久不衰，正在于它與人類的精神生活和內心需求息息相關，它所凝聚的生命意識、創造活力和非凡力量，與人類的生存相伴相生。

描述文學閱讀的體驗，是為了更好地反思我們的生活，為時代提供一種可能的參照。在推崇工具理性、功利主義和庸俗成功學的時代氛圍里，我們是否跑得太快、要得太多？我們是否只是活著，而這“活”，卻與生命本身沒有了關涉？我們期待著物質利益的最大化，我們追逐著感官的刺激與享樂，我們渴望著不勞而獲和一夜成名……就像劇場里不間斷的笑聲一樣，為了開懷大笑，不深入藝術作品的內部，不“無謂地”浪費腦細胞，不投入絲毫的耐心和起碼的情感，因為——只有淺薄的笑才是得來全不費工夫的。

其實，在浮淺的玩笑、惡搞和嬉鬧之外，還有一種值得信賴的快樂存在——一種更為深邃、充沛的快樂——它來自內心生活，與挑戰一定的精神難度密切相關。就人的心靈生活而言，付出努力的艱辛程度和收獲愉悅的深邃程度，是成正比的；越是挑戰自己的心智、感知、耐心以及延遲快感的能力，就越能獲得一種繁豐、復雜、深刻、厚重的內心快樂和精神滿足。這也是尼爾·波茲曼推崇印刷文化、擔憂電視文化的深層原因所在。印刷文化對人有著較高的內在要求，翻看一本書至少要保持內心的安靜狀態，投入耐心和心智活動，以使語言文字轉換成頭腦中想象的畫面或知識圖譜，這個過程是“慢”的、“難”的；而電視文化、網絡文化和消費文化，則相對地簡化精神活動，以固定的模式為心靈生活塑形，它有既定的商業和娛樂訴求，它沖擊、挑戰和刺激感官，它是“快”的、“容易”的。當我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被無所不在、形形色色的娛樂暗示、消費陷阱包圍和滲透時，它對我們心靈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整體的改變，就越來越難以被我們察覺。我們越來越失去耐心，我們無可救藥地變得無聊，我們機械地按著電視遙控器卻無法專一地對著一個頻道持續觀看，我們幾乎全天候地沉溺在以消閑生活為主的微信、QQ等網絡交流平臺上卻孤獨莫名，我們的心靈功利化地只想在一瞬間無所付出地就獲得假想的快樂和自由。劇場中面對嚴肅藝術時那些淺薄輕浮的笑聲，只是這個浮華時代的一種表象和小小縮影，其暴露的問題本質是：一個個原本有著無限可能性和創造性的獨立個體，已經或正在葬身于集群化的粗糙與遲鈍之中；一個個原本有著無限可能性和創造性的心靈，已然被改寫。

心靈被桎梏，心靈生活被簡化、限定、塑形，這是大眾接受和欣賞經典文學、經典藝術、經典文化的真正困境所在。環視周遭的生活，我們是否還具有抗拒和擺脫娛樂的能力？我們是否還來得及重建我們的內心？當時代的虛無主義和無聊癥漸漸侵蝕和捆綁我們的時候，我們是否還能去尋求更高的精神生活，獲得真正的自由？物質的欲求、即時的快樂、名利的誘惑、浮華時代所標榜的成功、無止境的搞笑和娛樂……在這些速成的“生活”之外，我們是否還在生命的意義上“活”著？我們日常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究竟有多少跟我們的生命本身真正相關？說到底——我們還需不需要一種超越的人生？

人生幾十年，漫長也短暫。漫長是因為它喜怒悲歡的歷練，短暫是因為它逃不開永恒的死亡。向死而生的人生，只有一次的人生，虛無而無法自證其意義的人生，都需要精神的洗滌，需要對生活和肉身的超越，需要意義的自行創造。在這個過程里，人與自身抗爭、與命運抗爭、與有限抗爭，成為宇宙世界的主宰者，成為超越自身的存在。雅斯貝爾斯說：“人永遠超乎他對自身的了解之外。他不是一次性的所是的東西，他是一個過程，他不僅僅是被確定的現有的生命，而且在這個生命中有自由的可能性，并從而在他的實際行動中做出決定：他是什么？”人并不僅僅是被限定了的、一次性存在的肉身，人亦是自我突破的、價值和意義的創造者。在與死亡和虛無的抗爭之中，人挖掘生命內在的潛能，開發自我的各種可能性，在這一過程里，人獲得的是真正的自由，也就獲得了超越的人生。

若超越是想象的彼岸，那么經典文化和經典藝術就是擺渡的行船?？吹酱詈?；若看不到，則需要自我的修煉和他人的引導。關于經典和大眾接受的問題，也許這一整篇精英立場的說辭，都太過教條、刻板和老套，像新版的《雷雨》一樣會引發笑場。需要重申的是，經典與大眾并不對立，在不同的時代，它們的關系也完全不同。即便是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場，對于當下的大眾娛樂文化、消費文化，也不能全然持否定態度。形形色色的爆笑小劇場話劇，如同晚間的泡沫電視劇和許多心靈雞湯式的電視節目、暢銷書籍一樣，在讓人輕松的同時，也帶來短暫的心靈慰藉，使無數普通凡俗的個體得到安撫與陪伴。然而，這終究是一個經典與大眾不會彼此擁抱的時代，是經典注定越來越被遮蔽的時代，因此，經典的立場需要在時代的云霧中自我辨識，需要被重提。在這個時代過后，大眾重新擁抱經典，仍然是一種浪漫的想象和期許。更何況，引導大眾是經典文化、精英文化所內含的功能指向和意義所在。畢竟，經典藝術和經典文本，是那些淺表的流行文化、轉瞬即逝的文化泡沫所無法取代的，它們像山谷里常開的花朵，雖偏于時代的角落，卻生生不息，終究會吸引住那些尋覓持久芳香的人。

牛寒婷：本刊編輯，發表文藝理論評論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