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中國近代細菌學說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姬凌輝

（華中師范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9）

近年來，中國醫療史①目前,學界尚未對“醫療史”這一名稱取得共識，亦可稱為“疾病醫療社會史”“醫學史”“醫療社會史”“醫療社會文化史”“人群生命史”等，筆者傾向于接受“醫療史”這一說法。的研究成果不可謂不豐碩②在歷年的全國百優博士論文評選中，從1999-2011年，共評出歷史學優秀博士論文34篇，其中有2篇這一領域的論文，分別是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和社會》（2002年）和李玉尚《環境與人：江南傳染病史研究（1820-1953）》（2006年）。2005年《歷史研究》編輯部編輯出版了六卷《〈歷史研究〉五十年論文選》，其中“社會史”卷共收錄26篇論文，而醫療社會史的論文有3篇，即梁其姿的《麻風病與近代中國》、曹樹基的《鼠疫流行于華北社會變遷（1580-1644）》和余新忠的《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參見余新忠、杜麗紅主編《醫療、社會與文化史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導言，第3頁。此外，“大陸的醫療衛生史走過了起步的數十年，目前已經形成了人大、南開幾個相關研究重鎮，楊念群、余新忠、曹樹基等幾位代表人物，年輕學人成為醫療衛生史研究的生力軍，近幾年涌現了一批頗有分量的學位論文”，參見路彩霞《近十余年大陸晚清民國醫療衛生史研究綜述》，《中國經濟與社會史評論》，2010年卷，第293頁。，且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者做過介紹與評論，如李建民[1]183-203、 杜正勝[2]、 李貞德[3]、 張大慶[4]1-16、余新忠③如《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衛生何為——中國近世的衛生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11年第3期。、 梁其姿[5]、 飯島涉[6]、 林富士[7]、 路彩霞[8]、皮國立[9]、 李忠萍[10]、 王小軍[11]、 蘇全有[12]、 葉宗寶[13]等。盡管這些文章的回顧重點不同，但多數回顧文章的重點還是偏向社會史的探討，少有從文化史的觀點檢視醫療史的研究[14]109-136。從目前中國大陸、日本及中國港臺地區的研究成果看，對醫療史的研究還是兩大套路并行，學者們一般將其表述歸結為 “正統醫療科技史”與 “新社會史”[15]、“醫學史”與 “社會史”[16]2-6、“內史”與 “外史”④參見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第7頁。實際上其他學者也有類似表述，如皮國立也大體認為由中醫所書寫的“內史”與歷史學者所進行的“外史”研究共同構成了目前醫史研究的兩大套路，參見皮國立《近代中醫的身體觀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三聯書店，2008年，第21頁。等。諸如此類的劃分一方面反映出當前學界逐漸形成研究路徑與范圍的部分共識，另一方面這種識見也造成了事實上的區隔，即真正意義上學科內部與學科之間的突破和擴展尚不明顯，這也是以上各位學者們不斷呼吁要改善的地方，但同時也應該認識到，不論是由醫家視角出發或者由史家視角出發所書寫的醫療史并沒有優劣高下之分，以此觀念為之，這里將從內史、外史兩個層面，從國內外兩個方面去梳理細菌學說的研究現狀。

一、 “內史”之細菌學說

（一）中醫學角度看細菌

由于抗生素、激素的發明，使人們輕易地認為傳染性疾病已經被征服了，中醫溫病學說也早已過時。但長期致力于研究 “溫病”“傷寒”學說的鄧鐵濤早在1998年通過論證吳鞠通病原說的科學性，認為中醫走的是另一條道路，雖無西方細菌學說，但細菌早已被概括于 “邪氣”之中，特別是在治療病毒性傳染病方面甚至領先于世界[17]。2003年非典型肺炎 （SARS）在廣東省發生，疫癥隨后擴散至全國多個省份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面對突發而來的疫情以及后來中醫藥介入取得的成果，促使中西醫開始進行反思，并努力尋找中醫資源，隨之出現了大量關于討論中醫溫病學說的文章，并且持續升溫，集中表現為對溫病學派人物及其學說的闡發，如農漢才對祝味菊生平與學術思想的研究[18]，劉蘭林闡述了癘氣學說的創立基礎與發展滯后的原因[19]，邢玉瑞反思了吳有性的雜氣病因說的沉浮[20]，新亮和蓋麗麗從繼承傳統和中醫現代化的角度評述了戾氣學說[21]，吳少俊對中醫溫病學初創期吳有性 《溫疫論》和袁班 《證治心傳》的探討[22]，戴翥對葉天士 《臨證指南醫案》外感溫熱類溫病養陰學術思想及用藥規律的研究[23]等。也有學者從中西醫病因學角度進行探討，如田進文在準確把握陰陽理論、五藏理論特別是肝藏理論的基礎上，運用這些理論研究細胞現象，研究人的解剖現象、組織現象所作出的嘗試[24]；王磊系統地梳理了中醫病因學史[25]，關洪全對中醫學 “六淫”與 “內生五邪”學說中的病原微生物和條件致病微生物致病認識進行了闡釋[26]，張維駿從生態醫學角度對中西醫病因學進行了比較研究[27]等。另有人對伏氣學說進行探討，如郝斌對伏氣學說的源流及其理論的文獻研究[28]。當然除這些文獻研究外，還有理論和方法的運用，如丁建中運用多學科的現代科學理論與技術，模擬符合中醫 “六淫”病因理論中關于外燥之溫度、濕度等空間量化指標，對外燥致病機制進行了很好的研究[29]；彭鑫從微生態學角度對 《傷寒論》陽明、太陰病證與腸道微生態及人體反應性關系的研究[30]；文達良運用統計方法分析與文獻研究相結合，歸納嶺南醫家們的用藥規律和特點，從氣機升降理論的角度與藥物的氣味厚薄、寒熱屬性、升降浮沉等方面探討了嶺南醫家們對溫病的防治經驗[31]等。由此可見，目前研究的重點依然是溫病學派、戾氣學說等門派學術，以討論吳有性《瘟疫論》和溫病四大家 （葉桂、薛雪、吳瑭、王士雄）居多。但是單純的醫籍文獻研究顯然越來越讓人感到不滿足，于是近年也有學者嘗試用新視角和試驗方法進行探討。

（二）西醫角度看細菌

由于醫學分科系統較為復雜，細菌學說散見于感染性疾病與傳染病、預防醫學與衛生學、中西醫結合、醫學教育與醫學邊緣學科之中。首先是從感染性疾病與傳染病角度研究細菌較有特色，主要探討了傳染病的耐藥性和細菌的耐藥性問題，如徐叔云對抗菌素臨床應用與藥理的探討[32]，趙惠遠介紹了微生物的變異特性[33]，李世虞對麻風病的耐藥性問題進行了闡釋[34]，謝匯江對結核病的感染與發病原理進行了研究[35]。此外，還有李建華、宋豐貴[36]、賈鳴、胡曉梅、胡福泉[37]等人對細菌生物膜耐藥機制的探究等。若從預防醫學與衛生學角度看，論著寫作風格以科普性為主，如富川佐太郎和原晉林對滅菌與消毒的發展史的研究[38]，黃可泰和夏素琴對梅契尼可夫關于衰老起因的自身中毒學說的介紹[39]，徐建國對新病原細菌的世界性和來源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40]。特別是自2003年以后此類文章明顯增多，如 《人類疾病與醫學成就（之一）》 （《中國財經報》，2003-04-26）； 柏伊的《除魔之戰：人類與瘟疫的交鋒》（《中華讀書報》，2003-05-28）；孟慶云的 《霍亂的流行與公共衛生建設》（《中國中醫藥報》，2003-08-04）；張月景的 《九大學說解讀人衰老》（《科學大觀園》，2003年第11期）；李灶平的 《食品中大腸埃希氏、沙門氏菌耐藥性與整合子的關系研究》（四川大學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曹斯、李嬌、吳承剛等的《疫苗那些事兒》（《南方日報》，2014-01-04）。當然也有很多學者從中西醫結合出發，去認識中醫中的氣與西醫中的菌，如李福利的 《統一醫學》（《科學》，1996年第2期）；趙穎、熊旭東的 《感染性疾病之中西醫認識差異》（《中國中醫急癥》，2006年第10期）；《中西醫結合醫學的發展》（《2006井岡山中西醫結合發展研究論壇論文集》）；楊云松的 《中西醫結合研究史論》（黑龍江中醫藥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李立平、趙亞剛的 《中醫正氣與免疫、微生態平衡的研究現狀》（《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12年第31期）；弓箭的 《中西醫匯通、中醫科學化、中西醫結合的歷史研究》（黑龍江中醫藥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最后就是從醫學教育與醫學邊緣學科角度探究細菌，這種視角恰恰是歷史學與醫學互跨學科交流最多的領域，鑒于此，將放在 “外史”中論述。

二、 “外史”之細菌學說

（一）通論性著述

一般而言，大部分醫學通史著作都會談及細菌學說的產生、發展與現狀，在早期的醫史專著中多有體現，例如著名的醫史學家卡斯蒂廖尼 （Arturo Castiglioni）在其著作 《醫學史》中，把細菌學說放在第十九章作為一個子目進行闡述，并認為19世紀下半葉巴斯德和科赫的工作標志著科學的細菌學開始建立，細菌學幫助人們找到了許多疾病的發病原因，并成為醫學領域中最重要、最有用的學科[41]731-732。民國著名醫生丁福保在所著的《西洋醫學史》中也將細菌學作為 “內科學史”的重要內容加以譯述[42]78-82。李廷安在其 《中外醫學史概論》中提綱挈領地勾勒出細菌學的 “大事件”，并認為 “自1870-1880之十年間，為醫學進化上最盛之時期，尤以細菌方面為然”[43]22-24。反觀之，以上多為介紹與評述，少有專業性闡述細菌學說的學科成果知識，即成于疏通，失之精細。

以上屬于學術性較強的著述，此外還有大量通俗性讀物，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威廉·H·麥克尼爾（William H.McNeill）的 《瘟疫與人》 （Plagues And Peoples）， 瑪格塔 （Roberto Margotta）的 《醫學的歷史》（History Of Medicine），還有卡爾格·德克爾（Bernt Karger-Decker）的 《醫藥文化史》等。以上3本著作對細菌學均著墨不多，《瘟疫與人》也只是將其作為論述1894年中國鼠疫的知識背景，其他兩本也都是在通不在專，但總體上表現出很強的社會文化史關懷。與之相比，由于中醫學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簡稱為 “TCM”）自成體系，故中國學者多從中西方醫學交流史去梳理西方細菌學，側重于醫學思想文化的探討，如丁福保 《西洋醫學史》、李廷安 《中外醫學史概論》、陳邦賢 《中國醫學史》均有論及，最典型的是李經緯所著的《西學東漸與中國近代醫學思潮》[44]、《中外醫學交流史》[45]、《中醫學思想史》[46]。這3本書前后有所繼承，主要議題是西學東漸背景下的中西醫思想的沖突與調適問題，雖有涉及細菌學，但并未把該學說作為主體進行論述。與此書寫風格類似的還有傅維康的 《中國醫學史》[47]。當代學者張大慶認為 “19世紀醫學最重要的貢獻是細菌學的建立，如果說18世紀病理解剖學的建立找到了疾病原因和人體內部器官病理改變之間的關系，那么19世紀時細菌理論的確立找到了外部原因對人體疾病的影響”[48]120。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不僅通論性論述細菌學說的著述不多，而且專門論述細菌學說在近代中國引介、傳播及其影響的論著也少之又少，這與細菌學說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

（二）專題性著述

醫史學界專題性探討細菌學說雖是寥若晨星，但也不乏補白之作。目前僅見韓鵬從 “醫學編史學”的多元化角度寫有 《消化性潰瘍細菌學說的產生、認同與傳播》[49]一文，他認為消化性潰瘍細菌學說的產生、認同和傳播是臨床醫學中的一場“革命”，并提出一種同盟者網絡模型加以詮釋，系統考察了該學說由產生到獲得科學共同體的認同，進而在社會范圍廣泛傳播并產生巨大影響的歷史過程。此外，近年來歷史學界從社會文化角度對細菌學說的探究成果為數不少。如梁其姿從古代疫原認知角度出發，通過考察從元至清的醫界對 “濕”“雜氣”“污穢”等帶有方土意味概念的論述，從“郁蒸”概念切入，認為有明以降，溝渠污水、尸氣等開始成為穢氣的構成要素，且在明末清初有強化的趨勢；自清代中后期起，“污穢”的內容更為豐富，衍生出范圍更明確、更符合近代衛生觀念的因素；到民國初年時人除認為傳統的溝渠污水、地里尸氣叫做病外，漸將糞溺及污穢的家居床幾器具，甚至衣服等也視作引發疫病的因素，并且認為在細菌學說提出之前，西方許多有關環境與疾病的看法，與中國明清時期很相似[50]357-389。較之稍晚，余新忠則以前近代到晚清為時段，對從避疫、治疫到防疫因應疫病的觀念演變進行了很好的梳理，但也過于疏闊，對于19世紀后半期具有世界性影響的細菌學說著墨不多，且認為 “細菌學說傳染中國后很快得到各階層的認同”[51]58。一般而言，若從知識的 “生產—譯介—輸入—傳播—實踐”角度看，細菌學說之于當時西方世界尚屬新奇，之于中國更難以將其表述為 “共識”，且清末民初中國的社會文化圖景較為復雜，在探討這個問題時需要考慮時空性、差異性等因素。

近年來，美國學者吳章 （Bridie J.Andrews）在引入吉爾茲提出的 “地方性知識”概念下，對清末明初肺結核的研究看到了傳統的中醫學概念如何受西方醫學觀念的沖擊而發生變化，如從 “尸蟲”到“傳染”，或從傳統的 “相染”觀到西方的急性傳染病概念等。但同時又指出根深蒂固的傳統疾病、身體觀如 “虛”“癆”等，與基于近代西醫細菌論的“肺結核”觀之間的鴻溝巨大。換言之，肺癆與肺結核其實是兩種迥然相異的身體觀所產生的疾病語言。到20世紀初期，“肺癆”這個原本是單純的傳統中醫詞語漸漸地混入了通俗西洋生物醫學的其他概念。 “癆”病的疾病觀轉化為 “結核”病的疾病觀的復雜過程即是作為19世紀西方實驗科學產物的細菌致病學說在20世紀初進入中國并被吸納的一個縮影[52]217-244。它勾畫出了中國醫學界在建構現代中醫知識過程中對西方強權與文化欲拒還迎、且拒且迎的復雜心態。雷祥麟的 《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和疾病》一文，以 “衛生”“國家”與 “生命”三個軸線來探討這種 “另類的衛生”，以丁福保、陳果夫、聶云臺、陳方之、余巖等人的衛生論述為文本，呈現出 “中國式衛生”與西方Hygiene之爭，且認為衛生之爭的重點不止在于選擇不同的保健工具，更是對于不同生活形態、生命理想與社會關系的重要價值抉擇，進而回歸主題 “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53]435-476。路彩霞以京津地區為觀察點較為詳細地探討了疫氣觀、穢氣說和細菌說三者之間的碰撞與調適[54]140，她認為 “時人觀念中并沒有將疫蟲與疫氣截然分開，穢氣是二者混融的中介，人們對瘟疫病原進行著中西合璧的想象——不干凈的空氣里飛舞著有毒的蟲子”[55]145。暫且不論其論點公允與否，至少作者在方法論上是非常值得借鑒的，即以瘟疫流行為契機，以清末報刊書籍等為載體，以新聞報道、政府示諭和衛生演說為文本展開探究。

隨著中國臺灣第二代醫療史學人的崛起，皮國立對 “氣”與 “細菌”問題有較為系統和深入的論述，其最近出版的 《“氣”與 “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2012年）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空缺。皮氏從思考 “中醫如何看待 （西醫）微生物學”切入，以復線式的敘述手法，從把握 “氣”與 “細菌”兩個核心概念出發，將此問題放置在民國初年社會與文化的歷史脈絡中探索，并提出他對于中醫 “外感熱病學”曲折發展的因果分析，以及從醫史學關懷出發之 “重層醫史”的史識理解，并力圖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史料詳實，內容豐富。但此書出版以后，也引來了一些批評意見，其中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系碩士生高愷謙所寫 《評皮國立〈“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一文[56]191-199，觀點頗為犀利。他從研究視野、章節設定、材料使用、論點探討、細節考訂等五個方面進行了評議。首先，他認為皮氏在闡釋中醫外感熱病學在面對匯通西方的病名與細菌論問題時，“中醫除了接受西化外，事實上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承繼傳統經典的一面”[57]194，言外之意是皮書過于強調 “現代化”。其次，他認為雖然皮書企圖從民眾日常生活史的視野切入，并構筑出一幅醫療的社會文化史圖像，但以第七、八兩章為例分析，發現仍多用精英或醫者的觀點來看民間調養、飲食與禁忌文化，似乎少有民眾自己的聲音。然后，又通過對各章節設定進行分析，認為此書的聚焦其實是以內史為主，特別是中醫學術思想的變遷。再次，他認為皮書論證中醫自身傳統史料的時間軸線拉得過長，對于所謂中醫 “自身傳統”也缺乏明確的界定，導致其指涉過于寬廣。最后，他認為對于涉及中西新名詞譯介問題不能一筆帶過，必須首先解決并揭示出 “這中間的轉折過程為何”[58]197。正如劉禾所發之疑問，“不同的語言之間是否不可通約 （incommensurable）？倘若如此，人們如何在不同的詞語及其意義間建立并維持虛擬的等值關系 （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在人們共同認可的等值關系的基礎上，將一種文化翻譯成另一種文化的語言，這究竟意味著什么？倘若不使一種文化經驗服從于 （subjecting）另一種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翻譯或者詮釋，我們還能不能討論或者干脆閉口不談跨越東西方界限的 ‘現代性’問題？”[59]1

除高愷謙所評幾點，尚有以下疑慮。皮國立在第一章第六節部分解釋了自己之所以會選擇 “氣”與細菌學的爭議，是因為 “近代以來中西醫論爭的重點，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民國以前，中西醫論爭的范疇是以解剖生理學為主的論爭”。他還引用張仲民對晚清衛生書籍的研究成果，進而認為，“在晚清，生理學是衛生知識的主體，當時翻譯的西醫書籍是以生理學為主，而不是微生物學。民國之后，則轉為細菌學所帶來的治療學和疾病解釋上面的爭議，以及以細菌學為理論根基，所衍伸出的中西醫公共衛生與國家權力之間的角力戰”[60]35。此觀點大體無誤，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晚清翻譯西醫書籍的主體不是微生物學，那么直接講民國之后即轉為細菌學所帶來的治療學和疾病解釋上的爭議，就誠顯突兀。要之，清末民初細菌學說之于中國也存在一個 “在地化”的過程，但遺憾的是并未見到細菌學說的引介與傳播的相關論述。既然是講 “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但卻避而不談細菌學說如何譯介傳播確實讓人難以理解。從這個角度來說，皮國立更多的是直接談細菌學說的影響，論證中醫以 “癥”看病和西醫驗 “菌”看病之間的匯通與差別，這使人看完之后不知所云，不像是 “歷史書”。此種論調在書中還有多處類似表達，如第二章第六節小結部分，第七章第一節前言部分以及第九章第三節部分。更有甚者，他認為 “近代中國學術的 ‘西化’已不用多談，這個舊框架將阻擋我們觀看近代中國史的全貌，因為它只有單一視角而已”，并且認為 “五四史觀”不適合來探討中西醫論爭問題[61]321-322。但是筆者經過梳理發現，對于細菌學說的譯介恰恰是集中在1916-1919年前后，這至少說明了細菌學說的譯介與 “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密切的關系。作者無論是從情感上還是從學理上對 “五四史觀”進行否定可以理解，筆者也贊同應該拋去諸如 “中與西”“科學與不科學”“進步與落后”等二元對立觀念，但是正如桑兵教授所言，應該做到 “無中生有”，首先回到 “無”的歷史場景中。而細菌學說的引介發展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竟是 “不謀而合”，這至少說明對于民初細菌學說引介與傳播的探討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三、結語

總之，從目前 “內史”與 “外史”對細菌學說的研究現狀來看，就 “內史”而言，學者們要么仍主要探討溫病四大家的醫籍和醫學思想，側重醫學文獻的研究；要么就是研究細菌學的專業學科知識或做科普性的知識介紹。就 “外史”來說，歷史學者的介入無疑給細菌學說的歷史研究注入了一泉“活水”，諸如梁其姿、吳章、雷祥麟、余新忠、路彩霞、皮國立等學者，從不同角度和主題對細菌學說之于中國這個主題進行了很深入的探究。但我們梳理以上研究成果發現，對于清末民初細菌學說之于中國的引介與傳播談之甚少，許多學者往往將其作為一種既存的歷史事實，而且已有多位學者不斷地提到目前醫療史研究對大量醫學期刊、報紙、時人文集、小說等史料運用不夠，若以瘟疫流行為契機，以清末報刊書籍等為載體，以新聞報道、政府示諭和衛生演說為文本展開探究，將是大有可為的方向。同時筆者也期待有更多的學人能夠投入到近代醫療史知識與制度轉型歷程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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