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哲理化與江西文化關系的研究

鄭蘇淮，尚丹露

（1，2，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江西 南昌，330038）

儒家思想發展到宋代，產生了一個質的變化，這就是完成了從注重字詞的注疏到探求義理的轉變。這個轉變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南宋時代的朱熹。我國著名哲學史家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給予了宋代江西大儒朱熹非常形象的評價。他認為就正如在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國家內閣總理架空君主一樣，被尊為“至圣先師”的孔丘到了元、明、清時代，即被他的“內閣總理”——朱熹架空了。因為一般的知識分子都讀儒家經典，實際上是只讀《四書》，對于《四書》的了解實際上只限于朱注。

這個風趣的說法道出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宋代以后的儒學實際上已經是以朱學為主的儒學了。這就不得不說到宋代文化領域的一件大事，即理學的興起。理學的興起與確立，離不開朱熹和陸九淵兩位江西老俵和鵝湖書院江西這塊熱土。從此，儒家思想完成了理論化、系統化和哲學化，并改變了中華民族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這個改變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局面是中國古代學術發展的典范，“鵝湖之會”可以說是對這種典范的繼承和延續。①王瑞平：《論鵝湖之會的學術示范意義及其影響》，《江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2 期，第55 頁。

一、儒家思想在歷史發展中面臨新的挑戰

隨著周王朝政治統治逐步瓦解，原來維系周王朝統治的天命論被徹底動搖了。在這種“禮崩樂壞”的社會大潮中，整個社會制度、價值標準、思想形態等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春秋末期到戰國結束，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軸心時代，中國原創性的哲學思想在這一時期呈爆發式增長，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構成了中國歷史上的重要轉型期。而以“仁”和“禮”為核心的儒家思想，繼承了周初“敬天保民”思想，登上中國思想史的舞臺，并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但是，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關于如何治理大一統的國家，經歷了近百年的歷史探索才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秦代的宗法，漢初的崇道，都無法真正適應大一統國家治理的現實。

盡管秦朝首創了許多管制，然而不夠周密，缺乏彈性，實施起來“苛”“暴”。而漢初，從漢高祖，先是非常侮慢儒生，甚至“取儒冠以溲溺”，到叔孫通略施小技，制定朝儀，始知此道有益于統治，于是“至曲阜以太牢祀孔”。漢初經歷了功臣叛變、外戚叛變、宗室叛變，要繼續維持大一統的大好局面，武帝君臣們意識到高帝那樣徒有形式的尊孔是沒有用的，而文、景的黃老之治也只是給了野心者有乘之機。于是他們認為，儒家思想真正有益于治道，而“要天下一乃心德，非專尚一家學說不可?！雹偻鮼喣希骸吨袊倭耪窝芯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49～50 頁。

董仲舒向漢武帝推薦的“一家學說”就是儒家思想。從此奠定了漢朝四百年的劉家天下。但是社會生活的發展和變化，必然會產生新的思想學說來挑戰居于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

從漢末到隋唐的600 余年間，中國社會處于動蕩與發展之中，經歷了大大小小王朝的交替演變，構成中國歷史上最為復雜、混亂的時期。特別是漢代儒生在注解經文時，過于繁瑣，導致注疏淹沒了經義。而東漢之后興起的玄學、道教和傳入的佛教，由于強調心性，強調思辨，對傳統儒家學說常識了巨大的沖擊。形成了儒、道、佛三家鼎力的局面。儒家學說的命運岌岌可危，于是從儒家思想家中就產生了一批決心挽救儒學，創新儒學，使之獲得新生命力的學者。宋代理學就產生于這樣一種思想環境中。

儒學的先天不足之處，使其難以完全制服和替代佛、道兩家，在與佛、道的激烈競爭中，儒學缺乏理論性、思辨性的弱點完全地顯露出來。儒、道、佛三足鼎力局面的出現，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儒學的理論不能完全地滿足民族的需要。②趙吉惠、郭厚安、趙馥潔、潘策：《中國儒學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13 頁。

儒學的嚴重缺陷和面臨的挑戰，使許多儒學學者激動不安，他們一心要改變儒學的困境。唐代的韓愈就是有這種緊迫感的儒者。韓愈力圖恢復儒家在思想領域中的正統地位，首先把儒生們研究、思考的對象由章句訓詁轉向義理式探索。韓愈認為，儒學的危機在于失去了道統，要打破三教鼎力局面必須接續與發揚儒家道統?？上У氖?，韓愈只是向歷史提出了問題，并沒有真正回答問題。真正回答這個歷史性問題的，還是宋代學者創立的道學或理學，西方學者往往稱為新儒學。正如李中華先生主編的《中國人學思想史》所說：

特別是宋代，由于近六百年的文化沖突和融合，儒、釋、道互爭長短的思想激蕩，至宋代始趨于平靜。以北宋五子為前驅的宋代理學在長期的文化爭論中宣告產生。他們帶有一種中國本位文化或儒家本位文化的眼光，重新復興了沉寂長達六百年之久的儒學，并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以往遺產進行了全面的審視與綜合。這種文化互動的歷史原因，同樣為中國人學在宋元明時期的發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③李中華主編：《中國人學思想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0 頁。

理學的產生，是“近六百年的文化沖突和融合，儒、釋、道互爭長短的思想激蕩”的結果，也是“帶有一種中國本位文化或儒家本位文化的眼光，重新復興了沉寂長達六百年之久的儒學”的結果。因此，理學對整個宋代儒家思想的轉型產生不容低估的影響。

二、宋代理學形成與確立的基本過程

學術界所說的理學是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學，又稱道學。關于“道學”的含義，《宋史·道學一》中對此有一個說明：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于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①脫脫等：《宋史》（三六），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2709 頁。

由此可以看出，所謂“道學”就是關于普遍道理的學問。這種普遍的道理之中含有學理，將其中的學理闡述清楚的學問就可以稱之為“理學”了。關于“理學”的傳承與歷史，《宋史》是這么說的：

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贊《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無窮。故曰：“夫子賢于堯、舜遠矣?！笨鬃記]，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②脫脫等：《宋史》（三六），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2709 頁。

由此可見，在宋代人的眼中，理學的道統在孟子之后就已經“斷”了。孟子之前的道統關系是十分清楚的：文王、周公、孔子、曾子、孟子。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孔子。到了孟子之后，不論是兩漢時期的大儒，還是隋唐時期的大儒，像董仲舒、王通、韓愈等，都不能算能夠接續儒家“道統”的香火。

儒家“道統”的接續者，就是北宋時代的理學家了。最主要的人物是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四人。換一句話說，就是儒家道統在孟子之后就斷了，直到周敦頤出來，儒家的“道統”才被接上。其標志是創作了《太極圖說》和《通書》，關鍵在于推導出陰陽之理，闡述了天命與人性的關系，從而將儒學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張載繼周敦頤之后創作出《西銘》一文，討論了“理一分殊”的學理，并且說明了“道”出于“天”的邏輯關系。到了宋仁宗的時候，程顥、程頤兩兄弟將《大學》、《中庸》兩篇文章與《論語》、《孟子》并列，真正做到了將“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二者融會貫通，創立了“理學”（道學）。

宋初三先生（指胡瑗、孫復、石介）都曾在泰山攻讀圣賢之書，他們不僅有復興儒學的決心，而且付之行動。他們彼此呼應，旨在為創立新儒學而努力。當然盡管他們還沒有能夠建構起新儒學理論體系的框架，也沒有從哲學的高度上提出儒學要解決的新問題，更不可能有條件建立起一套嚴密的邏輯體系，但他們的鼓噪已為新儒學的產生制造了相當的輿論，已經對隋唐以來艷麗文風的提出了批判。在此基礎上他們力辟佛老，指明了儒學的障礙所在，力圖恢復儒學的道統。他們廣收弟子，大開講學風氣，把自己的思想傾向傳染于各個階層的人物，終于形成一股反對新法、排斥變革的潮流，與王安石新學對立。這一切都證明新儒學產生的政治條件、輿論條件、人才條件都已具備，新儒學的產生只是時間問題。

新儒學的創立并不是從天而降的，也不是周敦頤等人腦子中奇怪念頭的產物，而是時代發展需求的結果。如果還要往遠處追尋的話，新儒學產生的淵源就更遠了。漆俠先生對此說：

在章句之學的全勝時期，一些杰出之士如諸葛亮即已突破章句之學的局限，從領會經的要旨出發，達到對經籍的理解，走上新的治經方法和道路。以義理之學的宋學代替了漢學的章句之學，其主要的、基本的區別在于：漢儒治經，從章句訓詁方面入手，亦即從細微處入手，達到通經的目的；而宋儒則擺脫了漢儒章句之學的束縛，從經的要旨、大義、義理之所在，亦即從宏觀方面著眼，來理解經典的要旨，達到通經的目的?！谖覈糯鷮W術發展上，宋學確實開創了學術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現了它獨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③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第5 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 頁。

如果漆俠先生的觀點可以成立的話，那么，就可以解決兩個理論問題：一是新儒學（理學）的歷史遠源可以從諸葛亮算起，而不是僅僅從宋初三先生算起了。這說明從“經”中悟出一定的“道理”的思想是古已有之的，是不足為奇的，那么，理學的誕生就是人的探索精神的必然結果，也是人思想活動、發展的必然結果了。二是周敦頤、張載、二程等人創立的“理學”與王安石的“新學”在思想方法和對待儒家經典的態度上可以說是“一致”的。因為他們都反對漢儒對待儒家經典的態度，反對雕章琢句的章句之學的解經方式，主張要從理解儒家的基本精神、基本原理的高度來對待儒家的經典。這種思想方法和對待儒家經典的態度，可以說理學家與王安石是高度一致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宋代思想家具有共同性，關鍵只是對儒家經典的具體理解存在分歧，對治國理念存在分歧。應該說，包括王安石、陳亮、葉適等在內的功利派思想家，都應該算“新儒學”。他們都有符合漆俠先生所說的“從經的要旨、大義、義理之所在，亦即從宏觀方面著眼，來理解經典的要旨，達到通經的目的”的特點，這可以說是整個宋代思想發展的成果，當然以理學家的表現更為顯眼一點。

宋代理學的開山之祖，一般認為是周敦頤。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北宋營道樓田堡（今湖南省道縣）人?！扒в杏噍d，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舂陵，乃得圣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雹倜撁摰龋骸端问贰罚ㄈ?，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2710 頁?！端问贰さ缹W傳》將周敦頤創立理學學派提高到了極高的地位。周敦頤雖然是湖南人，但其一生與江西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六度任職于江西，在他57 歲的生涯中，為官30年，其中就有23年是在江西度過的，江西大地不僅成為他靈魂永久的安居之地，更是他所開創的理學之光初熹閃耀之所。

慶歷四年（1044），28 歲的周敦頤到南安（今江西大余縣）任司理參軍。這是一個需要思想的年代，而在南安任職的周敦頤初步完成了其理學思想的構建，并培養了未來理學的中堅力量。慶歷六年，程晌也來到南安任職，程晌的兩個兒子就教于周敦頤。這兩位當年15 歲和14 歲的小兄弟，日后成為北宋理學的代表性人物：程顥、程頤。二程兄弟后來提出“天理”“人心”等成為理學的重要理據。如果說周敦頤是理學的開山祖師，那么可以說二程是理學的奠基者。南安這個江西南部的小地方，由于有了周敦頤與二程授受師承之故，就成為中國哲學史中宋代理學的發祥地了。

學派林立的宋代儒學思想中，基本上可以分為“氣學”、“理學”、“心學”和功利主義人學四派。在這四派中的每一派，又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因此呈現出極為復雜的情況。在“鵝湖之會”之前，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和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兩派，其活動區域主要是在江西及其周邊地區。地處江西上饒鉛山的“鵝湖書院”成為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和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兩派首次正式思想爭鋒的擂臺，對之后儒學的新發展尤其是促進了儒學的理論化、體系化和哲學化發展帶來了歷史性的重大意義。

在“鵝湖之會”前，東南三賢之一的大儒呂祖謙曾經“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于一，其意甚善?！雹陉惤鹕?、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581 頁。此時，呂祖謙正在福建的崇安與朱熹一起編輯理學的《近思錄》，征得朱熹同意之后，飛鴻到江西的金溪縣邀約陸九淵兄弟，到鵝湖書院進行理學討論。

鵝湖書院在今天的江西省上饒市的鉛山縣鵝湖山。鵝湖山是武夷山的支脈。相傳東晉人龔氏居山牧鵝而得名，也有說因山勢宛若立鵝而得名。鵝湖書院正在山畔的閩贛官道旁，朱熹每次出閩都要翻過武夷山進入江西，路經鉛山縣官道。陸九淵的家鄉金溪縣也離鉛山縣不遠。于是，鵝湖書院就這么成為了中國儒家學說發生歷史性轉變的標志性事件的標志性地點了。

南宋淳熙二年（1175）六月，37 歲的陸九淵和哥哥陸九齡率領弟子朱桴、朱泰卿、鄒斌等來到鵝湖書院；46 歲的朱熹也率領弟子詹儀之、劉靜之、蔡元定、徐文蔚等來到鵝湖書院；同樣，38 歲的呂祖謙也率領弟子趙景明、趙景昭、潘叔昌等來到鵝湖書院。中國歷史上沒有那個書院有過如此的輝煌，有過如此的魅力。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以呂祖謙為代表的婺學、以陸九淵為代表的贛學三大地域性儒家學派的一百余人集聚于此，一場震鑠古今的大辯論就這么開場了。

十分有意思的是，這場探討抽象思維與邏輯思辨的學術討論，竟然以形象思維見長的詩歌作為開場白。陸九齡在來鵝湖書院的路上就曾經賦詩一首，學術討論開始，他就吟《會講鵝湖寺》詩明志：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圣相傳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聞無址忽成岑。

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

珍重友朋相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①陳連生主編：《鵝湖書院志》，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第36 頁。

這首詩的意思是說，人在孩提時就知道愛自己的親人，長大又自然知道尊重兄長。古來圣賢傳授的所有學說就是人的這種仁義本心。這本心就像房屋的基地，山峰的基址。做學問亦如此，如果對經典注疏過于專注，雖然精微，但離圣人的原意卻越來越遠，這就像荊棘充塞道路，大陸沉于大海。今天我們能夠在一起切磋學問，應該是一件十分快樂的事。很顯然，陸九齡在詩中諷喻朱熹的意思是十分明顯的。難怪朱熹聽了之后對呂祖謙說:“九淵已上九淵船了?！逼浜?，陸九淵又和了一首詩：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②鐘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01 頁。

如果說陸九齡的詩還比較婉轉的話，那么，陸九淵的詩則很直接了。陸九淵在詩中直指朱熹的學說為“支離事業”，而自贊自己的學說為“易簡功夫”，并絲毫不諱言朱熹的學說一定“竟浮沉”，而自己的學說一定會“終久大”。難怪當陸九淵讀到五六句時，朱熹“失色”，讀完之后，朱熹很不高興，拂袖而去。第一場學術討論就這樣不歡而散。

接下來的兩天，朱熹與陸九淵兄弟圍繞十幾個學術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和爭辯，氣氛十分熱烈。其結果，據陸九淵方面講，是將朱熹徹底駁倒了，取得了全面的勝利，所以陸門弟子對鵝湖之會是津津樂道的。鵝湖之會中朱熹與陸九淵辯論的焦點主要圍繞為學的方法展開。陸九淵的弟子朱亨道參加了鵝湖之會，據他的記載說：

嘗從鵝湖之會，謂“朱子欲人先博覽而后返之守約，象山欲先發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覽。以此不合，然發明之說，未可誣也?！雹坳惤鹕?、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581 頁。

他們的觀點分歧主要為：朱熹主張為學先要泛觀博覽，經過深思熟慮，然后由博返約；而陸九淵等主張先發掘澄明本心，明白道理，然后博覽才不會繞彎道而直接獲得學識。結果朱熹認為陸氏的為學之方太簡便，而陸九淵則認為朱熹教人流于支離瑣碎。朱陸“鵝湖之會”的本意是希望調和朱陸的分歧，不曾想進一步明確了理學內部的分裂。其實鵝湖之會后，雙方的基本觀點并沒有大的改變，但促進了雙方的思考。學者李才棟認為“通過鵝湖之會,不僅朱陸之間,而且整個學術界都明朗了“尊德性”和“ 道問學”,“江西之學”與“江東之學”的根本分歧所在。會議將分歧公開化、系統化、尖銳化。這是學術領域的一種進步,是中國人民思維發展的一次飛躍?！雹芾畈艞潱骸蛾P于鵝湖之會與鵝湖書院》南昌航空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12月，第56 頁。

朱熹與陸九淵鵝湖會三年之后的淳熙五年，與陸九齡在江西的鉛山縣觀音寺又一次會面了。這次的討論與三年前不同，氣氛是相當融洽的。陸九齡對鵝湖之會指責朱熹“留情傳注翻榛塞”表示了歉意，并對朱熹注釋《中庸》一書大加贊賞。朱熹對自己以前理論上的好高騖遠的毛病也作了深刻檢討，并贊賞了陸氏心學秉承了孟子的“存心養性”的理路。兩位儒學大師在學術上各自都進行了學術反思，共同推進了儒學的哲理化進程。于是，朱熹充滿感情色彩的寫道的和了陸九齡三年前的詩：

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

偶攜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⑤周月亮主編：《歷代大儒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9 頁。王立斌編著的《鵝湖書院》，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年，所引此詩文字稍異，并注明此詩的出處是“同治版《鉛山縣志》卷九”，第116 頁。

觀音寺這次交流，是鵝湖之會的延續，也為朱熹與陸九淵的交流做了很好的鋪墊?！皠e離三載更關心”說明朱熹一直關注著陸氏兄弟的學術發展。

其實，陸九淵從鵝湖之會回家后，過了半年之久寫了《敬齋記》一文，其中對鵝湖之會進行反思和總結，認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幾?！?，因此“黃鐘大呂施宣于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雹夔娬茳c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27、492、493 頁。反映出對于朱熹批評他忽視讀書也有所反思與內省。到了淳熙八年春，陸九淵與朱熹在江西星子縣的白鹿洞書院，又進行了一次深入的學術交流。朱熹安排陸九淵在白鹿洞書院講《論語》中“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陸九淵不愧是學術大家，也不愧是講壇高手，時而激越噴張，時而娓娓道來。這次演講產生了極強的場效應，據陸九淵的《年譜》記載，朱熹在聽講后“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辈⒃偃硎尽办湓诖瞬辉f到這里，負愧何言”。②鐘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27、492、493 頁。更為精彩的是，過后朱熹還對自己的學生楊道夫介紹陸九淵的學術觀點：

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

曰：“未也?！?/p>

曰：“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卻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f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雹坨娬茳c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27、492、493 頁。

陸九淵對“義利之辯”的演講，并不是對《論語》作空泛的議論，也不是唱高調，而是結合當時的科舉與官場之弊，進行批判性發揮，所以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白鹿洞之會，是兩位思想巨人在江西大地上的又一次聯袂演出，六年前的激烈碰撞化為當下的共同提高，分離的理學與心學從相互對視轉為相互融合。儒家思想在兩位思想巨人的共同努力中，完成了哲理化的轉變，為后來的主流社會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朱、陸在江西面對面的三次交流，完成了儒家學說的哲理化，將儒家學說提升到新的境界。因此，說儒家學說的哲理化在江西完成，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三、理學在宋代產生的歷史環境與條件

理學思想的產生與宋代社會生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而其在江西大地上完成歷史性新形態，也與江西的文化有著特殊的關系。

首先，宋朝時的中國是個制度文化多元化的社會，北宋王朝制度建設標志著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發展的成熟階段。其重要的標志就是貴族門閥制度退出了歷史舞臺，形成了徹底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內亂更少，也更有利于集中力量。此時并不是只有宋王朝走到這一步，歷史將同時代的遼帝國也帶入了近似的發展水準。按照“外部性”理論中的科斯定理，認為個人或單位的各種活動都會對外部產生或好或壞的影響，他們享受或遭遇這種影響，卻沒有為此付費或收費。我們將這種理論運用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會發現由于生活在一個先進的國家周圍的相對落后的國家，必然會受到這個先進國家的外部影響，迅速的接受這個國家的制度安排，跨入與其相同或相似的社會發展的水準。如遼國其統治制度就是處于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迅速過渡，部族制迅速過渡為州縣制，形成了一個類似于大宋帝國的集權國家。與北宋和遼同時期的西夏王朝，其政治制度則是仿宋而建，社會經濟處于從游牧經濟向農耕經濟的轉變過程中。到了南宋時期，統一北方的金帝國則基本完成了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階段。也就是說，在宋帝國巨大的“外部性”影響下，遼、西夏、金、元都很快步入了帝國專制制度，建立起強大的帝國。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北宋建立之初其思想方面就在傳統思想基礎上出現了變化和發展。傳統的儒學在漢唐的千余年間已被公式化、固定化和僵化，失去了活力和吸引力，傳統儒學與封建社會地發展需要越來越不適應，也阻礙了儒學的正常發展，同時也與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的原旨相違背。宋代時期的中國社會政治多元化使這種傳統有了變革的現實需要和可能。一些立志恢復儒家思想活力的學者想從儒家的原始經典中去尋找解決社會矛盾的答案，希望得到新的思想武器，以適應宋代社會所面臨的民族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權危機狀況，力求找到克服上述危機的路徑和辦法。理學作為一種時代主流思想與宋代社會生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可以說本身就是宋代社會生活需求的產物。

其次，宋代重文輕武的政策，解決了唐代后期地方軍事集團武裝割據的問題，當然也導致文人社會地位明顯高于社會中的其他人群，特別是高于唐代后期以來專權和割據的軍人集團的地位。而生活無憂的文人中的一部分將自己的心血用在專研儒家學說，并結合佛教與道家的學說，創立了新儒學。

宋學諸家多汲取黃老學術佛學思想以豐富自己，理學諸家也并不例外。但理學家們為了把自己說成是純而又純的儒家正宗，難免刻意地回避這一問題。眾所周知，程明道、程伊川兄弟二人形成了此后對立的兩大派別。陸九淵的心學派來自于程明道，而朱熹的理學派則傳自程伊川。心學一派顯然受禪宗的影響，從程明道那里已見端倪。

儒學的特點是積極有為的，主張按照“周禮”設計的方案解決實際問題，所以，總的來說，儒學的基本思想是面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正如張載十分自信地說自己創立的“關學”的目的就是“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①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320 頁。在這樣一種思想指導下，理學的出發點顯然就是要解決宋代社會的矛盾，為宋代社會尋找存在的形而上的依據。

任何尋找形而上依據的努力，都必須建立在理論思維發展的基礎上，反過來也都會促進人的理論思維能力的提升。理論思維的提升，就會使人對任何原來認為理所當然的“事”與“理”產生質疑，對其存在的合理性要問一個“為什么”？要問這是“合理的嗎”？總之，理學的興起，對中國人的理論思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了儒學向理論化、系統化轉向，并最終完成了儒學的哲理化。史學家們公認南宋時期朱熹的學問“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②脫脫等：《宋史》（三六），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2710 頁。就是說，朱熹的主張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外要“格物致知”，就是要了解身外的世界；二是對內要“明善誠身”，也就是要參悟人的內心世界和把握人的精神世界。不論是對外在世界的了解，還是對內在世界的把握，都離不開人的思維活動，都離不開人的理論思維水平的提高。

北宋的學者們在這種形勢下積極追求新的學術思想，大膽懷疑以《五經正義》為代表的傳統的經學，沖破漢唐學者專事經學箋注的藩籬，開創了以己意解經的新時代，同時敢于大膽把釋、道兩教思想引入儒學，實現儒、釋、道學術思想的互通。儒學開始哲學化，逐漸形成了帶有兩宋時代特色的新儒學，即宋代理學，或曰道學。它不再只局限于對儒家經典的研究，而是成為包括經學、文學、史學、哲學等在內的一門龐大的學問。

到了淳熙十五年，還是在鵝湖寺，南宋的兩外兩位功利派思想家葉適和陳亮也來到此地舉行了一場著名的學術討論。兩人暢談十日，此后還有詩詞唱答，相互砥礪的佳話傳世，也體現了中國古代學人對學術自由的追求與向往。但是隨著淳熙十年和淳熙十五年兩次“慶元黨禁”，北宋開始的在南宋掀起的學術爭鳴的局面也宣告結束。

再次，江西大地包容性的文化形態，也是孕育朱熹、陸九淵思想的富饒土壤。江西包容性文化的形成與江西三次大量接納北方移民有著直接的關系。江西作為歷史上三次北方人口大量南遷的“客居”地，融匯了多元文化因素，促成了江西文化的包容性的特征。按照歷史學家的說法，三次北方人口的南遷分別為：

第一次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主要發生在西晉永嘉年間（307～312）。當時西晉王朝的統治僅僅維持了短暫的20年，由于統治集團上層的權利紛爭，終于釀成“八王之亂”，或稱“永嘉之亂”，隨后諸胡入主中原，史稱“五胡亂華”，使得黃河流域成為血與火的戰場，隨后300年的戰亂，將黃河文明撕成了碎片。為了躲避戰亂，無論是世族大家還是百姓草民，紛紛南下，形成了百年之久的七次移民高潮。據譚其驤先生估計，當時南下移民總數約90 萬人，約占當時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占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當時南方諸地江蘇、四川、安徽、湖北、湖南以及江西，都是北方人南遷的安置之地。東晉時，僅九江地區的江州就安置接納了南下北方人逾萬。毫無疑問的是這次大量從北方遷移南來的移民，帶來了中原文化的因素，促進了江西本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

第二次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主要發生在唐代的安史之亂至唐末約150年間。唐代天寶十四年（755）爆發的安史之亂持續了八年之久，給中國北方帶來了橫掃秋葉般的摧殘，繼之而來的是大唐帝國迅速走向沒落，出現了尾大不掉的藩鎮割據局面，加上唐末黃巢起義，約150年間，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出現了李白在《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之二中所說“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427 頁。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太白全集》李白此詩之后的注文中，王琦說：“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陷洛陽，百官士庶死者三萬余人，中原衣冠之族相率南奔，避亂江左。天寶十四年，安祿山起兵北地，遂破兩京，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與永嘉時事極相似?！边@個注釋可以看做是對當時情景的白描。的南移浪潮。江西又一次成為南遷移民的落腳地，江西人口大量增長。據許懷林先生研究，安史之亂前的天寶元年（742），江西人口基本情況是洪州豫章郡戶數5530 戶，饒州鄱陽郡40899 戶，吉州廬陵郡37752 戶。到了60年之后的元和年間，上述三郡人口的戶數分別為91129 戶，46116 戶，41025戶。分別增長90%、10%、10%的戶數。②許懷林：《江西史稿》，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年，第121 頁。江西全省的人口戶數也由天寶元年占全國2.76%，上升到元和年間的12.37%。大量南遷而來的北方移民，帶來了十分豐富的北方文化，促進了江西地方文化的進步，同時也促成了江西地方文化包容性的形成。

第三次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主要發生在南北宋之交，也就是“靖康之變”前后。此時中國北部的東北地區興起了女真族建立的金帝國，在1125年宋金聯合滅掉遼國之后，昔日的聯軍成為了眼下的對手。金帝國在滅遼之后，隨即發動了兩次對宋戰爭，而全無戰爭準備的宋徽宗趙佶只好將帝位傳給同樣沒有做好準備的兒子宋欽宗趙桓?！熬缚抵儭北彼蔚臏缤?，導致大量北方人口的南遷。后來趙構雖然在臨安建立了偏安的南宋小朝廷，但此后宋金之間始終是時戰時和，因此，北方人口的南遷也就沒有停止。

第三次人口南遷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導致政治文化中心南遷。此前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始終在北方，而這次是整個國家的南遷，上至皇帝宗室，百官眾僚，衣冠士族，下至士兵軍卒，平頭百姓，整體性搬遷至南方。因此，這次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無論從廣度和深度，還是對江西地方文化的影響，都是前次兩次人口南遷所無法比擬的。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北宋崇寧元年（1102）江西人口戶數為1467289 戶，到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人口戶數為1891392 戶，60年增長四十二萬四千余戶。如果按照平均每戶5 口計，江西人口約增加210 萬。人口的大量增加，必然導致江西經濟活力的增加，必然導致文化的活躍，也必然增加江西在全國的政治分量。當然，江西地方文化也在吸收大量外來文化中，形成包容性的文化，更容易超越地方文化的排他性和狹隘性，促成江西地方文化快速成長，并對整個中國文化發生影響。當然也就對儒家文化的哲理化發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第四，江西理性文化傳統促成了儒家文化理性化的轉向，并最終導致了儒家思想在江西大地上完成了應對釋、道的挑戰，完成了儒釋道的內在融合，完成了哲理化的提升。朱熹與陸九淵在江西鵝湖寺的會面，看似偶然，其實是有歷史必然性的。

當時范沖淹為“新政”的改革提出了一個綱領，但還沒有為這個綱領作出一種理論的根據。當時儒家的思想已經再次成為社會的統治思想，因而勢必在儒家的經典中尋找依據。作為范仲淹所賞識的知識分子之一的李覯，則作了這方面的工作。

李覯，就是最早從現實需要出發，用儒家思想理論來解釋政策的思想家。李覯字泰伯，北宋建昌軍南城（江西省南城縣）人。他在《上范待制書》中闡明了自己的學術志向：

愚不惟道之隆替，時之相背，輒游心于圣人之蘊志，將以堯吾君，羲吾民。晨夜精思，頗為有得。①王國軒點校：《李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93、28～29、27 頁。

所謂“游心于圣人之蘊志”就是希望從圣人的經典著作中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思路。所謂“以堯吾君，羲吾民”就是他精研儒家思想的并推行儒家社會理想的目的。所謂“晨夜精思，頗為有得”就是自信自己的思考結果已經悟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梢?，李覯不僅是支持范仲淹的“新政”，而且十分有把握地將“新政”與儒家的社會理想聯系在一起，并認為只要推行“新政”就可以改變宋代的社會面貌，達到君像堯舜，老百姓都過上伏羲時代的平靜安詳幸福多彩的生活。為此，李覯系統地討論了《禮》、《易》問題，按照《周禮》將治國的要領分為內治、國用、軍衛、刑禁、官人、教道等方面。在另一組文章中，將治國問題分為富國、強兵、安民、平土幾個方面。在討論這些治國政策時，他得出的結論是“救弊之術，莫大乎通變?！雹谕鯂廃c校：《李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93、28～29、27 頁。這說明李覯對待儒家經典已經改變了漢儒以來的繁瑣解釋，而是希望從中歸納出治國的道理，用以指導現實的治國實踐。他說：“萬世之理，猶輻之于輪，靡不在其中矣?！雹弁鯂廃c校：《李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93、28～29、27 頁。顯然，李覯在討論儒家思想時，已經從解經轉向了從經文中歸納出基本原則和基本道理。這就為此后研究儒家經典開創了一條新路，并對理性思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促成因素。

王安石在討論道德性命問題時受到李覯等人學術思想的某些影響。其實，就提煉儒家經典中的哲理思想而言，王安石比李覯更加純熟地運用了理論思維方式，得出了更加哲理化的一些學術命題，對后世的影響也更大等持久。

在宋學的大發展階段，荊公學派是四個學派（荊公學派、溫公學派、蘇氏蜀學派、以洛、關為代表的理學派）中占主導地位的一個學派，對社會對學術思想界有著廣泛的、深刻的影響。荊公的經學《三經新義》以及“自謂少作未善”的《易解》，由于“行于場屋”和作為學校教材，影響自然深廣。經義的內容，連自視甚高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認“盡有好處”。

為什么王安石的新學能夠成為影響最大的學派呢？應該說王安石創立或曰找到了一種新的讀書方式、思維方式，為天下之楷模。如王安石在《性情》一文中說：

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見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惡，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動焉。動而當于理，則圣也、賢也；不當于理，則小人也。④唐武標校：《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15 頁。

“性”無善惡，是生而有之的，是“情用”的根據和基礎。所謂人性的善惡問題，其實是“情”的具體表現?！扒椤痹谥淙司唧w行為時，并不會受到“性”的完全制約，而是在運動和變化的過程中，感于物而形成人的具體善惡行為。但人在感于什么“物”的具體行為選擇過程中，似乎主體又受到“性”的某些規定性，并不能完全脫離“性”去感受外物。這樣，王安石就將“性”的某種規定性與“情”的順時順勢變化性統一起來了。之所以得出這種結論，王安石交待了自己的思維方式，他批評那些主張性善論的人“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蹦敲?，讀其書，求其意，就是王安石的思維方式，即理論思維的方式。這樣一來，就從根本上提升了漢代儒家學者的注釋章句為主的解經方式，轉向了完整地理解并理論地把握儒家思想的精髓，用以指導現實的活動全新的解經方式，也就是以義理之學代替了漢代的章句之學。

王安石求其意的方式對整個宋代思想產生的影響，并不僅僅限于思想理論界，他通過國家意識形態（官學）的方式，對整個社會都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正如作為王安石的晚輩的程顥詩云：“行盡重云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峰寒。天將仙掌都遮斷，元恐塵中俗眼看?！雹萃跣Ⅳ~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75 頁。只要超越俗眼，便能看到王安石的超越性思維的光輝。

北宋時期江西沃土上產生的李覯、王安石等一批思想家，雖然對佛教、道教思想的態度不同，但在批評中吸收了釋道的思想精華，推進了儒釋道的融合，形成了江西文化開放、包容和理性的特色。由于在江西大地上長期存在并發展的理論思維，為后儒進一步推進儒家思想的哲理化提供了思維方式和文化營養?！谤Z湖之會”不僅“開創了學術會講制度,成為書院的重要教學方式,促進了書院教育和學術思想的發展?！倍摇皹淞⒘藢W術論爭的良好風范?！雹偃~求利：《朱陸學術論爭——鵝湖之會》，《南平師專學報》，2000年第19 卷，第3 期，第27 頁。南宋時期隨著儒釋道融合的加深，儒家思想哲理化的完成已經只差一個典禮性的儀式了。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就是這個典禮性的隆重儀式。

南宋之后直至明清，儒家思想或儒家學說就是以朱、陸兩派的不同形式存在著、影響著中國的社會生活和歷史進程。只是隨著西風東漸，中國的國門被西方列強的炮艦打開之后，中國的主流思想才產生了根本性的新變化，同時也預示著中國即將進入一個社會轉型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