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世俗主義”——當代中國人的職業（工作）價值觀

一、問題與背景

本文主要借助全國性抽樣調查數據，分析和揭示當代中國社會職業或工作價值觀[1]本文是關于價值觀的系列研究之一。其他領域的價值觀分析將另文分析。的基本模式及其變遷趨勢，并進而透視當代中國社會的特征和變遷。

人們可從不同的視角描述和認識一個社會，而文化是所有因素中最核心的部分，“所有社會的整合都依賴這樣一個事實：它們的成員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結構化的社會關系中被組織起來”（吉登斯，2003：20）。文化體系的核心部分是價值觀（values），即“一種外顯或內隱的、關于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影響人們對行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選擇”（Kluckhohn，1951)，簡言之，價值觀就是“那些限定什么是重要的、值得的和合意的思想觀念”（吉登斯，2003：21）?！霸u價性”和“取向性”是價值觀與其他觀念最根本的差異。在羅科奇看來，價值觀實質上即是一種信念（“belief”，Rokeach，1973:5），因此，英語世界的價值觀研究經?；Q使用“values”和“belief”兩個概念，并不做特別區分。

了解一個社會的主要方式就是了解一個社會的價值觀體系，不同社會和文化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由價值觀的差異表現出來，社會變遷首先或最終表現為價值觀的變遷?，F代價值觀研究興起于二戰之后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社會，其中以羅科奇（1973）、英格爾哈特（Ronald F.Inglehart，1997）等人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這些研究力求描繪經歷社會變遷的現代人的精神結構，并透過價值觀的特征探索現代社會的結構變遷和時代特征。我國的價值觀研究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初，并已注意到我們不僅要認識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特征，而且越來越迫切地需要了解和認識中國人的價值觀特征，即透過價值觀及其變遷透視中國社會及其轉型過程。

研究者可以從兩個層面分析一個社會的價值觀。一個層面側重于將價值觀視作為一個整體的“一般價值觀”（general values），另一個層面則關注特定社會活動領域中的價值觀，比如職業（工作）價值觀、宗教價值觀、政治價值觀、婚姻價值觀、休閑價值觀等。因為價值觀具有特定的認知結構，因此一般價值觀與特定領域的價值觀之間存在結構相似性（Sagie&Elizur，1996）?；蛘吒鼫蚀_地說，特定領域的價值觀是一般價值觀在不同社會活動領域中的“投射”。

羅科奇最早借助“終極價值觀”和“工具性價值觀”兩個概念開啟了從維度而不僅僅是從內容研究價值觀的先河（Rokeach，1973）。后人基于理論視角和研究假設的不同，對價值觀的維度做了不同的區分（例如，Perry，1926；Allport、Vernon 和 Lindzey，1960；黃希庭等，1994）[1]佩里(Perry，1926)將價值觀區分為6類：認知的、道德的、經濟的、政治的、審美的和宗教的；奧爾波特(Allport)、弗農(Vernon)和琳賽(Lindzey，1960)也將價值觀分為6類，分別為：經濟的、理論的、審美的、社會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黃希庭等(1994)學者將價值觀分10種類型：政治的、道德的、審美的、宗教的、職業的、人際的、婚戀的、自我的、人生的和幸福的。。本文采用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教授英格爾哈特領導和實施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s，WVS）的分類，將價值觀分為“職業（工作）”、“家庭”、“政治”、“宗教”、“生態”、“生活”、“幸福感”七個類別或維度，主要關注的是職業價值觀維度[2]本文是價值觀系列分析的一部分。其他價值觀維度將另文分析。。

職業價值觀是整體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在特定社會活動領域中占有獨特地位：一方面，“職業不僅僅作為收入的主要來源，還是社會參與、社會地位、消費、健康、家庭生活等方面的重要源泉”（Robert，1999：2），因而是最主要的社會活動領域和最基本的社會經濟地位特征；另一方面，社會結構變遷和職業結構轉型之間存在密切關聯，職業結構及其價值觀的變遷是社會變遷的重要標志。

職業價值觀是個人所追求的與工作有關的目標表達，即在工作領域中，人們的內在需要以及所追求的工作特質(Super，1970)，是關于工作行為及其從工作環境中獲得的某種結果的重要性程度的評判(Elizur，1984)，是工作領域中權衡什么是“對的”或對偏好做出的重要性評估(Dose，1997)，簡單說，是人們通過工作所追求的目標和報酬，因而是一般價值觀在工作領域中的表現(Schwartz，1999)。1979年由美國心理學家薩伯（Donald E.Super）發起的“工作重要性研究”（Work Importance Study，簡稱WIS），以及1987年由英國“工作意義研究小組”（Meaning ofWork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Meaning ofWorking”調查簡稱為MOW）開展的跨國研究，都表明了“工作中心地位”（work centrality）以及職業價值觀的重要性。

國內職業價值觀研究成果雖然數量龐大，但大多是一些分散的、片段的研究。首先，大多研究集中于大學生的職業選擇和擇業價值觀上，缺乏工作態度或職業態度研究。第二，即使涉及到工作群體，囿于各種條件的限制，也只局限在某類特定職業類別上，比如護士、教師、運動員等，在普遍性方面存在很大局限。第三，大多數研究缺乏系統、科學的實證資料；除少數之外，大多數抽樣調查在科學性和普遍性上都存在明顯不足。因此，很多有關職業價值觀的知識是碎片化和片面的，甚至僅僅是感覺或猜測。第四，絕大部分研究都采用心理學的研究視角和方法，依賴心理學量表，基于人格特質和心理傾向闡釋中國人的職業價值觀，未能使用與社會變遷和社會結構相關的概念分析職業價值觀。

正是考慮到以上職業價值觀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將在系統闡釋職業價值觀的基礎上，基于全面、系統的抽樣調查數據，聚焦兩個主要問題：第一，當代中國社會是否存在一個主流或主導的職業價值觀，如果存在，它的基本模式是什么？第二，在急劇的社會轉型過程中，職業價值觀的基本模式是否發生了變遷，變遷的趨勢是什么？

二、分析框架和策略

1.分析視角 一般職業價值觀的分析，大致呈兩種傾向。一種是基于人格、認知和心理傾向的角度，從個體的職業需求、偏好、目標出發，將職業價值觀看成是個人發展的需要。另外一種分析的視角大多基于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主要關注社會、經濟、政治特征和一般價值觀在職業活動中的投射。簡言之，不同于心理學視角關注個體的內在需求，后者更關注外在的社會及文化環境的影響。作為社會學視角，本文更傾向于后一種分析視角。相對于基于個體的人格和認知、以心理傾向為特征的職業價值觀分析，本文更愿意強調社會環境、社會因素等在職業價值觀中的反映，注重社會變遷與職業價值觀變遷之間的聯系（Furnham，1984；Buchholz，1978；Kalleberg，1977；Robertson，2002）。

需要說明地是，中文語境中的職業價值觀概念與國外職業價值觀概念存在一些差異，國外職業價值觀（一般使用“work values”）涵蓋了從未工作過群體的擇業觀和已工作過群體的職業觀兩個方面，其相關研究大多數針對有工作經驗的群體。國內職業價值觀研究則大多集中于大學生的擇業選擇上，一些國內學者專門使用“工作價值觀”這一概念以區別于青年學生的“擇業價值觀”。實際上從概念上講二者并無本質差異，只不過前者更多地受到工作環境等具體情境的影響，而后者更多地受到一般文化價值的影響。本文將這兩個概念視為等價的，在分析中會根據分析的重點分別使用這兩個概念，但并無特別區分之意。

2.職業價值觀的分析維度 無論是心理學的個體視角還是整體的社會視角，在研究的歷史過程中都形成了眾多的分析框架或分析維度。本文從社會而非個體的視角出發，基于世界價值觀調查中有關職業價值觀的三組問題，形成了三個分析中國人職業價值觀的維度，即：意義、態度和精神。

所謂職業的“意義”，簡單來說就是人們為什么要工作，人們如何看待工作？或者說是指職業（工作）在人的生活乃至生命活動中的地位。對于WVS調查中相應的一組問題，本文用“職業世俗性”概括之，強調地是人們在世俗理性的意義上看待工作，例如，工作是合理維持生活的方式和對社會應盡的責任，工作相對于“空閑”更具有優先權等。在WVS調查中與這種職業世俗性相對的，不是那種厭惡工作、為生存而被迫工作的態度，而是將工作視為生命的價值之所在；工作不僅僅和收入、社會責任等聯系在一起，更是人的個性和人的特征的展現，因而具有價值理性的意義。這一維度的區分受到韋伯對工作倫理闡述的影響。其實，即使去除了韋伯所闡釋的宗教訴求，任何基于對價值理性的選擇，包括對特定意識形態目標的追求和其他價值目標的追求，都會使得對工作意義的看法不同于或者“超出”世俗性的目標。例如，在現代中國被廣泛推崇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愛崗敬業”的口號和“勞動模范”的評選，更多彰顯出的是社會對“工作”價值理性的推崇。

所謂“態度”，主要是指對待工作的行為傾向，例如，是“自強不息”，自主擔當，還是得過且過，懼怕競爭。本文以“工作進取心”概括。工作進取心與職業世俗性相關但不等同。一般來說，越認同職業價值理性的人，應該越認同較強的工作進取心，因為工作即是個性的展現。不同的是，即使沒有賦予職業崇高價值的人，也并不意味著他們在工作上沒有進取心，人們出于各種目的，包括履行責任、合理獲利、遵守規范的目的，都有可能在工作上表現出自強不息、自主擔當的態度，因而該維度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龔惠香等學者（1999）在分別于1995年和1998年對浙江大學的學生進行的職業價值觀的跟蹤調查中，設計了一個問題以比較大學生在以下三種工作機會中的擇業傾向性：（1）“收入較低，但工作輕松”；（2）“收入比1高50%，工作緊張，不努力可能失業”；（3）“收入比1高100%，工作很緊張，需全力以赴，不勝任會被解雇”。1995年和1998年兩次的調查結果都顯示，僅有不超過10%的大學生認同第1種擇業傾向性，絕大多數都傾向于多得要多勞、努力、甚至是全力以赴工作的態度。

所謂“精神”，主要是指在職業或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意志狀態，例如，是追求時新，無懼風險，喜歡挑戰，還是循規蹈矩，規避風險，逃避挑戰。本文以“職業冒險性”概括?！奥殬I冒險性”與工作進取心有著一定的聯系，但同樣是相對獨立的維度。相聯系是指工作進取心強的人，有可能在進取心的驅動下追求工作的創新，喜歡新的挑戰；相對獨立性是指該維度反映的是人們對待職業或工作的一種意志的狀態，不僅僅是工作努力、自強不息態度。職業冒險性更多關注地是工作中的創新，特別是追求新的工作或職業的挑戰，樂意接受新的經驗，包括職業和工作中的風險。例如，樓靜波1990年對青年職業群體的研究發現，年輕人在選擇職業時，對工作穩定性的追求排位第一，甚至超過了對“發揮特長”、“符合興趣”、“收入高”等職業價值的追求（樓靜波，1990）。

意義、態度和精神三個維度高度概括了職業價值觀的三個主要面向，相互之間形成了層層遞進的緊密聯系，基本上揭示了職業對個人和社會的意義。在下面的分析中，本文將用“職業世俗性”、“工作進取心”和“職業冒險性”三個概念表達這三個維度或面向。

3.職業價值觀基本模式 縱觀多數職業價值觀的研究，雖然給出了眾多的分析維度，但存在兩個缺陷：第一，沒有對眾多維度之間的關系做出解釋；第二，在分析過程中一般是以單一維度的分析為主，模式化的程度較低，甚至是缺乏模式化。上述兩個缺陷造成的結果是，人們無法對職業價值觀形成一種更為深刻、概括的認識，因而也無法有效地分析和比較職業價值觀的差別與變遷。本文將在測量職業價值觀三個維度的基礎上，描述并構建當代中國人的職業價值觀的基本模式，以此作為職業價值觀差異和變遷分析的基礎。

在本文看來，多種社會因素、社會發展階段以及意識形態特征會給中國人的職業價值觀打上深深的烙印，甚至在某些維度上直接塑造了職業價值觀?，F代化和市場化在中國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擺脫了生存的窘境，但同時，社會的急劇轉變也帶來了相應的職業風險和生活的不穩定；“物質主義”的流行，使得“工作”在很多人眼里已經喪失了曾經有過的無論是“為人民服務”還是“天職”的崇高意義；方向各異、不平衡甚至相互矛盾的發展和改革，造就了不平衡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工作價值觀模式。例如，樓靜波(1990)、龔惠香(1999)的調查顯示，在我國民眾職業態度中，追求個人奮斗與職業穩定性是兩個既相互矛盾又同時存在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在青年群體中，個人奮斗的意愿和尋求職業穩定性的意愿均十分突出。一方面追求個性、崇尚獨立的青年人對創業抱有極大熱情，另一方面“公務員熱”、“國企熱”等社會現象體現出相對穩定的“鐵飯碗”仍然吸引著大批年輕人。因此，可以預期，人們在職業價值觀的三個相互關聯的維度上會表現出系統的差異。

4.職業價值觀的結構性差異 在一些研究者看來，價值觀的形成，包括職業價值觀在內，主要是社會制度、文化傳統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因而在基本制度和文化傳統保持穩定的情況下，中國社會仍然存在著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主流價值觀（如，王紹光，2008；沈明明，2008）。但也有研究者認為，人們的價值觀主要取決于自身在社會中的結構性位置，結構性地位的差異會導致形成不同的價值觀。這種爭論首先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在中國這樣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是否還存在共同或主導的職業價值觀模式？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兩個方面的結構性差異對于回答這一問題尤為重要。其一，作為職業（工作）價值觀研究，工作性質的差異是基本的差異，這種差異是否導致了不同的職業價值觀？由于WVS調查中國部分樣本量較小，無法對職業做細致的分類，本文選擇了非農與務兩種工作性質的區分，一個重要的理由是：在中國，這種差異一方面是基本職業差異的體現，另一方面，這種差異又遠遠超出了職業差異的性質，成為一種由制度所確定的身份差別。其二，區域或地域之間差異。區域差異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不同區域意味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體制轉軌的不同階段、不同的文化傳統和不同的生存情境，因此，人們的工作價值觀模式是否會表現出相應的差異（例如，寶貢敏、繆仁炳的調查，2003:113）。

由此，本文將上述兩種結構性差異視為在轉型過程中影響職業價值觀模式分化的基本力量。

5.職業價值觀模式的變遷 價值觀模式的變遷是本文關注的另一個核心問題，也是前述爭論提出的第二個價值觀基本問題。正如本文在一開始時就指出的，社會的變遷首先或最終表現為價值觀的變遷。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核心理念或基本假設是：前工業社會、工業化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由于人們生存狀況不同，其價值觀的基本模式也不相同，變遷的實質是從生存價值觀到自我表達、自我選擇價值觀的轉變，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會對這種變遷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英格爾哈特，1996）。而中國的獨特性在于，30多年來，中國社會不僅經歷了高速的現代化過程，且經歷了劇烈的體制轉型過程。因此，在雙重轉型過程的推動下，可以預期，中國人的職業價值觀模式將發生較大的變遷。我們可以從下述兩個層面上來分析：

（1）社會層面：時代變遷。在價值觀的時代變遷層面上，研究者之間存在不同的看法。變遷觀認為中國社會的轉型導致中國人的價值觀發生了很大變化（史娜，2011；廖小平，2008；王正緒，2008等），而延續觀則強調中國人的價值觀至少在一些維度上基本保持穩定（Shi，2000）。本文認為，中國社會的轉型導致整個社會、特別是基層社會的資源與機會分配結構和人們的生存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因此，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的職業價值觀模式也會發生變遷。

（2）個體水平：世代更替。在個體水平的世代更替過程中，研究者也提供了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結論。例如，布霍爾茨（1978）對美國職業群體的職業倫理進行研究時發現，年青職工比年長職工對韋伯式的職業倫理表現出更高的認同度，帕弗（Sheila M.Puffer，1997）等學者對俄羅斯職業群體的研究指向了相反的結果，即年齡越大的職工越認同這一職業倫理。弗海姆（Adrian Furnham，1984）在英國的研究發現，這一職業倫理與任何自變量都無關系，（至少在英國）是一種不同群體都普遍接受的職業價值觀。劉鳳香(2012)在中國的調查顯示，因為年長員工在技術進步、職業流動性增大且保障性降低的環境中處于劣勢，接受新鮮事物的意識和能力減弱，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逐漸減退，因此比年輕的員工更傾向于追求職業穩定性。相比而言，年輕人在吸收新技術、新知識上占有優勢，更敢于迎接挑戰，積極塑造自己，展現自己的個性。在本文看來，代際之間的變與不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代際之間的差異程度。如果不同代際人們的經歷有很大差別、面對的生存環境和問題根本不同，對工作和生活的感悟與追求也會不一樣，因而不同年齡段的人其工作價值觀模式也會表現出顯著差異。對于生活在轉型時期的中國人來說尤其如此。

6.分析方法 鑒于上述各種調查結果的差異，本文將主要通過描述性統計，揭示中國人職業價值觀的基本狀況和變遷。然后借助于線性OLS回歸模型對影響職業價值觀的因素做綜合分析。

三、數據與變量

1.數據 本文主要采用英格爾哈特教授主持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VS1990-2007）”中國部分的調查數據，并輔之以國際比較數據[1]有關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的情況請參見該項目的官方主頁，網址是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中國部分調查由北京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持實施。。該項調查是價值觀研究領域內持續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調查，盡管該調查存在一定的系統性問題和樣本量的缺陷，但具有其他數據不具備的特點：第一，WVS是專門的價值觀調查，能夠較全面地展現職業價值觀的不同方面。第二，WVS是一個多國參與的國際合作項目，可進行國際比較。第三，WVS是一個持續性的調查項目，分別在1990、1995、2001、2007年進行了調查，從而有利于對價值觀變遷進行分析，這是其他數據所不具備的。第四，中國部分的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的中國公民，樣本選擇采用多階段抽樣方式，抽樣框覆蓋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統計分析結論可推論整個社會。以上方面使得該數據具備了很多國內職業價值觀調查不具備的優勢。不過WVS中國調查的樣本量有限，四次調查的樣本總量分別為1000、1500、1000、2015人，剔除與本研究相關變量信息不全的樣本，四次調查的有效樣本分別為988、1402、878、1160人。

本文將通過對職業價值觀的三個維度的分析，揭示中國人的工作價值觀的基本模式和變遷，并通過OLS模型，進一步探究不同因素對職業價值觀影響程度的差異。

2.變量 根據本文的兩個核心問題和相關假設，統計分析中使用的各個變量的操作化如下。

（1）職業價值觀。WVS2007調查中涉及職業價值觀三個維度的問題見表1?！奥殬I世俗性”維度中的問題均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原題分值1表示非常同意，5表示非常不同意。為了解釋方便，本文將該維度所有題目的分值都進行了反向排序，經過轉換后的分值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即分值越高，越認同“職業世俗性”?！肮ぷ鬟M取心”維度中的v116、v118、v1220均為10分制量表，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10分表示非常同意，為了統一數值以便進行不同維度間的比較，本文將10分制兩兩合并成5分制李克特量表，轉換后的分值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分值越高表示越具有“工作進取心”?！奥殬I冒險性”維度中的v82、v86、v87均為6分制量表，原題測量被訪者與題目中提到的特征是否相像，分值1表示“很像”，分值6表示“完全不像”，本文將其中兩個差異較小的兩個選項（分值1“很像”和分值2“像”）進行了合并，處理后的分值1表示很像，分值5表示完全不像。由于v86題目的意思與其他兩道相反，因此，將該題分值進行了反向處理，處理后該維度分值及含義統一，分值越高表示越具備“職業冒險性”。

經過處理后，WVS中所有問題的分值都轉換成了類5分制李克特量表，且方向一致，分值越高表示越認同該維度的職業價值觀。

表1 WVS2007問卷中職業價值觀指標總表

（2）工作狀況和區域差異。根據前面假設，構成職業價值觀結構性差異的自變量主要是兩個：一是工作性質的差異，這是一個相對寬泛的概念，包括了工作強度、收入、工作環境以及前景等等。最為基本的工作性質差異在本文中操作化為非農工作和務農。二是區域差異，區域差異的操作化是按照國家標準，在東、中、西劃分基礎上將調查中抽到的三個直轄市（北京、上海、重慶）單獨提取出來作為一個區域，因為對于價值觀的分析來說，三個直轄市不僅是中國的特大城市，而且是中國最為發達、最為開放的城市，本文預期那些直轄市的居民因此在價值觀上有可能顯示出特別的特征。

（3）時代和世代。分析職業價值觀的時代變遷主要是通過WVS四個年度的調查數據進行；而作為職業價值觀世代更替的自變量是根據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和受訪者的年齡劃分出的四個同期群，即：50年代及以前出生，60年代出生，70年代出生，80年代及以后出生。

四、職業價值觀的基本模式

1.中國人職業價值觀的總體特征 為了能夠直觀的比較職業價值觀三個維度的總體特征和認同模式，本文將職業價值觀每個維度中各題分值分別相加，取平均值，作為該維度整體情況的體現。也就是說，將每道題5分制李克特量表看成類定距量表，且各題權重相等。每個維度中題目分值相加取平均值便于直接對比不同維度之間的關系。

經過轉化后每個維度成為5分制量表，分值1表示非常不認同，5表示非常認同。世界價值觀2007年的調查提供了全部三個維度的調查數據，使得可以在三個維度上分析中國人職業價值觀的總體特征和認同模式。圖1顯示了中國人職業價值觀的基本狀況：中國人對“職業世俗性”的認同度最高，均值為 3.84，接近“同意”（4 分）水平；“工作進取心”次之，均值 3.33，略高于“中立”（3 分）水平；而“職業冒險心”最低，均值為2.01，處于“不同意”（2分）的水平。

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人職業價值觀模式的特征，本文在世界價值觀調查中選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國家與中國的狀況進行了比較。由于WVS是跨國調查，不同國家開展調查的時點有所差別，本文選取的參照數據均來自2005-2007年度，即時間跨度較短，其中瑞典和美國代表著歐洲和北美的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國家，日本和韓國是同處東亞和儒家文化圈的后發現代化國家，阿根廷、印度分別來自南美和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羅馬尼亞與中國同屬轉型國家，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圖2顯示了國際比較的結果。

將圖1和圖2聯系起來，考慮到職業或工作價值觀三個維度以及跨國比較的結果，可以看出中國人職業價值觀模式的系統性特征，本文將其稱之為“保守的、后世俗主義”的職業價值觀。其他發展中國家則表現為“積極的、世俗主義”的職業價值觀，發達社會顯現為“積極的、朝向價值理性”的職業價值觀。

第一，中國人對“職業世俗性”的認同介于發達國家和轉型國家及發展中國家之間，顯示出對于理性世俗主義的脫離，之所以稱之為“后世俗主義”，是因為：

“職業世俗性”維度在不同國家間體現出顯著且有規律的差異?，F代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在“職業世俗性”上指數較低，反之則指數較高，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英格爾哈特的“物質主義”與“后物質主義”的理論預設（英格爾哈特，2013a，2013b）。英格爾哈特認為，當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其文化價值觀將從強調生存進入強調主觀幸福感、個人自由、弱化各種形式權威（傳統、科學、官僚、法理等）的“后物質主義”階段（英格爾哈特，2013b：81-87）。按照他的分類，“職業世俗性”屬于物質主義的范疇，越是現代化水平較低的國家，越是會認同“物質主義”職業價值觀，體現了早期現代社會的特征。本文借鑒了他的分析框架，使用“職業世俗性”概念作為衡量的維度之一，強調其理性的、“入世”的世俗主義的特征[1]參看韋伯對于工具理性和入世禁欲主義的分析。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與之對應的是價值理性和個性的追求。將圖1和圖2聯系起來可以清楚地看出，盡管中國人對職業世俗性的認同介于發達國家與其他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然而中國人在整體上接近、且低于“同意”（4分）的水平，開始脫離世俗性，因而本文將其稱之為“后世俗主義”；發達國家更接近“中立”（3分），更多地顯示出“后物質主義”的特征；其他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達到或高于“同意”（4分）的水平，仍然屬于世俗主義的范疇。

所謂“后世俗主義”不僅僅源于現代化的發展水平。有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高于中國，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2007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為2651美元，羅馬尼亞和阿根廷人均GDP相當，分別為8170和8384美元[2]有關世界人均GDP調查數據的情況請參見世界銀行的官方主頁，網址是http://www.worldbank.org.cn/。，然而中國人的職業世俗化程度卻低于羅馬尼亞和阿根廷。造成中國人表現出脫離世俗主義趨勢的重要原因，是前面已經指出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長期的意識形態教育。僅從現代化的視角無法合理解釋中國人對職業世俗性的認同特征。

第二，中國人在“工作進取心”維度上的平均水平略高于“中立”（3分）水平，且與大多數國家數值差異不大。這一結果也是“物質主義”、“后物質主義”兩階段范式不能很好解釋的。東亞發達社會日本和韓國表現出來的較高程度的工作進取心，更多地是受到特殊的企業文化和民族性的影響，而在發展中國家則反映了人們面對收入差距、生存壓力和命運掌控等方面的中庸心態。

第三，保守的“職業冒險性”。相對于其他兩個維度，不僅圖2中的所有國家對對職業冒險性的認同程度最低，同時，中國和羅馬尼亞兩個轉型社會對職業冒險性的認同程度在7個國家中也是最低的，即從圖2中可以看到，不論什么國家的民眾，在“職業冒險性”維度上的數值均低于3，都體現出較低程度的職業或工作冒險精神。因此，從絕對意義上說，所有國家的人們都有不安全感，盡管內涵可能有所不同，并體現在他們的職業或工作價值觀上。即便在物質和福利高度保障的瑞典，人們的職業冒險精神與美國、日本、韓國甚至阿根廷和印度等都處于同一水平。而中國和羅馬尼亞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們都同屬轉型國家，經濟和體制所發生的急劇轉型大幅度提升了職業或工作的風險，因而有更強烈的規避風險的追求，對職業冒險性的認同最低，更為保守。

2.職業價值觀的分化 以上從整體層面分析了中國人職業價值觀的基本模式。但如前文所指出的，中國社會30多年的急劇轉型，其特征之一即是社會結構日益加劇分化。因此，轉型社會向價值觀研究提出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在一個結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是否還存在主流或核心的價值觀，不同的社會群體是否認同于某種共同的價值觀？本文強調了兩種結構性差異，數據分析的結果表明，不同工作群體和區域之間的職業價值觀不存在顯著差異，且模式與社會整體的模式基本相同（見圖3，圖4），前述“保守的、后世俗主義”的職業價值觀模式在社會中得到了不同群體的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圖4顯示，直轄市和東、中部地區人們的工作進取心基本持平，略高于“中立”水平，與整體水平一致；而西部地區人們的工作進取心有一定幅度的提升，這也許與我國新世紀開始啟動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有關。

五、職業價值觀的變遷

WVS在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進行的四次調查，正好覆蓋了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兩個重要時期，即從90年代初期開始的大規模市場化改革時期和新世紀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凸顯的時期。也為職業價值觀變遷的分析提供了認識中國社會特征和轉型過程的極好視角。

1.職業價值觀的時代變遷 遺憾的是，在職業價值觀的三個維度中，只有“工作進取心”維度中的兩個具體問題在四次WVS調查中一直保留，其他問題和其他兩個維度僅存在于2007年調查。因此，如果分析職業價值觀的時代變遷，WVS數據只能提供1990、1995、2001、2007年調查在兩個具體問題上的數據[1]這兩個具體問題是：v116“應該加大收入差距，以鼓勵個人努力工作”、v118“個人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來養活自己”。。盡管如此，這些數據仍然十分寶貴，人們可以根據這一數據從一個側面觀察看到職業價值觀的變遷（圖5）。

在2007年職業價值觀的基本模式中，人們對工作進取心維度的認同趨于“中立”，圖5所顯示的工作進取心的演變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這一結果。從圖5中可以看到，人們的工作進取心在1990年到1995年間經歷了較大波動，分值從接近3.5下降到3以下，也就是說，從偏向于“同意”轉變為偏向于“中立”。從1995年到2007年，人們的工作進取心有所緩慢上升，但基本維持在接近中立的水平，跨國數據的比較也表明這是一種普遍狀況。這種結果可以說是中國90年代初期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對工作進取心所產生的效應。在此之前，人們高昂的工作熱情一方面來自于“革命時代”的價值引導和社會氛圍，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于改革初期全社會普遍得益的狀況。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就像一柄雙刃劍，一方面給人們帶來了新的機會和資源，另一方面帶來了更激烈的競爭、更高的風險、更肆無忌憚的壟斷和權錢交易；人們既看到了自由市場帶來的利益，同時也看到了事業成功并非光靠努力就能獲得的，以及打拼事業所要面對的困境和風險，因而工作進取心下降并趨向于中立，當然其他國家狀況也是如此。

2.職業價值觀的世代更替 職業價值觀的世代更替無法替代時代變遷的分析。但是，同期群或年齡層的差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擬”時代的變化，代際之間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時代的變化。職業價值觀在不同年齡層群體中的分布情況見圖6。

第一，隨著從“50后（及之前）”到“80后”的代際更替，人們對職業世俗性的認同度在降低，工作進取心和職業冒險性在提升。整體上看，三個維度在“50后（及之前）”群體中的離散程度最高，與其他年齡群體相比，“50后（及之前）”群體有著最高的職業世俗性，同時有著最低的工作進取心和職業冒險性。隨著世代的更替，年輕一代的職業世俗性逐漸降低，工作進取心和職業冒險性逐漸升高。

第二，四個同期群相比較而言，“50后（及之前）”和“60后”之間的差異較小，而“70后”和“80后”則開始顯現出一定的差異。這種趨勢一方面與現代化的發展有關，更重要地是與我國的體制轉型有直接關系?！?0后”群體出生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更多地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成長，將完整地經歷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期，因此，他們在職業價值觀上與其他三個年齡群體形成了一定的差異，他們的職業世俗性相對更低，職業冒險意識相對更強，工作進取心也最強。

六、多因素的綜合影響分析

以上基于描述性的統計分析，揭示了當代中國社會職業價值觀的基本模式及其變遷的趨勢。由于描述性統計多是單一變量或兩兩變量的分析，雖然給出了整體狀況和某些簡單關系的特征，但缺乏多因素綜合影響的分析。因此，本文在這里使用WVS數據，構建了一個回歸分析模型，以進一步揭示出影響職業價值觀模式及其變化的主要因素，由此作為對前面關于結構性分化和模式變遷討論的一個細化。

模型的因變量：職業價值觀的三個維度，即：職業世俗性，工作進取心，職業冒險性。其操作化如前，每個維度中所有指標總分的均值，作為該維度的得分。因此，每個維度都轉換成分值為1-5分的連續變量。

根據前述的研究假設，納入模型的自變量主要為年齡層、地區、工作性質，控制變量為受訪者的性別和受教育程度。

從OLS模型的結果（表3）可以看出：第一，在職業世俗性維度上，控制了各自變量后年齡層的影響最為顯著，以50年代及以前群體為參照，“70后”、“80后”群體對職業世俗性的認同度低于前者，同時“80后”又是最低的，表明了“80后”在職業世俗性維度上的趨勢與社會整體趨勢和國際比較趨勢相吻合。

第二，在工作進取心維度上，控制了各自變量后地域差異的影響最為顯著，以經濟發達、現代化水平最高的直轄市作為參照，經濟發展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區人們的工作進取心更強。區域差異的彰顯如前文所述，是中國區域差距和區域開發戰略影響的結果。其次，工作進取心與年齡層也顯著相關。與出生于50年代及之前的群體相比，80后的工作進取心顯著高于前者，更追求能力和效率的市場環境。在工作性質差異上，非農群體的工作進取心高于農業群體，這也符合人們的認知常識：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非農工作更需積極進取心態面對。

第三，在職業冒險性維度上，控制了各自變量后可以看到，“70后”和“80后”群體的冒險精神顯著高于50年代及以前群體，同時80后又高于70后群體，呈現出隨著世代更替、職業冒險精神增強的趨勢；大專教育水平以上的群體高于教育水平在此之下者，即大專以上教育水平提升了人們在勞動力市場競爭力的同時，也增加了冒險精神。此外，在控制了各自變量后，職業冒險性與地區差異并無顯著關系。

表2 回歸模型中所用變量的操作化和描述性統計結果（N=1100）

表3 2007年中國社會職業價值觀相關因素OLS回歸系數（N=1100）

總體而言，在所有自變量中，年齡層和地區差異是影響職業價值觀的主要因素，但這種影響并不穩定或系統。職業價值觀的基本模式沒有改變，然而，顯現出來的差異和變化值得人們關注。

七、結論與討論

本文基于2007年WVS調查的中國部分數據，分析了當代中國人的職業或工作價值觀，揭示了“保守的后世俗主義”模式的基本特征。這一基本模式在社會中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認同，并且在近20多年來的轉型過程中得以延續。同時，區域間的差異開始顯現，世代間的更替已經開始。具體來說：

1.“保守的后世俗主義”職業價值觀 WVS調查數據表明，在測量中國人職業價值觀的三個維度上，職業冒險精神最低，職業世俗性取向較高，工作進取心趨于中庸。單純從每個維度的分值上來看，人們的職業冒險性（2.01）處于“不認同”的水平，對職業世俗性（3.84）接近于“認同”水平，而工作進取心略高于“中立”的水平。

結合其他國家的狀況，中國人的職業價值觀在職業“意義”追求上雖然基本上還屬于世俗主義的范疇，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職業”對于中國人來說還遠未成為人生或生命的價值所在，但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即使是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還高的發展中國家，例如阿根廷[1]2013年，阿根廷人均GDP估計達到11630美元。，中國人職業世俗性的水平相對較低，究其原因，不能不說這與中國的社會制度以及長期的意識形態教育有著直接關系。因此，本文使用“后世俗主義”來描述職業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價值。

獨具特色的不僅是“后世俗主義”。在其他國家中，相對于職業價值觀的其他兩個維度來說，職業冒險精神同樣都處于較低水平，但中國人的職業冒險精神與這些國家相比，仍然是最低的，這是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雙重風險疊加的結果。這種保守的“風險規避”（或者說追求穩定）特征也為國內很多研究所發現（樓靜波，1990；陳畝，2001；龔惠香，1999)，可以說是典型的轉型社會的價值觀特征。

2.世代更替 由于WVS調查數據的缺失，本文無法對職業價值觀的時代變遷進行系統分析，同期群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F有數據表明，不同年齡群體的職業價值觀模式與社會整體模式相似，但世代的更替還是導致職業價值觀在某些特征上顯現出變化。90年代大規模市場化的改革曾給如工作進取心帶來了較大影響；以“80后”為代表的新生代群體相對于其他同期群來說，他們的職業冒險性更高，工作進取心也更高，更適應競爭激烈的市場化環境，因此奮斗意愿更強，風險規避意識較低。反之，如劉鳳香(2012)指出的，在技術進步、就業靈活、缺乏保障的當下市場環境下，年紀越大就意味著越難抵御風險，越占據劣勢，因此風險規避意識越強。

3.結構性差異存在，但并不顯著和系統 穩定的基本制度和漸進式的轉型過程，是統和職業價值觀的根本力量。觀念的變遷與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客觀結構的變遷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越是在劇烈變革的時期，越需要關注價值觀的改變以及由價值觀的改變引發的變革。

與價值觀研究的重要性相比，目前國內的研究還有很多尚待完善的地方，包括本文使用的“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調查樣本數量有限，樣本的代表性有可能存在較大誤差），一些較為系統的調查資料尚未公開。這種狀況造成了目前絕大多數價值觀研究都是建立在小范圍的、針對特定人群的調查研究基礎上，其研究成果的代表性值得商榷。

除了資料的匱乏外，國內職業價值觀研究尚缺乏統一的理論的體系，比如職業價值觀的結構和研究維度存在諸多分歧，“導致眾多的研究結果得不到累積和相互驗證，仍然處于零散狀態”（霍娜等，2009：799）。本文利用WVS數據對職業價值觀的系統分析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并基于社會學的視角解釋職業價值觀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聯，為職業價值觀以及價值觀的社會學分析做出了有益的嘗試。本文期望通過這樣的研究，推動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熱情，促進價值觀研究向更深入和系統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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