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聲譽與盈余管理的文獻綜述

王鋒

摘要：盈余管理的研究比較成熟，但CEO聲譽定量研究較少，有兩者的相互研究也就更少。本文簡單的梳理了CEO聲譽的含義及度量，盈余管理的含義及度量，然后梳理了盈余管理的三大動機，最后將落腳點為CEO聲譽和盈余管理的文獻回顧。

關鍵詞：CEO聲譽；盈余管理

在當今世界，聲譽作為一種特殊的無形資產對產品的價值越來越重要，聲譽成為了企業競爭力的驅動力。CEO儼然成為了企業的代言人，他們的聲譽關乎著企業的聲譽，影響著企業的價值，反過來企業的業績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著CEO的聲譽。這就暗示了企業管理當局盈余管理程度可能會與經理人的聲譽存在著某種聯系。

本文梳理了有關CEO聲譽及盈余管理的含義、度量及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動機的文獻。

（一）CEO聲譽的含義及度量

Johnson（1993）建立了CEO聲譽評價模型，將CEO的聲譽劃分為內部聲譽和外部聲譽。Jennifer etal（2008）認為CEO聲譽是通過CEO的個人能力特征、工作業績樹立的總形象，同時提出比較難得找到CEO聲譽的替代變量。吳笛（2009）認為CEO的聲譽是社會大眾依據CEO的品質、經營能力和業績、職業道德等的表現，所形成的評價。

衡量的CEO聲譽可以從媒體報道CEO的頻率、CEO受演講和采訪的頻率、實驗問卷法等方面著手。一般國內外采用較多的方法是媒體報道CEO的頻率。Milbourn（2003）用CEO的在職期限、任職方式（內部選任還是外聘）和CEO在相關行業刊物上出現次數作為CEO聲譽的替代變量。Jennifer etal（2008）采用媒體對CEO的曝光頻率作為其聲譽的替代變量，還增加了CEO年齡和前期任職情況等個人特征作為聲譽的控制變量。相對中國學者而言，吳笛（2009），待鳳（2010）在研究上市公司CEO聲譽與盈余管理管理時，用百度新聞搜索平率來度量CEO的聲譽。

（二）盈余管理的含義及度量

盈余管理和偽造利潤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盈余管理是一種合法的手段，是在GAAP允許的范圍內，通過選擇會計政策和調整應計項目使公司利益或市場價值最大化的行為。目前普遍認可的盈余管理的定義是RM.Healy和J.M.wahlen（1999）提出的，是管理者運用職業判斷和構造交易編制改變財務報告，用以是隱瞞企業實際的經營業績，影響利益關系人的決策

目前，盈余管理計量要有三種方法主：應計利潤法、具體項目法和分布檢測法。這里具體分析應計利潤法，該方法是將總應計利潤分為可操縱性非可操縱性應計利潤兩個部分，總應計扣除可操作性應計就為不受管理者控制的應計利潤，以此來度量盈余管理的程度。目前應計利潤法的應用最為廣泛，基于應計利潤法的模型主要有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行業模型等。Healv（1985）將企業總的應計利潤分為可操縱性和不可操縱性應計利潤，DeAngefo（1980）采用期初的全部應計利潤來度量當期的不可操縱性應計利潤。Jones（1991）基于Healy的模型基礎，將銷售收入的變動額和固定資產原值引入模型中。

（三）盈余管理動機的研究

我國上市公司不健全的治理結構，使經理人有機會運作盈余管理。對盈余管理動機的研究主要包括：債務契約動機、政治敏感性動機、CEO變動動機。

（1）債務契約與盈余管理。Holthansen（1981）認為管理者操控盈余的主要是因為股東和債權人、股東和管理者的利益相矛盾。Watts和zimmerman（1994）的債務契約認為管理層操控會計利潤的目的有一方面在于是債務契約。

（2）政治動機與盈余管理。目前在政治敏感性動機的研究集中在反壟斷調查和金融管制兩方面。cahan（1992）以48家受反壟斷調查的企業為樣本，研究企業的盈余管理程度，發現在被調查當年，這些公司一定程度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盈余操作行為。Makaretal（1995）也研究得出受反壟斷調查的企業會有意的低在受調查期間的會計利潤水平，使得超長超額等超正常收益不被發現。

（3）CEO的變更與盈余管理。有些CEO為了有更好的晉升空間，會通過盈余管理來粉飾財務報表。DeFond和Park（1997）指出為了保全自己的職位管理層會平滑盈余。賈婷（2012）分析得出：在變更當年，高管變更帶來顯著的負向盈余管理，而且相較于總經理變更，董事長變更的負向盈余管理行為更為顯著，另外非常規變更會比常規變更引發更為顯著的負向盈余管理行為。

（四）CEO聲譽與盈余管理

最近幾年不少學者開始研究聲譽機制和CEO的盈余管理行為的相互約束效果，steven和susan（2004）檢驗了經理人的盈余管理行為對自身聲譽的影響，得出對經理人的盈余管理行為顯著的影響其聲譽。Malmendie和Tate（2007）論證了聲譽較高的CEO為了呈現出漂亮的財務績效而進行盈余管理。Jennife etal（2008）用聯立方程驗證了CEO聲譽和盈余質量的相互影響，他們用媒體對CEO的曝光率作為聲譽的代理變量，用修正的Jones模型和DD模型分別測量公司的盈余質量水平，得出CEO聲譽與盈余質量負相關的結論，即高聲譽的CEO，盈余管理程度也高。吳笛（2009）以盈余管理程度為因變量來建立回歸模型，研究CEO聲譽與盈余管理程度之間的關系，認為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與CEO聲譽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的關系，通過引入股權結構發現，在國有企業中，CEO更傾向于通過盈余管理來提高其個人聲譽。張淑惠（2010）以制度分析、契約理論為分析工具，基于聲譽的盈余管理監督機制的可行性分析和制度基礎，從實證的角度證明了在考慮真實世界中委托人與經理人的關聯博弈或重復博弈的情況下，應建立“聲譽機制”來防范經理人管理盈余損害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五）總結

目前，盈余管理的評價比較成熟，盡管現在國內外眾多學者已經大力投入對CEO聲譽的分析研究，但從大體上而言對CEO聲譽的研究文獻還比較少，還沒有形成衡量CEO聲譽的定量評價體系。研究CEO聲譽與盈余管理之間的相互關系，能夠為研究盈余管理帶來新的研究視角，也能使利益相關者更加深入的了解CEO聲譽與盈余管理之間的相關關系，評估上市公司披露的會計信息的質量，減少投資損失。（作者單位：湘潭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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