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體系的演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分析

王維 周睿

世界經濟體系的演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分析

王維 周睿

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主要國家實力相對變化決定了世界經濟體系的演化過程和未來的發展方向。貿易便利化和投資自由化向更深層次發展、美國主導下的“一體兩翼”新世界貿易體系挑戰WTO體系、新興市場國家成為構建新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力量、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特殊地位逐步被削弱是新的世界經濟體系的發展特征及可能的趨勢。新的世界經濟體系將在高新技術產品貿易、亞太地區的經濟地位和地緣政治利益方面對中國形成負面沖擊，但也可能給人民幣的加速國際化提供機會。

世界經濟體系 一體兩翼 美元霸權 人民幣國際化

王維，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210009

周睿，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210009

一、戰后世界經濟體系演變的階段

按照美國對國際經濟主導權的變化，可以將二戰后到現在的世界經濟體系分為三個階段：

1.戰后初期到20世紀60年代末。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英、法、德和日本為代表的傳統資本國家實力遭到了嚴重的削弱，美國和蘇聯成為二戰中的最大獲益者，美國在經濟領域的實力尤為強勁。不過，由于意識形態的差別，在政治上形成的兩大陣營也反映到經濟層面上，即世界經濟體系分割成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體系和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體系。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建立與以GATT為核心的世界貿易體系和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1]GATT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的簡稱。，GATT成為后來推進貿易便利化、投資自由化的基石，布雷頓森林體系則為戰后國際金融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盡管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簽署了一系列經濟合作協議，但是受制于蘇聯重視軍事的國家戰略和計劃經濟的制約，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合作協議更多地體現了在政治意義上，對后來世界經濟體系的發展并沒有什么貢獻，因此，一些學者在討論戰后初期到60年代末這段時期的世界經濟體系時，往往忽略社會主義陣營間的經濟合作，認為這一時期只是構建了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2.20 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原來建立在美國超級綜合實力基礎上的世界經濟體系開始出現了瓦解，隨著西歐、日本等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世界經濟開始出現多極化發展趨勢，但是整體而言，世界經濟體系仍在美國的可控范圍之內。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石油危機”的沖擊下使原本就深陷經濟危機頻發困境的美國雪上加霜，導致美國黃金儲備急劇減少和高通貨膨脹。1973年，美國的黃金儲備從戰后初期的245.6億美元下降到110億美元，同時，美國的消費物價指數在1974年達到了11%。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隨后的1973年西歐國家取消了固定匯率制度，正式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取而代之的是“石油美元”體系。這段時間世界貿易體系出現了全球層面的合作和區域一體化齊頭并進的趨勢，GATT轉變為更高水平的WTO，更多國家加入了WTO貿易體系，形成了以WTO規則為核心的全球貿易體系。同時，歐盟在1991年取代了歐共體，實現了歐盟內貿易自由流動，對外統一關稅；美國和加拿大等1994年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國家在1992年提出了建立自由貿易區。這些自由貿易區試圖建立比WTO更高水平的自由貿易體系。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1991年蘇聯的解體標志著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也就意味著計劃經濟的解體，原社會主義國家也開始融入以WTO為核心的世界貿易體系和以美元為核心世界金融體系，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

3.21 世紀后至今。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包括中國在內的更多發展中國家加入到WTO以及全球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各國對世界經濟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雖然WTO貿易規則涉及貿易的多個領域，但是對于非關稅壁壘的限制仍然不能滿足貿易便利化的需求，因此，推動WTO在降低非關稅壁壘的談判就變得非常必要。但是遺憾的是，由于WTO不同的成員國具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使WTO談判自多哈回合之后難以進展，于是一些有著共同利益訴求的國家便開始建立FTA，談判變得活躍起來[1]。美元的超發引起相當多國家的不滿，為歐元、日元甚至人民幣的國際化創造了機會。與此同時，一直作為美國掌控世界金融體系工具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面臨著嚴重的挑戰。美國一方面要求中國、巴西、南非、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出資，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不給予相應的話語權，導致包括中國、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不滿，由此催生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

二、世界經濟體系演化的動力機制

世界經濟體系一直在不停地演化、變動，那么是什么力量驅使著其前進呢？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主要國家實力的相對變化在其中起著巨大的作用。

1.經濟全球化客觀要求加快經濟自由化

經濟全球化最早由T·萊維在1985年提出來的，但是至今仍然沒有形成一個公認的定義，尤其是經濟全球化從什么時候開始存在著很多爭論。不過從全球經濟聯系越來越頻繁的事實來看，一般認為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了經濟全球化，這個時期的全球化進程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從圖1中可以看到，亞洲、歐洲、非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經濟全球化水平自從1970年開始一直呈現不斷提高的趨勢，尤其是1991年之后，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提速。

世界經濟體系變化是經濟全球化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經濟、市場、技術與通訊形式都越來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減少。從OECD對經濟全球化的描述中可以發現：（1）經濟全球化進程客觀要求商品、要素、技術等在全球更大范圍內流動，這就要求推進貿易便利化和投資自由化；（2）經濟全球化要求各國國內的經濟規則不斷趨于一致。但是這些經濟規則對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有著不同的影響，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往往會對這些規則進行抵制，短期很難在大范圍內達成一致，因此出現了多哈回合談判進程受阻和區域FTA方興未艾并存的局面。

2.國家實力的相對變化

圖1 1970-2011年經濟全球化指數變化[1]經濟全球化指數來源于KOF,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aggregation/。

戰后美國經濟在世界上處于絕對的領導地位，1948年美國工業生產占資本主義世界的56.4%，出口貿易占33%，黃金儲備占75%，正是這一強大的經濟基礎，使GATT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得以順利建立。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后，由于美國經濟陷入危機，傳統產業被日本和德國趕超，新興產業尚沒有成長起來，美國的經濟實力開始下降，直接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隨著二十世紀九十年來美國信息革命的推動，美國GDP占全球的比重從24.2%上升到2001年的32.5%，而此時不僅戰后美國最大的戰略對手蘇聯解體，而且經濟上的強大對手日本則在“廣場協議”后陷入了困境，美國在經濟上重新找回了強大的競爭力。不過，此時以德國和法國等為核心的歐洲經濟仍然維持著良好的增長態勢，歐盟的建立以及后來發行的歐元都對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帶來巨大的挑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又遭受到巨大的打擊，歐洲陷入了主權債務危機的麻煩，日本還在延續著“失去的十年”，為了走出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需要建立新世界經濟體系，以充分發揮其競爭優勢。由于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變成了美國的潛在競爭對手，而中美雙方在地緣政治上利益訴求的沖突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使奧巴馬政府拋出了“重返亞太”的再平衡戰略，這一戰略在經濟上的體現就是建立TPP，它不僅加強了美國和亞太國家之間的聯系，而且還起到了在經濟上遏制中國的目的。于是中國積極推動與新興市場國家的合作，以試圖轉移美國對華遏制的壓力。

三、世界經濟體系的發展趨勢

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不同經濟力量相互博弈的結果共同決定著世界經濟體系發展方向，世界經濟體系的發展呈現以下特征及可能的趨勢：

1.貿易便利化和投資自由化向更深層次發展

世界貿易體系就像一輛自行車，貿易便利化和投資自由化就是這臺自行車的兩個輪子，只有這兩個輪子不停地向前，才能維持世界貿易體系的平衡而不至于倒下去。TPP被奧巴馬政府認為是具有“高標準的21世紀”自由貿易協議，在TPP中不僅僅有高標準地執行大部分FTA都要求的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促進服務貿易的要求，還添加了諸如勞工、環境保護、限制國有企業等等議題。TiSA是一個由澳大利亞和美國共同推動的服務貿易便利化協議，其內容既包括原先WTO體系下CATS的一般性條款[2]TiSA是國際貿易服務協定（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的簡稱;CATS是指服務貿易總協定，該協定是烏拉圭回合談判最后文件的一部分，是規范國際服務貿易的重要行為準則。，諸如定義、范圍、市場準入、國民待遇和安全標準例外、最惠國待遇例外等，還包括每一個談判方的“負面清單”，即參與談判方需要出具本國服務業禁止和限制進入的領域，沒有禁止和限制則默認為是允許的。投資自由化主要包括擴大外資準入、禁止履行要求、按照國際法標準處理投資待遇和投資爭議解決方法的國際化。投資自由化減少了資本國際流動的障礙，促進了資本在全球范圍的流動，使資本配置的效率顯著提高。

2.美國主導下的“一體兩翼”新世界貿易體系挑戰WTO體系

無論是GATT還是WTO都集中體現了美國對世界貿易體系的訴求，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認為形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除了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存在缺陷外，還在于美國經濟存在著嚴重的失衡：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嚴重脫節，過度消費進口產品導致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诖?，奧巴馬政府提出了“出口倍增計劃”和“重振制造業”的美國經濟發展新戰略，為了配合這一戰略的實施，不僅需要擴大美國制造業產品的出口，還需要對世界其它制造業大國進行遏制，于是美國政府希望能夠建立體現美國自由資本主義意志的新世界貿易體系。這種新的世界貿易體系原本是可以通過WTO談判來實現的，但是現在的WTO成員國眾多，各自的利益訴求差異較大，美國幾乎失去了對WTO的主導權，導致美國對新世界貿易體系的訴求至少在短期內難以通過WTO來實現，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藍本，分別推行TPP和TTIP建設，形成了所謂的“一體兩翼”戰略。北美自由貿易區、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區和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基本涵蓋了當今世界上最主要的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集中了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工業總產出和貿易量，如果這一戰略得以實施，將會對當前的WTO體系構成嚴重的挑戰，甚至將WTO體系架空。

3.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特殊地位逐步被削弱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并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支撐美元世界貨幣地位主要有四點：第一，美國強大的創新能力和穩定的投資環境，使美國資產價值被長期看好；第二，美國具有全世界最發達的資本市場，能夠為美元流動和結算提供便利；第三，美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一方面促使美國的一些盟國在國際結算中使用美元，另一方面也對歐元和日元試圖挑戰美元地位的計劃進行了控制；第四，以石油為主的國際大宗商品普遍使用美元結算，國際大宗商品采用美元結算維持和強化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特殊地位。不過，近年來美元也陷入了困境，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由于美國存在著巨額的貿易赤字和政府債務，美國通過增加美元的發行來彌補貿易赤字，美元的貶值導致諸如中國、日本等外匯儲備大國的利益受損，同時，美元的貶值推高了其它貨幣的匯率，相應提高了其它國家出口產品的價格，降低了這些國家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第二，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俄羅斯和伊朗兩個世界主要的能源出口國積極推動石油貿易中的非美元結算，而與此同時，作為全世界能源的最大買家中國也積極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對石油貿易中采取人民幣結算持積極態度。美元超發對美國國際貨幣的特殊地位尚不足以構成致命的威脅，但是如果在世界大宗商品貿易結算中美元的壟斷地位被挑戰，這是對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特殊地位的一個巨大打擊。

4.新興市場國家成為構建新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力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以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等五國為代表的一批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增長，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實力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在全球貿易和投資份額中的比例不斷提高，科技實力與發達國家不斷縮小，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不過，在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著兩個問題：第一，經濟發展缺乏穩定性。除了俄羅斯等少數國家外，新興市場國家都是脫胎于原來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市場發育不完全，政治治理結構也存在著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沖擊，譬如東南亞國家1998年在國際游資沖擊下誘發了金融危機，阿根廷遲遲沒有走出“拉美陷阱”和其政府的不斷更替密切相關。第二，發達國家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圍堵。發達國家對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存在著矛盾的心里，一方面希望能夠利用新興市場國家廉價的資源和寬松的環境管制，為發達國家生產物美價廉的商品；另外一方面又不希望新興市場國家發展到足以和其展開激烈競爭。因此，發達國家便利用自己控制的世界經濟體系，強迫新興市場國家接受其制定游戲規則。為了加強經濟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和獲得與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談判中的有利地位，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存在著較強的合作動機，目前，以“金磚”五國為核心的新興市場國家合作機制開始逐步建立，并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果。

四、新的世界經濟體系對中國的影響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分工體系的重要部分，特別是中國和美國“一體兩翼”戰略中所囊括的國家間有著密切貿易往來和分工合作關系，如果將中國排斥在“一體兩翼”的體系之外，將會對中國的貿易、亞太地區的經濟地位、地緣政治利益等帶來一定的損失。此外，新的貨幣體系中美元走弱可能給人民幣的國際化帶來機會。

1.中國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受到遏制

在新的世界體系中，對中國貿易的影響主要來自TPP和TiSA這兩個協議。盡管以美國為主導的TPP原則上歡迎所有亞太國家的參與，但是其設置了較高的進入門檻，中國要邁過這個門檻需要付出較高的代價，尤其是其中關于市場競爭和國有企業方面的條款，可能對中國的經濟體制帶來根本性的挑戰。如果中國被排除在TPP外，從理論上講，TPP作為一種高水平的關稅同盟將對中國形成貿易歧視并產生貿易轉移效應。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且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建成了面向外向型經濟的基礎設施，培養了一支熟練的勞動力隊伍和外向型經濟管理人才，形成了成熟的相關產業配套體系，這些優勢可能使貿易轉移效應大打折扣。而TPP對中國貿易最大的挑戰在于阻礙了中國高端制造業的進出口，并進而制約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譬如TPP中大幅度提高了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和執法標準，這直接隔斷了中國企業“模仿—創新”的路徑。TiSA主要是針對服務貿易自由化問題，其中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則可能加快中國服務業和國際的接軌速度，從而獲得跨越式發展的機會，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新增長點。

2.亞太地區經濟地位被削弱

目前，中國參與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機制主要有亞太經濟與合作組織（APEC）和東盟“10+3”。美國構建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區的最初想法是借力APEC，但是APEC在經濟推進經濟領域的合作機制進展緩慢，其合作的內容也難以達到美國的要求，美國轉而以新加坡、智利、新西蘭和文萊等四國達成的P4協議為藍本構建了擴大到覆蓋亞太地區的TPP。同樣，中國也難以借助于APEC合作機制來提升其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地位。而在東盟“10+3”合作機制中，中國具有一定的主導權，中國有望通過東盟“10+3”的合作機制來提升其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地位，甚至可以按照中國自己的訴求來制定出相關的游戲規則。不過，隨著美國在亞太地區積極推進TPP，東盟“10+3”合作機制面臨著解體的風險。首先，與東盟“10+3”經濟合作機制相比，TPP中構建的自由貿易區標準要更高，更加符合貿易便利化和投資自由化發展的方向；其次，TPP的談判效率較東盟“10+3”合作機制更高。TPP是“從上向下”進行談判，即先設立一個既定的目標，然后在既定目標下進行細則談判，一旦達成后所有成員國包括未來加入的成員國都必須接受，而東盟“10+3”合作機制談判中，基本上是遵循先易后難的談判原則，而且東盟“10+3”合作機制中還存在著東盟“10+1”的談判，以及中國、日本和東盟等對區域合作主導地位的競爭，嚴重影響了東盟“10+3”合作機制的談判效率；最后，美國的全球影響力迫使東盟“10+3”弱化。在當前的TPP中，已經有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文萊等成為其成員國，日本和韓國也宣布參與TPP談判，未來可能還有更多的東盟國家參與到TPP談判中來，這樣TPP就可能最終取代東盟“10+ 3”合作機制。如果東盟“10+3”合作機制弱化或者解體，對中國而言就失去了提升在亞太地區經濟地位的唯一渠道。

3.地緣政治利益遭受損傷

東亞國家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著名的“雁陣模式”，特別是近年來在制造業領域形成了遠東產業鏈，東亞國家在經濟上的密切聯系也推動了政治上的融合。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與日劇增，潛在地威脅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傳統利益。美國在亞太地區推進TPP，強化了其與亞太地區的經濟聯系，再輔之以傳統的政治和軍事聯系，試圖使中國陷入一個兩難的選擇：或者中國被排斥在美國制定的游戲規則之外，中國和東亞其它國家間的經濟一體化進程被割斷；或者中國被迫接受美國制定的游戲規則，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誠實的小伙伴”和缺乏政治影響力的跛足經濟大國。

4.人民幣國際化迎來契機

盡管美國試圖通過“一體兩翼”戰略來盡力維持其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地位，但是美元國際地位的衰落卻是難以挽回?；仡櫭涝詸嗟匚坏男纬蛇^程，可以看到要形成這一地位需要兩個條件：一是美國具有強大的綜合國力，能夠形成對全球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影響力；二是其它經濟體的實力較美國有著很大的差距。同樣，如果人民幣要向美元的霸權地位發起挑戰，就必須建立在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此消彼長上，即中國可以依靠其經濟的發展，逐步在局部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影響力超越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并率先在這些地區實現貨幣互換、人民結算等，逐漸推進人民幣國際化。2008年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打擊，加上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拖累，使美國對其全球利益的顧及顯得力不從心。隨后爆發的烏克蘭危機使俄美對抗走到了前臺，俄羅斯在美歐的制裁下不僅開始傾向于尋找中國的支持，而且還使用諸多手段對美歐進行反制裁，這些手段中就包括對美元霸權的反制。與此同時，中國繼續維持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并積極推進金融領域的改革，探索開放資本與金融賬戶、建立人民幣離岸市場、貨幣互換和邊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等，嘗試人民幣在新興市場國家間貿易結算的可能。人民幣開始真正進入快速國際化時期。

五、中國應對新世界經濟體系的戰略

雖然美國構建了以“一體兩翼”和TiSA為核心的新世界經濟體系，但是國際經濟走向自由化和多元化的趨勢不可避免，中國需要積極順應這一趨勢，突破美國在亞太地區構建的TPP圍堵，積極解決國內發展面臨的問題，堅持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增強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

1.積極關注世界經濟體系的變化，加快推進國內體制機制改革

盡管經過改革開放后歷時三十多年的建設，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顯著提升，但是尚不具備足夠的實力去引領世界經濟新規則的制定。同時，中國經濟的發展也面臨著重重問題，主要表現在政府和市場界限不清、產業轉型升級緩慢、環境污染嚴重、人口結構快速老齡化和科技創新能力薄弱等。這些問題制約著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而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需要進行制度創新，積極推進國內體制機制改革。首先，要充分尊重市場在經濟中的主體地位，通過簡政放權，控制住政府那雙總是“情不自禁伸出去的手”，將權力關進籠子；其次，著力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推進高校去行政化，對部分公立大學進行民營化改制，引進國外著名教育機構入華辦學。提升教育質量有助于增強人力資本能力，有助于解決人口老齡化和科技創新能力薄弱的問題，并為轉型升級提供有力的支持；最后，加快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尤其是服務業“負面清單”管理的試點，充分發揮其改革示范效應。

2.認真研究TPP和TiSA條款，針對部分領域實現主動開放

在TPP和TiSA協議中涉及了貿易便利化和投資自由化的一系列內容，但是其中有些內容對中國而言在當下并不適合，同時，TPP還包含著一些政治意圖，因此，中國需要對TPP和TiSA條款進行認真研究，分析這些條款中哪些是中國當前可以落實的，哪些是可以通過一系列改革后落實的，哪些是難以落實的，還有哪些中國對世界貿易體系的訴求沒有包括在內的。通過這樣的梳理，逐步形成一個中國版的TPP和TiSA，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逐步地實現主動開放，以抵消TPP和TiSA對中國的部分負面沖擊。

3.推動與相關經濟體的FTA談判進程，不斷提高FTA建設水平

目前，我國已經和15個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議，還有一些在談的自由貿易協議，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韓FTA。這些雙邊的自由貿易協議與多邊的自由貿易協議相比，更加具有靈活性。因此，在雙邊FTA談判中，尤其在和亞太國家的談判中，在某些個別領域可以給出比TPP更高的待遇或者更低的限制，增強部分亞太國家和中國建立FTA的吸引力，這樣可以避免亞太地區都陷入美國的“一言堂”。同時，中國要加快和拉美、非洲及歐洲相關國家的FTA談判，并積極推薦新興市場國家經濟伙伴關系建設，化解美國“一體兩翼”戰略對中國的擠壓。此外，對于已經達成的FTA，可以視雙邊貿易和投資的發展情況，進行進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4.積極推進人民幣在國際大宗商品中的結算

近些年來，中國一直在為人民幣的國際化進行種種努力，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和預期的目標仍然還有較大的差距，而當前世界形勢的變化為人民幣進入國際大宗商品結算領域提供了可能。首先，中國已經成為國際大宗商品最大買家，中國市場的需求量左右了不少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其次，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中國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氣進口國面臨著美國的制裁，它們將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采取其它貨幣結算作為對抗美國的重要手段；再次，中國已經成功地建成了銀聯支付系統，并躋身世界三大支付系統之一，為海外支付提供了便捷通道；最后，中國經濟規模位居世界第二，且展現了較好的經濟增長潛力，以人民幣計價的中國資產被看好?；诖?，中國可以先從石油天氣領域使用人民幣進行國際結算開始，逐步開放資本項目下的管制，繼而推進煤炭、鐵礦、銅礦等資源型產品的人民幣國際結算，最終使人民幣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國際貨幣。

[1]Peter A.Petri,Michael G.Plummer,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Policy Implications. http://ssrn.com/abstract=2108399.

[2]Peter A.Petri,Michael G.Plummer,Fan Zhai,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_Pacific Integration: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 No.119.Oct.2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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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天則〕

[1]FTA是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的簡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