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電影協會與戰前紀錄電影的興起

宮浩宇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與戰前紀錄電影的興起

宮浩宇

在抗戰全面爆發前的幾年間，中國教育電影協會迅速崛起，成為推動教育電影蓬勃興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對教育電影以及由此而來的教育觀念、紀實美學在中國的發展與傳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它一方面將國外的諸如科教片、城市風光片這些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頗為流行的紀錄電影類型大量的引入進來，另一方面則既取法泰西，又依據國情，積極攝制同類影片，大大地發展了本土的紀錄電影?？偨Y早期中國紀錄電影的成就，應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記上一功。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 教育電影 科教片 紀錄電影

宮浩宇，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210097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以下簡稱“教電協會”）乃是由南京國民政府黨政界要人聯合文化界、教育界以及電影界名流，共同發起的一個旨在推廣教育電影的文化組織。在抗戰全面爆發前的幾年間，中國教育電影協會迅速崛起，成為推動教育電影蓬勃興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對教育電影以及由此而來的教育觀念、紀實美學在中國的發展與傳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研究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不僅可以呈現彼時教育電影之真相，亦有助于我們探尋早期中國紀錄電影乃至整個中國電影的發展軌跡。近年來，關于教電協會的研究取得不少值得注意的成果[1]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彭嬌雪：《民國教育電影發展簡史》，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虞吉：《民國教育電影運動教育思想研究》，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以及松丹鈴《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研究（1932-1937）——兼論1930年代國民黨電影文化政策》，華中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等。，但也留下許多未盡之言，尤其缺乏從紀錄電影本土化發展的角度來考察、評估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之作用的研究。鑒于此，筆者擬借助原始文獻，對這一命題予以探討，以期為早期中國紀錄電影史的書寫添磚加瓦。

一、戰前教電協會之概況

教電協會之建立，源于彼時一些熱衷于教育電影的黨政要人、文教名流與影壇名宿對國際聯合會設立國際教育電影協會的響應。關于這一點，郭有守在《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成立史》中說得很明白：“國際聯合會之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接受意政府之提議，于羅馬設立國際教育電影協會，辦理國際間教育電影事業之合作，交換，提倡，宣傳等事，專以教育電影消除民族隔膜，倡導人類和平為職志。各會員國應聲而起，分設協會以謀合作?！盵1][2][4][5][11]郭有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成立史》，《中國電影年鑒1934》，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4年）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年版，第989頁，第990頁，第993頁，第993頁，第1016-1017頁。既然“各會員國應聲而起”了，身為國聯成員的中國，當然不便自立于外、無所作為，教電協會也“應聲而起”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在教電協會正式成立之前，褚民誼、段錫朋、羅家倫等人曾以該會發起人的名義，制訂了一份《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章程》，其中有對即將成立的教電協會的職務范圍的明確界定，共涉七項內容：“一、關于教育影片之研究及改進事項；二、關于教育影片之編制事項；三、關于教育影片之調查，統計，及宣傳事項；四、關于與電影業合作制作教育影片事項；五、關于建議于電影行政機關及處理電影行政機關之委托事項；六、關于與國際教育電影機關協同進行事項；七、關于教育電影之其他事項?！盵2]

1932年7 月8日，教電協會在南京教育部大禮堂召開成立大會，出席者有“蔡元培、褚民誼、朱家驊、王世杰、周鯁生、徐悲鴻、郭有守、彭百川等百余人”，會上選出執行委員如下：郭有守、徐悲鴻、彭百川、歐陽予倩、洪深、褚民誼、段錫朋、吳研因、羅家倫、陳立夫、謝壽康、田漢、高蔭祖、陳泮藻、曾仲鳴、楊君勵、張道藩、錢昌熙、楊銓、李昌熙、方治；候補執委如下：宗白華、顧樹森、鐘靈秀、鄭正秋、孫瑜、陳石珍、羅明佑；監察委員如下：蔡元培、吳稚暉、朱家驊、汪精衛、李石曾、蔣夢麟、陳果夫、陳壁君、葉楚傖、胡適[3]詳見《教育電影協會成立郭有守蔡元培等當選執監委員》，《中央日報》1932年7月9日。。翌年4月，教電協會獲批為國聯教育電影協會的中國分會，“遂正式開始彼此間有興趣之合作的工作矣”[4]。為了明確分工，以便更有效地開展工作，教電協會成立伊始即在其常務委員會下設總務、編輯及設計三組[5]。1935年2月19日召開的三屆二次理事會決議在此基礎上增設電影教學組和教育電影推行組，由金陵大學理學院院長魏學仁與中宣會副主任方治分別負責[6]詳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昨開二次理事會》，《中央日報》1935年2月20日；以及《教育電影協會昨日舉行理事會》，《中央日報》1935年5月31日。。1936年6月11日召開的五屆一次全體理事會上又成立宣傳組，由中央電檢會主任羅剛負責[7]詳見《教電協會選舉五屆常務理監事》，《中央日報》1936年6月12日。至此，教電協會的組織結構大體定型。另外，為了將分散于各地的會員有效地組織起來，教電協會在成立之后即著手漸次地向總會所在地南京之外的其它城市與地區發展分會組織。1933年5月5日，在一屆四次執委會上，會員戴策、徐公美、鄭正秋等提議設立分會，獲得通過，教電協會隨之制定了一份《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分會組織通則》[8]詳見《二十二年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總務組編印，第35頁；另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四次執委會議》，《中央日報》1933年4月29日。。同年7月9日，在上海出現了第一個分會——教電協會上海分會[9]上海分會成立的時間及經過可詳見《二十二年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總務組編印，第7頁。；而后，青島、昆山和重慶等地也相繼建立分會[10]詳見《教育電影協會舉行二次國產影片比賽》，《中央日報》1934年5月4日；另見《中國教育電影會三屆首次理事會》，《中央日報》1934年5月22日。，教電協會的會員數量乃隨之日益增多。據郭有守介紹，“本會會員在二十一年成立之時，僅有三百十七人，二年以來，繼續加入為會員者，頗形踴躍，現共有四百四十一人，其分布情形，計在南京者一八二人，上海一四三人，北平四一人，濟南十一人，其余如武昌，杭州，無錫，天津，青島，廣州，成都，南寧，南昌，福州，安慶，鎮江，長沙，日本，美國等處各有十數人或數人不等?，F仍在繼續征求中?！盵11]這是1934年的情況，此后會員數量逐年增加。

教電協會的會員大多另有其它職務與工作，故平日里一般并無專人打理會務?？砂凑铡墩鲁獭芬幎?，教電協會卻需要定期召開年會和理事會，而屆時分散各地的會員，會依據會議級別以及自身的職務，臨時湊在一起，共商大計。這樣一來，教電協會的許多重要決策，就大多是在這兩類會議上出爐的；尤其是每年例行召開一次的年會，更是成為教電協會影響甚至參與電影政策制定的“風向標”。至于理事會，則分為全體理事會和常務理事會兩種，一般會在兩屆年會之間不定時的召開[1]教電協會的日常事務在最初兩年是由執委會來負責，從第三屆年會開始，執委會從名稱上改為理事會，但職能和性質則大體沒有變動。詳見《二十三年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總務組編印，第51頁。，其主要工作是處理一些日常會務、臨時事務以及落實年會通過的議案等。

隨著各項工作的不斷推進，教電協會的社會影響力從其成立之后便日益高漲。1936年底，由于成績顯著，教電協會受到中央民訓部的嘉獎[2]《中央民訓部嘉獎教電協會》，《中央日報》1936年11月13日。。及至1937年，教電協會更上一層樓，其實力已遠非昔日可比，這一點可證諸于媒體對其召開的六屆年會之報道：“會期雖僅二日、而各地會員出席者、達二百余人、來賓參加者亦如之、為歷屆年會未有之盛?！盵3]教電協會在是屆年會閉幕式上發表宣言，稱其作用“已由理論的提倡而進于事實的推進”，“自覺努力之不虛也”，并為今后定下兩大目標，“日‘教育’電影化、日‘電影’教育化”[4]。不僅如此，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更是專為教電協會六屆年會的召開，刊發了一篇題為《推進中國教育電影事業——為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六屆年會作》的“社評”，對教電協會贊許有加并提出殷切期望。這既是教電協會，也是與電影有關的時事新聞，首次登上《中央日報》的“社評”欄，教電協會此時的鋒芒，由此可見一斑。

二、引進、自產與放映：教電協會對紀錄電影的推動

教電協會的發起人曾在上述《章程》的第二條中開宗明義地宣稱：“本會以研究利用電影，輔助教育，宣揚文化，并協助教育電影事業之發展為宗旨?！盵5]郭有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成立史》，第990頁。事實上，所謂教育電影，從當時的具體實踐上看，大多屬于科教片，也有一部分是風光片、新聞片等，從廣義上來說，它們都可以歸入紀錄電影的范疇。因此，為了論述方便，下面凡提起教育電影一詞，基本上是指紀錄電影，這一點就不另作強調了。

教電協會在六屆年會的宣言中曾提到自己“已由理論的提倡而進于事實的推進”，指的不是別的，正是教育電影的生產實踐。然而，教電協會只是一個議事機構，自身是不具備影片攝制能力的，那么它對教育電影的推動作用，主要就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將募集來的資金投放給有制作能力的電影機構，扶植其拍攝教育電影；其二，對由自己投資制作或其它機構出品的教育電影進行推廣，包括親自組織放映、向全國各地出租拷貝以及將教育影片發行至海外等等。藉由以上這些方式，教電協會在當時大大推動了教育電影的制作及普及。

教電協會在其成立之后，并沒有立即著手投拍教育影片；其推動教育電影之功，主要還是體現在將從國際教育電影協會租借來的影片，拿來在國內進行推廣，具體方式是親自組織放映或租借給其它機構放映。首批舶來的教育影片于1934年初租到[6]《教育電影協會將攝古蹟風俗片與他國交換教育影片》，《中央日報》1934年1月18日。；之后教電協會又從國聯處分批分次地引進了一些教育影片，并在南京青年會以及上海、廈門、天津、武漢等地的學校巡回映放[7]詳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映放國聯教片》，《中央日報》1934年12月18日。。截至1934年底，教電協會共“購進國聯教育影片計三十套”[8]《教育電影協會近訊》，《中央日報》1934年12月23日。。下表即是筆者綜合《中國教育電影年鑒1934》以及《中央日報》的相關記載，整理的一份教電協會從國聯租借的教育影片的片目[9]《中國教育電影年鑒1934》，第1008-1009頁；《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映放國聯教片》，《中央日報》1934年12月18日。：

僅從片目上來推斷，這些影片以科教片（也可稱為科普片）居多，比如：《由雞蛋變雞》、《麥子》、

[3][4]《教電協會年會閉幕確立今后兩大目標》，《中央日報》1937年5月6日?！朵摗?、《普遍患肺病者》、《治眼的手術》等；還有一些有可能屬于人文歷史類紀錄片，比如《宗教節》、《十九世紀之德京》、《歷史的羅馬》等?？梢?，教電協會最初引進的影片，數量可觀，品種也算多樣，沒有背離“輔助教育，宣揚文化”的宗旨。

問題在于，僅依賴“舶來片”，難以充分滿足增長迅速的社會需求，何況有些影片的表現內容、表現手段還不免同國人的文化程度與接受習慣捍挌不入，故教電協會一邊借助外援，另一邊終究是要想法子自給自足的，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地實現以影音移風易俗、普及文化知識的目的。在1933年4月27日召開的一屆四次執委會上，教電協會制訂出一份“本會工作計劃”，其中有一條即為“攝制各種教育短片及重要新聞片”[1][3]《二十二年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總務組編印，第34頁，第20頁。，這標志著自制影片已被提上議程，可視作教電協會投拍教育影片之肇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計劃中，教電協會將拍攝“重要新聞片”也寫了進來，彰顯出其制作理念的多樣化——不僅僅拍攝科教片，還嘗試涉足因與現實生活短兵相接而更接近紀錄電影之神魂的新聞片。1933年5月23日召開的二屆二次執委會上，教電協會“決議攝制六部、劇本為（一）衛生（家庭衛生）、（二）學生生活（中小學生標準生活「有聲」）、（三）國內各種新建設（幾年來國內各種新建設）、（四）本國瓷業（從制瓷工作開始到完成包含改良方法）、（五）農業改良（一種農產物之種植與收獲）（六）中國音樂（有聲）”，并“由編輯組先編每劇要點送會，再與各公司接洽”[2]《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將攝制教育影片》，《中央日報》1933年5月25日。。顯然，在自制教育電影的道路上，教電協會又向前邁出了一步。盡管到了1934年初，教電協會仍然不得不承認，限于“經濟欠?！?，“故自制教育影片工作不免遲緩”[3]，但隨著后來政府補助力度的不斷加大，自制教育電影的計劃還是逐漸得到了落實。

地處南京的金陵大學理學院，在抗戰爆發前成為教電協會推動教育影片一個重要的合作伙伴。雙方在合作上的具體分工是：教電協會出錢而金陵大學理學院出人、出力。這可見于下面一則報道：教電協會“現擬提撥一部分附加費、與京市黨政機關合組首都民眾教育電影放映臺、以謀民眾教育之推進、一面以此費與金陵大學理學院合作攝制各類教學影片”[4]《招待新聞界開映防毒影片》，《中央日報》1936年6月10日。。而在1936年6月11日召開的五屆一次全體理事會上，教電協會又做出一項重要決議，其要旨是為推進其與金陵大學理學院的合作而“續撥一千元”[5]《教電協會選舉五屆常務理監事》，《中央日報》1936年6月12日。。而另有一條報道則對雙方合作所攝制的教育影片，從片名、數量以及內容等方面，做了較為詳細的記述：“該會為謀教育影片自給計、特與金陵大學理學院合作攝制各類教片、已制成《陶瓷》、《蠶絲》、《首都風景》等十種、近為適應非常時期需要、特制就《防毒》影片一種、內容表演催淚、噴嚏、窒息、糜爛、中毒五種毒氣性質、對于吾人生理之影響、防毒面具之構造與功用、個人與團體防御方式、避毒室之設備、與消毒急救之常識等?！盵6]《教電協會制就〈防毒〉影片》，《中央日報》1936年6月9日。教電協會在1935年5月30日召開的四屆一次常會上還通過一項議案，即“擬與金陵大學合組教育影片聯合流通處、便利各地租借案”[7]《教電協會昨開第四屆首次常會》，《中央日報》1935年5月31日。?？梢?，不只是合作拍片；教電協會在教育影片的推廣上，與金陵大學理學院亦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系。

在投拍教育影片一事上，除了金陵大學理學院外，教電協會同許多機構都建立過合作關系。比如：教電協會就曾經理事潘公展推介，向南洋汽車公司收購教育影片[8]詳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昨召開理事會議》，《中央日報》1936年8月8日。；在1936年6月11日召開的五屆一次全體理事會上，教電協會則通過一項與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等單位合制“衛生教育影片”的決議[1]詳見《教電協會選舉五屆常務理監事》，《中央日報》1936年6月12日。。同年，教電協會與明星公司合作完成一套“體育有聲影片”，而這套影片在制作完成后則被前者發行到歐洲放映[2]詳見《我國體育影片將運歐輪流放映》，《中央日報》1936年8月31日。。此外，教電協會還同中央電影攝影場合作，拍攝了一部教育影片《農人之春》。從現有的文獻來看，這部影片搬演的成分很大，甚至其主要人物就是由專業演員來飾演的，這一點和陳果夫擔任編劇、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攝制的《飲水衛生》有些相似，只不過后者與教電協會關系不大。說這兩部影片是科教片、宣傳片，是沒有太大問題的；至于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紀錄電影的性質，還不宜輕下定論[3]陳智：《我國首部在國際獲正式獎的影片實為〈農人之春〉》，〔北京〕《電影藝術》2004年第3期。。與投拍教育電影一同進行的另一項重要工作，乃是對教育電影進行推廣。這項工作還可細化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在國內推廣；另一個則是向國外推廣。在1936年4月16日召開的四屆四次常務理事會上，張道藩所提之“組設首都民眾教育電影放映臺案”獲得通過；而作為首倡者的張道藩，則受命在會后負責督辦“首都民眾教育電影臺”的設計、建筑等工作[4]詳見《中國教電協會前日舉行兩項會議》，《中央日報》1936年4月18日；另見《中國教電協會籌設民教電影放映臺推張道藩等計劃》，《中央日報》1934年5月15日。。所謂“首都民眾教育電影臺”，乃是一塊專門放映教育影片的場地，后更名為“首都民眾教育臺”，由南京市政府、教育部、江蘇教育廳合作建設[5]《首都民教電臺由四機關合作籌辦》，《中央日報》1936年11月18日。。教電協會對于此項計劃頗為重視，曾于1936年6月11日召開的五屆一次全體理事會上，“提請指定的款”，并決議“本會方面暫定以五千元為限”[6]《教電協會選舉五屆常務理監事》，《中央日報》1936年6月12日。。在教電協會的積極推動之下，首都民眾教育臺的建設很快上馬，及至第二年5月，已是“行將落成”了[7][9]詳見《教電協會將呈請中央撤銷滬租界電檢制度》，《中央日報》1937年5月28日。。

在沒有固定的教育電影放映場所之前，教電協會只能借已有的放映平臺，利用各種機會，見縫插針地推銷自己手中的教育影片。上文提到的在南京各影院中加演教育影片，即為一例。此外，還有其它途徑。1936年8月，教電協會曾“選送衛生及有關兒教影片，在全國兒童衛生展覽暨兒童年閉幕同樂會及蕪湖縣兒童年實施委員會放映”[8]《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昨召開理事會議》，《中央日報》1936年8月8日。。1937年5月27日六屆一次理事會更是通過一項決議，要點是今后“攝取有關民族復興與文化建設新生活運動七項運動等影片、并購置簡便放映機、深入農村巡回放映、以咨喚起民眾加強民族意識案”。這項決議通過后即被理事會“交攝制委員會與推行組切實辦理”[9]?？梢?，向農村普及教育電影，也可說是普及電影，在當時亦已被提上議程。

再來看向國外推廣教育影片的情況。1935年2月19日召開的三屆二次理事會決議呈請中央攝制農村教育影片，參加在比利時舉辦的農村國際電影競賽[10]詳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昨開二次理事會》，《中央日報》1935年2月20日。，并請皮作瓊作為該會代表，在比利時主持相關事宜[11]詳見《教育電影協會昨日舉行理事會》，《中央日報》1935年5月31日。。顯然，此舉為后來《農人之春》的攝制、參賽乃至獲獎，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還有，1935年12月，教電協會將由其監制的體育影片加制英文后，委托外交部運送至歐洲映演[12]《國產體育影片即寄歐映演》，《中央日報》1935年12月10日。。其時，教電協會還嘗試以自制的教育影片同其他國家的同類影片進行交換，亦有斬獲。如1936年6、7月間，教電協會就曾拿《農人之春》從意大利國立教育電影館交換來一部影片《意大利水果之種植》，這部影片運抵國內后不久即與觀眾見面[13]詳見《教電協會與意國交換影片》，《中央日報》1936年6月18日；另見《教電協會映出意國影片〈意大利水果之種植〉》，《中央日報》1936年7月22日。。此舉顯然既可讓自家的成果走出國門，又能借花獻佛，豐富本國的教育影片種類，可謂一舉兩得。1937年7月，美國紐約生絲貿易會訂購了教電協會與金陵大學理學院合制之《蠶絲》[1]詳見《美訂購蠶絲影片》，《中央日報》1937年7月7日。，意味著教電協會在開拓自己的商業發行渠道上，亦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其時，教電協會在推廣教育電影時，還有一個較為特殊卻與提倡教育電影之旨趣更為契合的工作，即專為學校實施“電化教育”制作和推銷教學影片。1936年初，教學組在四屆二次常務理事會上提出“推進教學電影案”，獲得通過[2]詳見《中國教電協會通過推行教學電影案》，《中央日報》1936年2月15日。。不久后，為響應國際教育電影協會發起的“國際教育電影先鋒”運動，教電協會出臺了一份《推行教學電影簡則》[3]詳見《中國教電協會實行放映教育電影》，《中央日報》1936年3月3日。，為“電化教育”的具體實施制定出指導性方針。嗣后，為了切實地推進“電化教育”，教電協會定期向全國各地出租教學影片，這些影片一般分為生物、物理和化學三種。其具體片目詳見右表[4]此表來自于以下文獻：《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巡回映放教學影片》，《中央日報》4月14日；《教電協會三期教學影片定明日起放映》，《中央日報》1936年5月31日；《教育電影協會巡回放映秋季教學影片》，《中央日報》1936年11月16日。另，表中書名號為筆者所加。：

推銷“教學影片”、實施“電化教育”，本意當然是想借電影這一聲畫并茂的大眾媒介來輔助教學、普及科學文化知識。但從電影史的角度來看，這些舉措，客觀上也使得紀錄電影中重要的一個類型即科教片被更多地引入進來，同時獲得了廣泛的傳播；間接地，就為紀錄電影在中國的普及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

1944年出版的《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曾對戰前教電協會的業績予以回顧，其中提到“自制《首都風景》《西湖風景》《開封》《防毒》《醬油》《開采煤礦》《燈泡制造》《搪瓷》《玻璃儀器》《調味粉》《紫砂壺》《造紙》《陶瓷》《蠶絲》《底皮的制造》《農人之春》《中國體育》等十七種教育影片；代教育部攝制教育影片兩種；購置教育影片六十三種，加制中文字幕，分租各地放映”[5]詳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概況》，《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至三十一年十二月）》，出版者不詳，第2頁。。從這份文獻中可知，教電協會在戰前共自制影片十九部，引進影片六十三部，合計八十二部。

結語

1930年代之前的中國電影業，是故事片一統天下的時代，紀錄電影不是說沒有，像商務印書館、上海和香港等通商大埠的民營電影公司以及一些熱愛文藝的國民黨黨員比如黎民偉、黃英等也曾涉足紀錄電影創作，只不過零零散散，難成規模，影響力是頗為有限的。這一點，學界已有共識。問題是：如今的權威電影史著作在談到民國紀錄電影時大多從抗戰說起，至于抗戰之前的情況則往往一筆帶過。事實上，在戰前的幾年中，紀錄電影的創作及傳播的高潮在中國業已形成，而教育電影協會便是其中的一位弄潮兒。和中央電影攝影場、軍委會政訓處電影股、金陵大學理學院等機構一樣，教電協會借“教育”之名，行“電影”之實，一方面將國外的諸如科教片、城市風光片這些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頗為流行的紀錄電影類型大量的引入進來，另一方面則既取法泰西，又依據國情，積極攝制同類影片，比如具有城市風光片性質的《首都風景》、《西湖風景》等；科教片《燈泡制造》、《玻璃儀器》等，大大地發展了本土的紀錄電影?？偨Y早期中國紀錄電影的成就，應給教電協會記上一功。

〔責任編輯：平嘯〕

本文系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民國時期南京地區紀錄片創作研究”（批準號13YSC01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