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發達國家工資變化機理和勞動力收入結構變動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摘要：當今時代工資與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已經不再相等，前者大于后者，勞動力收入除滿足勞動力簡單再生產外還有節余。社會儲蓄可以是不變資本的積累，也可以是可變資本的積累，即實現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勞動力信用化、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有相互促進關系。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應大力推進市場經濟，不斷加快勞動力市場化進程，實現社會生產中技術關系的配置優化；同時，提高勞動者收入應重點推進社會生產關系改革，大力推進金融業改革，消除勞動力信用化過程中的制度障礙，推進勞動力信用化進程。

關鍵詞：工資變化；勞動力收入結構；勞動力簡單再生產；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勞動力節余；資本有機構成；經濟增長

F249.24

一、問題的提出：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工資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般認為工資是勞動力商品的價格，“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在它進入流通以前就已確定”，“可以歸結為一定量生活資料的價值”，①193即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等于工資。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般理論，工資這一勞動力商品價格應等于勞動力再生產所消耗生活資料的價值，在這一內涵之下工資除勞動力再生產之外不再有任何節余，子女數量和教育水平都應僅僅是維持在勞動力的再生產水平，而不應有任何增加?；谶@一論述，可以推導出勞動力轉化為商品的第二個條件——“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長期滿足。

上述條件在馬克思所生活的時代是普遍存在的，17世紀后半葉到19世紀初英國的工業化進程整體上印證了馬克思的判斷，工資低水平、機器排擠工人和失業等現象普遍存在。但19世紀中期之后，特別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全球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現實的狀況與上述論述并不一致，隨著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完成，這些國家傳統農業剩余勞動力都逐步被現代化產業所吸收，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趨勢并不顯著，特別是20世紀后期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輕資產企業日漸興起。在不斷膨脹的現代經濟中勞動力更多地呈現出一種稀缺狀態，勞動力稀缺直接導致了這些國家工資的快速上漲，20世紀出現了所謂中產階級收入革命，主要工薪階層均已出現了長期儲蓄、投資和遺產，子女教育年限普遍長于父輩，同時工人的子女數量在20世紀之后也呈現了增加趨勢，人口在大部分國家都呈現出增長趨勢。美國全部就業人口中從事復雜勞動腦力勞動者所占比重快速上升，1960年的43.3%上升到1977年的49.9%。工資已經不僅僅用于滿足勞動力的再生產成本，而體現出超過后者并且更多的內容，投資（包括教育投資、增加子女數量和實物投資）所形成的資本已使得工人不再是馬克思所論述的一無所有。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家有農田的年輕人依然選擇了成為產業工人，勞動力轉化為商品的第二個條件不再滿足。②

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勞動力轉化為商品是市場經濟關系確立的核心基礎。對于勞動者收入、勞動力價格和勞動力再生產成本關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其一，提高國民收入，特別是勞動者收入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了“收入倍增計劃”；其二，我國當前基尼系數偏高，社會收入差距有拉大趨勢，理論上澄清工資的內涵很有必要；其三，世界經濟形勢整體不明朗，世界經濟衰退被廣泛預期，發揮勞動力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主體地位也需要明確勞動力在分配中的地位。鑒于此，本文希望對此進行嘗試性的分析。

二、文獻綜述

以往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資的研究多集中在工資與勞動力價值的關系，即剝削的存在性問題上，如鄭紹增[1]、李治國[2]、薛敬孝[3]和李道平[4]等人均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工資的上漲并未改變其遭受剝削的現實，剝削率也并未隨工資的提高而有所改善。但這些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對于本文所力圖分析的工資支出構成并無意義，本文分析的問題是工資與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其節余對社會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的作用又是什么。

西方學者從生產現實和理性人決策出發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并產生了具有巨大社會影響的經濟理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5]和貝克爾[6]分別從人力資本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和微觀的人的個體經濟行為兩方面論證了人力資本在現代美國社會的普遍存在和巨大影響。此后，人力資本的定價問題也成為金融研究的熱點之一，我國學者如劉渝琳、曾國平[7]和張廣科、黃瑞芹[8]等也基于西方經濟學和金融學理論對我國現實進行了研究。人力作為一種資本或資產定價，意味著該生產要素對其所有者而言具有剩余，如果勞動力投入與產出之間沒有剩余（即馬克思所說的“一無所有”），當然也就無所謂定價，可見勞動力所得具有剩余是當前市場經濟下的客觀存在。當然，這些研究基于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從基礎框架上背離了勞動價值論，也就根本性的無法正確地說明這一問題。

對于本文所提出的問題，我國許多的理論經濟學者已經有所注意。王兆祥和姜若寧[9]指出，“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所面臨的大量是普通勞動力問題，當時的普通勞動力的教育費用‘微乎其微，使他不得不暫時撇開‘勞動力的發展費用”。③許毅和萇景州[10]認為，教育是具有消費屬性的投資活動。劉志鎖[11]認為：“關于勞動力再生產的擴大，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沒有對此論述?！雹苤烨叻騕12]指出，“在當今，工人工資已存在節余，這表明，工人工資已經超出了其生活資料等所需費用”，“ 工人通過出售勞動力，所獲得的工資使其不僅獲得了再生產其勞動力的物質補償等，還出現了節余”。⑤將教育作為一種投資和引入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是我國學者基于現實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具有理論創新性和較強的現實意義。但學者們的研究在簡單的概念引入基礎上，并沒有進一步對由勞動力簡單再生產向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經濟演化過程和機理加以深入分析，而是重點論述了勞動力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關系，其目的還在于解決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資金的配置問題。孫云鵬和丘傳英[13]論述了勞動力與物質資料在社會擴大再生產當中存在配比關系；文啟勝[14]論述了物質資料再生產與勞動力再生產具有循環轉換關系，并指出了其是具有增值意義的循環；王兆祥和姜若寧[9]進一步創新性的提出將勞動力再生產列為第三部類，從而形成與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相互循環的社會再生產關系。生產部類的研究很具創新性，但并未接觸到市場經濟機制下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機制的實質。

另外，姚宇[15]對勞動力稀缺、人力資本深化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簡單論述，但也未接觸到問題的實質。姚宇[16]論述了封閉經濟系統下勞動力節余在生產要素間無信用摩擦下的分配機制，并未論述從勞動力簡單再生產到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演化機制。鑒于此，本文希望基于“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科學概念對這一問題進行進一步地全面系統地理論分析。

三、工資與勞動力再生產關系的演化歷程

1.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概念的提出

從發達國家現實的經濟發展來看，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初期勞動力再生產的論述與現實并不相一致。本文在問題提出部分引用了發達國家工資增長、工人數量增加、工資支出結構等數據說明了這種不一致的客觀存在性。因此，理解勞動力再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需要對政治經濟學理論有所發展。盡管人力資本理論部分反映了現實狀況，但囿于其價值論基礎，其很難對勞動力再生產作出進一步論證。我國學者對“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概念的引入為從勞動價值論分析現實中的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提供了開門的鑰匙。對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概念的論述，劉志鎖[11]的表述最為全面：勞動力的再生產也是不斷擴大的再生產，這既表現為勞動力數量的增多，也表現為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的提高，即質量的提高；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存在外延和內涵的區分，“勞動力自身的再生產仍然是擴大的，表現為工人階級的子女數量超過父母輩的數量，這是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其次還表現為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比以前提高，提高了勞動力的質量，這是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卑凑者@一定義，可以將馬克思所論述的僅夠維持工人自身勞動能力再生產過程的勞動力再生產稱為“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谏鲜龈拍?，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外在表現可以包括許多方面，比如工人數量和人均教育年限等等。表1和表2分別反映了發達國家勞動力內涵擴大再生產和勞動力外延擴大再生產在20世紀的存在性。

表1 英國和美國勞動人數的增長 單位：萬人

年 份 美國 英國

職工總人數 女職工 職工總人數 女職工

人數 占職工總數% 人數 占職工總數%

1950 5892，0 1734.0 29.4 2253.5 735.5 32.6

1955 6217.1 1955.0 31.4 2347.7 792.8 33.8

1960 6577.8 2187.4 33.3 2423.5 827.7 34.2

1965 7108.8 2474.8 34.8 2362.2 860.6 36.4

1970 7862.7 2966.7 37.7 2289.1 876.1 38.3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統計簡編》上海：三聯書店1974年，第476頁

表2 發達國家人均受教育年限 單位：年

年份 日本 美國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1900 1.97 0.0175 0.00426 6.94 0.146 0.0902

1905 2.42 0.0349 0.00750 7.16 0.185 0.105

1910 2.98 0.0619 0.0115 7.36 0.25 0.124

1915 3.55 0.105 0.0162 7.55 0.330 0.149

1920 4.08 0.169 0.0217 7.74 0.420 0.180

1925 4.65 0.258 0.0299 7.90 0.570 0.218

1930 5.14 0.398 0.0728 8.01 0.799 0.265

1935 5.55 0.533 0.108 8.12 1.03 0.305

1940 5.73 0.689 0.123 8.25 1.23 0.326

1950 6.33 1.12 0.168 8.43 1.67 0.448

1955 6.60 1.35 0.203 8.47 1.91 0.532

1960 6.89 1.59 0.25 8.48 2.17 0.611

1965 7.10 1.84 0.286 8.48 2.43 0.707

1970 7.31 2.11 0.371 8.45 2.69 0.858

資料來源：Yoshihisa Godo， Yujiro Hayami. Catching Up in Education in the Economic Catch-up of Japa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890–1990[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0， No. 4 （July 2002）， pp. 961-978

2.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初期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認識

本文在問題提出中敘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于資本主義初期勞動力再生產的論述，不難看出囿于當時時代馬克思對于勞動力再生產的認識主要只針對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即，工資僅僅是為了維持勞動者在勞動中的消耗和補充替代其自身的新的勞動力，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節余，工人始終保持著“一無所有”這一特點，并將其作為了勞動力轉化為商品的基本條件。⑥

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資本積累論第二卷第三篇實現論中都以很大的篇幅論述了擴大再生產的機制，但其中對于勞動力再生產的認識依然是簡單再生產。這主要取決于馬克思對經濟發展的幾點判斷：一是資本有機構成隨著經濟發展和技術提升將呈現出提高趨勢，在這一過程中會出現機器排擠工人的普遍現象，擴大再生產和經濟發展不但不會帶來工人收入的增長和工人工資構成的變化，反而會導致失業人口（相對過剩人口）的增加，資本積累引起的財富積累和工人的貧困積累使得階級矛盾更加尖銳；二是在技術不變條件下，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主要是在于對相對過剩人口的吸收，而并非再生產更多的勞動力，生活資料部類社會產品的產出增加主要在于滿足不斷進入生產領域工人的生活需要，而并沒有討論進一步深化的教育培訓需要，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的機制就是生產資料的不斷增加和勞動力不斷進入資本雇傭勞動的社會關系體系。⑦馬克思時代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驗證了馬克思分析在當時的正確性。

3.經濟發展、工人工資增加和工人支出結構的變化

經濟的發展使得勞動力再生產超越了資本主義初期的狀況，由于勞動力生產要素的有限性，不再有二元經濟轉化過程中無限的勞動力補充到擴大再生產的體系中去，社會再生產也沒有出現絕對數量的機器排擠工人，勞動者的收入隨著人均資本量逐步提升，工資開始高于勞動力簡單再生產成本，這為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提供了可能性。

表3 1946年-1969年間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實際收入（1957—1959年=100）

年代

實際收入

年代

實際收入

年代

實際收入

年代

實際收入

1946 80.2 1952 86.0 1958 99.3 1964 110.1

1947 78.2 1953 89.5 1959 101.4 1965 112.5

1948 80.8 1954 91.8 1960 102.3 1966 112.0

1849 84.6 1955 95.5 1961 103.6 1967 112.9

1950 86.1 1956 98.2 1962 105.2 1968 113.7

1951 84.4 1957 99.2 1963 106.2 1969 112.8

引自維克托佩勒 《不穩定的經濟學》

表3反映了發達國家勞動者工資的變化，不難看出工人工資增加非常具有持續穩定性。工資上漲的結果是如果工人維持過去的勞動力簡單再生產過程，其收入會出現節余，這一節余必將引起其支出結構發生某種變化。

表4 日本勞動者家庭平均每月的消費支出 單位：日元

年份 合計①

膳 食 住 房 家 俱 電費和其他 被服 雜費

計② ②/①%

計③

③/①%

計④

④/①%

計⑤

⑤/①%

其他 文化生活

計⑥

⑥/①%

計⑦

⑦/①%

1963

1965

1970

1973

1974

1975

1976 41，105

49，335

82，582

116，992

142，203

166，032

180，662 15，036

17，858

26，606

35，215

43，819

49，828

54，386 36.5

36.1

32.2

30.1

30.8

30

30.1 4，209

4，854

9，273

12，641

15，322

16，569

17，249 10.2

9.8

11.2

10.8

10.7

9.9

9.5 1，845

2，163

3，030

3，993

4，961

6，160，

6，707 4.4

4.3

3.6

3.4

3.4

3.7

3.7 5，152

5，，699

8，812

13，080

15，430

17，190

18，152 12.5

11.5

10.6

11.1

10.8

10.3

10 14，863

18，761

34，862

52，063

62，671

76，285

83，768 36

38

42.2

44.5

44

45.9

46.3 2，767

3，208

6，403

9.176

11，205

13，701

15，123 6.7

6.5

7.7

7.8

7.8

8.2

8.3

資料來源：（日）《東洋經濟1977版統計年鑒》，第318頁

表4反映了發達國家工人支出結構的變化規律，其驗證了本文的分析：工人家庭支出中用于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膳食比重日趨下降，而可能用于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雜費支出（含教育文化費用）日趨增加。

同時，工人收入節余的另一個使用方向是用于物質資料再生產投資（儲蓄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債券投資），發達國家出現了普遍的工人人均儲蓄額提高和廣泛的股市投資現象。表5反映了發達國家家庭資本賬戶中再生產投資額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包括儲蓄和股票的金融資本投資更為顯著。勞動力真實工資的上漲、其支出結構的變化和儲蓄以及家庭投資的普遍存在為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提供了可能性。

表5 1970-1980年日本家庭資本賬戶 單位：兆日元

年份 年初有形資產 凈金融資產 有形資產凈投資 金融資產凈投資

1970 119.15 40.03 1.93 5.39

1971 145.37 44.31 0.95 7.08

1972 174.20 52.75 1.02 10.52

1973 244.88 75.74 0.66 8.80

1974 317.10 88.55 3.49 13.28

1975 331.14 97.54 3.92 14.09

1976 356.35 108.16 6.58 17.12

1977 391.37 130.06 6.45 18.47

1978 424.52 148.13 8.41 19.89

1979 482.04 174.23 6.42 18.94

1980 576.73 197.01 3.50 16.93

資料來源：Fumio Hayashi. Why Is Japan's Saving Rate So Apparently High？ [J]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86， Volume 1， pp.147 – 234

4.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形成

雖然工人工資提高為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提供了可能性，但收入的節余并不必然會進行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工人會在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支出和物質資料再生產投資之間進行取舍，尋找收益最大化的可能路徑?，F實的情況是隨著工資與勞動力簡單再生產成本之間差距的拉大，工人在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投資和物質資料再生產投資之間并沒有出現極端化的取舍，而是兩方面同時增加，這完全符合產出最大化在生產要素之間配比資源的技術關系，即兩種要素共同稀缺，不存在一種要素對另一種要素的完全擠出效應。表1和表2分別反映了在20世紀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工人數量增加，勞動力在數量上實現擴大再生產；另一方面人口的教育投資增加，勞動力在質量上實現擴大再生產。進入20世紀后幾十年，發達國家人口出生率均呈現出下降趨勢，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更多地表現為內涵的勞動力擴大再生產⑧，教育投資（包括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逐步成為社會擴大再生產的重要內容。

四、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形成機理和經濟功能

1.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形成原因

為什么會出現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其取決于經濟系統發展演化的技術選擇，20世紀之后的經濟發展具有以下三個特征：

其一，經濟系統具有開放性。這種開放性可以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經濟系統外在空間的可擴展，二是個人需求的可無限深化。開放性經濟系統的存在使得即使存在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工人依然也不會被機器所排擠，其可以通過生產規模的擴大繼續保持在雇傭體系當中，而不是形成相對過剩人口。18世紀、19世紀的英國作為世界工廠，不斷開拓的海外殖民地為其經濟贏得了越來越大的市場，越來越大的市場需要越來越多的生產工人。同時，盡管個人對單一產品的需求存在邊際效用遞減，但個人的整體需求卻沒有止境，需求層次的遞進⑨和對產品多樣性的偏好⑩使得即使沒有外在經濟空間，工人也不會被排擠出雇傭經濟體系，新機器和新技術的采用必然催生出新的產業。薩伊用“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信條表達了在這樣經濟背景下的生產特征。

其二，資本有機構成并不是必然上升。資本積累可以體現在可變資本上，也可以體現在不變資本上。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論述了在企業間競爭機制下，資本聚集和資本集中會推進使用新機器和采用新技術，從而導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也就是說社會儲蓄僅僅反映在對不變資本的積累，或者更傾向于反映在對不變資本的積累上。這一判斷基本符合馬克思以前英國工業革命之后的經濟特點，以蒸汽機為代表的大機器是英國經濟對外的核心競爭力，可以說擁有了大機器就擁有了雇傭勞動力和占有剩余價值的資格和條件，新機器和新設備的采用就意味著市場競爭優勢的取得，勞動力這時處于從屬地位。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以人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特別是20世紀后半葉的信息技術革命，人在生產中的主體地位得以凸顯，市場競爭更多情況下并不在于機器，而在于具有技術優勢的人才，資本積累更傾向于附著于人，處在可變資本的一方，以高知識和高科技為代表的產業已被各國趨之若鶩，越來越多的國際大型企業都呈現出輕資產化的特點，資本有機構成更多地體現出的是下降趨勢而不是上升趨勢。

其三，并非只有貨幣才能轉化為資本，社會信用化的結果使得越來越多的虛擬資本具有了生產組織功能。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當中論述了虛擬資本的形成，但卻并未將虛擬資本的生產作用納入到整個政治經濟學體系當中去分析?；谡谓洕鷮W生產函數，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總量，也正因如此，資本積累才成為擴大再生產的先決條件○11，沒有資本則意味著勞動力、機器設備、土地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普遍閑置。這一判斷基本符合馬克思以前的市場經濟初期的經濟特點，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勞動力的大量閑置也符合這一特點。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社會信用化的過程，即馬克思所說的虛擬資本，以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為代表的市場信用不斷創造著虛擬資本，與貨幣一樣，其同樣具備著生產組織的功能，這時擴大再生產就不再囿于貨幣積累，為雇傭更多的工人進行更大規模生產創造了條件。

2.當代發達國家工人工資變化的機理

由于經濟系統的開放性，發達國家自從工業革命以來憑借其對大機器和堅船利炮的壟斷性不斷實現著對外市場的擴張，其對勞動力的需求一直呈現出快速上升趨勢，其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村向城邦的人口輸入，即與工業革命（18世紀60年代）同步的圈地運動（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初），二元經濟轉化農民入城之后童工女工也相繼進入勞動力市場，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這一現象進行了細致論述，這一時期奴隸貿易也達到猖獗的程度，同樣為勞動力輸入提供了條件；第二階段是從其他國家的移民，主要發達國家的移民潮發生在這一階段，即二戰結束（1945）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1971），主要發達國家包括美英法德意葡西都進行了大規模移民，僅以德國為例：通過招募勞工，共有1400萬外國人來到德國?！?2即便如此，馬克思所設想的相對剩余人口還是沒有出現，勞動力還是日益成為稀缺生產要素，企業為了爭奪日益稀缺的工人，工資出現普遍上漲，特別是二戰之后（可參見表3）。

虛擬資本的發展與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工業革命發展同步。銀行和股票交易市場分別于1609年和1611年首先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先驅——“海上馬車夫”荷蘭建立；隨著市場經濟和工業革命在英國的快速發展，現代的銀行體制（英格蘭銀行，1694）和股票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1773）先后在英國建立，英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美國成為世界霸主與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密不可分，華爾街是世界金融產品的加工廠和集散地，虛擬資本對美國經濟的繁榮起著根本的支撐作用。虛擬資本的發展同樣為發達國家經濟擴張提供了條件，由于不再受貨幣資本的硬性約束，資本與勞動的雇傭體系更容易形成，特別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美元與黃金徹底脫鉤。生產的擴張要求和勞動力的相對稀缺使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之后，特別是二戰以后，產生了所謂的“收入革命”，庫茲涅茨（1953）和丁伯根（1975）分別對此進行了實證，薩繆爾森也認為二戰以后，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大為降低，低收入者的情況已經“急劇改善”。[17]

勞動力稀缺和工資上漲的直接結果是勞動者收入超過了勞動力簡單再生產成本，即勞動者不再“一無所有”，勞動力生產要素所有者具備了要求“勞動力節余”的權利。所謂“勞動力節余”即指，除勞動力簡單再生產所需勞動時間之外的活勞動，是除勞動力再生產之外生產要素分享價值的基礎（姚宇，2010）?！?3工人取得的勞動力節余，既可以體現在機器和存貨等實物資本（不變資本）的積累上，也可以通過教育和培訓等形式實現勞動力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或者通過多生子女實現勞動力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即體現在可變資本的積累上。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包括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所獲取的勞動力節余也具有上述兩個積累方向，資本有機構成在此時出現了兩種可能性。技術的發展方向是積累選擇路徑的基礎，工業革命的特定技術使得積累傾向于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工人工資水平的下降；電子技術革命和信息技術革命在20世紀后半葉的相繼發生，使得積累的天平越來越傾向于資本積累走向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可變資本的積累），當前勞動力已取代大機器成為現代化生產的主導力量。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可變資本的積累）在生產中的非線性貢獻又反過來進一步推進了工人工資收入的上漲，從而形成了在特定技術作用下工資和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循環相互促進（圖1）。

圖1 當代發達國家工資上漲機制

由此可見，開放性的經濟系統、經濟的市場化和特定的技術方向是當代發達國家工資上升與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循環促進關系的基礎。

3.勞動力擴大再生產下的收入分配

當勞動力所有者像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一樣因為生產要素稀缺而有權利要求勞動力節余之后，社會收入分配形式也發生了根本變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述的囿于當時時代的特殊分配機制，即資本和土地分享剩余價值，勞動者除補償自身消耗外一無所獲，就被更為一般的所有生產要素參與勞動力節余的分配機制所替代，即：

勞動力收入=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勞動力節余占有量

這是工人收入結構的第一個重大變化，其意義就在于不再是徹底的一無所有，其收入在勞動力簡單再生產之后還會出現節余。

勞動力節余的使用方向也同時影響著社會再生產進程，即影響著經濟發展。勞動力收入的節余部分是用于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還是進行物質資本投資，抑或是進行奢侈型消費，形式上完全取決于勞動者的個體決策，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在理性人假設和市場信息充分條件下，個人決策會趨于社會效用最大化。但這種表述忽略了技術關系對社會關系的依賴性，所謂產出最大化建立在“資本悖論”之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堅持認為社會再生產更大程度決定于社會（生產）關系而非技術關系。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就是研究勞動力節余基于社會關系的分配機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討論了資本家由于雇傭勞動力和購買機器設備原材料而對工人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即由于其預付資本而形成的資本家與勞動力之間的社會關系。馬克思及其之前的時代，能充當市場體系下生產組織的只有貨幣資本，馬克思因此將其稱之為“生產的第一推動力”。隨著虛擬資本時代的到來，所有的生產要素只要能夠被信用化，都可以進行生產組織，即因為其社會關系占有勞動力節余。虛擬資本時代的勞動力節余的分配可以作如下表達：

勞動力節余占有量=要素組織收益+要素直接凈受益

因此，要素的信用化程度差異就成為構成了市場經濟的社會關系。從早期發展重工業化過程中的大機器信用化，到能源稀缺狀態下的資源信用化，再到由于經濟聚集效應而導致的土地信用化，今天勞動力信用化在發達國家也普遍產生，表6列示了主要發達國家勞動力信用化程度的快速提高，體現了勞動者在社會關系中的地位日漸突出。勞動力信用化的廣泛存在使得工人的收入結構發生了又一重大變化，即其收入在形式上不再僅僅是單純依靠出賣勞動力或付出勞動（家務勞動）的收入，還包括了由于勞動力信用化所帶來的要素組織收益。

表6 各國商業銀行分期付款余額變化表

日本 美國 西德 英國 法國

總 額 指數 總額 指數 總額 指數 總額 指數 總額 指數

1965 75729 100 28962 100 16.5 100

1966 134945 178.2 31319 108.1 18.2 110.3

1967 234141 309.2 32706 112.9 20.4 123.6

1968 401000 530.3 39952 127.6 19.4 117.6

1969 707166 933.8 40305 139.2 12499 100 1299 100 18.8 113.9

1970 1064467 1405.6 45398 156.8 14134 113.1 1383 106.5 25.4 1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