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天文交流史研究方法及其流變

孫萌萌

摘要：自20世紀20年代至今，中國學者對中外天文交流史的研究經歷了四次明顯變化。本文綜合中外天文交流史的已有研究，及前人對該領域研究方法的論述，對三次重大變化加以歸納，并在統計分析近幾年幾種重要期刊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簡述對近年出現新趨勢的看法。

關鍵詞：天文學史；中外交流；宗教史；李約瑟

中圖分類號：P1-09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3.009

在中國古代天文學史上，計有三次大規模的域外影響，即漢末以降隨佛教而入的印度天文學、元明之際隨伊斯蘭教而入的阿拉伯天文學，及明清之際隨基督教而入的歐洲古典天文學及近代天文學。[1]近代史上，晚清至民國時期的“西學東漸”具體可分為四個階段[2]，天文學傳播也具有不同階段的特征。自20世紀20年代至今，國內對天文中外交流史的研究經歷了幾次明顯變化。本文綜合天文中外交流史的已有研究，及前人對該領域研究方法的論述，對幾次重大變化加以歸納，并在統計分析近幾年幾種重要期刊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簡述對近年出現新趨勢的看法。

1 發端：宗教史研究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外交流史研究，首推20世紀20年代陳垣對外來宗教史的研究。由于其研究幾乎涉及域外來華全部宗教，因此就天文中外交流史來說，古代交流史的三個研究領域都留有其發端之作。以基督教來華史為例則有：《基督教入華史略》（1924年）、《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1927年）、《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1934年）、《湯若望與木陳忞》（1938年）、《浙西李之藻傳》（1919年）等。在研究方法上，乃繼承乾嘉之余緒而又吸收西方實證主義史觀及方法的“新考據”[3]。

繼陳垣之后的方豪，集前人研究之大成，作《中西交通史》[4]，將中外交流中的各個方面分別列出，天文歷算為其中一類，可參考表1。

方豪的研究，尤以明清之際中外文化交流為重，又尤以對傳教士的研究為重，除《中西交通史》外，尚有《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個案的研究也十分突出，如《徐光啟》、《李之藻研究》等。對史料的整理，如《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都極具價值。

這些早期研究的價值毋庸置疑，但隨著相關領域的深入研究，反觀20世紀20年代至60、70年代以陳垣和方豪為代表的中外交流史，缺陷也逐漸凸顯：

表 1 方豪《中西交通史》中天文歷算部分

1、進步史觀下的功勞簿式研究。自19世紀末嚴復所譯《天演論》行世，社會進化論風靡中國，在歷史觀念上則表現為“歷史是前進的，后世比前朝先進”的進步史觀。[5]既有歷史的前進，則有之所以前進的原因或動力，這就會造成歷史研究以考察功過為主要方法或目的的情形。方豪在《徐光啟》中稱徐光啟為“我國現代科學之祖”，并認為其向中國引入科學的動機為：強國富兵、崇尚西洋人的研究精神，及借科學提高國民道德。論述其介紹科學以“進德、利用、原生”三事業并重，總結了他在中國科學啟蒙上的各項功勞。

2、揚教心態下的移情式研究。出于種種原因，陳垣是否信教的問題一直不明確，近人研究則確認其基督徒身份。[6]方豪則為天主教徒。黃一農認為，在陳、方的揚教心態下，一些人物的功勞被夸大而成為教徒中的“典范”，激起對他們的研究熱潮，某些史實則被曲解。[7]

另外，以天文學史來看，因所作并非針對天文歷算一門，故多框架式的工作，更深入、細致的研究則要等待天文學史領域內的學者來做了。

2 跨文化的嘗試：李約瑟“難題”與“李約瑟難題”

20世紀初到40年代，是國內天文學史研究全面啟動的階段。這一時期天文的中外交流問題尚未得到重視，唯有竺可楨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一文，提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起源的問題。[8]

1959年，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出版，其中文版于1975年譯出。在《中國科學技術史》整部著作中，始終貫穿著一種跨文化比較的嘗試。比較對象一般存在某些類似之處，而沒有實際“交流”的證據。通過對比雙方異同、時間先后，來判斷誰可能影響了誰、誰比誰先進。這種對比雖未出“進化史觀”的局限，但使他觸碰到了中國古代天文學史的許多問題。比如，由比較印度、阿拉伯和中國的星宿體系之異同，并同古巴比倫的星宿體系比較，他得出了與竺可楨不同的猜測，即中、印、阿的星宿體系同出于古巴比倫。[9]這激起了國內學界對中國古代天文學起源問題的長期探討。[10]

從天文學史學界對李約瑟研究成果的接受來看，這一真正的李約瑟“難題”一開始受到了集中批評[11]，而那個不是很難的“李約瑟難題”反倒贏得了更多重視。

與陳垣、方豪不同，李約瑟的問題在于過高評價了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趯χ袊幕臒釔?，李約瑟對入華耶穌會士的評價則低得多，更認為他們對中國的科技知識輸入，是對中國原本先進文化的損害。（如他認為，耶穌會士主張的改歷，是對中國古代二十八宿體系的“沉痛打擊”。[8]）而“李約瑟難題”也正是在這種觀念下提出的。

李約瑟的這種跨文化比較方法，直到現在仍影響著天文中外交流史的研究。以最近5年（2008-2012）五種重要期刊為例，在所有41篇天文中外交流史研究論文中，有4篇都是這種比較方法，詳見表2。

5種期刊分別為：01《中國科技史雜志》、02《自然辯證法研究》、03《自然科學史研究》、04《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5《世界宗教研究》。

跨文化比較方法在結論上會形成三種情況：1、回答交流或起源問題。2、回答“李約瑟難題”。3、回答“優劣問題”。與李約瑟相比，這一路數上的國內研究更專門精細和深入，而這是以視野的收斂為代價的。從以上舉例可見，相較于李約瑟回答中外交流或起源問題的立意，2、3類的立意則更為常見。

現代天文學方法在這種跨文化比較中顯示了一定的優勢。如江曉原《從太陽運動理論看巴比倫與中國天文學之關系》[12]一文，通過對兩種文化中的太陽運動從數理到速度描述的現代天文學復原，看出二者的明顯差異，從而否定了中國天文學與巴比倫天文學同源的猜測，但認為可能有一些天文學知識傳入。再如鈕衛星《張子信水星“應見不見”術考釋及其可能來源探討》[13]一文，通過對水星應見不見術的現代天文學復原及其物理本質的解釋，得出張子信新奇的天文學主張并非全部來自實測的結論，并提出其受到印度天文學影響的可能。

3 由內而外：社會史轉向

早期天文學史學界對李約瑟夸大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接受、對其中外交流研究的批評，其癥結在于“愛國史觀”，這與陳垣、方豪宗教史研究有著類似的問題，因此直到80年代初期，天文學史學界仍以古代內史研究為重，以進化史觀為導向，突出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

這種狀況在1980年代后期才開始轉變。1986年，江曉原發表《愛國主義教育不應成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14]，批評此現象。這一年開始，江曉原一系列天文中外交流史研究作品逐漸問世，如上舉的中國天文學與巴比倫的關系，水晶球體系、托勒密天文學、第谷天文學、開普勒引力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對“西學中源”說、對王錫闡的研究等等。1991年，《天學真原》出版，不僅成為天文學史社會史研究的典范，并將中外天文學比較與交流研究提到突出位置。同一時期在臺灣，則有黃一農社會天文學諸多個案研究集中發表，其中不乏對耶穌會士的研究，大陸學者及時介紹了他的研究。[15]

臺灣學者與大陸學者雖幾乎同時對外史重視起來，但雙方的研究也各有側重和特點。江曉原與鈕衛星關于天文中外交流的研究，以《天文西學東漸集》[16]為代表。這些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1、以西學東漸為主，不涉及中學外傳。2、以古代史為重點，不涉及晚清天文學研究。3、在古代史中，側重上古天文學起源與交流問題、印度天文學影響，及明末清初西方古典天文學及一部分近代天文學的傳入與影響。4、思想史與社會史并重，解決了一系列域外天文概念的傳入過程與流變。

黃一農的研究則以明末清初耶穌會來華為重，側重人物關系考據，他把這方面研究叫做“社會天文學”。徐光臺則將這種直接的交流與李約瑟跨文化比較的取向相對，而稱之為“近代東西文明的遭遇與沖撞取向”，社會天文學是其中的一個議題。[17]臺灣學者注重“文化的沖撞”，因此在社會天文學研究中，尤其關注中西人士對天文的爭議。如祝平一對《崇禎歷書》中反西法內容的研究，以及對楊光先與耶穌會士爭議的研究等。黃一農這方面的代表作為《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18]。在“沖撞”語境下的另一個關注，是本土人士對自身文化的重塑，也就是“17世紀自然知識考據”，這一部分的研究則以徐光臺為代表。

4 近年天文中外交流史研究的新趨勢

1990年代后，天文中外交流史的研究大量涌現，對外史研究的重視也使研究的主題大大擴展。雖然能與史觀之變相提并論的大變化尚未出現，但一些小范圍的新趨勢仍然值得重視。

4.1 重視西文材料和中西文獻的比對研究

雖然在研究中確實參照過西文材料，但方豪對西文資料并不重視，曾說：“……實則，中文史料，如數可信，不必借助于西文史料；西文史料，如確為當時人記當時事，則必可信，亦毋庸求證于中文史料也?！秉S一農認為“此態度或欠周延”，提醒中西史料互證的必要，及開創研究新空間的可能。[18]347

這些西文文獻主要有三種：

1、耶穌會士攜來之西書。

2、耶穌會士在華活動之記錄。

3、西方漢學研究。

前兩種原始資料，現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梵蒂岡教廷圖書館，其中徐匯藏書樓有部分書籍流入臺灣。劍橋大學圖書館藏耶穌會羅馬檔案館資料，近些年也得到整理。[19][20]

西方漢學研究方面，李約瑟曾做過大量參考。江曉原在紀念李約瑟誕辰100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李約瑟的著作中有兩方面的特色長期受到不應有的冷遇，其中一項就是對西方漢學研究成果的引用和介紹。在這方面，實際上也有學者持續關注。以韓琦為例，《關于17、18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科學落后原因的論述》[21]（1992年），介紹了漢學未建立之前，來華耶穌會士對中國科學落后原因的看法，以及在歐洲科學界引起的反應?！懂厞W對中國天象記錄的研究及其對西方天文學的貢獻》[22]（1997年）以法國漢學家畢奧對中國古代流星的研究為例，探討了中國古代天象記錄對西方科學的貢獻。

4.2 以世界史的視野研究本土

對西文資料重視的一個結果，就是可以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待中外交流，將本土與外界的交流看作世界史的一部分。以科學史來說，韓琦《康熙朝法國耶穌會士在華科學活動》[23]以法文資料為主綜述了法國耶穌會士在法國皇家科學院指導之下的各種科學活動；《17、18世紀歐洲和中國的科學關系──以英國皇家學會和在華耶穌會士的交流為例》[24]理清了中國文化如何影響了英國的科學。在天文學史方面，吳燕的博士論文《近代歐洲科學擴張背景下的徐家匯觀象臺（1873-1950）》[25]則為代表之作。

4.3 關注晚清天文中外交流史的研究

19世紀來華傳教士對西方近代天文學的傳播更加注重民眾層面上的普及，因此就傳播載體來說，除書籍之外，報刊雜志也大量涌現；從傳播內容來說，則偏重淺顯的天文學知識。相對以往的中外交流，這個時期的交流情況更加復雜，與本土社會、政治，乃至國際政治的變遷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根據筆者對近五年5種重要期刊的統計，專論晚清天文中外交流史題目的論文在41篇文章中只有2篇，而有近一半的論文則是明清之際的研究。這一奇怪現象在放寬檢索期刊的情況下得到了解釋，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并不以科學史界或天文學史界為主。1994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熊月之發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2]，曾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其中，科學史學者王揚宗提出了一些批評，認為題目里“與晚清社會”的部分并未在書中進行足夠闡發，而對于熊月之“對真善美認識和追求的邏輯才是西學東漸的內在邏輯”的結論也無法認同和接受。[26][27]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現能以晚清西學東漸的整體研究而與其對話的作品。

徐光臺在回顧臺灣20年科技史研究的最后提出， 將以“近代東西文明的遭遇與沖撞取向”開始耶穌會士第二次來華的研究。而近期一些有新意的研究也展示了晚清天文學傳播研究的動向。例如《科學新聞與占星辨謬—1874年金星凌日觀測活動的中文記載》[28]，關注到國際聯合科學活動的背景， 以及本土對這項科學活動追蹤、詮釋和傳播。就這一時期的天文學傳播來說， 尚未出現整體性研究。對晚清不同時期天文學傳播的特點， 中國的接受情況， 以及在整個世界天文學發展中的位置等問題上， 也沒有集中而具體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江曉原、鈕衛星. 天文西學東漸集[C].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3.

[2] 熊月之. 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牛瑞珍. 陳垣與20世紀中國新考據學[J]. 史學史研究， 2000（4）.

[4] 方豪. 中西交通史[M]. 長沙： 岳麓書社，1987.

[5] 戴逸. 世紀之交中國歷史學的回顧與展望[J]. 歷史研究，1998（6）.

[6] 劉賢. 陳垣基督教信仰考[J]. 史學月刊，2006（10）.

[7] 黃一農. 揚教心態與天主教傳華史研究：以南明重臣屢被錯認為教徒為例[J].（臺灣）清華學報，24（3）.

[8] 席澤宗、陳美東.二十世紀中國學者的天文學史研究[J]. 天文愛好者，1999（5）.

[9]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M]. 科學出版社，1975.185-200.

[10]江曉原.從太陽運動理論看巴比倫與中國天文學之關系[J]. 天文學報，1988（3）.

[11]薄樹人、陳久金.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評介——天文學部分[J]. 自然雜志，1979（4）.

[12]江曉原.從太陽運動理論看巴比倫與中國天文學之關系[J]. 天文學報，1988（3）.

[13]鈕衛星.張子信水星“應見不見”術考釋及其可能來源探討[J]. 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

[14]江曉原.愛國主義教育不應成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J]. 大自然探索，1986（4）.

[15]劉鈍、江曉原.介紹臺灣三位科學史研究者[J]. 自然辯證法通訊，1991（6）.

[16]江曉原、鈕衛星. 天文西學東漸集[M].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17]徐光臺. 臺灣近20年的科技史研究：近代東西文明的遭遇與沖撞取向[J]. 自然科學史研究，2010（2）.

[18]黃一農. 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9]鐘鳴旦、杜鼎克.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E]. 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

[20]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21]韓琦.關于17、18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科學落后原因的論述[J].自然科學史研究，1992（4）.

[22]韓琦、段異兵. 畢奧對中國天象記錄的研究及其對西方天文學的貢獻[J]. 中國科技史料，1997（1）.

[23]韓琦. 康熙朝法國耶穌會士在華科學活動[J]. 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2）.

[24]韓琦. 17、18世紀歐洲和中國的科學關系──以英國皇家學會和在華耶穌會士的交流為例[J]. 自然辯證法通訊， 1997（3）.

[25]吳燕. 近代歐洲科學擴張背景下的徐家匯觀象臺（1873-1950）[D]. 上海交通大學博士論文，2008.

[26]王揚宗.一部瑕瑜互見的西學東漸史──評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J]. 近代史研究，1996（2）.

[27]王揚宗、熊月之.關于《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的再討論[J]. 近代史研究，1997（1）.

[28]呂凌峰、石云里. 科學新聞與占星辨謬——1874年金星凌日觀測活動的中文記載[J]. 中國科技史雜志，2009（1）.

（責任編輯：王保寧）

Approaches and its Change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Abroad

SUN Mengmeng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Since 1920s， the approache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abroad have been through some kinds of transition 4 times. According to previous papers o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e bare bones of this academic history， and gives a general idea of the trend toda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apers in several journals.

Keywords：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Communication；The history of religion；Needh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