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語言的障礙

王曉　莫弗特

摘 要 在《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以下簡稱SCC）第一卷出版之前，李約瑟必須要解決中英文混合排版的技術問題。他通過科學合理的版式設計為SCC規劃了一種操作簡便、成本低廉的解決方案。但此后的過程并不一帆風順。當漢字鉛字的來源出現問題以后，李約瑟以其執著而又不失靈活的處事方式，最終贏得了多方的支持，幫助劍橋大學出版社購置了全套的漢字鉛字，才算是從根本上解決了這一問題。李約瑟在其中所做的很多工作已經超出了一個作者應負的責任，但他甘居幕后，所以這段往事長期以來并不為人所知。在我們今天看來，如何跨越中西方科學文化交流中語言的障礙，李約瑟的經驗仍然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關鍵詞 李約瑟 SCC 出版史 漢字鉛字

1954年SCC第一卷出版，在西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此奠定了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以英文出版的SCC使用了很多讓西方讀者覺得新奇的漢字，這在當時的西方出版界比較罕見。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即李約瑟是如何在SCC中實現中英文混合排版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英國，在當時鉛字印刷的技術條件下，要在一本英文著作中使用大量的漢字，會給出版和印刷環節帶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了一種語言上的障礙，對于李約瑟和劍橋大學出版社來說，必須跨越這重障礙，SCC才能夠順利出版。

使用漢字對于SCC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漢字鉛字問題直接關系到SCC第一卷能否順利面世，李約瑟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他本人并未提及。留給我們的唯一線索，是保存在劍橋李約瑟研究所里的SCC檔案。從這一出版史料出發，我們試圖還原出一個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故事，由此了解李約瑟是如何跨越語言的障礙，解決中英文混合排版這一技術問題的。

一 使用漢字的必要

SCC“實際上既不是為漢學家、也不是為一般公眾寫的，它的對象是一切受過一定教育的人們”（[1]，頁6），但既然以英文讀者為閱讀對象，為什么還要在書中使用西方人并不熟悉的漢字呢？對于SCC有使用漢字的必要性，李約瑟在全書第一章的《序言》中闡明了原因：

我認為，在這樣一本書里絕對不能沒有漢字的，因為漢字的同音字極多……任何一位懂得中文的人，如果只看到漢字的音譯或拉丁拼音而沒有看到原字，就會遇到極大的困難，而這樣的著作便很難用作研究的工具?！瓫]有一種拉丁拼音能精確地表達出漢字發音中的許多細微的區別……如果由于本書只用拉丁拼音而沒有漢字，使（目前正在學習漢語和其他亞洲語言的年輕一代）他們受到涵義不準確甚至混亂之害，那將是不可饒恕的。同時，對于中國讀者本身（無論是科學家還是學者），這樣做也是應有的禮貌。（[1]，頁6—7）

從一開始把SCC作為一個出版選題提出來的時候，李約瑟就從避免歧義和方便讀者參考使用的角度強調了書中使用漢字的必要性。他在1948年5月18日致劍橋大學出版社羅伯特（Sydney Castle Roberts）的正式提出寫作SCC的計劃的信中，建議出版社：

有一點我希望在這個階段就提出來，雖然說我們的讀者定位是受過一定教育的普通讀者，但我相信在書中包含一定數量的漢字將是必要的。這有兩個原因：首先，由于中文的特點，只有這么做才能消除歧義、保證準確，否則就只能采用一種相當新的、羅馬字母化的漢語拼寫方式來處理中文，而這種方式是我們應當避免的；其次，我相信使用漢字能夠引起讀者的興趣，現在對東方的研究正在取得很大的發展，一些在戰爭期間從事翻譯工作的年輕人很可能被吸引到這一研究領域?？墒俏医ㄗh，這些漢字應該被限制在腳注中使用（用于給出正確的人名、書名和專業術語），也會在附錄中使用，對于每一項發明或發現，我將會在其中給出非常簡短的原文，即那些常被引用的經典文句。[2]

李約瑟之所以在書中強調使用漢字的必要性，與他的研究方法關系密切。李約瑟研究中國科技史的方法是以文本研究為主。他從1943年第一次到中國開始，就一直在盡力搜集各種中文典籍，作為自己研究中國科技史的第一手資料。李約瑟與他的研究助手先從這些中文資源中摘抄出所需要的與科技發明有關的內容，并逐條翻譯成英語，再把這些資料按照學科分類積攢起來，作為日后研究和寫作的基本素材。

學術寫作要求遵循一定的引用規范，必須把所引用到的圖書、篇目、人名、地名、專有名稱等原始的中文信息都一并保存下來，才能便于讀者引證和溯源。尤其是當中文內容被翻譯成英文之后，如果沒有保留原來的中文信息，想要再次回溯到原來的中文文本，將會遇到極大的困難。這一點李約瑟從一開始就已經考慮到了，這也是他堅持要在SCC中使用漢字的主要原因①。

二 使用漢字的障礙

要將兩種不同的語言組合在一起進行排版，對于我們今天使用的計算機排版技術來說根本就不是個問題，但在SCC第一卷出版的時代，計算機排版技術還沒有出現，印刷使用的依然是鉛字，對于身處英國的劍橋大學出版社來說，要獲得所需的漢字鉛字，要把不同規格的漢字和英文鉛字組合在一起進行排版，要完成兩種語言的編輯和校對，存在著很大的困難。但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中，跨越語言的障礙進行中英文混合排版的努力從未停止過。

近代首先使用漢字鉛字進行中英文混合排版的嘗試就是由英國人完成的，這要歸功于第一位來華的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馬禮遜從1807年開始編寫《華英字典》，這是第一部漢英字典，為了把它印刷出版，馬禮遜所供職的東印度公司不惜耗費巨資從英國雇請了印刷工湯姆斯（Peter Thoms）帶著印刷機和鉛字來到澳門。湯姆斯雇請中國匠人手工雕刻出一批漢字鉛字，從而把這部中英文混合排版的字典印刷完成。此后，西方各種新興的工業印刷技術被不斷引入中國，逐步替代了中國傳統的印刷技術，促使中國的圖書版式和裝幀形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逐漸與西方接軌，因此可以說近代漢字鉛字印刷技術的發源就在英國，而交流都是雙向的，馬禮遜和湯姆斯同時也把漢字的鉛字印刷技術第一次帶回到了英國。

但即使經過了一百多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英國的出版物中使用漢字的情況依然很少，能夠排印漢字的印刷廠更是屈指可數。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漢語的讀者市場太小，社會需求不大，漢字鉛字的使用面窄、使用率低，沒有足夠的印刷業務來支撐很多漢字印刷廠。當時英國僅有三家印刷廠備有漢字鉛字，分別是：印刷《亞洲學刊》（Asia Major）和《劍橋東方書系》的中華印刷公司（The Sino Press），《亞非學院簡報》與《皇家亞洲學會會刊》的印刷商史蒂芬·奧斯?。⊿tephen Austin，以下簡稱SA）和牛津大學出版社。在英國本地，漢字字體和字號上能夠讓李約瑟選擇的余地很小。

即便有了漢字鉛字，要將英文與漢字進行組合排版，還會碰到很多技術上的困難。由于漢語的字符數量高達幾萬個，遠遠超過了英語26個字母的數量，這就需要在鉛字上投入一筆不菲的固定投資，才能具備一套足夠使用的基本漢字字庫，若遇到字架上沒有的生僻字，還需要具備一定的造字能力和技術水平方能應對。資金和技術的門檻，足以把一般的印刷企業都擋在外面。

最后一項障礙是人的因素，毫無疑問，只有那些認得漢字的人才能做漢字的排版。鉛字排版的工序本身就很復雜，無論是鉛字的制備、排版、還字這三個印刷環節的哪一個，漢字的處理都要比英文復雜得多，即便是像劍橋大學出版社這樣的出版單位，也缺乏能夠熟練處理漢字的排字工人。

三 解決方案的設計

SCC對漢字的需求量不大，但又不可或缺，根據這個特點，如何設計出一種在操作上方便快捷、在經濟上又比較劃算的中英文混合排版方式，就成了李約瑟考慮的重點。

經過長期的思考之后，李約瑟提出了一種簡單的解決方案，通過版式設計把漢字與英文完全分開，以此降低混合排版的難度。他為SCC設計了一種專門的版式（圖1）：在正文中不使用漢字，僅使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把漢字統一以腳注的形式放在書頁的下部，以達到把中英文區分開的目的。這種方法既合理，又簡便。

按照這一思路，他為劍橋大學出版社規劃出了一種簡單的中英文混合排版方式，可以將漢字與英文的排版完全區分開，而且能夠并行不悖。正文按照英文排版的工序照常進行；放在腳注中的漢字單獨排版，所用的漢字從其他中文印刷廠購買，漢字校樣由他本人負責校對。

這種設計打消了印刷廠的顧慮，即使是不認識漢字的排字工也能夠進行處理，不必擔心會出現錯誤；對于出版社來說，只需要購買有限數量的漢字就可以了，不會增加多少前期成本，這樣也就打消了出版社的顧慮。

漢字出現在正文中的時候，需要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字的讀音，音譯的漢語詞匯第一次出現在正文中的時候，李約瑟會以腳注的方式，在頁面下部放上相應的漢字，這樣的版面設計完全不會影響到英文讀者的閱讀習慣。拼音李約瑟采用了當時流行的威妥瑪拼音系統（Wade-Giles system）①，但是由于威妥瑪拼音中一些常用的符號在打字機上輸入并不容易，李約瑟又根據自己的打字習慣，做了一些調整。例如，漢語中的chi（漢語拼音）這個音，用威妥瑪拼音應該記為ch‘ih，但是在打字機上撇號并不容易輸入，所以李約瑟便根據自己的習慣把ch‘ih記為chhih。

對于腳注中使用的漢字，由于每一個漢字都由頁碼和腳注的序號加以確定的，也就避免了排版操作上的難度，校對也變得非常簡單，即便是并不認識漢字的排版工人，也不會感到難以處理（圖2）。中英文分開排版，兩者互不影響，等到最后的印刷階段再進行拼版。李約瑟的這種版式設計，大大簡化了中英文混合排版的操作工序。

出版社當然希望SCC使用漢字并不會大幅度增加其出版成本。為了說服劍橋大學出版社，李約瑟不僅確定了所需的漢字鉛字的字體和字號，而且聯系好了漢字鉛字的供應商，這樣出版社就不需要預先購置整套的漢字鉛字，只需要根據SCC每一卷中所用到的漢字來訂購鉛字就行了，這樣沒有一個鉛字的投資是浪費的，而且總的數量也有限。這樣精心的設計和安排，無非是為了打消出版社對于可能會增加排版費用的顧慮。

李約瑟的解決方案，真可謂“一舉多得”，但即便如此，由于劍橋大學出版社自己的印刷廠此前并無排印漢字的經驗，也沒有懂得漢語的編輯，所以出版社仍然難免心存疑慮。在劍橋大學出版社1948年5月22日回復李約瑟同意出版SCC的信中，羅伯特先生還是善意地提醒：“對于實際出版中的這個問題如何處理，我個人還是有點不必要的擔心，委員會到時候肯定會建議把你所說的使用一定數量的漢字鉛字的事明確在給印刷部門的合同中的”[5]。

四 漢字鉛字的來源

有了精心設計的方案之后，下一步只需要解決漢字鉛字的來源問題。在二戰之后的冷戰格局之下，從中國購買漢字鉛字不僅造價高昂，也并不容易實現，更何況當時中國出版工業的底子很薄，尚無余力為海外市場提供印刷技術支持。經過比較，到1951年11月1日李約瑟開始給出版社交稿的時候，他已經確定了購買SCC所需的漢字鉛字的供應商。被李約瑟選中的這一家是倫敦的中華印刷公司（The Sino Press），老板名叫顧效中（Horace Goo）。中華印刷公司的漢字共有6種規格，其中10點半的漢字鉛字（圖3）是李約瑟所需要的，也是其他的印刷廠所沒有的。劍橋大學的中文教授吉斯塔夫·哈?。℅ustav Haloun）還告訴李約瑟，中華印刷公司與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印刷部門打過交道，彼此熟悉，應該不會有什么問題[6]。

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印刷廠從1951年底開始著手排印李約瑟交稿的SCC前3卷的內容，但是就在第一卷即將出版之前，情況又發生了變化，漢字鉛字的來源突然變成了一個制約SCC出版的緊迫問題。

中華印刷公司的老板顧效中是子承父業，他的父親原本打算為旅居西歐的中國人團體出版一份中文報紙，所以從中國進口了一批漢字鉛字的字模，但是這項計劃后來落空了，于是原本打算要作一名工程師的顧效中不得不轉而投身于這家印刷公司的經營。由于在英國從事中文印刷的生意并不紅火，所以他一直想要賣掉這些鉛字和設備，找一份自己更喜歡的工程師的工作。就在SCC第一卷開始排版的節骨眼上，經營的困難讓顧效中最終下定了決心，他對外報價5000鎊，尋找可能的買主，但是由于在英國尋找買主并不容易，他不得不考慮其他國家的潛在購買者。

顧效中一旦如愿解決了困擾自己的問題，將會給李約瑟SCC的出版帶來致命的麻煩。因為如果中華印刷公司被賣給了其他的國家，SCC在英國本地便找不到現成可用的漢字鉛字了。為了確保SCC漢字鉛字的持續供應，李約瑟不得不考慮對顧效中施以援手，以保住這套自己所需要的漢字鉛字。

五 問題的最終解決

在英國的漢學學術圈中，李約瑟施展他的外交才能，廣泛地尋求支持，希望要么能扶持中華印刷公司的業務使之持續經營，要么能籌集資金買下他的整套鉛字或者整個印刷廠。

在牛津方面，李約瑟在1952年10月首先致信牛津大學的亨利·史博定（Henry Spalding），想請他資助收購中華印刷公司的漢字鉛字[8]。這位史博定先生是一位有錢的慈善家，曾捐資為牛津大學設立過一個漢學教授的職位，他的弟弟肯尼思·史博定（Kenneth Spalding）也是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漢學家。但是亨利·史博定在咨詢了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印刷廠之后表示愛莫能助，因為牛津已經有了兩套漢字字體，每種字體達6千個漢字之多，其中一套還鑄造出了鉛字，但很少使用，不可能再購買另一套漢字鉛字[9]。

在給亨利·史博定寫信求助無果的一年之后，1953年10月，李約瑟又一次寫信給史博定先生的弟弟肯尼思·史博定寫信，表達了自己的擔憂，懇求施以援手：

我們在幾家感興趣的合作方之間進行了很長時間的洽談。劍橋大學出版社需要使用也有足夠的地方來儲存這批漢字鉛字，他們愿意投資1000鎊，聯合其他的4家出版商來共同購買這批鉛字，共同使用、共享收益。很遺憾，只有一家英國的出版商真正感興趣，這就是出版布魯諾·辛德勒（Bruno Schindler）博士主編的《亞洲學刊》雜志的Lund Humphries公司（以下簡稱LH），愿意參與這個計劃。因此，我們仍然面臨一種可能，顧先生有可能會接受荷蘭、比利時或德國的一些出版商的購買意向，那將會導致這批漂亮的漢字鉛字流失到英國之外。[10]

肯尼思·史博定再次向牛津大學詢問，得到的答復與一年前一模一樣，牛津大學的印刷廠認為自己并無購買中華印刷公司漢字鉛字的必要[11]。

在劍橋方面，李約瑟在1952年10月通過劍橋大學的印刷商布魯克·克拉奇利（Brooke Crutchley）咨詢英國外交部，希望能夠獲得政府的支持，結果英國政府和英國文化交流協會（British Council）都無意幫助這家中華印刷公司的業務經營，克拉奇利也感到此事難辦，他告訴李約瑟：

我還沒有把這個問題向劍橋大學的委員會提出來過。因為從經濟的角度來講，我還沒法真心地建議他們必須購買這家印刷廠，雖然從學術的角度我知道這很重要。無論如何，我認為，重要的是使之能夠在倫敦繼續經營下去。比較合理的前景是，如果有一個排字工在那里能每周有3天的活兒的話，它就能夠達到收支平衡?，F在需要做的是為從顧先生那里購買資產籌集所需的資金。他報價5000鎊。我覺得最有可能的是，我建議劍橋大學委員會，我們應該購買一個共享資產中的一套鉛字，這樣大約需要花費1000鎊，即使整個計劃失敗了，我們至少還留下來了一套完整的鉛字。當然，他們是否會同意這個建議，我不能保證，但是目前我肯定不能提出更大金額的投資建議。[12]

就在尋求各方幫助的同時，李約瑟一直與顧效中保持著業務上的密切聯系，并在修改和補充SCC第一卷中所要用到的漢字鉛字。兩個人的通信中，李約瑟并不諱言，正是漢字的原因導致了他的書在出版上的延遲。而直到1954年3月中旬，顧效中才最終修改完成了SCC第一卷所需的最后一批漢字字體。這些漢字鉛字贏得了李約瑟的高度肯定，他認為這些修改后的字體已經完美無誤，他興奮地告知對方，在8月23日即將在劍橋舉行的東方學家的國際會議之前，SCC就能見書的好消息，同時也附帶著試探性地詢問顧效中能否考慮單獨出售10點半的字體[13]。

顧效中顯然沒法同意單獨出售一套字體的建議，但他后來還是同意把總的價格降低到3000鎊。于是接下來很快有了戲劇性的發展，各方終于達成了一致，李約瑟一年多來的努力也最終有了結果。這個問題的解決方式，落實在1954年4月2日由中文教授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撰寫的一份收購中華印刷公司資產的建議書中。李約瑟也在上面簽了名。建議書不僅是幾個合作方的備忘，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為了申請獲得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University China Committee，簡稱UCC）的資助。報告書中說：

盡管我們國家在戰前使用漢字鉛字只有非常小的需求，但在戰爭開始后已經有了顯著增長，而且預期這種增長仍將持續。這主要是因為最近牛津、劍橋和倫敦大學（新近還包括了杜倫大學）的中文系發展的結果，在這些大學里，中文學科的教師數量已經接近30名。很多老師還只是剛剛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隨著他們的成長，可以預期中文主題的出版物也會持續不斷地增加。

……中華印刷公司在英國近期的漢語出版物印刷市場中占據了很大的份額，而且他們的漢字鉛字要比其他兩家印刷廠的好。他們有三種大小規格漢字鉛字的全套鑄模，分別是8點、10點半和不常用的13點半大字，這些字體頗具現代感，令人賞心悅目。而SA公司只有一套10點半的鉛字，牛津大學出版社印刷廠的漢字鉛字都比13點半要大，而且頗為難看，已經過時。

……如果中華印刷公司關門，將會帶來一個嚴峻的問題，在這個國家我們再也找不到印刷廠能夠提供這么高質量的漢字，研究中國的學術著作的出版也將受到很大的制約，這讓我們在一個學術即將大發展的時期卻不得不面對所需的印刷設施正在減少的困局，而這些中文相關的研究正是大學中國委員會一直在極力通過提供教席資金等方式所推動的。對于那些新的印刷需求，SA公司肯定不愿意再承擔更多的印刷任務，而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漢字鉛字又不適用。

在1954年3月11日，SA公司的執行董事哈里森先生、劍橋大學印刷商克拉奇利先生、LH公司的辛德勒博士舉行過一次會議，經過協商，大家一致認為，最好由大學中國委員會把中華印刷公司的漢字鉛字字模購買下來，交給劍橋大學出版社進行管理，這樣的話，SA公司也同意，由LH公司在（劍橋北邊的）布拉德福市保管和使用這批漢字，將之用于大家共同的學術和教育讀物出版以及其他的商業業務。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非常急迫地建議，必須采取一切辦法來重開中華印刷公司，否則毫無疑問會對我們國家與中國文化相關的所有學科分支的越來越多的圖書和文章的出版與發表帶來極大的阻礙。[14]

1954年7月30日，就在SCC第1卷即將出版之前，克拉奇利先生告訴李約瑟，由于有了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的資助，劍橋大學委員會已經同意了收購中華印刷公司的資產[15]。這批漢字鉛字將算作大學出版社的資產，由共同出資的、負責為劍橋大學出版社印刷SCC的LH公司保管和使用，只需要每年象征性地支付1鎊的租金給劍橋大學就可以了。當年的劍橋大學《教職工內部通信》特意報告了這批漢字鉛字已經購置到位的信息。這批漢字鉛字總共有5萬個漢字字模和大約三噸重的鉛字，已經安裝在LH印刷廠中投入使用了（圖4）[16]。

這批漢字鉛字，如果按照6套不同字號的漢字來估算，平均每種字號有8千個左右的漢字數量。如果我們按照英國銀行對歷史通脹率的計算，1954年這項收購所花費的3000鎊，實際大約相當于2016年的7.5萬英鎊①。

六 后續的使用情況

對李約瑟SCC所使用的漢字鉛字的質量，劍橋大學《教職工內部通信》可謂贊譽有加：

說起這批漢字鉛字，我們不得不提到李約瑟博士和他的偉大著作SCC，其中的第3卷正在出版當中，后面還有4卷即將出版。在一篇刊登在美國《哲學評論》（Review of Metaphysics）上的書評中，是這樣評價李約瑟SCC前2卷的中英文混合排版的效果的：“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們首先應該向這部書帶給我們的視覺觀感表達敬意。作者和出版者通力協作，（這些漢字顯得如此漂亮），就像中國人自己做的那樣精巧，堪稱完美。李約瑟先生如此嚴謹、細致和獨特的方法，體現出了嫻熟的排版技巧，其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已經達到了一種在這個國家從未實現過的高度?！盵16]

時隔三十年之后，這筆漢字鉛字的資產仍舊保留在劍橋大學的賬目上，應財務人員的要求，已經退休的劍橋大學的印刷商克拉奇利先生于1984年再次回顧了收購中華印刷公司的整個過程，他說：

戰后，我們很擔心自己當時已有的漢字鉛字的情況，因為這些漢字鉛字的質量不佳，我們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在一校的時候進行修改。我們知道可以從一家上海的企業購買漢字鉛字，但是價錢相當高。我們從中文教授蒲立本那里得知，負責印刷《亞洲學刊》的LH公司是從倫敦唐人街的中華印刷公司購買的漢字鉛字。中華印刷公司本身僅承接一些倫敦港的中國海員們的廣告頁的印刷，現在這種業務也幾乎沒有了，所以顧先生很樂意承接任何排字業務和供應鉛字。

這種狀況維持了一段時間，然后LH公司的辛德勒博士告訴我，顧先生想要處理掉他的鉛字，價錢也非常合適，3000鎊。辛德勒博士的意思是劍橋大學出版社應該買下來，這樣就可以接受LH排版漢字的訂單。由于劍橋大學委員會并不樂意花這筆錢，蒲立本教授就想了一個主意，說我們應該向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尋求幫助。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UCC）管理著英國的庚子賠款中用于資助中國學生來英留學的資金，但是就像顧先生曾經的雇主——那些中國船員一樣，現在也已經沒有新的中國留學生了。

相比之下，LH明顯比我們更經常需要用到漢字鉛字。他們從那些出口產品到中國的制造商那里得到了不少訂單，需要印刷標貼和說明書等。他們也有場地來安放這些設施，而我們則沒有地方。但是大學中國委員會不愿意補貼一個純粹的商業機構，所以最后的安排是這樣的：由大學中國委員會資助1500鎊給劍橋大學出版社，只要我們能從其他地方募集到另外一半的資金，條件是如果我們賣掉或融化掉了這批鉛字，那我們還要歸還大學中國委員會的資助款。由LH負責保管這批鉛字，每年象征性地付給我們1鎊作為租金，但要根據我們的需要完全義務地替我們排版任何需要用到這批鉛字的業務。這批漢字鉛字和鑄造字模作為固定資產記錄在我們出版社的財務報表上，財產保險也由我們來購買。

在我們規劃新的印刷廠的時候，曾經想過要取回這批鉛字并擺放在一樓的一個寶塔之中，但這個想法最終沒能落實。[17]

對于克拉奇利的回憶，李約瑟簡短地補充道：

大學中國委員會的主席西德爾（Ceadel）正好是我的棋友，在我的印象里，可以這么說，后續的運作都是由他來操作的?？偠灾?，西德爾先生說服大學中國委員會拿出了一半的購買資金，而你（布魯克·克拉奇利）則說服劍橋大學出版社與LH平均承擔了另外的一半資金（雙方各出資750鎊）。在此后的15年時間里，我們所需的漢字都是來自于LH在布拉福德市的排字車間。[18]

SCC第1—4卷所使用的漢字都來自中華印刷公司的這批漢字鉛字，但由于這套漢字的字體、字號和數量畢竟有限，所以當SCC后來需要更多種類的漢字鉛字的時候，李約瑟和劍橋大學出版社就必須另尋他途，來彌補自己漢字字庫的不足了。20世紀70年代初，李約瑟在訪問中國途中，出版社安排他去香港，專門實地探訪了一家名叫“大日國際印刷有限公司”（Dai Nippon Printing Co.， International Ltd.）的企業。李約瑟在親自查看了他們的鉛字之后，把這家印刷廠確定為新的SCC的漢字鉛字供應商，為SCC第5卷的出版提供漢字鉛字。新的漢字鉛字來源終于可以讓劍橋大學出版社實現原來李約瑟設計的那種只購買用得到的漢字鉛字的預想，不再勉為其難地自己來解決所有的漢字問題了，盡管實際上也并不能完全如意，只要是對外協調的工作，一樣是要費一番周折的。

劍橋大學出版社最初所購買的那套漢字鉛字，作為承載著那段歷史的實物，我們雖然沒有機會得見，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們應該仍然被完好地保存著，就在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某一處地方。

七 結論：李約瑟的解決之道

作為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梁，SCC的開創性不僅體現于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之上，也體現在李約瑟解決中英文混合排版技術問題的過程之中。如何跨越語言的障礙，李約瑟的解決之道，仍然值得我們今天學習和借鑒。那么什么才是李約瑟對待問題的解決之道呢？

首先是他的科學精神與創新意識。當面對一個出版的技術難題的時候，從一開始李約瑟就沒有繞著走，而是選擇了知難而上。他的信心來源于他的科學素養和創新意識。他作為一個作者，不僅要為讀者考慮，也要為出版者考慮。而要找到一個好的解決方案，不僅需要在操作上簡單易行，而且需要做到成本上物美價廉。我們看到，為了解決中英文混合排版所帶來的麻煩，他采取了從源頭入手的演繹思維方式，為SCC設計了專門的版式和出版流程，把中文統一放在腳注中，正文中不用中文，而用拼音或英譯，這樣既滿足了學術文本的規范，照顧了讀者的閱讀習慣，又將中英文盡量分開，降低了排版操作上的難度，避免了出版社不擅長處理中文的問題。李約瑟所做的這些工作，其實都已超越了一個作者的角色，實際上是一種出版上的創新。正是通過這種創新，并不擅長排印漢字出版物的劍橋大學出版社也能夠高質量地出版SCC這樣的中英文混合排版的著作，而且并沒有增加多少圖書的制作成本。通過科學的設計與規劃，李約瑟為SCC找到的解決方法，也為西方同類英文出版物中使用漢字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其次是他的執著精神與靈活處事。面對困難，李約瑟的解決方式既堅定執著又不失靈活。執著的一面，體現在當事情的進展并不順利或預想的情況發生了變化的時候，李約瑟始終沒有改變初心，而是執著于原來的目標，想盡辦法來解決新出現的問題。當中華印刷公司的老板顧效中想要處理資產因而會影響到SCC的漢字鉛字供應的幾年間，李約瑟一直在積極地居中斡旋，想了各種辦法，竭盡全力保留下來這批漢字鉛字。能做到這一點，沒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執著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執著于目標的前提下，還需要有靈活的一面，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這種靈活體現在哪些地方呢？當漢字鉛字的供應來源可能發生問題的時候，為了確保SCC的出版不受到影響，李約瑟就需要考慮是否買下來中華印刷公司的全套鉛字；當顧效中不愿意單賣給李約瑟他所需要的鉛字而要出售整間印刷廠的時候，李約瑟就四處求援，籌集資金，準備買下這件印刷廠；當沒有任何一家合作方愿意拿出錢來買下中華印刷公司的情況下，他轉而提出了一種共享的方案，大家共同出資、共同使用；當這種共同出資的方案依然無法湊足足夠的資金的時候，他轉而尋求另外的資助，爭取到英國掌管庚子賠款的大學中國委員會來提供資金扶持；當這種資助不能用于商業還要有附帶條件的時候，他又想出新的變通辦法，以劍橋大學出版獲取資助，租賃給商業印刷公司使用的方式來滿足這一條件。在李約瑟的斡旋下，終于促成了幾家教育、出版、印刷機構的聯合，大家共同出資買下了中華印刷公司的全部資產，不僅滿足了SCC的出版，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750鎊）為劍橋大學出版社獲得了一套完整的漢字鉛字（價值3000鎊，作為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資產）。

最后，也是最難能可貴的，是李約瑟的成人之美和謙虛低調。面對問題的時候，李約瑟總是主動去承擔很多并非屬于作者的責任，愿意成人之美，而在功成之后，他又甘居幕后，而非厥功至偉。在我們今天看來，李約瑟能夠最終解決SCC的出版中所遇到的這個技術問題，當然不只是李約瑟一個人的功勞，肯定離不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印刷商布魯克·克拉奇利、蒲立本教授、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的西德爾先生、SA和LH這兩家印刷公司作為關鍵角色的積極參與，包括中華印刷公司的老板顧效中，不管他是被李約瑟的真誠所感動，還是出于經濟上的精明權衡，最終選擇了以一個較低的價格把自己的資產出售給劍橋大學出版社，他們都為SCC漢字排版問題的最終解決做出了貢獻。

在這件事上，李約瑟刻意隱身幕后，以免掩蓋了他人的光芒，當然我們也可以換一種角度去理解，其實大家都是為了SCC，而SCC畢竟是李約瑟的SCC。正是因為李約瑟，讓SCC和中國科技史這一學科“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在全世界范圍內持續不斷地產生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為西方學術界打開一個過去知之甚少的知識領域，促進了東西方兩大文化體系的相互了解”[1]。

致謝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梅建軍教授的指導和幫助。

參考文獻

[1]李約瑟.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0.

[2] Letter to S.C. Robert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oposing that they be publishers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and letter of reply[R]. 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 1948年5月18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2/11.

[3] Joseph Needham notes of “Preface Ideas”[R]. 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2/7.

[4] Correspondence with Horace Goo of The Sino Press， London， about Chinese character proofs and the purchase of The Sino Press[R]. 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R]. 1948年5月18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1.

[5] Letter to S.C. Robert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oposing that they be publishers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and letter of reply[R]. 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 1948年5月22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2/11.

[6] 李約瑟致劍橋大學出版社J.L. Kingsford的信. Papers relating 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first instalment of the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typescript 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 1951年11月1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2/13.

[7] 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 Documents also include samples of type produced by The Sino Press[R]. 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 1952年10月.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1.

[8] 李約瑟致亨利·史博定的信. 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 1952年10月1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11.

[9] 亨利·史博定致李約瑟的信. 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 1952年10月9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1.

[10] 李約瑟致肯尼思·史博定的信. 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 1953年10月17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1.

[11] 肯尼思·史博定致李約瑟的信. 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 1953年11月7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1.

[12] 劍橋大學出版社印刷商布魯克·克拉奇利致李約瑟的信. 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R]. 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 1952年10月2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1.

[13] 李約瑟致顧效中的信. Letter to Horace Goo of Sino Press， London， accompanying a final sheet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1[R]. 1954年3月15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1.

[14] “Memorandum on the Sino Press”prepared by E.G. Pulleyblank， Professor of Chinese， Cambridge[R]. 1954年4月2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6.

[15] 劍橋大學出版社印刷商布魯克·克拉奇利致李約瑟的信. Letter from Brooke Crutch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inter advising that he has been authorised to purchase The Sino Press equipment[R]. 1954年7月30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8.

[16] 劍橋大學《教職工內部通信》（No.37）. “Staff Information Sheet” produc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1955[R]. 1954年4月2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9.

[17] 布魯克·克拉奇利致彼得·伯比奇（Peter Burbidge）的信. Correspondence with Brooke Crutch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inter[retired]， recounting the process of acquisition fonts and matrices from The Sino Press， London. England[R]. 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 1984年6月18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11.

[18] 李約瑟給布魯克·克拉奇利的回信. 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 [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 1984年7月12日. 英國劍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SCC1/1/3/11.

Abstract： Before the publishing of the first volume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after this referred to as “SCC”）， Joseph Needham had to solve a technical problem to typeset Chinese with English. Through the design of layout， he found out a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solution to make operation easier and the cost lower. But the process didnt go such smoothly as Needham expected； he must solve a problem how to get the Chinese types. With perseverance on purpose and flexibility on approach， he won the supports from multi-parties and solved this problem at last. Much of the work Needham did is beyo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an author， but he had hiddenbehind the scenes and never bragged about it， so this story is still not known. Today， how to leap over the language barrier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Needhams solution is still worthy for us to learn.

Keywords： Joseph Needham， SCC， history of publishing， Chinese move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