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1964年訪華之旅再探

摘 要 以李約瑟1964年訪華之旅為中心，利用相關檔案，梳理李約瑟在英中友好協會的建立和分裂中的態度，以及在英中了解協會組建過程中的工作，兼及參與帕格沃什會議與中國的聯絡事宜，展示他對中英友好事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關鍵詞 李約瑟 英中友好協會 帕格沃什會議

中圖分類號 N092

文獻標識碼 A

收稿日期：2021 06 01

作者簡介：王勇忠，1981年生，山西陽泉人，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科技史。Email： Wangyongzhong@ucas ac cn。

基金項目：201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對外科技援助工作的歷史與經驗研究”（項目編號：19BDJ058）。

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英國著名科技史家，國際中國科技史研究的開拓者。他撰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對國際上重新認識中國古代科技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提出的“李約瑟難題”更是科技史界和文化界的熱門議題，學界對此已有諸多研究，新的成果仍在不斷涌現。除此之外，李約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分友好，于1952、1958、1964、1972、1978、1981、1984、1986年先后8次訪華，赴各地參觀，收集文獻資料，與中國學者開展交流與合作。近年來，李約瑟與中國學者的往來已成為李約瑟研究的熱點之一，尤其是有學者利用李約瑟的工作筆記等英文材料開展了對其學術思想史的研究[1]。然而，如果將視角從科技史的領域略為擴展，放到冷戰時期科學家們積極參與國際政治運動的時代背景下去觀察，有利于描繪李約瑟在科學史家這一角色之外的更多面相。筆者擬以他1964年的中國之旅為中心，利用一些檔案材料，對這一問題加以補充。

一 英中友好協會的建立與分裂

1949年12月4日，英中會議在倫敦召開。這次會議是英國國內的進步人士為促進中英兩國人民的友誼而召開的一次群眾性會議。與會人員包括工會領袖、教授、醫生、國會議員、主婦、合作社員、工廠工人和學生等，旨在要求英國政府立即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的基礎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2]。會上，曼徹斯特區混合機器工會委員會代表提議成立“英中友好協會”（以下簡稱“友協”），得到了眾多代表的熱烈支持。由此，會議決議提出“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驟，鞏固我們兩大民族之間的友好關系，并成立新的英中友好協會，把一切謀求與中國友好地個人和團體，團結在一個永久性的組織里面。向中國人民致敬，并保證努力建立牢不可破的、永恒不滅的友好關系”[3]之后，英國共產黨（以下簡稱英共）在友協中的影響日漸加深，可以說是“一道由英共領導”[4]。友協成立之后，組織開展了一系列對華友好交流活動，如致函英國外交部和美國駐英大使館，要求英國政府支持中國參加聯合國，以及斥責美國繼續干涉中國;在倫敦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大會，邀請以中華全國總工會劉寧一副主席為團長的中國人民代表團與會和訪問英國;組織訪問團赴華參加國慶觀禮等，積極向英國民眾展示中國的變化和成就，譴責美國的侵略遠東政策，敦促英國政府在聯合國會議上全力支持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和取消對英中兩國之間的貿易限制。期間，李約瑟積極參加友協組織的各類活動，多次在各類集會上發言，如在參加“我們不與中國作戰！”大會時強調稱：“亞洲人民對美國飛機的濫炸朝鮮城市與村莊極為憤慨。這種野蠻行為乃是西方國家奉行的種族優越政策的結果，而遠東當前的情勢之所以發生，則是由于無理拒絕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取得它的合法地位所致，號召英國人民加強與中國的友好關系?！盵5]1951年，李約瑟正式擔任友協會長。1952年，他還參加了調查美國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1960年，他專門致函國際科學協會理事會主席，反對該協會接納臺灣成為其會員[6]。

20世紀60年代，隨著中蘇論戰和兩國兩黨關系的破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友協也受到了影響。1963年8月，友協召開理事會，前英國外交官班以安（Derek Bryan）和廖鴻英夫婦提出的主張積極散發表達中國觀點材料的提案未獲通過。10月26日，友協舉行全國委員會會議，經過一番爭論，最終只通過了一項“政策聲明”，強調友協是非黨派的群眾團體，不應參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爭論，只應進行英中兩國的文化交流運動，因此不宜宣傳討論中國有關“共運爭論”的觀點。李約瑟因故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是他認為：“中蘇爭論使友協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地位上。會員同情中國，但許多擔任負責工作的人都是英共黨員，或接受英共政策的人。他們主張友協光搞文化活動，不宣傳政治。他個人對此是有不同意見的，但也沒有什么辦法……全國委員會的領導人采取了鴕鳥政策，把頭埋在沙里。隨著中蘇分歧的發展，這樣做就愈來愈行不通了，……‘政策聲明只談文化，不談政治，這樣就產生了更大的矛盾。政策聲明遭到很多人的反對，最后終于攤牌了?！盵7]由此，他認為“也許需要另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宣傳中國的觀點”（[8]，頁307）。

面對這樣的情況，1964年1月，李約瑟等主持出版了一份名為《簡報》（The Broadsheet）的宣傳品，該刊物由班以安和廖鴻英主辦，以“中國政策研究小組”的名義出版，目的在于“簡要地介紹中國對社會主義、對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觀點，而為了澄清問題，在介紹這些觀點時將不做事先判斷?！缬衅试S，我們也準備刊登一些關于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發展情況的簡要報道，以及重要評論的摘要”（[8]，頁308）。李約瑟在其上先后發表了《中國與和平》《中國的公社》《大躍進和大辯論——經濟方面的事實》《中印邊界爭執》《自力更生或經濟依賴？》和《中國與民族解放斗爭》等文章。這份刊物雖然只出版了5期，但是其關于中國的一些觀點引起了友協領導層的強烈不滿。

1964年5月9日，友協舉行第14次年會。會前，英共通過吸納大批支持者參加年會的方式擴大自己的力量，如在會前的一周內就吸收了200位新會員，而按照李約瑟的說法：“那些人都是對中國毫無興趣和不相干的?？梢哉f這是‘西風方面的做法，而我們‘東風方面也這樣做，例如過去我夫人不大參加協會的活動，這次也參加了?！盵7]與會者們就如何對待“政策聲明”等問題爆發了激烈的辯論。期間，李約瑟作了一次“和解性”的發言，提出 “英中友協的基礎是對中國人民及他們所選擇的政府的友誼，而不是任何別的東西”（[8]，頁310），并提出組織一個委員會來負責印發客觀、明確地介紹“共運爭論”的材料，以及雙方的不同觀點。他認為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友協內部相互獨立的兩種傾向，使友協十四年來的出色工作得以發展?！绻恍T（不管什么原因）竟然不能同意這樣一種對中國朋友的觀點的純客觀的介紹，認為這是‘邪門歪道，不應去提。那么，這些會員倒是要想一想：他們能否坦然地繼續留在中英‘友好協會之中”（[8]，頁310）。雖然他的這個建議獲得了一致性通過，但結果仍舊是“西風”暫時壓倒了“東風”，會議最終決定禁止討論中蘇分歧和宣傳中國的觀點，各地分會提出的不少反對“政策聲明”的提案也全部遭到否決，其中甚至包括最起碼的反駁“中國是種族主義”的提案。這次會議之后，李約瑟和一些對中國友好的人士感覺到“協會的分裂是悲劇性的，因為協會本來就很小，但目前除了分裂之外，別無良策”[7]。經過協商，他們準備成立一個名為“中國之友”（Friend of China）的新組織，設立秘書處，并在各地成立分會[9]。

二 訪華與會談

1964年，中國舉行以“反帝團結”為主題的建國十五周年慶?；顒?，來自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外政要和友人受邀參加。其中，李約瑟作為英國訪華小組成員之一，應中國人民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以下簡稱“對外協會”）楚圖南副會長的邀請再次來華。他此行的目的除繼續為《中國科學技術史》收集資料和尋找合作者，如在出發前寫給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的信中，即附有希望參觀訪問的項目清單，包括化學工業和應用生物學、不同類型的農業、考古和歷史博物館，以及他之前沒有去過的一些地方[10]之外，另一方面則是要當面與中方商討友協的具體問題。

7月3日，李約瑟攜妻子李大斐（Dorothy Needham）、秘書魯桂珍抵達北京，郭沫若、竺可楨、楚圖南、侯外廬、張有漁、潘純、錢寶琮和黃煒等人前往機場迎接。當晚，郭沫若夫婦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宴請李約瑟一行。之后，李約瑟一行駐留北京，訪老友，尋古跡，直至7月22日離京赴外地訪問，足跡遍及約40多個城市。7月16日，楚圖南在北京飯店宴請李約瑟夫婦和魯桂珍，并進行了會談。楚圖南首先感謝了李約瑟為英中友協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李約瑟談及了對友協現狀的看法，認為友協成立14年來一直由英共領導，這種情況有好處，但也有不好之處，如大多數成員都是英共黨員、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對中國感興趣，但是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組成，這就使得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工黨黨員和皇家學會會員都不愿或不能加入，所以它沒有能成為一個有廣泛群眾性的組織，而在中蘇分歧公開化后，由于沒有能夠真正消化中國的觀點，并用英語表達的合適人選，加之友協里的大多數人只愿意聽蘇聯方面的意見，偏袒蘇方等原因導致友協處境困難。此外，他還介紹了對于成立新組織的設想，表示目前有六個分會愿意和總會分裂另組新友協，因此成立新的協會沒有問題，幾個月里就可建立起來，而尚未采取決定性措施的原因是如果成立“中國之友”這樣一個新組織，需要聲明與英共以及英中友協沒有任何關系，“我的教養和我所受的傳統教育使我很不愿意采取和英共完全決裂的步驟，但是為了擴大群眾基礎，又十分必要這樣做……當然這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困難，也不會阻止我們搞友好工作和活動”[7]。因此，他十分希望能夠明確地了解中方對“友協分裂”“何時辭去舊友協會長的職務和擔任新友好組織會長的職務”“新組織聘請專職秘書的人選和困難”和“中方對《簡報》的意見”等問題的看法。此外，他還請中方向他介紹了中法和中意等歐洲其他國家友協的情況和經驗。李大斐則提到友協發表“政策聲明”不許人們討論中蘇分歧之后，許多分會反對聲明，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現象，友協的正常工作總得來說遭到阻礙，但還并不是完全停頓下來，相反分會工作還有很大發展，例如漢姆斯臺德的工作就很活躍。

隨后，中方經過商討，對李約瑟提出的問題做了初步的回復，即：向他強調“新的友好協會最好在更廣泛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盡量吸收更多的對華持友好態度的社會名流參加，不要使它成為舊友協分裂出來的更狹窄的團體”[11]，在具體方式上請他和英共左派重要人物，伯明翰大學教授湯姆遜（George Thomson）等找一些社會名流，如前皇家學會會長恒興伍德（Cyril Norman Hinshelwood）、著名漢學家威利（Arthur Waley）、著名數學家懷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聯名發起成立新的中英友好組織，以促進兩國人民間互相了解，而不必提與英共的關系，但是要注意與這些發起人講清楚新的組織與英共及舊友協無關;考慮到李約瑟對與英共的破裂還存有顧慮，表示完全尊重他的決定，鼓勵他擔任新友好組織的會長，多集中精力把新友好組織搞好，同時也不主動勸他辭去舊友協的會長;對新組織何時成立的問題，建議李約瑟應事先做好充足的準備，等待條件成熟時自行決定成立，不必操之過急;對于新友好組織專職秘書的人選和經費問題，中方未明確表示給予經費支持，而是更加關注人選的問題，考慮到班以安等人的背景不明，希望能夠由一位有地位、有影響、有活動能力，確實對華友好的人士擔任，因此準備另請湯姆遜教授提出一些適當的人選;雖然中方對《簡報》的實際負責人班以安抱有懷疑的態度，但是考慮到李約瑟、湯姆遜和劍橋大學羅賓遜教授（Joan Robinson）都是該刊的發起人，而其內容和觀點又比較正確，所以對該刊加以了一般的肯定，并對他們的努力表示欣賞。此外，中方還認為新友好組織內部似宜有一個不公開的核心力量來掌握方針，推動工作，因此決定待征詢另一位訪華小組成員湯姆遜的意見后再提出具體方案。

9月30日，楚圖南宴請英國訪華小組全體成員（包括李約瑟夫婦、魯桂珍、湯姆遜夫婦，羅賓遜和牛津大學戴伊），并舉行會談。中方基于“多線聯系，不唱對臺戲”的原則向李約瑟等人建議：“新組織不一定采用同樣的名稱與舊友協對立，兩組織可同時存在，新組織應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盵12]而訪華小組成員則一致認為基礎應廣泛，但仍然準備從分裂的角度考慮成立新組織，除李約瑟仍有顧慮怕挫傷積極分子外，大多數成員認為應當等候適當時機，不能操之過急，目前還不宜公開決裂，而是加強分會工作，考慮最早明春看情況如何，再考慮成立新組織。李約瑟對此也表示了認可，但是表示沒有湯姆遜那樣樂觀，認為從年會的選舉情況來看，不能認為大多數會員對中國是友好的，“還是西風壓倒了東風”，而且發展分會還有一個困難，那就是全國秘書處不接受新成立的分會。但是，他也考慮到如果要推遲成立新的組織又會挫傷一些急于想成立新友協的真正友好人士，所以目前只能是“緩慢而穩步地去做。我想再過6—9個月可能看出點眉目來。目前我們的情況還是混亂的”[12]。而對于在新組織內建立不公開的領導核心的建議，湯姆遜表示了同意，并稱可以通過貿易界友人解決經費的問題。之后，對外協會專門致函駐英代辦處告知會談的情況，并請他們進一步去做工作，說明新組織不應成為舊友協分裂出來的更狹窄的反修團體，應成為有廣泛聯系，特別是與文化界和社會知名人士進行對話的友好組織。

返回英國之后，李約瑟與羅賓遜等開始著手成立新組織的準備工作，成立了“英中了解協會籌備委員會”，向社會各界人士廣泛發出邀請信。在協會成立前，李約瑟還分別致函周恩來、郭沫若和楚圖南，請求們為協會成立大會準備簡短的錄音賀詞。經過一番準備，1965年5月15日，“英中了解協會”在倫敦威斯敏斯特宮舉辦成立大會。在成立大會上，擔任會長的李約瑟發表了名為《友誼的芬芳》的演講，闡明了協會的宗旨：“這個協會，依我看來，應該是非政治性的，因為它不準備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我們一切活動的中心目標就是要更好地了解中國和中國朋友。我們首先必須要有友好的精神。如果我們能達到這一目標，就可以對世界和平和國際了解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盵16]成立之后，該協會通過公眾會議、電影放映、討論會、中文課、演講小組和信息服務等方式繼續向英國民眾宣傳中國，并出版了《中國眼》（China Now）雜志，旨在為西方讀者提供更深入的發展討論。此后，還組織了英中了解協會旅行團，成為英國人親眼看中國的唯一途徑。直至今日，該協會仍然在為英中友好事業貢獻力量。

三 李約瑟與帕格沃什會議

帕格沃什會議（Pugwash Conferences）是以羅素 愛因斯坦宣言（Russell Einstein Manifesto，1955）為基礎，世界多國著名科學家在20世紀50年代中葉發起的反對核武器和戰爭的國際和平運動，期望能夠超越集團利益與意識形態，維護全人類的生存與安全，通過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的密切合作為軍備控制、核裁軍與國際安全獻計獻策，用專業的科學知識影響媒體、公眾和科學國際共同體，以證明“科學家們能夠為解決因科學發展引起的復雜問題做出重大貢獻”[13]。1957年7月，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參加了被稱為“第一次召開以來自東西方的科學家組織的真正的國際會議”的首次會議，之后也曾多次出席年會。直至1961年9月，第7次帕格沃什選擇在美國召開，中國科學家才中斷了與它的聯系。

由于種種原因，李約瑟未被邀請參加帕格沃什會議（甚至包括專門討論細菌戰的那次會議），但是他依然認為“十年來這個會議在相當高的一級進行國際接觸方面（例如蘇聯與西方之間的接觸）是一個有益的和有價值的因素”[14]。因此，此次訪華期間，李約瑟主動承擔了一項任務，即將帕格沃什會議組織者之一韋蘭德·楊（Wayland Young）的口信帶給中方。為此，李約瑟專門寫信給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在信中，李約瑟詳細轉述了韋蘭德·楊的建議：“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在華沙的接觸如此薄弱，大師們可以轉達意見的自由如此渺小，……建議按下述的方法舉行一次會議：具有國際問題專門知識的西歐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同中國方面相應的有關人士舉行一次為期四五天的私下會晤。美國人只作為觀察員列席”[14]，以及邀請中國專家為其擔任主編的《裁軍與軍備監督》（Disarmament and Arms Control）雜志撰寫有關裁軍和軍備監督的文章。此外，韋蘭德·楊還請李約瑟轉達了曾任肯尼迪總統科學技術特別顧問，時任麻省理工學院院長杰洛姆·魏斯奈（Jerome Wiesner）給周培源或其他高級自然科學家的口信，即“向美國自然科學家發出訪問中國的邀請，目前是很受歡迎的?，F在，美國政府可能不會阻止他們接受此類邀請?！盵14]希望以此來發揮以往自然科學家的訪問在恢復國與國之間中斷關系方面的作用，并告知中方可以與華盛頓國家科學院外事秘書哈里遜布朗（Harrison Brown）或者同魏斯奈直接聯系。收到此信后，楚南圖專門召集有關部門對信件的內容進行了商討，認為韋蘭德·楊建議中國和西方人士舉行的私下會晤仍舊是1963年以來伊頓（Stephen Eton）數次來信建議召開專門討論中美關系的新的帕格沃什會議的變種，這一建議很可能是由美國授意，韋蘭德·楊利用李約瑟與中方的友好關系再次進行的試探[15]。由此，中方商議決定：對所謂中國和西方人士的私下會晤和邀請美國科學家訪華問題，根據處理對美關系的既定方針，不予考慮;為雜志撰稿的問題，由于它主要是為帝國主義效勞的反動刊物，不予置理[15]。

期間，雖然李約瑟一再強調“我這樣做完全是一個帶信人的作用，……我所做的只是隨時準備非官方地傳達你們可能做出的任何決定”[14]。但是，正如他在信中所言：“你們也許能從中看到某些可能的好處，……由于我密切同情中國對國際問題的現有觀點，我將十分歡迎有可能出席這樣一次會議，并且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幫助?！盵14]此外，他還主動提出希望能夠與廖承志面談，并建議廖承志與來華訪問的曾多次參加過帕格沃什會議的皇家學會代表團團長布萊克特（Patrick Blackett）繼續就這一問題進行討論。由此可以看出李約瑟本人十分希望能夠促成這次會議。然而由于當時復雜的國際政治形勢和中國的對外政策，他的這番努力必然一無所獲。而中方也意識到了這點，認為他完全了解口信的情況，之所以仍然愿意擔任送信人的角色，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劍橋大學凱斯學院院長莫特（Nevill Mott）和其他一些參加這一會議的英美科學家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他本人也希望能夠推動中美之間的“和平共處”，才“煞費苦心，委婉陳辭，用第三者的身份出面，……有意為美國奔走的可能性不大”[15] 。因此，外交部建議廖承志約見李約瑟，向其說明中方不能考慮上述各項建議的理由，多和他談談中方對中美關系、戰爭與和平、裁軍和禁止核武器等問題的立場，揭露美國利用帕格沃什會議搞核壟斷，推行“和平演變”和進行反華活動的情況，希望他回國后向他所熟悉的人士解釋中國的觀點，并對他為中英友好所作的努力給以適當的鼓勵;建議周培源在與李約瑟的接觸中，以個人名義向李介紹最近幾屆帕格沃什會議的反華情況，表明中方對“裁軍與軍備監督”的看法[15] 。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左翼科學家倡導新型的科學國際主義，紛紛走出實驗室，登上政治舞臺，成立了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科學合作組織。冷戰期間，他們又組織召開了帕格沃什會議，試圖以科學倫理為武器，努力防止科技知識的濫用，消除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阻止戰爭和其他形式的武裝沖突，維護全人類的幸福和安全。然而，由于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他們的努力遭遇了極大的阻力和困難，理想也遠未能實現。約里奧 居里（Joliot Curie）、貝爾納（J. D. Bernal）和羅素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而李約瑟則是他們當中較為特殊的一位。

一直以來，人們對于李約瑟倡議成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參與細菌戰調查的事跡較為熟知，但是對于他在遭受冷遇之后，擔任英中友好協會和英中了解協會的主席，藉此為英中人民加深互相了解所做出的貢獻關注較少。誠然，李約瑟將后半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的寫作，但是在友協處于分裂的不利局面下，他在訪華期間與中方積極交流，甚至不惜為此遭受誤解和指責。從李約瑟的此次訪華之行可以看到，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是其思想和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我們銘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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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hams Visit to China in 1964

Focusing on the Britain 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WANG Yongzhong

Abstract： Focusing on Needhams visit to China in 1964 and using the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is paper explores Needhams attitude and role in the splitting of the Britain 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BCF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Anglo Chinese Understanding （SACU）. The paper also involves his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ntact between Pugwash Conference with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Keywords： Needham， the Britain 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BCFA）， Pugwash Con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