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越窯的幾個問題（上）

李剛

越窯是制瓷業的鼻祖，曾對人類文明作出過重要貢獻，贏得了世人的高度贊譽。對越窯之名的內涵、越窯的地域界限、越窯的性質、越窯的歷史等問題，值得今人不斷地深入探究。惟有弄明白這些問題，才能清晰地建立越窯的概念，充分地凸顯越窯的地位，科學地揭示越窯的影響。

越窯的分布范圍

從現有的資料看，越窯之名最早出現于晚唐人陸龜蒙的《秘色越器》詩中，該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遺杯?！碑敃r，秘色瓷的主要產地在上林湖，此地唐代屬明州慈溪縣，五代才劃人越州余姚縣，無疑，陸龜蒙筆下的“越”，絕非越州的簡稱，而是與古越族居住地和越國相聯系的概念。這就是說，越窯是個涵蓋面較廣的窯名。

陳萬里先生是用文獻與實物相結合的方法來論述越窯的第一人。他在《瓷器與浙江》一書中寫道：“晉以前無瓷字，所以有人說漢代無瓷器。晉的時候杜毓《蘚賦》云：‘器擇陶揀，出自東甌。又有所謂‘縹瓷之說，文獻材料，亦只此一點滴而已。究竟那時候的瓷，是怎樣的一種制作與色釉，多少年來，始終是一個謎……在此短短的七八年間，起初吾人認識了浙江的晉代陶瓷，繼而知道了晉代早期的越窯，最后明白曉得了早期的越窯，在孫吳時代，已經有此成熟的產物?！痹谶@里，他把越窯的歷史上推到了唐代以前。關于越窯的分布范圍，他指出：“此外除了我們把蕭山、紹興、余姚等地所燒造的稱為越器以外，與越器先后同一時代而在浙西的地區里，還有其他燒造青釉的古代窯地，如我所發現的湖州錢山漾的搖鈴山窯，以及德清窯，富陽窯等處屬于越器的青釉系統?！庇纱丝芍?，陳萬里先生所認為的越窯，分布地域是相當廣闊的。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們在對古窯址進行全面調查的基礎上，認為越窯是浙江東北部寧紹地區東漢至北宋青瓷窯場的統稱。東漢至南朝，越窯的中心產地在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區。唐至北宋，越窯的主要窯場集中在慈溪上林湖一帶。這兩個鄰近地區的越窯窯場，其生產工藝在同期的所有青瓷窯場中處于領先地位，因而成為優秀制瓷技術輻射性傳播的源泉。由于制瓷技術的傳播主要表現為近距離的逐漸擴散和遠距離的直接輸入，所以在越窯主要產地的外圍以至更遙遠的區域，都出現了青瓷窯場，這些窯場的產品風格，與典型的越窯青瓷具有程度不同的相似性，從而使越窯分布范圍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位于古越國疆域內的今溫州、臺州、金華、衢州、湖州等地，均遺存有與越窯同時代的青瓷窯址，倘按陳萬里先生的觀點來說，這些窯都屬于越窯范疇。

應該看到，騷人墨客在詩文中使用越窯之名，反映的是寧紹地區各窯場青瓷的總體風貌具有令世人難辨彼此的一致性。作為燒造者和營銷者，自然不會采用這樣的籠統窯名，他們所用的是有利于銷售的、帶廣告性的具體窯名。三國西晉越窯青瓷上的“上虞”、“始寧”銘文，東晉越窯青瓷上的褐彩“余姚”款，北宋越窯青瓷銘文中的“上虞窯”之名等，證明寧紹地區古代生產瓷器的窯場，其窯名通常都是以縣名或窯場所在的地名來命名的。就研究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民俗、宗教等而言，窯名的具體化必然是很有裨益的，亦是客觀現實的要求。頗具說服力的事例是，婺州窯分布范圍內類似越窯的窯場之命名問題——武義水碓周、東陽葛府二地遺存的北宋青瓷窯址，產品風格以及窯爐、窯具等，幾乎完全與寧紹地區的越窯相同，它標志著以窯匠為載體的越窯制瓷技術的整體移植，仿佛是在婺州窯分布區內突兀地嵌入了越窯窯場，這類窯場既不能謂之越窯，又不能簡單地歸入婺州窯的范疇，也不能定名為武義窯、東陽窯，而只能以小地名稱其為水碓周窯、葛府窯。實際上，人們普遍使用越窯之名，主要原因是無法準確判定海內外遺址、墓葬、沉船等出土、出水的寧紹一帶及鄰近地區燒制的青瓷的具體產地。所以，建立古窯址標本微量元素數據庫，用比較的方法對完整瓷器進行微量元素的無損測定，是將來確定古代瓷器的具體產地并將其窯口名稱具體化的科學基礎和有效途徑。而在宏觀研究、敘述以及構建古瓷系統樹方面，越窯之名仍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

越窯瓷器的斷代

東漢成熟青瓷在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區的許多地方大量出產后，燒制此類青瓷的窯場，便成為早期越窯的主體，窯業的發展因社會對青瓷需求量的不斷上升而異常迅猛，東漢以后很快就進入了鼎盛期。三國時期的越窯，制作工藝更為精湛，產品種類豐富，裝飾題材多樣，技法新穎獨到，前所未有的大型器物層見疊出。青瓷羊形器就是很有時代特征的一個品種。南京清涼山“甘露元年”（265）墓出土的一對越窯青瓷羊形器，體態肥碩雄渾。南京西崗西晉墓出土的越窯青瓷羊形器，形態與南京清涼山出土的毫無二致。此墓的年代為孫吳甘露到天紀年間，相當于西晉泰始到咸寧年間，即公元265—280年之間。此外，安徽馬鞍山三國朱然墓附近的一座貴族墓出土的越窯青瓷羊形器，造型豐滿、大氣。人們認為此墓的主人為朱然之子朱績，他卒于孫吳建衡二年（270）。這就引出了一個斷代的問題——這二件青瓷羊形器的年代是定為三國合理，還是定為西晉合適？我認為，其年代應定為三國，理由是：（1）西晉雖于265年立國，但吳國一直到280年才滅亡，這二件青瓷羊形器既產于吳國的窯場，又隨葬于吳國的墓中，固然屬于三國之物。（2）公元265—280年這15年間，吳帝孫皓在位，國內奢靡成風?！度龂尽菚O皓傳》云：“皓既得志，粗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后宮數千，而采擇無已?！薄稌x書·五行志》記載：“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痹谶@樣的背景下，“百工作無用之器”。盛行的奢靡和厚葬之風，將越窯的生產工藝推上了孫吳時期的巔峰，這二件青瓷羊形器就屬于此期越窯的杰作。吳國覆亡后，這類青瓷羊形器便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至東晉時，青瓷羊形器已很瘦小，長度僅為三國時的一半。不難看出，孫皓統治時期越窯所取得的成就，是六朝時期越窯發展史上的最輝煌的豐碑，它屬于孫吳時代，更屬于吳國的窯業體系，所以，把公元265—280年的越窯產品的年代定為三國是合理的。

有一點需要看到，墓葬出土的越窯青瓷，所定年代通常都與該墓的年代對應，但它們的燒制時間卻早于隨葬時間，有的要早許多年。墓葬的年代只是隨葬品年代的下限，其年代上限具有不確定性。山東臨淄的北朝墓，出土過西晉越窯青瓷獅形器。因此，孫吳以降的西晉墓出土的越窯青瓷實用器，制作年代未必都是西晉，有的應為三國或更早的制品。在這方面，還有較大的研究空間。

越窯在經歷了三國西晉的鼎盛期后，發展漸趨緩慢，隋至唐初還曾一度步入低谷。中唐開始，越窯仿佛從休眠中蘇醒，迅速煥發出了盎然的生機，大規模地向中原皇室進貢和外銷，終于使越窯在五代吳越晚期迎來了制瓷業的全盛期。這一時期，也就是北宋建隆元年（960）至太平興國三年（978）。此期的越窯青瓷，胎薄釉潤，多飾有刻劃花，體現了吳越國制瓷業的頂尖水平，非吳越之后的同類產品可比，所以，這18年間的越窯青瓷的年代，理應屬于五代十國時期，而將此時期簡稱為五代亦可。不過，鑒定吳越消逝后隨葬于墓中的越瓷之年代，并不是簡單的事情。北京遼韓佚墓出土了一批越窯青瓷，其中注子、溫碗、茶托等飾有精美的細線劃花紋。韓佚卒于遼統和十三年（995），這時距吳越亡國已有17年，而造型、紋飾及制作工藝表明，這批青瓷是吳越晚期越窯生產的精品。宋太宗元德李皇后死于太平興國二年（977），成平三年（1000）在永熙陵與宋太宗合葬，隨葬的越窯青瓷做工精致，釉色青瑩，盤刻劃龍紋，套盤飾細線云鶴紋、云紋、繩索紋，碗飾細線云紋，這三件越瓷分明是吳越國王錢弘俶貢人北宋朝廷之物。遼開泰七年（1018）陳國公主墓出土的4件越窯青瓷盤，飾細線劃花雙蝶紋和纏枝菊花紋，其中一件盤的外底銘有“官”款，它們均為吳越晚期越窯的產品。因吳越晚期越窯的產量極大，故這一時期的越瓷在各地流傳的時間很長，江蘇無錫的元代墓葬出土吳越晚期的越窯青瓷八棱形注子就說明了這一點。除了墓葬外，遺址出土的吳越晚期的越瓷，亦須仔細辨認。例如，吳越國曾向北宋朝廷進貢了14萬多件越窯青瓷，北宋滅亡時，統治者攜帶到南方的瓷器中，這類越瓷占有一定的比例，雖然它們以各種原因遺存在南宋地層中，但其年代只能定為五代，絕不能視為南宋制品，更不能將它們與南宋余姚官窯的刻劃花青瓷混為一談。

可以相信，隨著社會對探索古代文明的要求不斷提高以及古陶瓷科技研究的繼續深入，古窯址標本熱釋光編年體系終將建立起來，那時，出土、出水和傳世的越瓷的斷代，會變得更便捷和準確。

（責任編輯：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