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解貧富分化促進分配公平

衛興華++胡玫

摘要：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顯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出現了貧富分化的現象。但不是“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絕對兩極分化，而是相對兩極分化。為什么會產生貧富兩極分化？理論界眾說紛紜，有些是錯誤的?？疾靸蓸O分化的產生，應分清根本性原因和非根本性原因、主要原因和非主要原因，分清制度內、體制內問題與制度外、體制外問題，參照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統一思想認識，采取有針對性的行之有效的戰略和政策措施，緩解貧富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關鍵詞：分配公平；貧富分化；公平正義；所有制結構；共同富裕

中圖分類號：D034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055X（2014）05-0001-09

貧富分化是我國國計民生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應該怎么看？它產生的原因是什么？應該怎樣緩解這個矛盾？這是本文的基本思路所在。

一、貧富分化的產生及其原因

（一）貧富分化概說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顯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出現了貧富分化現象。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反映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2003年至2008年的6年間，依次為0479， 0473， 0485， 0487， 0484， 0491。2009年至2012年的4年間，分別為0490， 0481， 0477， 0474。有統計資料表明，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在024到036之間。

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在社會上引起議論。因為與社會研究機構提供的數字有較大差異。如中國西南財經大學與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研究中心所發布的基尼系數大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10年的數字是061。

鑒于國內外學者對我國統計局提供的基尼系數的有異議，《人民日報》于2013年2月5日發表了由幾位記者撰寫的《哪個基尼系數更靠譜》一文，對有關爭議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說明。講的比較客觀和實際。筆者認為，2010年的基尼系數是0481，還是061，雖有較大差異，但不影響對我國貧富分化本質關系的理論分析。

基尼系數反映的收入差別是抽象的。具體的、感性的貧富分化狀況可從現金收入差別和財富占有差別表現出來。近些年來，我國百萬美元的富翁和擁有一億元以上人民幣的富豪人數，每年都在以幾萬幾千的數字增加。根據胡潤研究院提供的數字，2013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翁增加了10萬人，達到290萬人，而“超級富豪”——至少擁有1億元人民幣——增加了2500人，達到67萬人，少數高收入者占有了國民收入很大比例。從近幾年的統計資料看，總人口中20%的最低的收入群占收入份額的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高收入群，卻占總收入份額的50%。從個人現金收入的絕對差距看，不少大企業主年收入幾億元。根據2010年胡潤富豪榜推算，2009年，我國前1000名富豪年均收入10億元。而全國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為17175元，農村居民年均收入為5153元，差距分別為幾萬倍和10多萬倍。而城鄉居民平均收入還掩蓋了最低收入層。另外，演藝界的“明星”人物年收入數百萬、數千萬元的大有人在，有的上億元?！渡钲谔貐^報》2011年4月6日登刊報道，指名道姓地講某海派清口相聲演員一年收入8千萬。某些“明星”的電視劇片酬近年來暴漲。過去一集片酬兩三萬元，現漲到20-30萬元。有的喊出50萬元甚至70萬元的高價。這表示：一位“明星”出演一部30集的電視劇，兩三個月時間，可賺到600萬-900萬元或以上。高過香港、臺灣的片酬?！渡钲谔貐^報》2013年4月25日刊載福布斯中國名人榜新榜單。所謂“名人榜”專指文化界名人。其中有名有姓的17位演員、歌唱家，最低年收入者為4070萬元，最高收入的一位名演員為11500萬元。另一方面，有不少勞動者一月只有兩千元左右的收入。我國農村和城市，還有數千萬需要救助的困難群體。還應注意到，考察貧富分化，既要考察流量收入差距，即年收入差距，更要考察存量收入差距，即已有財富占有收入差距。有統計資料表明，近年來，我國的富豪數量，只比美國少些，居世界第二位。2012年9月，胡潤公布了中國1000位頂級富豪名單，其平均財富達86億美元?！渡钲谔貐^報》2013年3月1日發布了胡潤全球富豪榜華人前10名中大陸的宗慶后家族（哇哈哈公司）的財富為820億元。王健林（萬達公司）為780億元，蔡衍明（旺旺公司）為600億元。前二人超過100億美元。1956年，周恩來總理做報告時講，中國最大的資本家榮毅仁的財富有1億美元。近60年來，即使計入美元貶值，中國大陸多位頂級富豪的財富也超過當年榮毅仁的10多倍。有1千多位富豪的財富超過了榮毅仁。另一方面，中國有些農村的貧困戶“家徒四壁”，沒有財富積累。根據10年前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社科院等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披露：我國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只占有14%，貧富收入差距為32倍。這是10年前的統計數據，現在的差距更擴大了。

華 南 理 工 大 學 學 報（社 會 科 學 版）

第5期衛興華 等：緩解貧富分化促進分配公平

（二）對貧富分化原因的不同認識

社會主義的中國，為什么會產生貧富分化現象？理論界有不同的回答。劉國光等學者認為，主要是產生于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劉國光發表多篇文章，強調關于收入差距過大趨勢的產生“還需要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上直面這一問題?！盵1]并引證鄧小平講過的話：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程恩富和余斌認為：“當前，中國在經濟結構轉型中強調更多地發展私有制經濟和對外招商引資，現存的國有和集體企業也大量被股份私有化，必然會導致勞動報酬占比的下降”?！皠趧訄蟪暾急认陆?，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下降、政府和工會未能在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客觀結果”。[2]

吳宣恭講的更直率和尖銳：“私營企業主收入與普通勞動者收入的驚人的差距，才是我國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因此，其原因只能從所有制的變革和工作失誤去說明，即在鼓勵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同時，對其引導和監管不力，造成資本過度剝削，資本積累過快而導致勞動大眾相對貧困”?！百Y本主義私有制又在我國重新發展起來，并且形成比社會主義改造前還要強大百倍的資產階級，雇傭勞動和剝削已經在數量上占社會多數的資本主義企業中普遍存在，許多地方剝削和壓迫十分嚴重”。[3]

胡鈞持不同的觀點。他不贊同“把公平正義作為依據來判斷我國現階段的個人收入差別”。他把現階段我國形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歸納為五個方面：一是勞動貢獻的差別，二是生產要素占有上的差別。三是壟斷行業職工的收入高于非壟斷行業，四是灰色收入，五是貪污腐敗和不法行為的非法收入。他認為私營外資企業靠“資本量獲取收入…應視為公平的、正義的、應當堅持的”。[4]顯然，他的觀點，與用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即資本主義私有制比重的擴大來說明貧富分化的觀點，是相對立的。

楊宜勇認為，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歷史因素，又有市場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各地自然條件差異大，是造成不同地區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不同的原因之一。從歷史發展看，不同行業發展快慢不同，收入水平就不同。從市場機制看，資本的逐利本性和投機行為會拉大收入差距。制度規則不完善，監管不到位，會影響分配收入。[5]

郭飛認為，中國當前個人收入分配存在四大問題：權力尋租較為猖獗，黑色收入屢打不絕；部分壟斷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問題相當突出；利潤侵蝕工資，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過低；個人收入差距持續顯著擴大，部分社會成員貧富懸殊。[6]其實，筆者認為，后一項是前三項的結果，不是并列的單獨問題。

吳敬璉認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主要是壟斷與腐敗?！百Y本主要掌握在國有企業手中，…形成了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中，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愈來愈高”?！皩Τ醮畏峙湓斐傻呐で脑蜻€有從不受約束的權力為背景的地方行政壟斷、尋租腐敗”。[7]

李稻葵認為，“當前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均，很大程度上是腐敗以及濫用公權力的后果，這其中也包括一些國有企業出現的管理、治理上的重要問題”?！案瘮〉暮诵氖钦畽嗔^大”。其次，是中國當前發展階段，存在著不同人力資本的市場回報率之間巨大的差距。一方面，數額巨大的勞務工，工資率很低，另一方面，中國又奇缺技能高端化人才。這一巨大反差，帶來了不同技能的人力資本之間收入回報的巨大差距。[8]

（三）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分析貧富分化原因

究竟該怎樣認識我國收入差距過分擴大，出現貧富分化的原因呢？需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進行分析，并對不同觀點進行評析。

首先，應該肯定，從所有制結構的變化上說明貧富分化的原因，是有根據的。從理論根據來看，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經濟關系的基礎，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個人收入的分配，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的背面。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勞動差別決定分配差別，這種差別不會很大，因而不會產生兩極分化。從歷史上看，貧富分化現象都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相關。資本支配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實行以按資（本）分配為核心的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按資分配的收入遠遠大于出售勞動力的價值收入，因而會產生貧富分化。凡實行私有制度的地方，必然產生貧富分化。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度的實踐證明了這一原理。凡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不會有兩極分化，或是共同貧窮，如原始社會。我國改革開放前也可說是另一層次的共同貧窮?；蚴枪餐辉?，如江蘇華西村和河南劉莊的公有制，走向共同富裕。從全社會來看，我國正為之創造條件，努力以赴的成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將實現共同富裕。無論共同貧窮或共同富裕，都沒有兩極分化，但共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的是沒有兩極分化、消滅貧窮、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講：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也是從所有制判斷兩極分化問題的。

兩極分化中富人或富豪的產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種是憑借私人占有大量非勞動生產要素或銷售資源而獲得巨額非勞動收入。我國目前出現的富豪，都是大私營企業主。另一種情況是憑借自己的演藝獲得巨額收入，如前面所講的演藝界的情況。他們的演藝收入被放大了，遠遠超過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勞動收入。這種情況的產生，與實行市場經濟有關，這又與各種慶典請名角的鋪張浪費有關。市場經濟有其正面效應，也有其負面效應，這一問題后面會講到。

考察兩極分化的產生，應分清根本性原因和非根本性原因、主要原因和非主要原因。所謂貧富兩極分化，是指在同一經濟運動過程中，一方面出現了富人，另一方面出現了窮人。對貧富分化又要分清絕對兩極分化和相對兩極分化。絕對兩極分化，是指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或恒窮。相對分化是指富者愈富，但窮者并不更窮和恒窮。而是窮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只是與富者更富的差距拉得更大了。我國目前出現的貧富分化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貧富分化。這是筆者根據我國實際情況提出新的概念。鄧小平講兩極分化，也要從“富的越富，貧的越貧”意義上講的。應肯定，從總體上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全國人民的個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總體上說，顯著提高了，雖然還有溫飽問題有待解決的貧困人口，但數量大為減少。而且貧困人口都獲得政府和社會救助，即使在私營外資企業中，存在利潤與工資的對立，利潤侵蝕工資，但農民工的低收入比他們原在農村中務農的收入還是提高了。勞資收入差距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反映。

同時，也應看到，我國公有制為主體地位的削弱和私有制經濟比重的擴大，導致約80%的城鎮職工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就業。撇開黑磚窯、黑煤礦和違規私建的黑企業不說，對制假售假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無良私商行為也撇開不說。在1200多萬家私營企業和45萬多戶外資企業中，存在著資本主義固有的勞資矛盾。即使再撇開不少企業違反勞動法、侵犯職工權益、惡意克扣和拖欠職工工資之類不說，盡量壓低工資以提高利潤的行為較普遍存在。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公布的數字，2009年，私營企業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18199元，只及國企職工的52%。私企的平均工資背后，存在著眾多低于平均工資的低收入者。而另一方面，不少私營外資企業利潤滾滾、資產迅速增加。日益增多的幾十億、幾百億元的我國富豪，都是從私企中發展起來的。

因而，考察貧富分化的根源，如果無視所有制的決定作用，無視公有私有兩種所有制消長變化導致的后果，就會在理論上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批評的錯誤：離開所有制，就分配談分配，抽象空談“平等權利”、“公平分配”等拉薩爾主義觀點。

因此，不能同意胡鈞的觀點。他錯解馬克思、恩格斯有關公平正義的某些論述，認為我國存在個人收入過大差距是一種客觀必然，他不贊同把實現社會公平作為社會主義的原則，并用分配公平評判收入差距的擴大。但他自己又認為私營外資企業中的收入差別“應視為是公平的、正義的”，因為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并且認為，“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按其投入社會中的有益的活動的資本量獲取收入，是適合現階段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盡管還包含剝削關系，也應視為是公平的、正義的，應當堅持的”。否認私營外資企業存在分配不公，否認應關注勞資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趨勢，而且斷言，存在剝削關系，也是公平的、正義的。按此邏輯，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剝削關系，都是公平的、正義的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根本背離！恩格斯將這種觀點斥之為“有產階級胡說”、“虛偽的空話”。恩格斯在批評資產階級及其學者宣揚資本主義正義、平等的胡說時指出：“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徭役勞動的封建主一樣，是靠占有他人無酬勞動發財致富的，…只在于占有這種無酬勞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這樣一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制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力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9]p338。在另一處又說：“對現存社會制度（指資本主義制度——引者）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的日益覺醒的認識，只是一種征兆”[9]p741。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狼一般的貪欲、無限制的壓榨”的殘酷事實和階級對抗關系。而胡鈞竟宣傳資本主義剝削是公平的、正義的，不會造成收入差距的過大現象。既與馬恩理論相悖，也與歷史事實相左。

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還有其他方面。如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與農牧業生產力的發展，慢于城市經濟的發展有關。當然也與長期對三農問題的重視不夠有關。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有的與對勞動的素質要求和技術水平差距相關。如2005年和2009年，航空運輸業的年平均工資分別為49610元和79880元。遠高于全國平均工資，更高于低收入行業平均工資的好多倍。這種收入差距不能說不合理、不公平。但有的收入差距過大，并非取決于勞動貢獻的差別。如金融、證券等行業的過高收入就不大合理。我認識的一個外地教授，年收入近10萬元，但到北京某銀行掛職幾年，年收入百萬元以上，相差10倍。演藝界明星的高收入、國有企業高管的過高收入，也不完全合理。至于搞腐敗的貪官獲得高收入，其他黑色收入，是非法的犯罪行為，不會計入和提高基尼系數，破案后贓款沒收，不屬于分配關系不合理造成的貧富分化之列。還有一部分發橫財的人，是靠鉆我國改革開放前期的空子致富的，如利用當時的價格雙軌制和特殊關系，當“倒爺”而成為富翁。上述高收入群體，都成為貧富分化的富方，為收入差距擴大增添了比重。但在考察貧富分化產生的原因時，除了要弄清富人群體怎樣產生外，還應弄清窮人群體是怎樣形成的。盡管可以把國企高管和明星們的高收入納入收入差距過大的范圍，但他們的高收入并不是造成低收入群體的原因。形成低收入或窮困群體的原因，撇開因天災人禍、生老病死等因素使某些居民陷入困境不計，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私營外資企業的發展占有了全國經濟70%左右的比重，80%的城鎮職工在非公經濟中就業。從分配關系的傾向看，勞動收入所占比重減少，而資本所占比重增大，勞資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這正是不少學者從所有制結構變化論述貧富分化形成原因的根據。另一方面，國企改革中的不規范操作，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有些原國企主管內外勾結自買自賣、虛賣實送、化公為私，而使國企職工失去保障，成為雇傭勞動者，或是被解雇，陷入困境。另外，搞“減員增效”，大量國企職工下崗，有的夫妻都下崗，導致生活無著落。多個地方發生過下崗夫妻自殺現象。

我主張別把收入差距擴大與貧富分化劃等號。兩者可以相合，也可以不相合，如企業高管收入和演藝界的高收入即使高于院士和教授10倍、20倍，也難說是貧富分化。因為院士、教授也是較高收入者。我將兩個概念分別使用，是出此考慮。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形成收入差距過大，出現貧富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要原因，有次要原因，有長期原因，有短期原因，這都是客觀事實。但客觀事實的形成，有無從主觀方面值得總結經驗教訓的地方？我們在理論指導、政策措施等方面著力于發展生產力——這是必要的。但對鄧小平強調的防止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否給予了同等的重視？有些地方官員引進外資，發展非公有經濟，往往重資本、輕勞動，甚至官商勾結，侵犯工人農民權益。從理論指導上說，在我國已經出現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背景下，放棄十三大、十四大提出的分配政策中的效率與公平統一和兼顧的原則，改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進一步又提“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即重效率、輕公平。初次分配可以不注重或不顧公平。然而，貧富分化正是從初次分配中形成的，無法從再分配取得公平，何況我國的再分配機制還很不健全和完善。近些年來，中央重視并著力緩解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強調和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將其提到一個很高的地位，強調改革與發展的成果惠及廣大人民。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放棄了“優先、兼顧”的原則，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且將“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作為我國改革與發展十大經驗之一。十八大再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并提出了縮小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的途徑和政策措施。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前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取得重大勝利。

二、遵循共同富裕的原則促進分配公平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出現貧富分化是與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則相悖的。必須著力于縮小收入過大差距，緩解貧富分化矛盾。為此，需要改革分配制度，促進分配公平。但在怎樣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分配公平問題上，學界存在認識上的分歧。

（一）能否靠市場化改革實現分配公平？

有些學者主張可以通過市場化改革實現分配公平。一家大報于2013年1月21日發表了《以市場化改革推進分配公平》一文，值得商榷。這與有的學者認為貧富分化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正相對立。該文認為：“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中，杠桿的支點選取至關重要，這個支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平的市場，…只有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重塑公平，只有靠市場化的自由競爭，市場化才能激發效率與公平，縮小收入差距”。但有的學者的見解與此相反，認為“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會造成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并會形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10]，需要矯正。筆者認為，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無論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的發展實際，還是我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來看，市場化改革不可能實現分配公平。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企業之間展開競爭，競爭可以促進效率的提高，優化資源配置，激發企業活力，打破壟斷。但是，市場不同情弱者，不憐憫眼淚。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會產生分化，不會自發地形成社會公平，更不會自發地形成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消除貧富分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充分發展的市場經濟制度，但沒有實現分配公平和社會公平，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加，貧富分化反而更加擴大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2年的“國情咨文”中也指出，經濟不平等現象正在危及中產階級與“美國的價值”。根據《人民日報》2014年6月17日發表的《兩極分化動搖美國人逐夢信心》一文所提供數字：美國最富有的人口占有了全國40%的財富，而80%的人口僅擁有大約7%的財富。根據《紐約時報》2011年底的調查，認為美國的經濟不平等現象嚴重，1%最富的美國人的稅后收入自1979年以來增加了兩倍，而80%的美國人同期收入只增長1/3美國企業主管與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由以前的30倍增加到300倍?！罢碱I華爾街”的運動，就是99%與1%的對抗。

2012年，德國聯邦勞工和社會事務部提交了德國第四次貧富報告《德國生活狀況》表明，2008年，德國最富有的10%的人口擁有德國凈資產的53%，這一比例比10年前增加了8%，最不富裕的50%的家庭財產總和占德國私人資產的比例僅為1%，比1998年下降了4%。

西方學者認為，市場經濟承認分配的不公平。在市場配置資源的運行中，既會促進效率的提高，又會產生分配的不公平。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遜也講：“市場并不一定產生一種被認為是社會公平或平等的收入分配。一個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可能產生不可接受的、極大的、在收入與消費上的不平等?！盵10]p77又說：即使具備有效率的完全市場競爭的理想條件，“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收入能被公平地加以分配。結果將是，收入和財富上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會長期在一代代人中存在下去?！盵10]p544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常識也告訴我們：在私有制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中，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既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現資源配置，同時會造成兩極分化。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認為，實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不會產生兩極分化和資本主義。那是以單一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存在為條件的。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市場經濟中，外資、私營企業中存在收入差距過大的情況。即使公有制單位也會出現不同行業、不同主體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

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包括人力資源配置。但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個人收入分配不能完全靠市場調節，需要將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結合起來。政府的宏觀調控是必要的，需要完善和加強而不是否定和不斷消弱。

（二）分清貧富分化認識上的是非問題促進分配公平

縮小收入過大差距，消除貧富分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從多方面著手。而且需要分清幾個認識上的是非。第一，消除兩極分化，是要消除與業績和貢獻相脫離的過大的收入差距，而不是消除合理合法的收入的差距。講分配公平，不是分配均等，不是平均主義。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獎勤罰懶、獎優罰劣。與勞動貢獻相一致的收入差距是公平的、合理的。第二，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按勞分配為主和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允許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私人資本參與分配，會擴大收入差距，出現貧富分化。但這是如何按社會主義要求縮小差距、處理和調整好勞資分配關系問題，不是反對和壓制資本參與分配。第三，同行業的不同企業之間，由于管理水平、科技水平和整體勞動水平的差別，導致企業收入和職工收入有較大差距，也是合理的、公平的。因為收入的差距與貢獻的差距相一致。這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有之義，改變了傳統體制下，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格局。第四，某些方面的個人收入即使有較大差距，也不能說差距“過大”，不屬于貧富分化范疇，如有些重大創造發明的科學家獲得重獎，他們的工資收入也高于一般低收入者10多倍。不能說分配不公平，因為他們對國家和人類做出了重大貢獻。第五，不同區域之間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和發展狀況不同，導致或低或高的收入差距，也不能一概納入貧富分化范疇，這不是分配不公造成的。第六，即使某些個人間收入差距不是很大，但如果這種差距與貢獻差距相悖，雖不屬于兩極分化，也屬于分配不公平。

由此可見，講縮小收入差距、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分配公平，要首先分清一系列有關的認識上的是非問題。以避免在實際工作中產生是非不清，帶來消極后果的情況。

那么，緩解和消除收入差距過大、消除兩極分化、促進分配公平，應是指向哪些方面呢？有的學者強調治理官員腐敗、尋租，有的指向貪污受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非法收入等。有必要弄清，靠這類手段發財，不是分配不公的結果，也不能靠促進分配公平來解決。這些方面的問題屬于違法犯罪范疇，要依黨紀國法處置。它違反按勞分配原則，也違反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原則。因而不屬于改革分配制度范疇。我們講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分配公平、消除兩極分化，主要是從制度內和體制內著眼和著手的。就是說，是著重解決我國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經濟制度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出現的收入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問題。官員腐敗、貪污受賄、非法牟利等，是屬于制度外和體制外的問題。

因此，討論縮小收入差距、消除兩極分化，應回到我國現行制度內和體制內來。制度內的問題，是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體制內問題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出現的問題。這樣提出問題，會涉及一個敏感問題：是不是在質疑和指向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呢？確實，在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和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不會出現收入差距過大和兩極分化問題。也有些學者據此質疑我國現行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主張回到計劃經濟去。應當肯定，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獲得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證明我國的現行制度和體制是有效的，必要的。這里，是在肯定我國現行制度和體制下，解決必然會出現和本可以不出現的問題。

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既不搞單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在理論和實踐上符合我國的國情，符合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如果堅守這一制度，不會出現全社會的兩極分化現象，問題是：結果出現了兩極分化，原因是什么呢？有理論認識上的原因，有實際工作中的問題。

應當明確，在私營、外資企業中，存在著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矛盾，存在著勞資矛盾和利潤與工資的對立，因而存在著貧富分化的根源。大企業主憑借資本的占有，年收入利潤幾千萬、幾億元。而不少雇傭工人年收入只約兩萬元。有些私企的高管，拿高額薪金。有媒體報道，房地產商萬科集團12名高管2007年平均年薪390萬元，董事長691萬元，是普通職工的幾百倍。煤老板動輒幾億元收入，幾年暴富，而煤礦工人收入微薄，礦難頻發，被稱作“帶血的GDP”。

再從資本與勞動收入的占比來看，我國目前勞動關系中“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勞動收入占比不斷下降，目前已嚴重偏低。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的占比是不斷提高的?！覈罱?0多年來，人力資本不斷增加，但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降低，從1984年最高時的54%下降到2007年的41%”[11]。勞動收入占比下降，主要是私營外資企業。因為我國目前城鎮職工80%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就業。至于國有企業的勞動收入占比是否一樣下降，沒看到專門統計資料。但需要分析幾點：（1）國企職工的收入較高（平均收入為私營企業的近兩倍），還受到一些學者的詬病，批評為壟斷收入。無疑，國企職工的地位與待遇高于私有企業。因此，國企內部的分配不是貧富分化的根源。（2）無論國有企業的利潤收入占比多高，其收入除上繳國家一部分外，大部分用于積累，依然歸國家所有，不會像私企、外企那樣，全部裝入老板私人口袋。（3）不同國企高管之間的收入也有不小差別，有些國企高管收入偏高，年收入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都有。2013年1月26日人民網報道，《國資委：近年央企高管年薪約70萬元》。與職工同樣存在收入差距過大問題。與社會低收入弱勢群體相比，同樣屬于貧富分化范疇。（4）中央國企只117家，地方國企高管收入低于央企。全國國企比重已大為縮小，因此，國企高管收入在拉大基尼系數中的權數也很小。

我們這里著重討論的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平所形成的收入差距過大和財富占比差距過大，造成貧富分化問題。城鄉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主要不是由于個人收入分配制度不公平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農業生產力落后形成的。根據前些年的統計資料，我國一個農民一年創造的財富，只等于美國一個農民創造財富的百分之一。新中國建立以來，農業經濟有很大發展，但慢于工業和城市經濟的發展。這有歷史和條件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國家正通過一系列的強農、惠農、富農的傾斜政策提高農民收入，是屬于三農整體問題，有別于個人收入分配問題。

區域間的收入差距擴大，與地區間的自然條件，歷史發展狀況和政策傾斜等因素有關。同樣不是由于個人收入分配制度不公平造成的。需要國家通過促進區域平衡發展的大政策來解決問題。

金融、證券業和演藝界的各類明星的高收入，不是形成弱勢群體或低收入者的根源，因為貧困群體不是由于他們的高收入造成的。但他們的高收入放大了全社會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和加重了貧富分化的砝碼，因而，縮小過大收入差距，消除兩極分化，也應涉及這方面的高收入。

文教界也存在收入差距擴大、分配制度不盡合理問題。例如，不同重點高校，除國家規定的工資外，因存在體制外收入差別，教師的崗位津貼、科研經費、講課收入等也有較大差別。同一所高校，因不同院所“創收”收入不同，教師收入也有很大差別。有的高校，法學院、商學院的教師收入，可以是其他院所教師收入的兩倍或更多。這里沒有貧富分化，但存在不盡合理的收入差距。這與專業差別相關，與教師水平與貢獻無關。有的教授收入渠道多，占有財富千萬元以上的不是個別的。研究部門的人員，也有高收入者。這都是拉大收入差距的因素。

（三）縮小收入差距過大趨勢、消除貧富分化的途徑

從政府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見來看，包括的范圍較廣。如縮小城鄉、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問題，取締非法收入問題，規范隱性收入問題，提高勞動者職業技能問題，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問題，加大促進教育公平力度問題，改革和完善房地產稅問題，健全全民醫保問題，等等。這是國家從宏觀調控角度考慮深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問題。

縮小收入過大差距，消除貧富分化，在理論認識上要統一到十七大、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中央指導思想上來。首先，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收入分配中的效率與公平問題。從十六屆四中全會起，中央已放棄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則。生產重效率，分配重公平，是社會主義應有之義。要把分配關系中的效率與公平統一和結合起來，二者并重。十七大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進公平統一起來”。十八大提出“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目前，理論界的認識與把握仍有分歧。有的仍堅持“優先、兼顧”原則；有的提出“不妨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有的把“優先、兼顧”看作是二者優化結合的一種方式。這些認識和觀點都不符合中央新提法的精神。

其次，要全面理解和把握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本質理論和中央精神。既要快速發展生產力，又要消除兩極分化和實現共同富裕。十八大在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方面，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要“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要“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一個更高和更突出的位置。在理論上認同和遵循中央提出的這兩大觀點，才能正確地著力于縮小過大收入差距，消除貧富分化。

產生貧富分化的重要根源，既然在所有制結構的逆勢消長上，就要重視公有制為主體的堅持和完善，重視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十八大報告反復強調了基本經濟制度問題。在一處講，要“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另一處又講：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要“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同時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不能由于所有制結構的逆向變動是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根源，就限制私有制經濟的發展。也不能劫富濟貧和限制私營外資企業利潤的增加。更不可能回到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去。從縮小收入分配過大差距的途徑來看，可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按照憲法規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加強國有經濟的發展。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壯大，可以遏制貧富分化趨勢。

國有經濟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搞好搞活國有企業。首先，要防止和清除國有企業的腐敗。國企出現有些高管貪污受賄、化公為私、過度職務消費等，與缺乏有效制約、監督機制有關，需要加強和完善管理制度。其次，部分國企高管薪酬過高。他們不應與外企、私企高管的高收入相比，據以評判收入高低。因為你是由政府任命搞社會主義事業的。但降低國企高管高收入，不能采取簡單措施，要有個過程，要有切實可行、幾方贊同的具體措施。第三，對國企收入和利潤的分配，怎樣才算公平合理，需要有認識上的共識和制度上的合理安排。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下，國企的發展不再像計劃經濟時那樣由國家撥款，而是需向銀行貸款。私營和個體經濟貸款發展所得利潤，還貸付息后全部歸私人所有。而國企還貸付息后，所得利潤除上繳國家一部分外，大都用于積累和公益事業，仍歸國家所有。因此，國企職工的收入高于私企外企近一倍，并無不公平處。是私企外企的工人收入過低，而不是國企工人收入過高。在實體經濟的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的收入隨著生產的發展而不斷提高，是好事，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不應有所非議。不同行業國企間的效益和收入不同，如工商企業和金融行業的收入情況大有差別。銀行靠存貸利率差額獲得高額利潤，員工一律高收入并不完全公平合理。國企屬全民所有制，所有國企高利潤收入和分配應體現全民利益，應有更多點的比例上繳國家，用作社會保障基金。

另一方面，從私營企業來看，大中小規模和經營狀況不同，收益不同。年收入億萬利潤的大中企業應更多地提高職工工資，提高工資與利潤分割中的占比。外資企業同樣應如此。我國在短時期內出現日益增多的富豪，超過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形成的富豪數量，表明在初次分配中，企業主利潤所占比重過高，而職工工資比重過低。外資企業中的情況同樣如此。有資料表明，發達國家的勞動報酬占比在55%以上，企業占比在20%左右，其余為折舊、稅收等。而我國勞動報酬偏低，并呈下降趨勢。從全國來看，亦是如此。十八大報告提出：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要“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八屆三中全會重申這一規定，并提出：“健全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完善最低工資和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和津貼補貼制度”。另外，所有私營外資企業都應遵守勞動法，尊重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任意加班加點而不付或少付加班費，隨意克扣工資和拖欠工資，勞動時間過長，粗暴壓制職工合法要求，增大了勞資對立。也是社會主義制度所不允許的。

形成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多種原因包括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的綜合，形成了一個人數日益增多的高收入富人階層，包括部分富豪；又形成一個人數眾多的低收入群體；還有一個中等收入階層。富人可以繼續富，但窮人不應繼續窮。富人階層，包括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的富人階層，應多關心一點弱勢群眾，多交一點稅收，多做一些公益事，多回報一些社會。由金字塔式的收入分配結構，轉為橄欖型的結構。十八大報告指出：要使“收入分配差距縮小，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扶貧對象大幅減少”，也是此意。為此，國家可以考慮出臺征收遺產稅、高額累進稅等調節過高收入政策措施。

縮小分配差距，促進分配公平的工作重點，應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特別是生活困難群眾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人提出：當前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重點是提高農民、城鄉困難居民、企業退休人員和低收入工薪勞動者四種人的收入。[]言之有理。十八大提出，要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要建立社會公平保障體系。要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要實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顯然，這一切目標和措施是針對低收入困難群體的。這些目標的實現，需要有一個努力以赴的過程。這些事情辦到了，就會走到共同富裕的入口處。

參考文獻：

[1]劉國光.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收入分配問題[J]百年潮，2010，4：13-18.

[2]程恩富，余斌.關于當前勞動收入分配問題釋疑[J].管理學刊，2010，5：1-3.

[3]吳宣恭.再談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和根源——兼答何煉成教授[J].當代經濟研究，2011 （8）：61-67.

[4]胡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J].改革與戰略，2010，26（11）：32-35.

[5]楊宜勇.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N].人民日報，2011-2-1（07）.

[6]郭飛，王飛.中國個人收入分配改革：成就，問題與對策[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 （3）：27-40.

[7]吳敬璉.縮小收入差距不能單靠再分配[J].IT 時代周刊，2011 （15）：14-14.

[8]李稻葵.國民收入分配問題的本質[J].人民論壇，2010（31）：24-25.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薩繆爾遜.經濟學（第14版）[M].胡代光，譯.14版.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

[11]賴德勝.和諧勞動關系助圓中國夢[N].人民日報，2013-07-05（07）.

[12]蘇海南.當前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重點[J].人民論壇，2010（31）：25.

Easing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promoting the fair distribution

WEI Xinghua1，HU Mei2

（1.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100102，China）

Abstract：The phenomenon of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appears widening the income gap of residents in our country.However， its not the absolute polarization that "the rich get richer， the poor get poorer"， its a relative polarization. What lead to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Researchers have given various different answers， but many of them are wrong. To analyse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 we should firstly distinguish between fundamental and non-fundamental reasons， major and minor reasons， and the institutional issues and the issues outside the system. Whats more， We should align our thinking with the decisions and plans of 18th Party Congress an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dopt pertinent effective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 order to ease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distributing fairly； polarizat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common prosperity.

（責任編輯：余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