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國新
(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自上世紀20、3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出版史的研究代有所陳,成果日漸豐富。無論是對于傳世出版物版本的考訂、真偽的辨析、內容的解讀、類目的歸納,還是出版思想的總結,更或是相關史事的分析等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如美國漢學家卡德所著《中國印刷術源流史》[1]一書,最早利用西方社會學的分析方法,結合當時流傳印刷品,對中國印刷技術及圖書出版情況作了詳盡的敘述。該書于1938年經國內翻譯家劉麟生編譯后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其研究的觀點、方法等在當時學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1952年《文物參考資料》第四期發表的楊萬里《中國印本書籍發展簡史》[2]一文,則是利用傳統考據學的方法對傳統文獻中圖書出版情況進行了補正與匯考,其方法與結論被認為極具學術眼光,受到當時學界廣泛贊譽。此外,諸如周一良、來新夏、李瑞良、肖東發、黃寬重及美國學者周紹明等人也均從宏觀或微觀視角對古代圖書出版情況做過相應研究。[3]然而囿于史料原因,目前研究成果仍只集中于傳統所謂的中原王朝及文獻材料保存較好的民族政權或地方政權,而對于那些文獻散佚非常嚴重或文獻記載相對薄弱的政權的圖書出版情況則少有專門論述。如與宋代前后并存的五代十國諸割據政權及遼國、西夏等的研究就大體如此?;诖?,本文在分析傳世文獻的基礎上,結合新出土材料,專對契丹族所建遼朝的圖書出版情況加以討論,望有助于相關問題的研究討論。
眾所周知,遼于后梁開平元年(907)建國,后來隨著統治區域的日漸擴大,遂于境內施行南北面官制度。所謂南北面官制度即“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保?]從文獻記載來看,遼代修書一如宋人,有官修、私修之別。遼代官方的修書機構主要是南面官系統之下的國史院,國史院隸屬于翰林院。據《遼史·百官志》“國史院”條載:“國史院。監修國史,圣宗統和九年見監修國史室昉。史館學士,景宗保寧八年見史館學士。史館修撰劉輝大安末為史館修撰。修國史耶律玦重熙初修國史?!保?]據此可認定,遼代國史院設有監修國史、史館學士、史館修撰、修國史等官職。與北宋一樣,監修國史一職大多由宰相兼領,無專官。如《遼史》云:統和二十八年(1010)十二月甲子,圣宗就曾“以北院大王耶律世良為北院樞密使封岐王,以宰臣劉晟監修國史?!保?]至于其它官職是否一如宋人,為兼官之設,則不能詳考。
遼代另外幾個重要的官方修書機構首先是起居舍人院、中書舍人院。起居舍人院設立起居舍人、知起居注、起居郎等官職?!哆|史·百官志》載:“起居舍人,圣宗開泰五年見起居舍人程翥。知起居注,耶律敵烈重熙末知起居注。起居郎,杜防開泰中為起居郎?!保?]起居舍人院,主要負責編修歷代皇帝起居注。對于中書舍人院的修史職能,遼代文獻不做記錄。但從《續資治通鑒長編》一書記載來看,它應該承擔有史職。該書言,“契丹史官,契丹稱中書舍人?;蛑袝崛思醇媸仿氁??!保?]其次是日歷編修機構,遼圣宗統和二十一年(1003)三月,朝廷詔“修日歷官毋書細事。 ”《遼史·圣宗本紀》又載:統和二十九年(1011)五月甲戌朔詔,諸臣僚“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歷?!睆闹锌梢钥闯?,遼代也有一套完整的日歷編修機構。一般來說,日歷逐日記錄朝政之事情,按日月編次,修撰成書。據史料記載,宋人修撰日歷,有專門的日歷編修機構日歷所,歸秘書省執掌。遼亦仿唐宋之制,設有秘書省,然是否下設專門日歷所編修日歷則不得而知。遼代還設有日月四時堂,用以修史,這一點與北宋以及之前的中原王朝都有不同,應該屬于契丹人新創?!哆|史》記載:遼太宗會同元年(938)六月癸巳,“詔建日月四時堂,圖寫古帝王事于兩廡?!保?]除南面官系統修書機構外,北面官系統也有一套修書機構。但此類史料極度缺乏,僅知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保?0]文班司下設有文班吏。這些機構或許也會參與書籍編修,但具體如何操作,均已不詳。
受宋人影響,遼代漢族及一些契丹族文人也多有私人著述行世。據《遼史》、《契丹國志》、《續文獻通考》以及清人厲鄂《遼史拾遺》、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吳騫《四朝經籍志補》、楊復吉《遼史拾遺補》、倪燦和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等書所作搜錄,遼代但凡詩文、史學、經學、農學、佛經等書籍不一而足,且多有刊布。朱子方先生《新補〈遼史·藝文志〉》一文曾作統計,目前遼代文獻存世者約有341種,其中經部著作有6種,史部22種,子部129種,集部184種。明確為私人著述的有319種,幾乎占到了文獻總數的94%。[11]宋人就有謂:“北虜中多有圖籍,亦有文雅相尚?!保?2]同北宋一樣,遼代官方也設有專門的藏書機構,遼代官方藏書機構主要集中于上京臨潢府。如據《遼史》記載,太宗時期,契丹占燕云地,太宗即下令“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歷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保?3]上京是國都所在,為契丹文化中心,很多機構都有藏書,如與雜禮有關書籍就多藏于太常寺下的法務庫,史載“法物庫。遼朝雜禮有法物庫所掌圖籍?!保?4]法務庫設有法務庫使、法務庫副使等官職。而內省、內侍省下面的諸庫也是書籍收藏的重要場所。北宋諸書庫按照收藏品種不同有著嚴格的劃分,比如印版書收藏有專門的印板書庫;收藏印版有印版庫,此外,還有國史庫、經史子集四庫、秘閣上下庫等等。對于遼人是否也有如此嚴格的劃分,史無明文,但是從法務庫專收禮樂典籍的記載來推斷,遼代書庫也應該是有完整功能劃分的。
至于書籍的抄錄、刻印遼代也有專人負責,如秘書省內就設有很多吏職,專行抄錄、摹寫以及刻印之事。而北面官系統的承應小底局,下面也設有筆硯小底、裁造小底。筆硯局有筆硯祗候、郎君、筆硯吏等負責文墨之事。遼代還設有印經院,專人負責佛經雕印。除了官刻書籍之外,遼代私人刻印書籍也非常興盛。從文獻記載來看,早在遼代初期南京刻印業就非常發達。1974年,山西應縣木塔內發現有一批遼代典籍,其中有些文獻上就有 “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燕京檀州街顯忠坊南頰住馮家印造”、“大吳天寺?;蹣窍鲁稍臁钡阮}記,從這些文字判斷,這些文獻就應為民間刻印而成。另據史載,大安十年(1094)十月,道宗下令“禁民私刊印文字?!被实巯铝蠲耖g不許私自刊印文字,足見當時民間私刻的普遍。
據考證,中國的圖書編篡與制作起源較早,有學者認為,最早的“書籍編撰源于夏代?!保?5]然而就版刻書籍而言,則大約出現在“唐太宗貞觀年間?!保?6]唐末、五代以后,公私刻書日漸盛行。及至遼宋時期,刻書活動更進入了黃金時期,遼宋境內各府路軍州都有刻書活動進行。
建國以后,山西應縣木塔、河北省豐潤縣天宮寺塔以及新疆吐魯番地區等也曾陸續有遼代紙質文獻出土。雖然數量有限,但從以上出土文物中,我們仍能歸結出遼代版刻書籍的一些共性和特點。
一般認為,山西應縣佛宮寺塔和河北奉潤縣天宮寺塔所發現的遼代佛教典籍裝幀方式不盡相同。應縣所出遼代典籍絕大多數為卷軸裝,總共有四十二件。另有小部分為蝴蝶裝,共有四件。此外還有梵夾裝文獻一件。遼代卷軸裝印紙版式較為橫長,由數張紙至數十張紙粘接拼合為一卷,四邊設有邊框,每卷內各紙的行數以及每行內所刻字數基本上能夠做到一致。這一點與宋代卷軸裝典籍基本一致。而遼代蝴蝶裝的版式為長方形,在中間留有書口,這樣經過對折之后,就形成了兩個版面,且各版面又各有邊框。裝訂時,刻工將印有文字的一面加以對折,再把折后所形成中縫的脊背面依次進行粘連,從而形成一冊完整書籍。對于這種裝訂方式實際上也與宋本大同小異?,F存遼代梵夾裝典籍最少,但是從應縣木塔所出土梵夾裝刻經來看,其刻印亦稱精良,該經頁頁相連,且各有邊框,如展開其自成一長卷,合之則又為一冊??梢哉f鮮明體現了當時梵夾裝典籍的一般特色。宋人云:“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后有葉子其制似今?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五代國初猶然?!倍鴱倪@些已發現遼代書籍來看,遼籍也基本繼承了唐五代以來的裝幀方式。
從出土文獻推斷,遼刻書籍版式至少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上下單線邊框,每紙自右開始分別雕印書名、各卷次、版碼以及帙號。另一種則是上下雙線邊框,在每紙第一二行的中間分別雕印書名、各卷次、版碼、帙號。另外,每套書籍亦有帙套、縹帶、封面題簽等與北宋古籍樣式基本無異。而就刻印文字來看,山西應縣佛宮寺塔出土的卷軸裝遼藏,均以漢子刻印而成,字體均為楷書大字,行文疏朗,且排列整齊有序。而河北天宮寺塔出土的蝴蝶裝《遼藏》,字體雖然相對較小,行款也較山西出土緊密。二者相比,看似風格不盡相同,實際上二者行文字體均有明顯的顏體風格。明人總結宋刻古籍特點時提出,但凡宋刻本“有肥瘦兩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欵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不薄,不蛀?!保?7]從中可以看出,遼刻顏體的書寫風格,或許是受過宋刻書籍的影響。史料就記載說,遼代書肆中多有自北宋販運而來的書籍出售,因此,遼人模仿宋刻進行書籍刊印自然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遼刻文獻好用顏體字這與顏體字在唐代以后就在北方地區盛行不無關系。
終遼之世,契丹人與周邊各族文化交流一直較為密切,這其中書籍、文獻的傳播與交流就是一項重要的內容。出于各種因素的考慮,遼廷對書籍的傳播政策并不是一視同仁的。
對于與其長期對峙、實力相當的趙宋政權,遼廷一度嚴禁本國書籍流入宋境?!秹粝P談》就記載說,“契丹重熙二年,禁契丹書集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保?8]對于遼廷因何禁止書籍入宋,史料中少有直接的記載。但從當時歷史局勢來看,重熙二年(1033)也就是宋仁宗趙禎明道二年。這一時期契丹人雖然形容兩國關系“圻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保?9]實則雙方劍拔弩張,此時距澶淵之盟簽訂時間并不久,數年來兩國在交往禮儀、增減歲幣等問題上一直就是齷齪不斷。同時,遼為了牽制北宋暗中扶持西夏、吐蕃等趙宋周邊政權,這也讓宋廷一直大為不滿,宋人張方平即云,遼人“今其與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親盛也在內。外雖我睦,陰為戎助,此又不可不過慮也?!保?0]因此,基于防范遼國的需要,宋人就在雙方貿易中,嚴禁本國書籍外流?!独m資治通鑒長編》即載,仁宗天圣五年(1027),宋廷詔“民間摹印文字并上有司,候委官看詳,方定鏤板,初上封者言,契丹通和,河北緣邊榷塲商人往來多以本朝臣僚文集傳鬻境外,其間載朝廷得失或經制邊事,深為未便,故禁止之?!保?1]需知,遼人頒布禁書詔令距宋令施行間隔不足六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來說,遼代書禁的目的與宋人應該是一致的。到了遼道宗清寧十年(1064)十月戊午,遼廷還曾頒布詔令“禁民私刊印文字?!保?2]對于這次禁書,文獻記述同樣很簡單,但應該也有這方面的因素存在。
實際上,宋遼間關于禁止書籍流通的制度,執行力度并不如一些研究者認為的那么嚴格。宋人即云:“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保?3]宋遼之間大量書籍不但通過“榷場貿易、走私貿易、官方的饋贈以及戰爭中的掠奪”[24]等方式流通,雙方“歸明人”的獻納也是一種重要的傳播方式。歸明人亦稱歸正人,是宋遼時期對淪于外邦而返回本朝者的代稱。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十一月,就有遼國歸明人趙至忠“上契丹地圖及雜記十卷?!壁w至忠在遼時為史官,因此所存遼代文獻甚多,嘉祐三年(1058)二月,“又上國俗、官稱、儀物録?!奔蔚v六年(1061)五月“又獻契丹蕃漢兵馬機事十冊,并契丹出獵圖?!保?5]至于其它一些書籍傳播方式,以及書籍傳播事例劉浦江先生《文化的邊界:兩宋與遼金之間的書禁及書籍流通》一文已有所詳述,本文在此不作贅述。
相比北宋,遼對于其它周邊民族政權的圖書交流活動則相對寬松一些,姑不論邊界榷場貿易中的圖籍播遷,遼朝官方也時而會將一些書籍賜予諸族。例如遼道宗咸雍三年(1067)十一月,以回鶻遣使進貢為由,遣使贈“回鶻僧金佛、梵覺經。 ”[26]大安八年(1082)十一月,遼又以坤寧節大赦天下,“賜高麗佛經一藏?!保?7]此外,遼廷還為周邊諸族頒賜歷書,宋人即謂“遼及高麗、日本國歷與奉元歷同?!毕鄬@些民族,宋人則無法獲睹遼歷全貌,于是只好借“高麗所進《大遼事跡》,載諸王冊文頗見月朔”來推演遼歷。[28]
就史論事,遼廷之所以在圖書管制過程中,實施兩種截然不同的政策,主要有以下考慮。一方面,宋遼國力相當,以兄弟之國互稱,澶淵之盟后雖貌似和平,但是又均視對方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因此,對彼此的防范就自然大于雙方正面的交流。正如前文所言,外傳書籍由于可能會涉及本國機密,于是都不約而同的采取了嚴密的防范措施。另一方面,就漢文化承接而言,遼人雖于五代末,盡掠中原舊藏,正所謂“秦漢以來帝王文物盡入于遼?!保?9]但宋人在以漢人治漢事,則更顯優勢。這種文化上的差異,也很容易導致遼國對宋文化輸出政策的日趨內斂。而與此同時,遼對于其它民族政權而言,文化上又處于明顯的強勢地位,因此,很容易將自身視為文化的宗主,自然樂于輸出本國文化,以此來強化對周邊國家或地區政權的控制與滲透能力,這樣遼廷對以上地區文物典籍的管制也就相對較為溫和了。
總之,遼籍無論是編修還是刻印更或是流通等環節都有著一套較為完整的程序。無論是官方還是坊間均有大量漢文或契丹文文獻刊。另從河北、山西、新疆等地遼刻可以看出,遼代刻書固然有本民族文化的影子,但更多是對唐五代及宋人刻書的借鑒與模仿。它與宋刻一起共同勾勒了中國10到12世紀前期中國圖書出版史的完整面貌。
[1]〔美〕卡德.中國印刷術源流史[M].劉麟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38.
[2]楊萬里.中國印本書籍發展簡史[J].文物參考資料,1952,(4).
[3]周一良.紙與印刷術—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A].李光壁,錢君曄主編.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和科學技術人物論集[C].北京:三聯書局,1955;來新夏。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肖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黃寬重.南宋活字印刷史料及其相關問題[A].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刊論文類編·歷史編·宋遼金元卷[M].北京:中華書局,2009.
[4][5][6][7][9][10][13][14][22][26][27][28][29](元)脫脫等.遼史[M]. 北京:中華書局,1974.685,781,174,776,44,695,59,786,264,1527,274,567,919.
[8][21][25]〔宋〕 李燾. 續資治通鑒長編 [M]. 北京: 中華書局,2004.4475,2436,4475.
[11]朱子方.新補 <遼史·藝文志 >[A].遼金史論集:七[C].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2]〔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17.
[15]曹之.中國古籍編撰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7.
[16]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歷代刻書概況[M].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1.188.
[17]〔明〕謝肇淛.五雜俎[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226.
[18]〔宋〕沈括.夢溪筆談[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132.
[19]〔宋〕葉隆禮.契丹國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91.
[20]〔宋〕張方平.樂全集[C].文淵閣四庫全書[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104,173.
[23]〔宋〕岳珂.桯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1.16.
[24]劉浦江.文化的邊界:兩宋與遼金之間的書禁及書籍流通[A].張希清等編.10-13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