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法-邏輯構造差別看中西思維差異——以英漢語言比較為例

韓彩英 ，武娟娟

（山西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語言與思維的基本關系及漢英語言的基本差異

語言是人類所特有、用任意符號來表達感情、愿望和交流思想的基本手段。列寧說：語言是“人類交際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保?］在認知世界的意義上，語言是人類思維的組織者。所謂思維即人腦對客觀現實的反映過程，它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礎上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等認識活動的過程。作為構成思維模式材料符號的基本組成部分，語言通過音、形、義的結合，系統地儲存于人腦的皮層細胞內，參與思維活動。就思維與語言的關系而言，一方面，思維離不開作為基本材料的語言，倘若沒有語言，思維則無以定其形，無以約其式，無以證其實；反之，若沒有思維，語言也不具備其多功能性和豐富性。思維作用于語言，語言也作用于思維。思維的發展推動著語言的發展，而語言的發展同時也推動著思維的發展。［2］兩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

關于語言與思維的關系，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伍鐵平指出：“在一個特定的語言和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人看世界，跟一個在其它傳統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人看世界，其方法是不同的?！保?］不同的民族，不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而且還有彼此不同的思維方式、思維特征、思維風格等，這便是思維差異。而語言是人們用來表達對客觀事物認識的工具，同時也是思維的工具和文化的載體。人們利用語言來彼此交流思想，力求相互理解并達成共識。雖然漢語和英語分屬不同的語言系統，但他們同樣具備這些共性。然而漢英兩種不同的民族語言都有著各自的形成和發展歷程，這樣就產生了各自不同的語言特點。例如：漢語有助詞、疊詞，英語卻沒有；英語有冠詞，漢語卻沒有。正如陳寶翠所論證的結論：“語言是思維的直接現實”。［4］從豐富多彩的語言表層結構，我們可以了解英語民族與漢語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語言心理差異，可以分析剖析二者在思維方式、思維模式上的差異。

二、思維差異在漢英語言句法中的映現

韓彩英和殷杰指出：“語言-符號處在主觀世界與對象世界、客觀世界和可能世界之間，是認識論對象的公共地帶；在語境中，對象世界被符號化而進入主觀世界，主觀世界通過語言-符號而指向對象世界?！保?］對于中國人與西方人來說，由于地理、歷史和文化傳統的不同，思維方式存在明顯差異。民族間的思維差異，集中體現于操某一種語言的民族長期形成的語言心理傾向；民族語言體現著相應民族的思維特征。民族間在思維特征上的差異，或多或少地會在其語言結構中體現出來。

（一）漢英句法結構的基本特點

漢語句子意合特點的突出表現是時間的先后順序，即通過多個動詞的連用或流水句形式，按時間先后順序和事理推移的方法，一件一件事交代清楚，一層一層鋪開，呈現的是一個時間順序的流水圖式。因此，漢語句子里并列關系居多，層次不甚明顯，但結構簡練，好像一根節節相連的竹子。英語句形合的突出特點是空間搭架形式，即以主謂結構為主干，以謂語動詞為中心，通過大量反映形式關系的動詞不定式、分詞、介詞、連詞、關系代詞、關系副詞等把句子其他各個成分層層搭架，呈現出由中心向外擴展的空間圖式。所以，英語句子組織嚴密，層次井然扣接，結構錯落有致，謂語動詞是全句的靈魂，其他成分按邏輯關系攀附在動詞上，猶如一棵盤根錯節的大樹。［6］

（二）思維差異在英漢句法結構上的映現

英語句法重在形式聯系和邏輯合理性，英語常常依賴連詞、關系詞和介詞等達成句法結構；漢語句法重在意境聯系和語境合理性，因而漢語句法結構的達成并不必然依賴連詞、關系詞和介詞等句法性或邏輯性語詞。由此，學術界通常認為歐美人偏好抽象思維，而中國人偏好形象思維。其實，就語言所體現出的思維特點而言，英語民族的思維特點是分析-邏輯的，而漢語民族的思維特點是整體-意境的——或如王樹人所說是“象思維”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王樹人先生指出：中國的“象思維”是一種動態整體的悟性思維，與西方概念的理性思維不同，它是一種“非實體性，非對象性，非現成性，富于原發創生性”的思維方式。［7］

英語是形合性的語言，其語詞連接成句，短語連接成句，分句連接成句，往往都離不開連接詞（諸如and，but，or， so， because， however， not… but also， either… or，therefore， if， as， since，unless， while， etc.）、關系詞（諸如that， which，who， what， how， etc.）、介詞（諸如 on， in， of，to， with， about， along with， etc.）等。 例如：

1.When interactions involving students who fared relatively poorly in the examination were compared，it was found that they both engaged in considerable face-repair work.

2.Taking English as an example，we illustrate some of the obvious and more subtle ways that women have been negatively positioned by dominantnaming and representation practices，and we discuss alternatives that positionwomenmorefavorably.Wethen movetoa criticalre-view ofstudies ofmen’s and women’s interactional styles.

3.What matters if we have to face some difficulties?Let them blockade us! Let them blockade us for eight or ten years! By that time all of China’s problems will have been solved.

（以上3個例句選自《毛澤東選集》英譯本，外文出版社，1961年）

顯然，上述例句中如果沒有連詞、關系詞和介詞，就不可能把詞語、分句連接起來，也就不可能表達出完整語義。英語作為一種形合性的語言和西方民族重分析、重形式、重（邏輯）理性的思維習慣是相契合的。

與英語不同的是，漢語屬于意合性語言。首先，漢民族著眼整體、重悟性的思維模式，在語言構建上注重構成部分間意義的內在關系。其次，書面語漢語缺乏句法形態變化的條件，幾乎沒有關系詞、連接詞，介詞數量也很少，因此在句法上它往往只能依賴實詞本身的意義和語序。漢語的這一特點在古漢語中尤為明顯。正如劉宓慶老師所說：“漢語在表達思想時采用的是思維直接向語言外化的方式，而不是像屈折語那樣，采取間接的方式。后者中間必須有一個形式/形態程式裝置，接受思維的投射，才能轉化為語言的表層結構。 ”［8］

由于漢語在組句時常常略去不影響意義的連詞、介詞和其它“形式/形態程式裝置”（虛詞），意義表達及句法-邏輯關系依賴實詞間的排列順序，思想或思維表達的邏輯只能依賴于意境或者語境。漢語中慣常的句法是諸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而不會是“若知彼又知己，則百戰不殆”；或者是諸如“玩物喪志”，而不會是“因玩物而喪志”。句法結構是如此，句子間的邏輯結構同樣也是如此。例如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說：“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保?］就邏輯結構而言，即是：（即便）多（或）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或者）八年，（到那時）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從漢英句法結構比較角度看，下列兩組表達同樣語義句子的句法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4.（因為）他不老實，我不能相信他。

I can’t trust him， because he is not honest.

5.說是說了，（但是）沒有結果。

I have made some suggestions， butthere is no response.

（以上2個例句選自竇雪琴等：《翻譯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1年）

在通常情況下，英語只能靠連詞等來表示各種復雜的語義關系，而漢語則可以通過語義的自然關系來表達。就句法邏輯而言，英語須用連詞because來表達因果關系，而漢語則是通過句子“先因后果”的順序來表達因果關系的。廣義地講，“一定語言層次的語法語境能制約這一層次語言單項的語言結構，制約下一層次語言單項的排列順序?！保?0］不過，在上述對比情形下，語境對于英語句法（邏輯）的約束功能是“弱約束”，而語境對于漢語句法（邏輯）的約束功能是“強約束”。有時，英語用as表示原因，漢語卻通過“了”、“便”來表示；漢語的因果邏輯表達式，總是在英語中為連詞so…that所替換。例如：

6.Many rivers are so seriously polluted that no fish nor clean water can be found.

許多河流污染嚴重，沒有了魚，沒有了潔凈的水。

（以上例句選自竇雪琴等：《翻譯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1年）

三、由語言構造看英美人與中國人的思維差異

（一）英語民族呈直線思維，漢民族呈曲線思維

英漢句子重心不同。西方人習慣于開門見山，先說明重點，表明態度和觀點，然后再敘述事物的原因；英美人習慣將要點放在句首說出，然后再補出其他語言成分。而中國人習慣從側面說出，闡述外圍的環境，最后點出話語的信息中心。通常表現為先擺明事情的來龍去脈，把事情或情況說清楚，最后再表明自己的態度和觀點，給一個簡單的表態或評論。

在新舊信息表達上，英語總是把新信息先表達出來，把已知信息放在句尾；而漢語往往是先表達已知信息，最后才點明新信息，遵循“先舊后新，先輕后重”的原則。因此，英語句式結構多為重心在前，頭短尾長；而漢語句式結構則多為重心在后，頭大尾小。［2］例如：

7.May I propose a toast to the health of Mr.President and his wif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trade，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請允許我提議，為總統先生和夫人的健康，為我們的經濟貿易的發展，為我們兩國人民的友誼干杯。

（以上例句選自仲偉合：《英語口譯基礎教程》Unit 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可見，英語民族的思維模式是直線型的，通常按照邏輯直線推理的方式進行思維；而漢民族的思維模式是曲線型抑或螺旋型的，習慣于跳動、迂回、環繞式的思維方式。［2］

我們曾指出：“語言-符號活動與認識活動交織為統一的文化-認知模式?！保?1］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思維模式與語篇模式呈現為共構關系，或者說同構關系。

一般情況下，英語段落是典型的線性結構，而漢語段落是典型的曲線型抑或螺旋型結構——甚或多維的類螺旋型基因圖譜結構。英語段落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它一般是按照一條直線展開的。英語段落往往先陳述段落的中心思想，而后分點說明。分點說明的目的是對主題的展開，并為在以后的段落中加其它意思作好準備。段落中的意思以有秩序的順序清晰地互相聯系。在展開中心意思的過程中，段落中的每一個句子是順其自然地從每一個前面的句子中產生出來。這樣的段落具有一種運動的感覺，即：流動感覺，一種在原先所說內容的基礎上向深入和高峰的方向發展的感覺，同時英語段落發展呈直線性也是英語段落連貫性的一種特殊類型。［2］

漢語段落呈“螺旋型”結構，行文是曲線運動。它以反復而又發展的多維螺旋型式對某個意思加以展開。在一個漢語段落中間所作出的結論，往往又被進一步展開或者成了一個新的次主題的基礎。［12］英語民族讀者對這種類型段落感到迷惑不解，他們會認為，這種段落條理欠妥，不合邏輯，因為這種段落不同于他們所習慣的那種模式的約束規律，即：一個次主題一旦被論述完畢就不應該再回過來重復討論。中國人則認為文以曲為貴，曲徑通幽，文如看山喜不平。［2］金圣嘆說：“文章之妙，無過曲折。 ”［13］曲折多了，才能把矛盾的各個方面展示出來，分析全面，說理透徹。［14］

中國傳統的螺旋型曲線思維方式使中國的文化和思維具有因循、模仿、重復的特點。這種循環重復的習慣思路使中國古代文化和思想具有一種前后相承的極強親和力和穩定性，但某種意義上也阻礙了思維的外延擴展，造成了漢語句子短，結構松散，而篇章結構復雜迂回、多重復。漢語造句常用分句流水句來逐層敘述思維的各個過程（streamline the thoughts），而詞的次序一般是按時間和邏輯順序來排列，定語修飾前置，一個單詞所能承受的修飾詞有限，一個句子一般強調突出一個問題，這些使得漢語單詞長度以7至12字為最佳，還出現了四字格獨特語言形式。又因其思維模式往往要多兜一些圈子，漢語的文章正常是起→承→轉→合——盡管“八股文”已被擯棄，經常是圍著問題繞圈子，這與漢民族文化、思維上的循環是相契合的。

（二）英語民族慣用名詞陳述，漢民族慣用形象表達

英語用大量的行為抽象名詞使語言表達抽象，內容虛泛；漢語動詞無形態變化，使用方便，因此漢語多使用動詞。漢語重動態描寫，將漢語中的動詞轉換成英語中的行為抽象名詞和介詞，可起到以動代靜，以實代虛的作用。如例8，漢語中用動詞替換英語中的介詞，表達比英語具體，并給人一種動態的聯想。

8. “Coming! ”Away she skimmed over the lawn， up the path， up the steps， across the veranda， and into the porch.

“來啦！”她轉身蹦著跳著地跑了，越過草地，跑上小徑，跨上臺階，穿過涼臺，進了門廊。

（以上例句選自 《2005年考研英語20天突破實用寶典》，北京：中國石化出版社，經典例題92）

絕大部分英語詞語具有說明性和功能性，極少具備形象性。而漢語，特別是漢語書面語——文字，具有象形性、直觀性和情景性。 比如：cry（哭，雙目下滴淚）、rain（雨，四點示雨滴），overall skirt（連衣裙，直觀性很強），paper clip（回形針，形象性很強）。［2］

（三）英語民族重分析性形式邏輯，漢民族重整體性辯證思維

西方人邏輯理性思維發達，具有悠久的分析哲學傳統，在語言表達上非常重視可分析性和形式邏輯。漢語言民族直覺思維發達，具有悠久的整體論辯證思維哲學傳統，在語言表達上具有較強的情感性和直觀性。這種思維差異在語言上表現為英語重形合（hypotaxis），即注重運用各種有形的連接手段以達到語言形式的完整，其表達形式結構和語義結構是由語法-邏輯法則約束的。漢語重意合（parataxis），即語言表現形式意念引導，根據主觀直覺，從邏輯及上下文中“悟”出關系來，句法功能呈隱含形式。二者在語言結構上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在句子結構上，英語句子結構緊湊嚴密，漢語句子結構松散。英語句子主謂機制突出，只用一個限定動詞抓住句子的主要意思，其他意思由非限定動詞、抽象名詞、介詞和分句表達。借助各種特有的連接詞貫通邏輯關系，進行空間搭架，將句子成份有機地結合起來，構成一串葡萄似的句子。因此，英語句子在結構上可以前掛后聯，關系分明，結構嚴謹，詞義明確，詞序比較靈活。漢語句子在表達復雜的思想時，往往按時間順序，邏輯順序，逐步交代，層層鋪開，其結構象一根根竹子一樣，一節一節地接下去。例如：

9.Aristotle could have avoided the mistake of thinking that women have fewer teeth than men，by the simple device of asking Mrs.Aristotle to keep her mouth open while he counted.

亞里士多德認為，女人的牙齒比男人要少；本來無需費事，只要請亞里斯多德夫人張開嘴，讓他數一數，他是可以不犯這個錯誤的。

（英語原文選自Bertrand Russell:How to avoid foolish opinions）

其二，在語篇銜接上，英語強調篇章結構的嚴謹，語篇的粘著性（cohesion）與連貫性（coherence）。語篇銜接以修辭功能為主，其思維的連貫性主要由邏輯、時間和空間三種順序來決定。英語的謀篇布局主要是以一個核心結構為中心，其他組成成分直接或間接地服務于這個核心結構，以形統神，豐滿的形態變化制約句子的格局，規定句界，組合程式嚴謹規范，形成核心結構控制各種關系的層次結構語篇。

具體說來，英語語篇銜接主要靠形聯，使用有形的多種多樣的連接手段 （過渡性標記與符號），即語篇紐帶（textual connectors）：A、邏輯紐帶（logical connectors），如過渡性詞語、邏輯詞語的連接等；B、語法紐帶（grammatical connectors），如照應、替代、省略、時與體、平行結構等；C、詞匯紐帶（lexical connectors），如關鍵詞的重復、搭配使用同義詞、近義詞和反義詞等。

而漢語則強調語篇的整體結構，講究起承轉合的完備性，注重對稱平衡。由于中國人喜歡觀物取象，得意忘象；喜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讓讀者通過顯性表達的“象”去意會，領悟其含義，語篇銜接主要靠意聯，以意念為主，以意馭形，其思維的連貫、意義上的自然銜接要靠詞、句、辭格的蟬聯、接榫。其語段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層次關聯類型有：橫式結構層，即各個語義層次地位平等，互不從屬，是并列的平行關系；縱式結構層次，即各層次則是一層緊接一層的聯接關系；總→分→總關系，即先總說，后分說，又總說。［2］

（四）英語民族注重客體，漢民族注重主體

中國傳統的求統一的思維方式使古代哲人在認識客觀事物時滿足于通過直覺得到一個總體印象，而這種直覺完全是以人為主體的。中國的文化和思維以人為出發點、立足點，強調人的價值、人的意義，尋找做人道理，強調倫理道德。西方人的傳統哲學講究主客二分，把人與自然相對立，力圖尋找客觀規律，研究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西方哲學家注重客體，重視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研究，這也許就解釋了為什么西方科學史上曾出現了日心說、地心說等理論的尖銳對立。這種主體和客體的對立在各自的語言中得到充分體現。

最有力的證明莫過于中國人愛以人稱代詞作主語：我、你、他（她、它）、你們、我們、他們。有些句子形式上看似無主語，但其實是省略了主語，其主語仍是人。如果實在沒有主語，有時便干脆使用無主語——如“下雨了”——表達式，也不肯用物稱做主語。英語則不同，英語常用物稱作主語，用無人稱句（impersonal）以客觀方式陳述客觀事實。據統計，英語句子有50%的句子主語是抽象名詞，無人稱的事物名稱為 it、there（be）等非人稱代語。 如：

10.Curiosity drew me to open the box.

11.The year of 1949 saw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12.It takes an hour to get there on foot.

（以上3個例句均選自“百度文庫”《思維、文化差異與中英語言差異》）

［1］列寧.論民族自決權［A］.列寧全集：第 20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96.

［2］彭家玉，楊賢玉.英漢思維差異在語言上的反射［J］.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1，（1）:16-19.

［3］伍鐵平.模糊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0.10.

［4］陳寶翠.語言是思維的直接現實［J］.東北師大學報， 1982，（4）:98-101.

［5］韓彩英，殷杰.認識活動實在性的語言符號表征［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5，（2）:39-41.

［6］王海燕.漢英語言文字與中英思維方式［J］.吉首大學學報，2007，（3）:129-131.

［7］王樹人.中國的“象思維”及其原創性問題［J］.學術月刊，2006，（1）；51-57.

［8］劉宓慶.漢英對比研究與翻譯 ［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27.

［9］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A］.毛澤東選集:第四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385.

［10］韓彩英.語境的制約功能及其表現形式［J］.語言文字應用，2000，（4）:37-42.

［11］韓彩英.文化實在：認識活動在語境中的語言符號實在性［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6，（5）:50-53.

［12］廖慈惠.中西思維方式差異在漢英句法上的映現［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4，（1）:61-67.

［13］金圣嘆.金圣嘆批評本西廂記［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54.

［14］伍小龍，丁衛民.英漢思維方式比較與語言翻譯［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2，（2）:96-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