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功能主義、結構功能主義到歷史特殊論：費孝通人類學研究方法譜系

張連海

（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生院社會學系，北京 102488）

費孝通是中國人類學界代表性人物之一，其理論與方法在世界人類學界占有一席之地，代表作《江村經濟》是國外人類學界認識中國的必讀書目，也是當代學者研究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的重要文獻。系統研究費孝通的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重要意義，不用多說。目前人類學界還沒有系統梳理過其人類學研究方法，有些研究僅就其某一著作或者某一思想方法進行過論述，①翟學偉：《再論“差序格局”的貢獻、局限與理論遺產》，《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夏學鑾：《中鎮和江村:中外社區研究比較——費孝通社區研究探微》，《學習與實踐》2008年第8期；楊清媚：《知識分子心史——從ethnos看費孝通的社區研究與民族研究》，《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4期；韓明謨：《中國社會學調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論發展的三個里程碑》，《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丁元竹：《費孝通社區研究方法的特色》，《北京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有些研究將其人類學研究方法置于其社會學研究方法之下，稍帶提及。②謝立中：《從馬林諾夫斯基到費孝通:一種另類的功能主義》《南昌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丁元竹：《費孝通社會思想與認識方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7年；沈關寶：《從學以致用、文野之別到文化自覺：費孝通老師的文化功能論》，《社會》2006年第2期；李友梅：《文化主體性及其困境——費孝通文化觀的社會學分析》，《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4期。本文按照時間順序，力圖在展示費孝通人類學研究方法譜系的基礎上，展開討論其人類學研究方法變遷的邏輯。

眾所周知，費孝通反對就知識而知識的治學態度，因此，他的學術思想主線是“應用性的”，很多時候他的論述并不在某一學科脈絡中展開，而是圍繞著問題展開。費孝通學識淵博，視野開闊，在一個問題上，往往運用多學科的知識和工具，他的許多著作兼有人類學與社會學特色。從這個意義上講，從費孝通的大量文獻中梳理出其人類學研究方法譜系的工作是富有挑戰性的。

費孝通走上人類學研究的道路始于20世紀30年代，而那恰恰是中國社會危亡的關鍵時刻，國土淪喪、市場丟失、軍閥混戰、民眾食不果腹。費孝通所選擇的道路——學以致用，為中國尋出路成了有使命感的知識分子的不二選擇。費孝通在其著作中多次流露出這一志向，因此，梳理費孝通人類學研究方法，應注意其價值立場。通過對費孝通人類學著作的分析梳理，其人類學研究方法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功能主義

時間從1935年到1938年，代表作 《花籃瑤社會組織》和《江村經濟》。

1935年費孝通碩士畢業。根據導師史祿國的建議，費孝通與新婚妻子王同惠結伴而行到廣西開展人體測量和社會組織的研究。到達廣西后，根據實際情況，他們來到了象州大瑤山地區。

從總體上看，費孝通大瑤山之行，是其對“他者”研究的開端，淺顯地運用了功能主義方法，并受到史祿國生物學的影響。調查目的是為計劃中的《中國社會組織的各種形式》叢書做準備。這次調查沒有什么理論預設，只是一個社會調查 （Social Investigation）而不是社會科學調查（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并且由于事故而中斷了。具體而言，這次大瑤山之行在調查過程中主要采用“參與觀察”的方法（當時的中國學術界通常將“參與觀察”稱之為“局內觀察”），調查成果之一《花籃瑤社會組織》則“完全是事實的敘述，但是在事實的取舍編輯之中，自然有我們的理論依據?！保?］這個理論依據，在筆者看來，主要是功能主義理論。費孝通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五年學習期間，不但閱讀了馬林諾夫斯基等學者的著作，而且撰文介紹過功能學派和馬林諾夫斯基的《野蠻人的性生活》。功能主義在《花籃瑤社會組織》中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他采用功能主義的“滿足”觀點來解釋風俗習慣存在的意義，典型例子就是對于瑤族的“墮胎與殺嬰習俗的解釋”。他認為，這種習俗是對瑤山地區山多地少的一種適應。他寫道“沒有土地來生產當然不能生活，因之，瑤山中的人口數量一定有一個限制，瑤人為避免種種自然的限制人口方法，而采取人工的限制方法，自然有它聰明的地方?！保?］另一方面，他強調基于生存需要而形成的經濟制度對其他制度的制約作用。例如，他用土地制度來說明過山瑤在諸瑤族中的地位以及過山瑤的村落分布。過山瑤入山較晚，土地已由長毛瑤占據，過山瑤只得租地種，且過山瑤多種旱地?！昂档厥粘缮?，一家所占的地方要大，不能聚居成較大的村落。 ”［3］

1936年7月至9月，在姐姐家養病期間，費孝通對開弦弓村進行了實地調查，調查方法與花籃瑤所用方法相同。為此，費孝通說，“只有用我來研究花籃瑤時所用的方法，去研究一個本國的鄉村，若是我能有相當的成績，這成績就可以證明我們的方法是可以用來研究性質的社區?！保?］兩個月后，費孝通隨身帶著這些調查資料來到英國，師承馬林諾夫斯基系統學習功能主義理論方法。兩年后，費孝通以這些資料為基礎，完成博士論文《江村經濟》，馬林諾夫斯基給予極高的評價。通過比較《江村經濟》與《花籃瑤社會組織》，我們發現，前者的前四章與后者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從家庭開始，對社會組織的探討。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是簡單的相對靜止的生產比較落后的少數民族社區，后者是復雜的處于變動中的比較發達的漢族農村社區。

《江村經濟》以社區生活得以正常維持與運行的需要以及各項制度在社區中所具有的功能為基礎，圍繞著社區所具有的經濟功能，以家庭開始，把所討論的各項內容連貫起來。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提出一個問題，即在與外來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競爭中，其姐姐創辦的蠶絲合作廠如何在鄉土社會中運行發展。由此，費孝通也在人類學方法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在對鄉村社區進行整體性的功能主義分析的基礎上，如何透過人們的生產、分配、交易、消費等經濟生活的變化來把握社會的變遷。在方法論上，對于當時的費孝通而言，這是一個難題，后來，費孝通在《重讀〈江村經濟〉序言》一文中，寫道：“以《江村經濟》而言，我在關于歷史材料方面應用的確實很少，而且很簡單?！保?］

盡管《江村經濟》使費孝通一舉成名，但是，費孝通對它的研究方法還是不滿的。他在田野里，面對零星材料，如何將其整理出來，時常因缺乏一條主線而感覺痛苦。經過反思，費孝通認為，社區類型比較研究是治療這一問題的好方子。不同社區類型不同，通過比較不同類型的社區，可以對社會有深刻了解。于是，費孝通的人類學研究方法進入了下一個階段。

二、第二階段：結構功能主義

時間從1938年到1946年，代表作《祿村農田》、《生育制度》。

英國留學期間，費孝通在接受馬式功能主義的同時，也受到布朗的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貒?，反而對馬林諾夫斯基的生物需要決定論提出質疑，對布朗的結構功能主義大加欣賞。費孝通認為，他在寫《生育制度》前后，思想受到涂爾干、布朗等人的影響，逐漸傾向于將社會看成是一個具有自己獨立需要的實體，是“和生物界的人體脫了鉤”的?！案痉艞壛税鸦橐?、撫育、家庭、親屬、宗族等一系列的文化現象看成是滿足生物需要的文化措施”。［6］費孝通說:“我不同意馬老師在《野蠻人的性生活》一書里描述的那個人文世界是這地方的土人為了滿足生物需要而發生的。據馬老師說，這地方的土人根本不相信性交會生孩子”。［7］“我認為人并不是為了滿足性的生物需要。不得不生孩子，生了孩子不得不撫養和教育孩子，男女雙方不得不結為夫婦，組成家庭，一直到不得不組成宗族或氏族。我認為人們結合成了社會，為了要維持社會的存在，社會一定要有一定數量的成員去維持其分工合作的體系，而人是個生物機體，有生又有死，所以社會要維持其完整，使分工合作體系能繼續不斷發生作用和不斷發展，就必須有一個新陳代謝的機制。這個機制我稱之為‘社會繼替’。為了完成社會繼替的功能，才產生婚姻、家庭、親屬等一系列社會制度，總稱之為生育制度，包括生殖和撫育相聯系的兩節，維持群體存在的必要活動?！保?］

《祿村農田》是費孝通學術歷程中繼往開來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這本書中，費孝通開始采取社區類型比較方法。費孝通非常得意于這一方法，分別在earthbound china的導言以及1978年在《云南三村》的序中都給予了專門的論述。

三、第三個階段：歷史特殊論

這一階段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1945年到1948年，主要研究人文生態；第二個是2000年前后，主要研究心態。

思想家的社會環境及其變動不僅會反映在他的著作的一般思想中，也會隱含在思想形成的邏輯結構中。45年開始通論性的研究工作并不是費孝通的初衷，但是，由于其社會經歷引導他不得不著手這樣的工作。一方面，抗戰時期由于日軍轟炸昆明，費孝通被迫遷往鄉下（1940年——1945年）近5年，這種鄉村生活的體驗使他對農村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初初訪美國和1946年下半年重訪英倫，這兩種生活經歷，為費孝通在跨文化中認識中國社會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因為，“人類學的任務就在于理解各式各樣的文化形態，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可以成為我們理解的對象”。［9］尤其是在讀了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和米德的《美國人的性格》之后，他看到了“超于個人而存在和塑型個人的社會模式?！保?0］這促使他“對自己的傳統、處境和發展方向是必須要全盤清理一次……我們必須用科學方法把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在這生活方式中所養成的觀念——從我們的歷史和處境中加以說明”。［11］

從45年到48年，這一時期是費孝通人類學作品多產時期，代表作有《鄉土中國》、《初訪美國》、《美國人的性格》、《重訪英倫》等等。由于這些著作都是編輯而成的，每本書并不是持一種視角或研究方法，而是多種理論方法的匯集。許多理論與方法，都能從其書中找到，比如，功能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派，弗洛伊德思想等等。由于費孝通“志在富民”，追求社會研究的認識功用，而不是追求普遍的規律，費孝通這一時期的作品依然沒有關于理論建構的典范論述。這樣說并不等于費孝通的研究都是經驗的，而是指他的研究更關注具體現象的規律性，或者多個變量之間的明確關系，通過把握這些通則進而找出“富民”之路。不過總起來看，這一時期的費孝通是越來越遠離功能主義，擁抱歷史特殊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堅持跨文化比較分析與歷史相結合。

費孝通在翻譯編寫《美國人的性格》時，認為mead對于美國文化類型的概推是一個很好的標本。當然，他認為，將美國當做“一個文化一致的團體，忽視了美國很可能有好幾個不同的模子，塑造了不同的性格?！保?2］這種文化的類型學說隱含著文化模式的不同。通過跨文化比較，費孝通發現，美國文化是工業性的、流動性的，而中國文化是鄉土性的、安土重遷的。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對于家庭的分析，在實地研究中，費孝通發現，“應稱中國鄉土社會基本社群作小家族”，［13］而不是家庭。因為“家庭在西洋是一種界限分明的團體……在中國，這句話是含糊的很?！保?4］因此，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寫到：“我在這書里是以中國的事實來說明鄉土社會的特征，和mead女士根據美國的事實說明移民社會的特征在方法上是相通的?！保?5］費孝通以美國文化為參照對中國文化概推的做法實際上是堅持文化決定論：文化只能用特殊文化模式來加以解釋，而不能用文化之外的生理、個體心理或者其他因素來解釋，只能在特殊的文化情境中，才能理解一個特定社會的實踐。

另一方面，費孝通開始從歷史的角度對現實的文化現象和行為模式作出解釋，在《初訪美國》一書中，他通過追溯美國兩百多年來的移民史與西進開拓史來說明美國這一“年輕文化”的進取特征。在《鄉土中國》中，費孝通主要借用孔子的“人倫”觀來解釋“差序格局”。他認為孔子推崇的等級倫常，與中國社會結構和行為方式的“差序格局”相吻合。費孝通的這種研究方法堅持歷史具體主義：文化作出解釋需要理解傳播、人口遷徙以及發明的歷史過程等等，在此基礎上論述它們是如何造就一種特殊文化模式的。

2000年后，費孝通依然堅持歷史特殊論不放松，只是研究主題發生了變化，從人文生態變成了心態。提出文化自覺，各美其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等論述。他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只有堅持文化相對主義，從跨文化視角平等對待每一種文化，反思自身文化，才能實現“所有人類遂生樂業、發揚人生價值的心態秩序”。［16］

四、結語

本文以時間順序為主線對費孝通的人類學方法進行梳理，檢視了費孝通人類學研究譜系的三個階段：功能主義、結構功能主義和歷史特殊論。從中可以看出，費孝通學術的一生，也是時代變遷的寫照。其思想的變遷與社會思潮的變遷是相吻合的。費老那種活一生學一生、實踐與理論并重的研究精神值得我們深思與學習。他研究社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為了認識中國社會，而不是為了知識而知識。所以，其研究方法，第一，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發展的、演進的。在三個不同時期，主要分別采取了功能主義、結構功能主義和歷史特殊論的視角與方法。由此不能簡單地認為費孝通是一個功能主義者，或者社會實在論者、歷史決定論者。盡管費孝通深受派克、馬林諾夫斯基、布朗、涂爾干以及博厄斯等人的影響，但是誰的思想方法也未能涵蓋了他，他既不屬于派克的芝加哥社會學派，又不屬于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學派、布朗的社會功能學派，或者博厄斯的歷史特殊論派。退一步講，即使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費孝通是一個功能主義者，那他也是一個“另類”的功能主義者。第二，從總體上看，正如丁元竹所說，費孝通始終把社會視為一個整體，這個整體由生產關系、社會組織和社會心態構成。這三個部分在發展中趨向平衡。這種觀點或者理論幾乎成為他一生分析問題的基本框架，如果說，他早年更關注社會關系和社會組織，那么到了晚年，他更關注社會心態了。［17］

另外，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費老認識中國社會的目的不僅僅是“志在富民”，關于這一主張，費老在其文章中多次提及，我在此就不贅述。他的更重要的目的是，“鄉土中國”遭遇“機器時代”，③1944年費孝通第一次訪美期間，曾經同美國朋友一起將他所主持的“魁閣”同仁的部分研究成果翻譯成兩本英文著作出版：一本是他自己與張之毅合作的云南三村研究，英文書名為“鄉土中國”（Earthbound China），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另一本則是史國衡的 《昆廠勞工》，是一部關于戰時云南工廠中勞工問題的民族志作品，英文書名為 “中國進入機器時代”（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聞翔最早借用這兩個英文書名，意指中國現代轉型與結構變遷。參見聞翔：《“鄉土中國”遭遇“機器時代”——重讀費孝通關于<昆廠勞工>的討論》，《開放時代》2013年第1期，第211頁。鄉土社會的經濟結構走向破產，社會團結趨向解組，而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社會團結尚在完善的過渡時期，由于社區功能、家庭功能逐漸被市場功能所取代而造成的社會解組問題如農村社區衰落、家庭不穩定、道德水平下降、人際關系冷漠。換句話講，既然現代化進程不可避免，進廠的農民如何能夠“安心”、形成人與人的契合關系，構成社會團結的微觀基礎，則成為費孝通面對“鄉土中國”變遷，不可避免的問題。這一主題在他早年的 《江村經濟》、《〈昆廠勞工〉書后》、《鄉土重建》、《鄉土社會》，晚年的小城鎮建設、蘇南模式等論述中，都提及到了，如果說早年的論述是描述現象，提出問題的話，那么20世紀80年代他提出鄉村工業對于鄉村社會結構和社會團結的維持作用而主張發展“離土不離鄉”的鄉土工業，以及晚年提出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思想，則是進行試驗，解決問題。

費孝通主張通過發展鄉村工業而不是都市工業，走工業化之路，將工廠置于鄉村社區的空間之內，以此來降低現代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對傳統生活的沖擊，減緩鄉村社區的社會結構和倫理格局的轉變步伐，給農民更多的適應時間，從而使得農民生活更幸福些。目前來看費孝通關注的問題在當下社會轉型過程中仍沒有過時——“鄉土中國”依然遭遇“機器時代”，“社會解組”依然突出。這一問題仍在召喚學者的積極關注。

［1］費孝通.花籃瑤社會組織·前言［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

［2］［3］［4］費孝通全集:第 1卷［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73，427，457.

［5］［6］［7］［8］費孝通全集:第 15卷［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71，220，221.

［9］［11］［12］費孝通全集:第 5卷［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30，239，237.

［10］［16］費孝通全集:第 14卷［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31，60.

［13］［14］［15］費孝通全集:第 6 卷［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38，126，187.

［17］丁元竹.費孝通社會思想與認識方法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