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獄之史鑒

陳燕雯 陳文日

1.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上海 200042;

2.福建福清市人民檢察院，福建 福清 350300

在中國歷史上，清康乾盛世幾可與漢文景之治、唐貞觀之治相媲美，疆土遼闊、軍力強盛、民生安寧，可謂百廢俱興。但在康乾盛世的光輝之下，卻暗藏著清王朝衰弱的引子——文化專制。在清初的這段百余年時間內，滿人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雙重壓力之下，為了自己的家天下抑制了人性的覺醒和啟蒙，在文化政策上提倡與國計民生毫無關系的八股文、推崇程朱的“存天理滅人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甚至于大興文字之獄并借修書之名而發大規模禁書運動。文字獄不僅使大清帝國國力日衰，在核心競爭力上落后于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逐漸走出中世紀的西歐，而且這文化專制的毒瘤，深埋于國人心中，當時后世，沉渣時泛，遺毒甚深!

一、愛新覺羅氏的毒辣——清朝文字獄的特點

文字獄作為文化專制的表現之一在各個朝代都有所表現，與封建王權統治如影隨形，陰魂不散，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代的楊惲案、宋朝的蘇軾烏臺詩案等。但清朝文字獄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牽連之廣、用刑之酷都是空前的，寫下了中國文化專制主義最黑暗、最血腥的一幕:首先，從數量上看，清朝268年時間內竟有200 多起文字獄，數量比其他時期文字獄的總數還多，平均1年半1 起。乾隆期間尤甚，其在位近60年間竟有130 多起文字獄。其次，從牽連范圍上看，文字獄的處罰范圍也從一人受罪逐漸發展為后期動輒瓜蔓抄式的廣泛株連，“往往為興一案而關聯七八省，株連數百人，從發案到最后結案又拖延數十年”。①如順治時期的莊氏明史案中，十八個參訂的人中，活著的17 個全部凌遲，死的也不肯放過，發冢斫棺，斷頭戮尸。凡是與《明史》有關的人，編撰、作序、刻板、印刷、賣書，讀過該書甚至看到或說到過幾句有關的話，統統全家拘捕，涉案人數達2000 多人。再次，刑罰嚴酷。對于異己分子，最簡單的辦法當然是從肉體上消滅，肉體滅失，思想也就無從產生。而清朝時期卻不止于簡單的肉體消滅，而是極盡其恫嚇之能事，不讓人死得痛快。觸犯文禁的人如能得個全尸就已是萬幸，對主犯多用凌遲、分尸等酷刑來折磨，甚至對已死之人也不放過。查嗣庭案中，主犯查嗣庭在行刑前病逝獄中，依然要將其戮尸。最后，文字獄持續時間長。清朝的文字獄從順治16年的明史案開始直至清末章太炎等人的《蘇報》案，持續時間近200年，其中文禍最烈的順、康、雍、乾持續時間也達130年左右。如此長時間、持續不斷的以文字罪人，可謂絕無僅有。

文字獄無疑是清朝統治者為穩固自己的統治，保住家業而在以漢人為主的文人士大夫階層中開展的清洗運動。愛新覺羅氏不僅將肉體的折服發揮至極致，而且對文人士大夫實施精神屈辱，他們首創了群眾性批判和自我批判。后人不難從中看到“掛牌游行”、“大批判”的歷史淵源。如曾靜、呂留良案，雍正就與曾、張二主犯就“夷夏之防”“均田制”問題展開爭辯，名為辯論自由實則要求他們自證其罪，逐條批駁他們自己對雍正進行過的指責，并將他們的供詞及“懺悔錄”刊成《大義覺迷錄》，雍正親自作序，刊后頒發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此外，又讓曾、張二人穿戴整齊，騎著高頭大馬，分別命刑部侍郎杭奕祿、兵部尚書史貽直分別帶領他們到江浙一帶、陜西等地宣講，由他們現身說法，自我批判同時頌揚圣主。在錢世明案中雍正還發明了轟轟烈烈的群眾性大批判。雍正深諳“士可殺不可辱”之道，他對主犯錢世明不殺不關，著作不禁不毀，而是由雍正“親書‘名教罪人’四字，令懸其門，以昭鑒戒。復命在京大小臣工，由制科出身者，咸為歌詩以刺其惡”。因此不論是大學士、各部尚書、侍郎，還是翰林院編修、檢討、內閣中書，直至各部給事中、郎中、員外、主事，凡屬科舉出身的，幾乎在京的所有高級文官都得表態，寫詩討伐，最后形成了385 首批判“詩”，并由錢世明出錢刊印了這本批判自己的《名教罪人》詩集。這些人中有部分本就是參奏彈劾之人或是幸災樂禍之流而主動請纓，但更多的則是違心表態。而且表態詩寫得不好的，輕則革職，重則入罪。侍讀陳邦彥、陳邦直兄弟因作詩不稱上意而被革職，翰林院侍讀吳孝登，因作詩“繆妄”而充軍寧古塔。這種發動群眾大批判的做法，既是對被批判者本人的極大侮辱，又通過強制文人士大夫表態，摧殘他們的羞恥心、榮譽感。而雍正這樣做的目的就在于“使天下臣工，知獲罪名教，雖靦顏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這種不殺而辱之的做法也算是清朝的一大創舉。因為清代責罰奴仆，就有一種手段是讓受罰者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亦稱“掌嘴”。無論是曾靜等人的現身說法，還是錢世明自刻《名教罪人》文集都有讓文人自己掌嘴的味道，讓喜歡擺弄文字的文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詩來奉承拍馬就用詩歌來懲罰他;喜歡刻文集來自我標榜，就刻辱罵自己的集子。所以魯迅說:“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并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遺跡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②他認為清朝的文化專制手段，實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朱元璋廷杖責辱更具有殺傷力。因為這些只是觸及了皮肉，沒有觸及靈魂。

二、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對立——清朝大興文字獄的原因

歷代帝王好興文字獄的理由無非有二:一來文字是思想的載體，古代中國講求誅心、“原心論罪”，既然有不好的思想就應該處罰，而不必等到付諸行動。二來以文字入罪大則可以用其遏制思想、穩固政權，小則可以用來挾私報復，排除異己，而且帝王可以捕風捉影，信手拈來，隨意上下其手，游刃而有余。美國漢學家史景遷稱文字獄不過是“皇權游戲中的文人悲劇”算是說到點子上。以文字原心論罪，有以下幾個方便之處:(1)可以從讀音上做文章。如乾隆47年，卓長齡所作的《憶鳴詩集》之“憶鳴”二字被認為有“追憶前明”之意，而使卓家幾遭滅門。(2)可以從字形上抓辮子。如查嗣庭案就是從“維民所止”中的“維”“止”二字上作文章，曲意為要砍雍正的頭。(3)從詞義上找茬。凡文字都有其語境，一旦將這些文字剝離其本身的語境，就可以隨意解釋、延伸，任意歪曲、附會，然后加于作者之上。如雍正八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駿就因詩中“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等句中的“清”“明”被認為是指代清朝、明朝而遭厄運。

當然，清朝文字獄迭興自有其特殊原因。(1)清王朝統治者對自己的統治缺乏自信?！拔淞︽倝和亲陨硖撊鹾蜔o能的表現，因為他們拿不出比對方更好、更富有成果的思想武器”。③清以一個人口少，文化落后的滿族統治人口占絕對優勢，經濟文化又相對發達的漢族，其內心是誠惶誠恐的，希望其統治能得到漢人的承認。在這場為獲得承認而展開的斗爭中，其積極的一面表現在清朝執政者主動向漢文化靠攏，學習漢文化，推崇儒教，尊孔子為“至圣先師”，提倡尊孔讀經。而其消極一面則表現為急于被統治者從形式上認可滿人，認可清朝王朝，對漢人的抵觸反應過度。因此，清統治者入關后不久就要求漢人要著滿服，發式要剃半月頭，稍有反抗便頒發“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詔令，甚至引發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樣的慘案。而對其入關的歷史及清初尚茍延殘喘的南明王朝其更是敏感?！耙怀デ宥肌边@樣的詩詞都能引起其警覺，讓皇帝老兒大動干戈。這也是文字獄多發生在清朝前期的順治、康熙、雍正、乾隆時期而且多與明史有關，與“明”、“清”二字有關的原因所在。(2)清初政權尚未穩固，漢人的反抗加劇了文字獄的興起。文化上的不認同、不合作是中國歷史上士大夫在改朝換代司空見慣的行為，被視為一種士大夫維護道統的責任擔當。清初威權未立，而其又是異族入主中原，各種反抗力量此起彼伏，思想領域非議之聲不絕，文人的反抗意識甚為強烈。如黃宗羲、顧炎武不僅參加過抗清戰爭，而且清朝打下江山后，他們也不愿為清廷服務，拒絕參加康熙征召的“博學鴻儒科”考試，顧炎武還數次拜謁明陵，視己為明朝子民。呂留良也同樣拒絕“博學鴻儒科”的考試，后來索性削發為僧，著“華夷之分”之說，鼓吹反滿。文人士大夫的這種氣節自然讓清統治者如鯁在喉，欲除之而后快。(3)滿族奴隸制遺風。滿人入關以前還是奴隸制，在滿人之間原本就嚴格區分著主奴，“奴才”一詞也是從清兵入關后才橫行于神州，并將奴性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在這種“做穩了奴隸”與“求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魯迅語)，主奴間的嚴格界限，使得“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涂?！雹芤虼?，清朝文字獄中出現了數十起其實只能算是瘋人瘋語或者馬屁拍在馬腿上的案件，但清帝王對他們卻絲毫不手軟，輕則杖斃，重則凌遲。這種文字潔癖和幾近瘋狂的撲殺不能不說是奴隸制的遺風所致。

三、毀法抑道扼啟蒙——文字獄的影響

清朝的文字獄，“尋章摘句，吹毛求疵;穿鑿比附，誅意攻心;探頭探腦，告密成風;疑神疑鬼，保官為上;過猶不及，文網日密;寧嚴勿弛，誅連日眾”。⑤這刀光血影充分展現了統治者的權力意志和人性中的陰暗凄涼，破壞了法治，損害了道統，還遏制了中國傳統文化進一步發展乃至“創造性轉化”的可能性。乾隆監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請寬妖言禁誣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時期文字獄的弊病:“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雹尬淖知z制造了大量冤案、錯案、假案，極大的破壞了法律的權威。

(一)濫用刑法

“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于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⑦從中可以看到，許多文字獄或沒有主觀惡性或屬于沒有刑事責任能力的瘋子根本不該入罪卻照單全收，而且對案犯多處以極刑，即多按照十惡中的謀反及謀大逆來定罪處罰處理。根據《大清律例》“凡謀反及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姬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男年16 歲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男15 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币虼?，清朝文字獄才會如此慘烈，殺聲一片，人頭滾滾，血流成河。當然，歷代君王都是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身者，法律亦不過是皇帝之意，圣意駕馭法律是常有之事。但為了打擊文人，不僅法律沒有權威，即使是帝王曾經開過的金口也不作數。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即當眾宣稱“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并說“自幼讀書宮中，從未與聞外事，耳目未及之處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見，深籌國計民生要務，詳酌人心風俗之攸宜，毋欺毋隱”甚至說，“即朕之諭旨，倘有錯誤之處，亦當據實直陳，不可隨聲附和。如此則君臣之間，開誠布公，盡去瞻顧之陋習，而庶政之不能就緒者鮮矣”，但現實卻是稍有不慎就入罪。刑罰利劍只是帝王隨意拿捏的工具，怎能不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二)廣泛株連

正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帝王好文字之忌，則查辦者為了擺脫干系，避免無辜受累，寧枉勿縱，刑罰寧重勿輕，株連范圍寧寬勿窄。如莊氏《明史》案中，“一字之連，一詞之及，無不就捕。每逮一日，則其家男女百口皆鋃鐺同縛，杭州獄中至兩千余人”。⑧不但擔心自己誤撞文網，還會因為沒有及時查處、告發他人，或因被他人株連而獲罪。不但讀書人擔心文字獄，撐船的、開店的，會因為接待過一個“犯人”而遭受牽連，一字不識、老實務農的良民百姓還會因為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寫過“不法詩文”而被滿門抄斬;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平民百姓，被炒家、殺頭是家常便飯。

(三)破壞程序

在處理文字獄中，就其程序方面而言也多違當時的法律規定。按照《大清律例》，總督、巡撫是地方最高司法審級，刑部是中央審判機構，審核重大刑事案件，“三法司”和“九卿會審”則是中央的最高審級。但由于文字獄的敏感性，造成審理的官員不敢按照普通案件來審理，凡有相關案件最后都由皇帝親自定罪量刑或定好調子。如乾隆41年嚴譄私擬奏折請立正宮案中，該案主犯嚴譄因在奏請立正宮時提到皇后納氏進諫被處刑自殺之事觸及了乾隆的痛處而遭罪。該案在交九卿會審前，乾隆就先斷言嚴譄“妄談宮中闈”、“詆毀朕躬”、“實為亂民之尤，罪大惡極”、“審理之日即當按律問擬處以極刑?！被实凼ヒ?，無人敢違，圣言既出，所謂的審判其實就是走過場，最后以“大逆”罪處死。

四、結語

述往事，思來者。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迄今已過百年，回首這百年我們依稀可見封建專制的遺毒及滿人統治帶給國人的奴性劣根，時不時就要在中華大地上復發。僅就文字獄來說，在國民黨統治期間，各種政治勢力在東方巨龍病泱泱的軀體上角力，文字之禍自是和政治斗爭緊密聯系，黨禁、報禁、因言獲罪甚至暗殺等史不絕書，可以編成一本足足20 萬言的《現代文壇災禍錄》。解放后，我們自以為已經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歷史使命，脫胎換骨走進了新時代。然思想自由的春天依然遙遠，文字獄的“惡之花”依然嬌艷誘人。反右斗爭中知識遭到了清算，大批知識分子因言獲罪，卷入了無情的“革命”漩渦。不是被批斗就是被逼著參與批斗，人人要過關，人人要表態，這何嘗不是文字獄流毒的回潮泛濫。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浩劫，公然宣揚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要進行思想大改造，批林批孔、批判臭老九、停學停課，古今中外文化統統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要革整個文化的命。改革開放30年來，隨著憲政的逐漸樹立和法治的不斷完善，大規模的以文字罪人已失去了社會土壤，但文字之禍依然陰魂不散，改頭換面后不時重現人間。2006年重慶公務員秦中飛寫了一條名為《沁園春·彭水》的短信針砭時弊卻被指影射彭水縣領導，被公安機關以“誹謗罪”逮捕關押，40 余人牽連其中(彭水詩案);2009年失地農民王帥網上發帖披露靈寶政府違規征地，后因“誹謗罪”被靈寶警方送進看守所關押8 天(靈寶帖案);2010年甘肅省圖書館職工王鵬因舉報官員子女公務員錄用作弊而被寧夏警方跨省抓捕(王鵬案)。這些案件無疑是文字獄的現代形態，有權勢者動輒利用公權力的力量來壓制不利于自己的思想與言論。對此我們當有邊沁那樣的警醒:“誹謗罪，一旦實行就會摧毀英國人的自由，政府將變為獨裁主義”。⑨

［1］韋慶遠.重讀清代文字獄擋［J］.讀書，1979(3):93.

［2］魯迅.買＜小學大全＞記［A］.魯迅.魯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63.瞿秋白.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A］.羅榮渠.從西化到現代化［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121-133.

［3］［英］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M］.韓光明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89.

［4］魯迅.隔膜［A］.魯迅.魯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49.

［5］朱維錚.走出中世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45.

［6］原璞.古人談文字獄［J］.學術研究，1979(4):51.

［7］魯迅.隔膜［A］.魯迅.魯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48.

［8］胡奇光.中國文禍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3.

［9］［英］菲利普·斯科菲爾德.邪惡利益與民主:邊沁的功用主義政治憲法思想［M］.翟小波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