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義憤對法治理性的“圍剿”——由“人販子死刑”等想開去

道德義憤對法治理性的“圍剿”——由“人販子死刑”等想開去

張凜浩

內蒙古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內蒙古包頭014010

摘要：通過社會熱點事件，分析傳統道德與現代法治理念二者的交鋒與融合。對“道德義憤”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并結合實際，提出“法治道德困境”的破解之法。

關鍵詞：道德義憤；法治理性；德治與法治

中圖分類號：B82-051

德治與法治，二者關系如何協調擺布，能最終有益于依法治國的偉大進程，是一個始終繞不開、跨不過、擺不脫的問題。在中國社會，法治理性邏輯上說得通的，道德情感上有時候不被大眾所接受；反之，符合中國人傳統道德觀念的，有時候是現代法治邏輯所不允許的。法素有良法和惡法之分，德亦由善德與惡德之別，故此，良法與善德的最佳組合，應可實現德與法二者的“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不過此題甚大，只想以一些社會現實事件，簡單闡述對德與法二者關系亦或二者現狀的認識。

一、相關事件及思考

6月，“人販子一律死刑”的話題，在微信、朋友圈內急速轉載，很多人的微信幾乎被此刷屏。是否死刑本應是個純粹的法律專業問題，初期基本是一邊倒的“高呼贊同”，尤其正逢《親愛的》、《失孤》等描寫拐賣兒童的影片熱映，道德聲討迅速升溫，將其納入“民間道德法庭”。之后，又有相關人士，從法理、法治、現實的角度，專業的分析了“該死還是不該死”，形成了一場不小的民間辯論。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審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將收買被拐兒童可免追刑責情形的規定，改為滿足一定條件可從輕處罰。即，今后收買被拐兒童的行為擬一律被追刑責。25日，光明網發表評論員文章《從“人販子死刑”到“收買兒童被追刑責”》，認為“這一周的全民激辯肯定有明顯的推波助瀾作用，……從朋友圈的‘人販子一律死刑’，到‘收買被拐兒童擬追刑責’的刑法修正案，正展現了這種民意表達被吸納的過程?！?/p>

光明網這一時評有些定論的意味，之后這場民意表達或者說是道德宣泄才算落下帷幕。但不難發現，刑法修正案修改的，似乎并不是“民意”所急切想達到的，暫且不討論“收買”與“販賣”之間究竟是什么樣的法律關系，只單純討論民意道德為何所求。

首先，民眾所表達的更多是對一般理解下的“人販子，即販賣人”的聲討和鞭笞，似乎并沒有打算用道德洪流將“收買人”淹沒之意，是為這一事件的情感基礎因素。其次，高呼“人販子死刑”極大程度上出于道德之義憤，并未經多少理性之思，遑論法治理念于其中。再次，即使非道德義憤之舉，絕大多數人也均是發乎于情，深覺“就該如此”、“必須如此”方能解決問題。

諸如此類道德與法治彼此無法契合的事件不勝枚舉，一如“2011年桑某跨國起訴案”，再如“2012年溫嶺虐童女教師顏某尋釁滋事案”，甚至于再早一些的“1997-1998年張某某交通肇事案”，當事個人、辦案機關，都不同程度陷于“道德輿論之泥沼”。需要思考的是，道德義憤究竟緣何產生，在德與法的沖突中，為何法治多數情況下處于劣勢，常有被“圍剿”之勢，如何破解？

二、道德義憤由來之原因分析

(一)封建禮法之影響

一個民族骨子里的東西是輕易去除不了的，不管是陳腐的還是先進的。中國走過了幾個世紀的人治社會，個人的德行操守如何在社會生活當中具有示范性效應，時至今日，很多時候民眾依然期盼依靠某個人、某些人的道德良知來解決越來越復雜的社會生活問題，即寄希望與所謂的“青天”，臣民意識依然在作祟，真正的公民社會理念尚未建立。比如動輒某地人民群眾跪求某某政府或某某部門出面解決何種問題云云，這樣的報道數不勝數，卑躬屈膝完全是封建道德禮法的路數。也正是“跪倒”之后，所訴之事才可能“被研究研究”，糟糕之處不僅于此，還在于民眾看到這樣是管用的，于是還有人在不停的跪下、等待，一個惡性道德循環。中國人民不是站起來了么？

(二)國民性格之使然

大眾對人販子痛恨至極，于是人人欲殺之而后快，仿佛只有他們“死了”才能消除大家心中一口惡氣?？墒?，就此事而言，國人性格之劣根性再次顯露無疑，其一，麻木圍觀，看熱鬧不怕事兒大?？赡苡腥藭瘩g，這明明是群情激奮、振臂高呼，怎就成了麻木圍觀？別忘記魯迅先生曾言“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边@一點已不需多言了。其二，國人善謀者眾而善斷者寡，指手畫腳人才輩出，而能當機立斷、“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屈指可數。大家在虛擬世界里可以隨意表達，轉發之時還可以配上幾把“血淋淋的菜刀”以示大丈夫氣概，可真的遇到人販子在眼皮底下茍且作為的，能站出來的究竟有幾個實在不好判斷，雖然近來有報道稱人販子被抓現行差點被群眾打死，一則不知真假，二則暴行所為不是我們所提倡的。

(三)民眾對法治之懷疑

“法治”代表了什么，于大眾生活又有何意義？普通民眾對國家“高大上”的法治理念的接受和理解，是有一定過程和困難的，更多的眼光是放在現實生活當中，執法與司法行為自然被認為是法治的直接體現，甚至被等同于法治。公檢法好了，法治就晴明了有希望了；這個隊伍里有人腐敗了，法治就完蛋了烏煙瘴氣了。社會對執法司法層面的強烈不信任，是一種表現形式，是不能責難大眾的，其根源在于執法與司法公開度、透明度太差，很容易被扣上“腐敗”、“包庇”、“官官相護”、“欺軟怕硬”等帽子，典型案例如“2009年杭州胡某飆車案”，警方的70碼結論引發媒體、大眾的口誅筆伐，令人可發一笑之處在于，警方道歉，并最終認定“行車時速在84.1公里到101.2公里之間”。對于民意道德而言，好像是勝利了，對法治卻無疑又“補了一刀”，更加讓人有了懷疑的理由。

(四)“法治冤民”之無奈

這個詞不太好聽，卻覆蓋著沉重的社會現實?！昂舾窦請D案重審”，雖沉冤昭雪，背后卻是將近20年的“冤民”之無奈，縱然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但事實畢竟如此。除少數人外，中國社會普通民眾很少會違法犯罪，中規中矩、恭謙禮讓，甚至于長久隱忍，也就有了所謂“順民”的稱呼。有很多事件，都是求法無門，為了找到情緒的出口，釀成道德慘劇，最終還是一場法治的悲劇。

三、“法治道德困境”的破解

(一)傳統道德觀念的逐步轉變

這是一個及其緩慢的歷史過程，傳統觀念根植于傳統文化。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傳統文化一旦形成并經過長期發展就會根深蒂固地積淀于人們的文化心理之中，正是這種強大的文化慣性，在潛意識上制約著人們的思維?！白鳛閭鹘y中國的一個重要維度，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舉世公認的豐富性和多元性。這些豐富多元的傳統文化并不是一個已經作古的‘活化石’，而是一種滲透到了中國人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所以，對于“道德暴力”、“道德圍攻”還是應該有一個歷史性的清醒認識，解決這一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存在與出現，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符合中國傳統道德轉型過程，也符合德與法二者不斷融合的進程。

(二)促進執法司法公開透明

在傳建文統封化當中，“衙門”這個地方是不好去的，“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如果因為官司糾紛非要去，里面的“學問”就不得了了，一般老百姓是消受不起的。司法公開是法治社會的重要標志，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以公開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潔，增強主動公開、主動接受監督的意識，讓暗箱操作沒有空間，讓司法腐敗無法藏身?！标柟馐亲詈玫姆栏瘎?，民眾需要的正義，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偷偷摸摸的行為，那些游走于“黑白之間”的“權力掮客”、“司法掮客”們，是必須要杜絕、棄除的。

(三)警惕“網絡道德陷阱”

中國社會的“道德暴戾”之氣與何時開始顯現、上升，無從考證，似乎是網絡發達了以后，“網絡暴民”的作為，將看似是正義道德的譴責放大無數倍。動動手指就可以將一個事件呈幾何級的迅速擴散，如果是正能量的事件，大家轉轉發發也無妨。但實際上，看上去讓人怒火中燒的標題其實很多都是“噱頭”，用一些毫無關聯的夸張性詞將原本平常的事渲染到不可不看不得不點的程度。過度地傳達負面信息、歪曲信息，有些會引發大眾在虛擬空間展開不必要地口水仗，雙方都振振有辭，都經過“良久思考”，都分析地鞭辟入里，殊不知已跌入到“網絡道德陷阱”之中。一場爭斗下來，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當時青筋暴眼的人們，又為誰做了嫁衣？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苑ㄖ误w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眰鹘y道德文化的深邃，現代法治理念的構建，二者會有很長的磨合期。道德文明與法治文明的結合之路，需腳踏實地、步步丈量，方能走穩、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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