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儒家法律思想

李瀟瀟

新疆大學法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830000

春秋以來儒家思想開始興起，經歷了秦朝法家思想的鼎盛而最終以漢取代秦為歷史結局后，儒家與當時其他幾派較為有影響力的思想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融合，但仍保有自己的鮮明特性和內容，之后逐步發展成為傳統法律思想的核心。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背景是典型的宗法制和君主專制社會，家庭中以“父權”為主導，氏族同居。同時，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一直以小農經濟為主導，這決定了人與人之間關系密切，互相依靠，也使得儒家有著家族本位的禮教價值取向。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儒家法律思想表現出了與當時的政治背景和家庭生活相符的特征。

一、出禮入刑的法律思想——“禮治”

“禮治”指封建統治者依照“禮”所確定的社會等級次序關系和名分來治理國家。儒家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身份地位有著尊卑貴賤之分，智力有高低之別，所以必須有“禮”作為人們一貫奉行的行為規范而存在。在古代中國存在著兩個社會階層，一個是以天子為首，臣子為附屬的政治社會階層，另一個是以家父為首，子女為附屬的家庭生活階層。天子在整個國家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他的威嚴處在生活的每個方面。而在家庭中子女是沒有個人地位可言的，他們并不是獨立的個體，處于父親的管理之下，也就是說家庭才是第一位的。這時儒家的“禮”順應而生，其沿用了西周時期“親親”、“尊尊”的思想，化作以君臣、貴賤、上下、長幼作為規范社會行為的根本準則，處理著以維護君權為中心的社會秩序和以父權為核心的家族倫理秩序。

“為國以禮”、“以禮治刑”的思想使法律儼然成為儒家倫理教化的附屬和補充，禮治本質上體現的是以宗法家族為本位的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模式。在禮法的關系上，“禮樂不行，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眾無所措手足”，禮是法的本體，法為禮所用。禮是第一性的，事前約束著人的行為，法是第二性的，當違禮的行為出現時進行合法性保護。禮作為主要的國家治理手段，法只是起到輔助的作用，用禮作為使用刑罰的指導，出禮而入法。

二、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德治”

儒家提倡“民本”的思想，把政治統治的來源歸于人民，因此提出了“富民”、“保民”。用一種愛民護民的態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或者是在人民的行為不和時宜時用溫和的手段進行勸解和糾正，在刑罰上采用恤刑慎殺的態度。再者，儒家認為人性生來是善的，所以當人做出了違反道德的行為時主張通過溫良的道德教化的手段去糾正的，而不必像主張性惡論的法家一樣采取嚴刑峻法。同時，儒家還認為政治統治源于人性，政治統治在本質上就是擴大的做人道理，統治者自身必須是賢而有為之人，為人民樹立榜樣，從而啟發民眾自覺的內心，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種儒家“內賢外王”、“修齊治平”的理想的國家治理模式決定了其推行德治的主張。

孔子在《論語為政》中曾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睘檎缘?，把道德教化作為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法律強制作為補充，主張“德治”，輕視法律的作用。如此看來，在古代中國道德規范對法律的介入是非常廣泛的，道德上的要求與法律的設定兩者在精神是相契合的，道德已經成為衡量和評判全部法律制度的價值尺度。從而影響了民眾實施行為時的道德約束心理，而不是以法律作為行為依據。這種狀況進一步影響了法律的權威和地位，這同時也是古代社會法律機制的建構不健全的原因之一。從而最終導致了“德治主義”在傳統中國幾千年的統治，沒有使得法律在治理國家中占據重要的位置。

三、儒家法律思想的“人治”主義

儒家的禮治和德治觀就是人治主義法律思想的具體表現，只從中國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確立的就是以君主為中心的封建專制體制。在權力與法律的關系上強調權力在法律之上的，主張法律的產生是以權力為依據的，其存在基礎也是權力。法律反映的是君主的個人意志，受君主的支配和制約。實質上法律的存在只是停留在器物的層面上，其完全是維護封建專制的工具。而以孔子為核心的儒家代表的是地主和新興貴族的利益，所以其思想主張也必然是承認君主地位的合理性，為維護封建統治而服務的。

儒家法律思想建立在等級次序和宗法結構基礎上，其目的是為了建立以三綱五常為基本內容的尊卑有序的社會秩序。在這樣的一個嚴密體系里，臣民實際上服從的是君主的權力而非法律，這便很好的印證了儒家人治的思想觀。如此看來，儒家人治的法律思想和禮治、德治在精神內核保持一致的情況下，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使得社會生活井然有序。

［1］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馬小紅．禮與法:法的歷史連接［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