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印裔作家作品中的庶民意識探析——以裘帕·拉希莉小說創作為中心

張培芳，甘文平

（1.武漢工程科技學院 外國語學部，湖北 武漢 430070；2.武漢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一、拉希莉文學創作概況與庶民學派

（一）拉希莉的小說創作概況與成就

裘帕·拉希莉（1967—），當代印裔美籍女作家。她1999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疾病解說者》幾乎囊括了美國的所有獎項，包括2000年度普利策小說獎、新英格蘭筆會海明威獎、歐·亨利短篇小說獎等，被《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西雅圖時報》等多家雜志評為2000年度最佳圖書。2004年出版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同名人》亦是好評如潮，被《紐約時報》《今日美國》等多家頗具影響力的雜志評為2004年度最佳圖書，并被改編成電影。第三部短篇小說集《不適之地》2008年出版后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并獲得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第一名。2013年拉希莉又出了新著《低地》，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并被《紐約時代》《今日美國》等雜志評為年度最佳圖書。目前，國內外對裘帕·拉希莉作品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只有為數不多的研究論文對其作品進行了闡釋與解讀，如李靚［1］從敘事學的角度探討《第三塊大陸》的潛文本問題，高玉華［2］從多元文化的視角，以《疾病解說者》為例具體分析了流散文學發展的新趨勢，楊曉霞等［3］從身份認同的角度分析了《同名人》中名字給主人公帶來的身份困惑與文化疏離問題，宮玉波等［4］從身份認同的視角探析了《不適之地》中移民文化的身份困境，薛玉鳳［5］從新歷史主義理論出發解讀《疾病解說者》中的歷史敘事與文化霸權問題，等等。這些研究為學界進一步探究拉希莉的作品提供了豐富的視角與參考。鑒于拉希莉的印裔民族身份，本文嘗試運用起源于印度的庶民學派的相關理論來解析拉希莉的小說創作，以期為解析拉希莉的小說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和闡釋空間。

（二）庶民學派與庶民意識

庶民學派（Subaltern Studies School）是20世紀80年代初印度“左派”知識分子在反抗精英主義的歷史書寫過程中興起的一個思想流派。目前國內對庶民學派頗有研究的當屬暨南大學陳義華教授。陳教授在其著作中詳細系統地總結并評價了庶民學派的主要主張與相關理論，其中包括庶民的概念與庶民意識等相關內容。其書中指出庶民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流動性，它的所指不如“農民”、“工人階級”、“婦女”等范疇明確，指的是“在階級、種姓、性別、種族、語言、文化中處于從屬地位的邊緣從屬群體。因此在一個權力體系中處于特權地位的群體，可能在另外一個權力體系中卻處于從屬地位，如婦女以及第三世界的精英等［6］。庶民意識指的是庶民的行為與思維模式，它由庶民學派代表人物葛蘭西和古哈等人概括為六個方面的要素，即：否定性、模糊性、模式化、團結性、傳送性、地域性。庶民的否定意識是指庶民身份只能通過與精英身份相敵對的方式來表達。庶民起義不是以自己的文化，而是按照敵人的文化來反抗權威。其模糊性在于反抗的形式是高度不確定的。其模式化在于庶民逆轉統治權力關系，并呈現出暴力的形式，如毀滅權力的標志如警察局、稅務所等。其團結性具體的表達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通常按照種族特性以及血緣關系或姻親的范疇等來表達。其傳送性指在庶民內部，庶民起義信息傳播速度驚人，傳播渠道有自己的特色等。其地域性是指地域空間的限度一方面由起義者對于敵人的統治的地理范圍的理解來決定，另一方面根據起義的社區的聯系紐帶所播撒的空間來決定，也就是按照團結的原則所確定的范圍來決定。綜合以上六個方面的要素，庶民學派同時認為庶民意識是矛盾的統一體：一方面，庶民是從屬的，它接受統治與剝削是當前權力關系的現實，強調其內在的團結性和地域性；另一方面，它否定從屬的狀況，利用否定性、模糊性、模式化、傳送性等宣稱自己的自主性［7］。上述庶民學派所提出的從屬性與主體性矛盾統一的庶民意識在拉希莉小說中都有較明顯的體現。

二、拉希莉小說創作中從屬性庶民意識之體現

庶民的從屬性在于其內在的團結性和地域性。庶民的從屬性意識在拉希莉的小說中得到反復再現。首先，庶民意識的團結性不斷得到重現，如前所述，庶民的團結性意識通常按照種族特性以及血緣關系或姻親的范疇等來表達，而小說《同名人》正是通過血緣關系和姻親關系來凸顯庶民的團結性。小說中的留美博士艾修克特地回國相親娶妻，拒絕并排斥異族通婚，同時他也要求兒子和女兒的配偶也必須是孟加拉人。雖然兒子果戈里違反父親意愿，結交了美國女友，并且幾乎與家里斷絕來往，但是父親的過世使他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回歸，達成了與族人的和解與團結。他按照母國的習俗剃光頭發為父親守靈超度，最終與家人朋友一起將父親的骨灰灑進河里［8］。其美國女友麥可欣試圖加入，但被拒絕，身為異族女性的她被排斥到這個由種族特性以及血緣關系決定的團體之外。以艾修克為代表的孟加拉人在美國主流社會中正是努力通過這種姻親關系和血緣關系維持著自己的圈子，作品通過形象地刻畫這樣的人群彰顯了庶民的團結性意識。

庶民團結性的意識在《地獄—天堂》中得到再次強調。作品中拉希莉通過普叔叔的經歷來強調維護種族團結的重要性以及違反團結所帶來后果的嚴重性。小說中當普叔叔與孟加拉朋友在一起時，生活幸福甜蜜。他被邀清參加清一色孟加拉人舉行的派對，被爸爸媽媽當作親弟弟看，被“我”親切地稱為叔叔，其樂融融。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可以吃到媽媽做的地道的孟加拉菜，成了我們家名副其實的一員?！拔摇鄙踔琳J為如果家里多邀請他并增加一間臥室，爸媽一定會請他搬進來?。?］54。而當普叔叔結交美國女友黛博拉時，他與孟加拉朋友們疏遠了，并逐漸淡出了孟加拉朋友的生活圈。母親將他的處境比喻為從天堂到地獄，大家也都責怪黛博拉剝奪了叔叔的自主性，并斷言異國婚姻注定沒希望［9］65。正如他的孟加拉朋友所斷言的，作品中普叔叔最終與美國妻子離婚并與印裔女性結婚，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回歸，恢復了與大家的交往，實現了與大家的團結。拉希莉在這里所傳達的思想不言自明，身在美國的孟加拉人必須與同族人保持團結才會有最終的幸福，否則只能自食其果。

除了《同名人》和《地獄—天堂》，拉希莉在其他作品中也不斷地重現這樣的情節，以突顯庶民的團結性意識。比如在《柏哲達先生來搭伙》中，“我”的父母“愛在學校里結交印度朋友，為了發掘新同胞，他們總是一到學期開學，就拿來大學通訊錄，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搜索，一看到出自他們熟稔地方的那種名字，便給圈上”［10］26。柏哲達先生就是這么被父母發現的，之后他們便請他到家里來玩，并且天天來家里吃飯。再比如《第三塊大陸，最后的家園》中，與“我”一起居住的室友時不時有人結婚搬出去另住，都是遠在加爾各答的父母給他們定的親?！拔摇币膊焕?，到了結婚的年齡，便飛回加爾各答按照父母已經安排好的婚姻舉行婚禮［10］26。

其次，庶民意識的地域性在拉希莉的小說中也得到反復書寫。如前所述，庶民意識中的地域性由團結性所確定的范圍來決定。在拉希莉小說中，廚房這一日常生活空間形象生動地體現了庶民意識中的地域性。在她的小說中，廚房成了孟加拉人生活中美國文化不可穿越的文化“飛地”。主婦們用想方設法買到的食材做出傳統的印度美食，比如《森太太》中的森太太努力按照印度做魚的方式，選擇活魚而不是超市里已經處理好的魚為食材。她為了買活魚不惜一切代價，甚至托人找關系，賄賂菜場的小販；《停電時分》中的修芭為做出可口的印度飯菜，自己用迷迭香腌制辣椒，星期天熬煮西紅柿和干梅子做酸辣醬，把貼了標簽的大口瓶成堆地排列在廚房的柜架上供以后慢慢享用；《同名人》中阿西瑪精心為全家調配印度美食，并經常用傳統印度菜招待孟加拉朋友，她做的烤花菜、咖喱羊肉、油炸肉丸、羅望子果醬鷹嘴豆等印度美食深受大家的喜愛?！兜鬲z—天堂》中，“我”爸爸、媽媽堅持吃做孟加拉菜，媽媽第一次與普叔叔見面得知他已經三個月沒有好好吃一頓孟加拉菜后，送給他昨天晚餐剩下的米飯和咖喱魚，并且以后每天請他來吃孟加拉菜［9］54。移民們以自己獨特的飲食習慣捍衛著自己的族裔文化空間，廚房成為他們彰顯地域意識的有效媒介和載體，然而這也從另一方面顯示出了他們的從屬性，表明在美國他們沒有努力融入主流社會，而是接受自己是少數族裔的現實，守護著自己心目中的家園，成為主流社會中的他者。拉希莉在作品中就是用這樣的細節重現了庶民的地域性意識。

三、拉希莉小說創作中主體性庶民意識之彰顯

拉希莉在其四部作品中利用否定性、模糊性、模式化、傳送性等宣稱了庶民的自主性。首先，《停電時分》《同名人》《純屬好意》等中的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都通過否定性追求自身的主體性?！锻ｋ姇r分》中就在蘇柯瑪去巴爾的摩參加學術會議，努力進入主流群體時，他的妻子不幸早產，嬰兒出生就死了。眾所周知，巴爾的摩是美國重要的文化城，美國國歌的誕生地，被譽為“不朽城”。這里作者所傳達的思想是：正是他們所追求所向往的美國文化使他們無法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這是對美國文化的否定和諷刺，也暗示了主人公對自身主體性的拷問和反思。

《同名人》和《純屬好意》同樣通過美國自身的文化來反抗美國的權威?！锻恕分械墓昀锞哂忻绹⒆优涯娴膫€性，不愿聽從父母的安排，結交美國女友麥可欣，出入美國上層家庭，按照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過活，但最終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就在他與美國女友麥可欣及其家人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湖濱別墅逍遙度假時，父親因心臟病突發一個人孤單地死在了俄亥俄州，果戈里沒能見父親最后一面，悲痛欲絕，這種遺憾一直貫穿他一生，他因認同和效仿美國文化而自食其果，遺憾終生?！都儗俸靡狻分薪憬闾K妲認同美國文化，她下定決心讓弟弟拉霍爾像個美國小孩［9］118。拉霍爾在姐姐的引導下，背著父母抽煙酗酒，最終變得叛逆、頹廢而冷漠。他考上了名牌大學，但故意荒廢學業，后因種種不良表現被學校正式退學。他與已為人母的伊蓮娜訂婚，之后偷走了媽媽一生積攢下來的金飾離家出走，原本美滿幸福的家庭最終被他們所刻意追求與模仿的美國文化所拆散。作者借這樣的故事情節揭示了美國文化的弊端，從而達到了批判美國文化、追求自身主體性的目的。正如拉霍爾媽媽所說的，“這個國家就有這個問題，太多自由，太享福。我們年輕的時候可不是一天到晚玩樂”［9］124。

其次，作品《森太太》《不適之地》《同名人》《低地》以模糊性和模式化的庶民意識彰顯了庶民的自主性。小說中，代表印度的庶民文化和代表美國的精英文化的沖突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間的沖突既有模式化又具有模糊性或高度不確定性?！渡分械纳宰约邯毺氐姆绞綄怪绹木⑽幕?。她以兩件微不足道的事來彰顯自身的主體性：盼望遠方家里的來信和去海邊魚肆購買活魚。如果家里真有來信，她便興奮地不能自已，她會破天荒地擁抱艾略特，會用家鄉話給丈夫打電話，并一字一句地讀信的內容［10］120，她之所以去海邊購買活魚，是因為她認為那里的魚的味道盡管跟印度的簡直沒法比，但至少還是新鮮的。她就這樣像加繆筆下的西西弗一樣默默地、消極地對抗著美國的精英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努力尋找自己的自主性。正如古哈所說的，這里庶民的反抗似乎是隱蔽的：它刻寫在庶民瑣碎的日常生活細節之中，與傳統政治意義上的反抗似乎斷裂了。這些反抗是在強迫性架構之內，并不是對于主導權力架構的直接挑戰，但是他們拒絕規定的行為規范。森太太拒絕用超市處理好的魚為食材，百般努力去購買活魚的行為正是對規定的行為規范的反抗。

《不適之地》和《同名人》兩部作品中女主人公都以違背父母的方式對抗美國的精英文化?！恫贿m之地》中露瑪擔心她爸爸會變成一種負擔或是額外的責任，從而影響到自己精心打造的生活。她對父親的疏離某種意義上也彰顯了她對美國文化的抗拒，因為上了年紀的爸爸代表著美國文化，正如文中所說，他“看起來真像個美國人”。［9］9《同名人》中的毛舒米瞞著父母主修了法文而不是化學。她以接近第三國語言、第三種文化的方式輕易地背離了美國文化，從而達到了追求自身主體性的目的。

《低地》中模式化的庶民意識較明顯地表現為以尤伯顏為代表的農民以刺殺警察的極端方式反抗統治階級權威。小說中一再提到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從而強化了作品農民起義與反抗的主題。另外，小說中反抗的主題還表現在以高麗為代表的女性的刻苦奮斗，通過自己的努力反抗父權制社會的權威。高麗最終擺脫了丈夫與家庭的束縛，繼續追求自己的學業與事業，任教于加利福尼亞的一所大學，并在學術界取得矚目成就［11］，從而建構了自己身份的主體性，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小說成功地樹立了高麗這個追求自我主體性的女性形象，從而凸顯了女性在庶民起義以及尋求族裔身份過程中的重大作用。正如斯皮瓦克所說的，正是女性這個沒有確切的身份的性別主體，才使得這一在血緣或者神話上具有共同性的父系宗族得以延續下來，并在其中起到紐帶的作用。女性作為一種符號所連接起來的意義領域，即血緣和父權結構，它的語法已經滲透在社會生活和政治領域中，在庶民起義中充分顯示了它的話語力量［12］。

最后，《別管閑事》通過庶民意識的傳送性彰顯了庶民的自主性。庶民意識中的傳送性通常體現在謠言的傳播方面。謠言在一條沒有開始、沒有終結的鏈條上快速傳遞。這一點在《別管閑事》里得到了較好的體現。小說中女主人公桑不斷接到男人電話說要娶她。桑通常不認識這些男人，有時甚至都沒聽說過他們。但他們聽說她漂亮、聰明、年方三十、孟加拉人，而且依然單身，因此，這些大多碰巧也是孟加拉人的男士，便從她爸媽的朋友的朋友那里拿到她的電話號碼。他們聽說她專攻物理，其實她攻讀哲學，或者他們以為她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其實她拿的是紐約大學的學位，他們佩服她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其實她讀了一學期就從哈佛休學，現在在哈佛大學廣場的一家書店兼職打工［9］153，這一看似不經意的情節安排，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對庶民意識中的傳送性的真實再現。與官方發布的新聞不同，民間的謠言的傳播是大眾話語的自主形態的體現。作者以謠言的特殊傳送方式來呈現庶民追求主體性的意識。正如李靚所說，謠言因其來源的模糊性而成為潛在的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挑戰［13］。

四、結 語

綜上所述，拉希莉的小說創作彰顯了庶民學派從屬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庶民意識。正如古哈所說的，庶民意識存在于權力關系之中，也就是統治與從屬的關系之中。一方面，庶民努力追求自身的主體性，對抗精英文化；另一方面，庶民并不認定自己是歷史的主體，這就形成了庶民意識從屬性與主體性的矛盾統一。拉希莉在其著作中重現了庶民的從屬性以及在追求主體性的過程中采取的不同形式和付出的種種努力。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庶民學派的相關理論和邏輯和拉希莉的小說創作是息息相關的，用該學派的理論主張解讀拉希莉的作品無疑為我們評析其小說提供了更廣闊的視角和空間。除書寫和重現庶民學派所提出的庶民意識之外，拉希莉作品的敘事視角也呼應了庶民學派“從底層書寫歷史”的主張，她作品中經常出現第一人稱女童敘事，以小見大，通過生活中的細節映射社會與歷史，通過對歷史碎片的反向閱讀來挑戰官方的宏大歷史，這都與庶民學派的相關邏輯與主張不謀而合。

［1］李 靚.第三塊大陸下的潛文本［J］.外國文學，2012（4）15－21.

［2］高玉華.多元視角下的文化漂泊：從美籍印裔女作家拉希莉的《疾病解說者》看流散文學發展的新趨勢［J］.外國文學研究，2009（10）51－53.

［3］楊曉霞，王偉均.同名的困惑：論裘帕·拉希莉《同名人》中果戈理的身份認同問題［J］.湖北社會科學，2012（11）：138－140.

［4］宮玉波，柳 青.“適”與“不適”：《不適之地》中移民文化身份困境探析［J］.山東外語教學，2014（2）：76－80.

［5］薛玉鳳.“小歷史”中的“大歷史”：《疾病解說者》中的歷史敘事與文化霸權［J］.外國文學研究，2009（3）：27－33.

［6］陳義華，盧 云.庶民視角下的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2.

［7］陳義華.后殖民知識界的起義：庶民學派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103.

［8］拉希莉.同名人［M］.吳冰青，盧肖慧，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9］拉希莉.不適之地［M］.吳冰青，盧肖慧，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213.

［10］拉希莉.疾病解說者［M］.吳冰青，盧肖慧，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11］Jhumpa Lahiri.The Lowland ［M］.New York ：Alfred A.Knopf，2013：283.

［12］李應志.解構的文化政治實踐：斯皮瓦克后殖民文化批評研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167.

［13］李 靚.試論《我年輕時的朋友》中母女關系的隱喻性［J］.外國文學，2014（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