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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回歸文學本位的研究
——評布小繼的《闡釋與建構——張愛玲小說解讀》

2015-03-28 18:40李直飛
紅河學院學報 2015年1期
關鍵詞:張愛玲研究者建構

李直飛

(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昆明 650500)

一種回歸文學本位的研究
——評布小繼的《闡釋與建構——張愛玲小說解讀》

李直飛

(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昆明 650500)

《闡釋與建構——張愛玲小說解讀》是青年學者布小繼的新作,這部著作在通過“人”去解讀張愛玲小說和“知人論世”的研究方式兩方面做出了新的嘗試,這些嘗試在讓文學研究更靠近文學、擺脫各種理論桎梏、樹立自身的研究方法上帶給了我們新的思路,而這些新的思路在匡正當前的一些研究弊端是大有裨益的,這是一種回歸文學本位的研究。

闡釋與建構;人;知人論世

在新近的張愛玲研究論著中,布小繼的《闡釋與建構——張愛玲小說解讀》(以下稱《闡釋與建構》)是具有較多新意的一部,作者在努力建構自己的“張學”研究的同時,對于深化現存的“張學”體系,也是一次有益的嘗試。這種嘗試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書中用“文學是人學”來關注張愛玲的作品和“知人論世”的解讀方式的初步建構。

一 讓文學研究更靠近文學

當下的作家作品研究似乎在沿著兩個維度展開,一個是對作家作品的思想、語言、創作風格等進行精心解讀,一個是向著文化研究的方向發展。對作家作品的思想、語言、創作風格的解讀,由于存在某種理論上的“恐慌”,導致了我們不斷引進西方的各種哲學(文學)理論,比如對張愛玲的研究,自從美國漢學家夏志清用西方文學批評標準來評價張愛玲,重新發現了張愛玲,國內學者就掀起了用西方理論來比附張愛玲的熱潮,存在主義與張愛玲、形式主義與張愛玲、結構主義與張愛玲、解構主義與張愛玲等等此起彼伏。這樣解讀的結果使張愛玲研究很是熱鬧了一番,我們建構起一個又一個精密而完整的“張學”理論體系,但研究者醉心于的是這些理論與張愛玲及其作品之間的關系,而不是研究者與張愛玲之間的關系,這些龐大的理論體系都獨立于張愛玲本人或其作品之外,很多時候跟張愛玲無關,與張愛玲作品無關,更與文學無關。而在另一個維度上,自從文化研究興起之后,文化研究對各個學科的滲透幾乎是無孔不入,什么都冠之以“文化”之名而大行其道。統計表明,相關研究,要么是一大堆關于文學的信息;要么是“文學社會學”、“文學人類學”、“文學民族學”,或者反過來,是“社會學文學”、“人類學文學”、“民族學文學”,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但就是沒有傳統文學理論一再強調的“文學”。[1]張愛玲研究也是如此,張愛玲文化心理學研究、張愛玲民俗學研究、張愛玲文學社會學研究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讓人眼花繚亂的研究出現,在開拓張愛玲研究的視野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它不應該代替張愛玲研究本身,當前從事于這一方面研究的學者,往往將社會學研究、人類學研究、心理學研究代替了張愛玲研究,套用喬納森·卡勒的一句話說,“文學是什么”的研究,在于“是什么使文學作品區別于非文學作品?是什么使文學區別于人類其他活動,或者其他娛樂?”與此不同的是,我們的研究實踐正好把區別文學作品與其他活動、娛樂的那個界限模糊了,而使文學作品變成了人類的其他活動和其他娛樂。[1]

什么才是文學研究?文學研究究竟應該研究什么?怎樣的文學研究才能使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建立起豐富的聯系來?回到文學活動的起點,作家的寫作就是他與這個世界建構起關系來,文本就是作家與世界聯系的中介。一般情況下,作家的個性就蘊含在作家的生活經歷及所創作的文本中,所以研究者更多的時候糾結于作家“寫什么”和“怎樣寫”,但是,作家“寫什么”和“怎樣寫”畢竟不能完全替代作家對這個世界的態度,特別是張愛玲這種人生經歷較為曲折、寫作風格較為獨特的作家,研究者往往更癡迷于張愛玲生平的撥云見日和寫作方式的與眾不同上去,這就導致了我們要么走向思想探索的形而上學,要么走向寬泛無邊的文化研究上去。文學研究不僅僅是要求研究者學會運用某一種理論或方法去分析研究者,這其實是屬于技術層面的,文學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能夠把握住研究對象自由而獨特的精神世界,要求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建立起一種跨時空的豐富的聯系,這同時也是研究者豐富自我精神,形成自由靈魂、個性生命的過程,而技術層面的東西只會將我們導向思想的僵化,絕非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說,作家通過寫作建立起他對這個世界的喜怒哀樂的人生個性來,文學研究者所需要做的就是還原作家的這種精神世界,通過作家這種精神世界的把握來提高研究者自身內在的生命體驗。而我們的研究很多時候顯然走向了一個誤區,比如對魯迅的教學與研究上,我們往往忽略了屬于魯迅自身的生命體驗,只看重其思想哲學的高深、駕馭語言技巧的嫻熟、反黑暗勢力的“不低頭”上去,特別是在當前的魯迅教學中,魯迅更被當作一個符號,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講《孔乙己》論述的只是封建科舉制度的吃人,魯迅在幾千字的短篇中刻畫人物的形象生動等,而忽視了魯迅對孔乙己所抱有的同情,忽視了魯迅對人世間的悲憫,而這些,才正是一個文學家之所以成為文學家的所在。魯迅研究如此,張愛玲研究也依然如此,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工具性的分析,更需要的是兩個不同生命體驗的交融,進而重新形成一種新的人生智慧與生命體驗,豐富自身的人格精神,這才是文學研究的根本所在。

《闡釋與建構》跟許多的張愛玲研究不同就在于作者立足于“人”或者說是“人性”去關照張愛玲的作品,這一點從其標題上就能明顯的看出來:人情的發現、人世的悲歡、人性惡的樣態、人心的隔膜、人品的墮落、從人到狼的轉變、人間的憂郁、人化的風景、人生的悲憫、人欲的本色、歡愛情仇等,幾乎每一個標題中都帶有一個“人”字。張愛玲眼中的世界,傅雷說是蒼涼,李歐梵說是荒涼,這已經成為張愛玲研究中近似標準答案的觀點,但這個標準答案顯然無法滿足于張愛玲及其作品的豐富性?!蛾U釋與建構》的作者顯然看到了這一點,于是,在解讀張愛玲作品的時候,作者既不是以蒼涼為主線,也不以荒涼為基色進行建構,而是從“文學是人學”這個文學最基本的品性出發,緊緊圍繞著“人”、“人性”來進行文本細讀?!拔膶W是人學”在這里不僅僅是一個概念性的判斷,也不完全是價值判斷或是道德判斷,“文學是人學”就是作家創作的全部,在作家那里如此,文學研究者也需要以此為基點進行闡釋。圍繞著“人”、“人性”的文本細讀,作者發現了一些深刻而細膩的洞見,比如在《沉香屑 第一爐香》、《沉香屑 第二爐香》里面發現了“反情性”[2]7,在《郁金香》里面品味出了“人間的憂郁”[2]97,在《色 戒》里面感受到了張愛玲“人生的悲憫”[2]127,這些不僅僅是屬于張愛玲自身的體驗,也屬于《闡釋與建構》作者自身的閱讀體驗或是人生經驗,從“人”的角度出發,作者與張愛玲不期而遇,發現了張愛玲蒼涼背后豐富的人性體驗,從而將“蒼涼”轉化為“人情”、“悲歡”、“惡”、“隔膜”、“墮落”、“憂郁”等多種表現形式。作者的這種轉化絕非憑空得出,而是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人生體驗一點一點品味出來的,試舉一例:

她噘著嘴喃喃說道:“見一面這么麻煩,住你們那兒又一句話都不能說——我回香港去了,托你買張好點的船票總行?”/“要回去了?想小麥了?”/“什么小麥大麥,還要提這個人——氣都氣死了!”/她說過她是報復丈夫玩舞女。/一坐定下來,他就抱著胳膊,一只肘彎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滿的南半球外緣。這是他的慣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卻在蝕骨銷魂,一陣陣麻上來。

這是《色戒》中的一段,《闡釋與建構》中作了如下解讀:

這里有不少地方值得玩味。王佳芝與易先生一見面,她就抱怨對方來遲,交流機會太少,本來有重大事情即將發生卻裝作要走,以兒女情長從心理上牽住對方,可謂欲擒故縱;而易先生則裝作關切對方的樣子以找個臺階下,可謂順水推舟;王佳芝再擺出夫妻不和的樣子,使對方對自己更加放心、乖乖就范,可謂步步緊逼;易先生則安然享受著美女在旁的艷福,可謂順手牽羊……[2]135

接下來作者又分析了雙方之所以這樣攻受較量的原因、王佳芝這類形象的特征及其在張愛玲小說中的不多見、這里面實則包含著張愛玲自身的生存哲學等等,《闡釋與建構》的作者就是通過這種細致的閱讀分析,發現張愛玲情感細微的地方。而作者對張愛玲作品筆下人物的解讀,葛薇龍的沉淪、曹七巧的惡、鄭川娥的悲、王佳芝的單純等等,無不給讀者透露出一種閱歷滄桑之感。說張愛玲的小說總是人性中透露出蒼涼來,這種蒼涼總要有一定生活閱歷的人才能體會,《闡釋與建構》的作者剛好如此,因此總能鞭辟入里地蹦出警句來:

足以見出性格弱點是女人自身毀滅的根本原因。[2]5/城市傾覆,愛情留下,婚姻成真,文明的意義何在?[2]28/人心之間是永恒的、無法避免的隔膜。[2]56

這些警句正好與張愛玲的小說相映成趣,又很好的點明了小說的主旨,正是作者的人生體驗與張愛玲人生體驗交融的體現,或者說通過對張愛玲小說的解讀,作者的精神世界得到了豐富,與張愛玲產生了共鳴。這樣一種狀況,正是文學研究所要達到的目的之一,也正是需要文學研究向文學靠近之所在。

二 返回歷史現場與知人論世

一個導致文學研究遠離文學的重要原因在于人們在理論上的盲目自大,醉心于理論建構,作為研究工具的理論和研究對象之間的脫節。這不僅僅體現在外國理論由于缺乏“中國體驗”,研究中國文學現象時的“隔”,也體現在國內一些研究由于某種功利性的沖動,既對西方理論“一鱗半爪”,也對所研究的對象“一鱗半爪”,僅憑某些捕風捉影而來的現象就建構起一個龐大的體系起來。這種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脫節對推進學術發展的傷害是顯而易見的,在種種的不良的傾向中,“返回歷史現場”及與之相關的“重返民國”、“民國文學”、“重返五四”等逐步醞釀出來,這些旨在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建立起豐富聯系的倡導無疑對當面有些盲目的學界是一劑清涼劑,能夠讓學術研究向著一個更為理性的方向發展。

然而問題依然存在,對于大多數并非天才的研究者來說,光憑著“返回歷史現場”、“民國文學”、“民國文學機制”等這樣的倡導是不夠的,“返回歷史現場”、“民國文學”更近似于一種研究態度,“民國文學機制”比“民國文學”向前走了一步,盡管蘊含著方法論的味道,但不入內里的人會嫌其機械。如何“返回歷史現場”?如何讓這一理念更具有操作性?《闡釋與建構》的作者提出“知人論世”做出了一次有益的嘗試。

“知人論世”是中國傳統的一種批評方法,在漫長的批評實踐中證實了其有效性。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轉向西方學習之后,在形式主義、新批評、接受美學等的綁架之下,“知人論世”不再成為一種時髦的理論而逐漸淡出了研究者的視野。而《闡釋與建構》的作者在序言中明確說道:

……“知人論世”的閱讀策略也就有其必要了。一是它可以彌補“文本細讀”時忽略文本外部因素之不足和缺憾,把作家的身世處境因素與創作行為有機地結合起來,發現二者的關聯,進而探尋其背后的動因。畢竟,作品出自作家,“怎么寫”是作家在創作時要綜合考慮的。二是在于作品是有很強的主觀性的,從作家本身出發,依據其彼時彼地的心境來探尋現象背后的緣由,可以多一些理解的角度……[2]2

比起“返回歷史現場”表明的研究態度,“民國文學機制”的方法論來,“知人論世”更體現的是研究者的主體性,也可以這么說,在現代文學研究里面提倡“知人論世”,是“返回歷史現場”的“民國文學機制”場域里面的“知人論世”。這就要求研究者有一種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將作家放諸歷史的過程中,深切感受到作家身上的各種束縛,與作家產生精神上的共鳴,體察到作家擺脫各種社會機制限制的不易,在指出這些作家優缺點的時候,不強求已漸被歷史塵封的作家?!蛾U釋與建構》的作者用這種方法去關照現代作家,我相信是可行的,這對于他擺脫各種理論的桎梏,建構自己的研究方式是有益的。而這本張愛玲研究,只是其初步嘗試,但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按照《闡釋與建構》的寫作構架,通常是進入正式敘述之前有一些關于作品發表背景、發表情況的簡介,這是一種面向歷史的態度,接下來的內容,以對作品的解讀和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為主,最后是一個小結,是對相關方面可能出現的學術增長點的小結。如果說現代文學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將歷史中與作家相關的各種要素使之聯系起來,那么,想象力在文學研究中就顯得尤為重要,但文學研究中的想象力并不是研究者的完全憑空想象,而必須是建立在“歷史現場”中的想象,在構建這種想象的過程中,“知人論世”這種策略就格外的顯得重要。正因為采取這種策略,《闡釋與建構》的作者在解讀張愛玲的時候,并沒有褒之過譽,也沒有因文而苛求張愛玲,而是耐心的梳理發生在張愛玲身上的各種現象,深切體會張愛玲當時的處境與心境。比如對《十八春》到《半生緣》的轉變,《闡釋與建構》的作者細細分析了兩個文本之間的不同:時間設計上的不同、細節上的各種差異、結局上的差異,而關于改寫的差異,作者既借助張愛玲的口去闡釋,也將兩個文本還原到寫作與發表的環境上去看,發現了張愛玲在寫作《十八春》的時候與主流意識主動靠攏的傾向,但最后卻沒有收到良好的效果,這促使張愛玲下決心離開大陸。而到了美國,張愛玲的英文寫作并不受歡迎,“只好退而求其次,重新回到上海記憶中、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場景中來創作,對不滿意的作品,不合乎自己審美理想和美學風格的作品進行再創作。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對《十八春》這部張愛玲創作史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的改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保?]151《闡釋與建構》的作者在這里既沒有對張愛玲離開大陸有著怎樣的褒貶,也沒有對其在美國的經歷有著怎樣的評價,只是通過細致的梳理,建構起張愛玲獨特的性格,在其中滲透出對張愛玲的理解與同情,這正是研究者所應該具備的基本品格。

現代文學研究大約已經到了“人滿為患”的狀況了,在眼花繚亂的各種研究中,怎樣的研究才有切實的推進作用?在不同的論者那里自有不同的答案,但作為研究者本人來說,找到適合自己的研究角度、方式是至關重要的。布小繼這本《闡釋與建構》在嘗試著建構起自己的研究方式的時候,也在帶給我們回到文學本身的研究、回到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啟示,這種啟示,剛好是當下文學研究所需要的。因為是嘗試之作,書中自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作品解讀的深度、將作品與作家結合起來解讀時結合得不夠自然順暢、某些問題還有待商榷等,但這些問題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應該能夠容忍這些問題的存在,他帶給我們的更應該是研究方法、研究態度的啟示。

[1]牛學智.文學研究文學性走弱——基于相關數據的統計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

[2]布小繼.闡釋與建構——張愛玲小說解讀[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

[責任編輯 自正發]

Research on a Return to the Literary Standard——on BuXiaoJi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Eileen Chang's interpretation"

LI Zhi-fei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China)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 -- Eileen Chang's interpretation" is a new book by young scholars BuXiaoJi,this book made a new attempt in two aspects of research by way of "peopl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Eileen Chang novels and "zhi ren lun shi", these attempts i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literature, make closer to get rid of all the shackles of theory,establish research methods on their own to bring us new ideas, and these new ideas in some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current rectification is be of great advantage, which is the study of a return to the literary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people;commenting on

I207

A

1008-9128(2015)01-0048-04

2014-06-23

李直飛(1983-),云南宣威人,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現代文學與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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