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治變遷中的傳統文化因素

洪共福

（阜陽師范學院社會發展學院，安徽阜陽 236041）

印度政治變遷中的傳統文化因素

洪共福

（阜陽師范學院社會發展學院，安徽阜陽 236041）

印度宗教文化濃厚，種姓觀念根深蒂固，教派主義對政治的滲透、種姓政治的出現不斷沖擊國大黨政府的世俗主義政策，也動搖了國大黨的一黨主政地位，使印度出現多黨競爭執政格局。而家族政治的延續既使民主政治受到傷害，又為民主政治的推行發揮了作用。傳統文化與現代政治的結合一方面帶來消極影響，另一方面又為政治現代化找到合適的方式，推動了政治多元化。

印度；政治變遷；傳統文化

印度被稱為最大的議會民主制國家，獨立以來，議會民主政體的核心內容、基本原則沒有改變，但其政治體制的結構與形式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如：從國大黨一黨主政到出現聯合政府，自聯邦制實行以來中央—地方關系不斷變化，從世俗化政策的確立到教派主義政治、種姓政治的出現，等等。印度是具有濃厚傳統色彩的文明古國，宗教、種姓等傳統文化對印度社會影響深遠，傳統文化是導致政治變遷的一個重要因素。學術界對印度政治變遷的研究已相當可觀，①文章擬探討印度政治變遷中傳統文化因素的作用，考察教派主義、種姓集團、家族傳承與政治的結合及其對印度政治變遷的影響。

一　教派主義對政治的滲透與影響

獨立后的國大黨政府確立了世俗主義的立國原則，教派主義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隨著國大黨的衰落，教派主義勢力乘勢崛起。從1951年開始的印度前三次大選，國大黨都取得絕對優勢。1967年第四次大選后，國大黨已逐漸走向衰落。1984年第八次大選，因英·甘地總理被刺引起的同情，國大黨得票率達到歷史最高的48.1%，1989年第九次大選，得票率降至39.5%，1991年盡管出現拉·甘地被刺的同情浪潮，得票率也只有36.5%，1996年第十一次大選，得票率更跌至28.8%。［1］478—479

在國大黨走向衰落的同時，具有教派主義色彩的印度人民黨乘勢崛起。該黨以喚起印度民眾對傳統文化的宗教熱忱、煽動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為手段，逐漸贏得政治上的支持，并迅速壯大。印度人民黨在90年代的數次大選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并聯合其他政黨組成了聯合政府。印度人民黨的崛起并執政是教派政治抬頭的重要表現，也使印度出現政治多元化格局。由于國大黨的衰落，印度人民黨的崛起，印度政治舞臺上出現了國大黨、印度人民黨、地方政黨三足鼎立之勢。印度人民黨聯合地方政黨組織政府進一步鞏固了政治多元化格局，地方政黨參與中央政權也使中央—地方關系發生變化。

印度獨立后，由于尼赫魯政府較好地貫徹世俗主義政策，印度教民族主義受到一定抑制。70年代后期，在反英·甘地和國大黨的聲浪中，教派主義組織乘機鼓動，攻擊國大黨的世俗化政策是犧牲印度教徒利益討好穆斯林。各教派主義組織進行了整合，形成所謂印度教“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這個“同盟家族”以國民志愿服務團為核心，世界印度教大會是其延伸組織，印度人民黨是其政治翼，還包括眾多附屬群眾組織。［2］616

由于進行蠱惑人心的宣傳，加上國大黨政策的失誤，印度人民黨在大選中得票率直線上升，席位不斷增加。1984年第8屆大選，印度人民黨僅獲7.4%的選票和2個席位。1989年第9屆大選，獲11.5%的選票和86個席位。1991年第10屆大選，它獲得20.1%的選票和120個席位，在議會成為僅次于國大黨的第二大黨。1996年第11屆大選，它獲20.3%的選票和161個席位，第一次超過國大黨而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以最大黨的資格組閣，執政13天。1998年第12屆大選，它獲得25.5%的選票和179個席位，與其他黨聯合組成聯合政府。1999年第13屆大選，它獲得23.8%的選票和182個席位，［1］478—479繼續是國會第一大黨，瓦杰帕伊繼續擔任總理，組成了比較穩定的印度人民黨政府。

印度獨立后民主制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國民意識的塑造。國民意識包括兩個層面：一是認同，即對國家的認同和自身身份的認同；二是參與，即平等地參與國事，自由獨立地表達對國事的見解?，F代國民意識的產生源于對封建專制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斗爭，在斗爭過程中，逐漸樹立了民主、平等、自由、主權在民等觀念。然而，由于印度特殊的歷史國情，語言、宗教繁多，種姓多樣，相互封閉。次大陸在英國人到來前沒有形成一個近代意義上的統一國家，即使在莫臥兒帝國頂峰時期，中央政治權威也極為有限。印度民眾很長時期只有種姓、宗教觀念，鮮有民族、國家意識。因此，印度獨立后，在建立民主政體的同時，還需塑造民眾的國民意識。

臺灣學者陳鴻瑜認為，轉型社會面臨的最嚴重危機是認同危機，“是如何完成共同的認同感”。［3］118-119他認為，多數新興國家傳統的認同形式，“是對部落、卡士特（種姓）、種族、語言團體、階級的認同，而非對較大規模的民族的認同?！保?］119因此，新興民主政權建立后，必須解決認同危機問題，新興國家的人民必須承認他們民族的土地是其真正的祖國，自己是國家的一員。但這種認同問題常牽涉“要解決傳統遺產和現代實踐兩者”之間的矛盾。［3］119除了認同危機，新興國家還面臨合法性危機，即政權的合法性問題。政治合法性的基礎首先是理念基礎，即認為國家政治合法性的依據是其意識形態。［4］174因為政治權力一般都需要意識形態為其提供合法性支持，正如羅伯特·達爾所說，統治者弘揚一種意識形態的一個原因是“賦予他們的領導以合法性”。［5］78對于轉型國家來說，合法性問題?！盃可嬗嘘P政府的基本精神及民族努力的基本目標是什么的情感問題?！保?］119

如何解決認同危機和合法性危機？如何塑造國民意識？國家政治生活中以什么思想占主導地位？用什么主張統一全民思想，規范全民行動，作為制定國家政策的準則？印度獨立后，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兩種，一是世俗主義的主張，一是教派主義的主張。

獨立后，鑒于教派主義帶來的嚴重災難，國大黨政府確立了世俗主義的立國原則，主張把教派主義排除在政治之外。尼赫魯多次闡述了教派主義的危害，強烈反對教派主義與政治的結合。但印度畢竟是一個宗教的國度，宗教自古以來引導著人們的生活理想、道德規范，規定著印度社會基本結構和風俗習慣，并滲透到人們的生活方式中，對印度社會的影響根深蒂固。世俗主義不能使國民意識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歷史源泉，其影響自然受到限制。

印度傳統的社會結構依然存在，廣大民眾仍處在傳統文化的框架內，思想觀念仍深受傳統文化的束縛和影響，傳統意識觀念依然占據重要地位。在現實中， 印度社會長期以來存在的社會差異、種族矛盾、宗教矛盾并未消除?！坝捎谏鐣用娆F代化進程的缺失導致印度傳統社會的分割性繼續存在”，“由于精神文化層面現代化進程的缺失而導致的印度傳統文化中的反理性主義的繼續存在”，“由于貧困地區和貧困階層中現代化進程的缺失而導致了困擾印度數百年的貧困問題繼續存在”，［6］這種情況下，教派主義思想自然會上升。教派主義對歷史傳統的汲取，教派主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和一種文化”的宣傳確實能迷惑一部分民眾。在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碰撞過程中，產生了范圍廣泛的“什么是印度？什么是印度人？印度人應該是什么？”的爭論。［7］1這種爭論實際上是“同盟家族”圍繞文化問題進行政治動員的一種手段?！巴思易濉崩糜《让癖娋S護傳統文化的民族主義心理進行政治動員，在印度政壇的影響迅速擴大。當然，教派沖突、教派殘殺使印度民眾也認識到教派主義的危害，教派主義只能吸引一部分民眾，教派主義政治也面臨本身的局限性。

印度人民黨的崛起與執政，表明在印度政治舞臺上，宗教與政治的結合日益緊密，尼赫魯時期堅持的世俗主義政治已出現深刻變化。

教派主義政治的抬頭，對印度政治變遷產生了深刻影響，它沖擊了國大黨長期一黨主政的政治局面，使印度出現政治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盡管給印度政壇帶來不穩定，但它表明了民主的擴大，群眾動員的面更為廣闊，政治參與的積極性更高，各政黨必須更多地面對選民，接受他們的評判和選擇。

二　種姓與政治的結合及其影響

阿爾蒙德認為，政治發展歸根到底是結構分化和文化世俗化共同推動的結果。政治體系的功能一方面要依靠結構來履行，另一方面也必須依靠政治文化來促進。一個政治體系的文化世俗化程度深刻地影響著其政治結構的功能的發揮。［8］20—24印度獨立后，宣布實行世俗主義的立國原則，印度憲法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國家不得僅根據宗教、人種、世襲階級、性別、出生地點或其中任何一項之理由，對任何公民有所歧視?！钡谑鶙l第二款規定：“在國家政權下之任何雇傭或職位，不得僅根據宗教、人種、世襲階級、性別、家世、出生地點、住所或其中任何一項理由，對任何公民認為無資格、或有所歧視?！保?］51976年通過的憲法第42修正案將“世俗化”正式寫入憲法序言。

種姓制度與民主制的平等原則相悖，但種姓與政治卻絕妙地結合在一起。由于種姓具有一定的集團意識，這樣，種姓便自然成為政黨利用的工具。政黨借用種姓的外殼來謀取黨派利益，種姓則借助政黨維護本種姓利益，種姓政治應運而生，表現形式便是出現了種姓協會與種姓政黨。

種姓協會（Caste Sabha）是種姓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維護自身利益而結成的組織。［9］246種姓協會一般由同一種姓的人組成，定期召開大會，開展各種活動。如：討論如何提高本種姓地位，辦報辦刊宣傳本種姓，發掘整理種姓系譜，推選代表本種姓利益的候選人參加選舉等。種姓協會以提高種姓地位、參與政治活動為目的，是現代民主制度與傳統社會組織相結合的產物。種姓協會雖然與傳統的種姓制有實質上的區別，但也并非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種姓協會加速了民主化和世俗化進程”。［10］196—197種姓組織的出現使人們的種姓觀念有所復蘇，這與種姓應逐步淡化的趨勢是背道而馳的，一定程度上與世俗化相悖。種姓還構成很多政黨的基礎，目前印度很多政黨都具有種姓背景，如泰米爾地區的德拉維達進步聯盟和全印安納德拉維達進步聯盟是反婆羅門的政黨；民族民主黨是奈爾種姓的黨；社會主義共和黨是艾札瓦種姓的黨；阿卡利黨、共和黨等，也都是種姓政黨。［10］247這些政黨在從事政治活動時，往往從本種姓的利益出發，而這些種姓也往往支持本種姓的政黨。因此，政黨斗爭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種姓集團的斗爭，如泰米爾納德邦的德拉維達進步聯盟與社會黨的斗爭反映了非婆羅門與婆羅門的斗爭；安得拉邦的共產黨與國大黨的斗爭實際上是卡馬種姓（Kamas）與雷迪種姓的斗爭；喀拉拉邦的社會主義共和黨與社會黨的斗爭是艾札爾種姓與納亞爾種姓的斗爭。

印度獨立后實行議會民主制，政黨的得票多少決定了政黨的命運。為了得到更多的選票，各政黨往往需要尋找一些集團的支持，在印度，他們自然把目光投向種姓。一個政黨只有從占優勢的種姓中任命候選人，該政黨才有可能贏得選舉，因為在單一選區多數得票制下，這種做法才能使一個政黨得到多數票。［11］54于是在選舉時，各政黨便使出渾身解數，爭取人數占優勢的種姓的選票。而在選舉時，尤其在農村地區，“最重要的因素是種姓團結”，選區中大的重要的種姓“傾向于或者支持本種姓受尊敬的成員，或者支持本種姓認可的政黨?！保?1］97—98這樣，在印度很多地區，種姓往往成為政黨競相爭取的對象。例如在北印度的北方邦和比哈爾邦，中間種姓和較低種姓一直成為政黨爭取的對象：在50年代和60年代，首先是社會黨的爭取，60年代和70年代是民眾黨，1989年和1991年是人民黨，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落后種姓甚至賤民被印共（馬）所爭取。［12］104—105在競選中，種姓口號是最有號召力的口號，無論高種姓還是低種姓，發現民主、選舉制度可以為他們提供合法的角斗場。

種姓政治的出現，使政黨、選舉等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物找到了為自己服務的工具。低種姓政治力量的參政，也使印度社會政治力量對比發生分化組合，增加了印度政治變遷的復雜多變性。由于種姓政治的出現，民主政治和聯邦分權使印度種姓沖突在邦一級大大增加：如安德拉邦的kamma種姓和reddi種姓，卡納塔卡邦的vokkaliga種姓和lingayat種姓，拉賈斯坦邦的rajput種姓和jat種姓，泰米爾納杜邦的婆羅門種姓和非婆羅門種姓。［11］57印度歷史上長期分裂割據，大小王國互相征戰，種族、民族、宗教、語言、種姓復雜多樣，這樣的特點使印度歷史上不曾有過“印度”國家的大概念，而只有宗教、語言、種姓、地區意識。地方領導人為了黨派利益，為了個人目的，常有意識地利用地區主義情感，以削弱中央權威，增強他們自己的威望和權力。因此，他們?！昂敛华q豫在群眾中進行地區主義的宣傳”。［13］161國大黨執政時期，“所有反對黨都力圖利用地區的、教派的和種姓的不滿情緒來擴大反國大黨的力量，所以出現了一些不詳的跡象，其中之一就是效忠地區政治的現象明顯地重新出現?！保?4］232因此，種姓政治的出現，不僅使種姓沖突大大增加，也使中央—地方關系出現變化。

種姓與政治的結合，一方面帶來消極影響，增強了人們的種姓認同，加劇了種姓沖突，但另一方面，它使印度出現政治多元化格局。種姓政治的出現，對下層人民來說，為他們提供了參與政治的渠道，表明了政治參與方式的多樣化，對于印度從國大黨一黨主政向多黨競爭格局的轉變起到了推動作用。而政黨在進行政治動員時，利用種姓這種傳統工具拉選票，種姓成為政黨聯系群眾的一個媒介。種姓政治的出現，使印度民主政治帶上了傳統特色，使印度民主政治具有自身色彩，也是印度傳統組織對政治現代化的適應。

三　家族政治的影響與作用

印度自1947年獨立到1989年的42年時間，尼赫魯家族三代成員擔任印度政府首腦達38年。2004年大選，國大黨再度執政，家族政治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不可否認，家族政治與民主制相背離，容易導致專制、腐敗等不良現象。但家族政治在印度有如此長遠的影響并非偶然，是由印度的歷史和國情決定的。印度具有東方專制主義的傳統，民眾具有崇拜權威、崇拜領袖的心理。而印度又有特殊的種姓制社會結構，人們對婆羅門種姓普遍尊崇。尼赫魯家族老一代成員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領導作用，以及婆羅門種姓的身份，自然得到印度民眾的崇拜和尊敬。民眾對尼赫魯家族的這種心情又轉移到下一代家族成員身上，使得家族政治在印度長期延續。

印度種族多樣，文化多元，教派復雜。在印度這樣的國家，民主制的推行可能還需要集權的形式，需要家族政治的作用，正如政治精英主義的代表人物羅伯特·米歇爾斯所說：“民主在本質上傾向于以威權的方式解決重要問題?！保?5］326印度這樣一個特殊歷史國情的國家，獨立后成功推行和實施了民主制，家族政治和權威人物發揮了核心作用。

尼赫魯是印度民主制的推行者，是印度現代化道路的設計師和執行者，他的執政使印度奠定了全面發展的堅實基礎。他始終處在政治舞臺的核心位置，他本人也認識到這一點，他說：“國大黨如果沒有我，在中央和邦就不會有穩定的政府，就會出現分裂，這是事實?！保?6］133

英·甘地執政時期，雖然出現了短暫的威權主義政治，但她最終結束了威權主義，使印度民主制經受了考驗。英·甘地執政時間之長僅次于尼赫魯，這是印度“發展成熟時期”，是“自立、自信，能經受住國內外壓力的時期”。［18］英·甘地的執政雖然出現了一些失誤和消極影響，但她實施農業發展新戰略，解決了長期困擾印度的糧食短缺問題，80年代進行經濟政策調整，拉開了印度經濟改革的帷幕。這些成就不僅對印度經濟發展影響深遠，而且對印度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拉·甘地在發展印度經濟、解決教派沖突、緩和中央地方關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尼赫魯家族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把家族傳統與西方民主政體結合起來，依靠傳統家族政治的形式推動了現代民主政體的構建。家族政治在印度的存在是由其歷史國情決定的，它對民主制的推行、對印度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盡管家族政治具有一定的消極影響，但家族政治為民主制在印度的推行發揮了一定作用。印度有上千年封建專制統治的歷史，有多種族、多宗教、多語言的多元文化，又深受英國殖民統治的影響。由于印度具有特殊的歷史國情，民主制還需要威權領袖以集權的方式來推行，從尼赫魯到英·甘地再到拉·甘地，長期的家族政治使印度從獨立之初就有一個堅持民主主義信條的穩定的威權核心來推動和維持印度的民主政治，其間雖然有波折和搖擺，但尚未脫離民主政治的軌道。印度的民主制度是在尼赫魯家族長達38年的執政中得以建立和鞏固的，民主制度的確立和運轉與尼赫魯家族的作用密不可分。

一國的傳統文化是影響政治變遷的重要因素，首先，傳統文化是政治文明的基礎和背景，任何政體的建立和運行都離不開特定的文化土壤。其次，文化觀念是政治制度確定的先導，文化的嬗變必然導致社會政治制度的性質和形式的變更。再次，傳統文化對政治主體具有塑造作用，它培養國民的意識和價值取向以及政治素質，造就政治角色。人們的政治行為一定程度上受傳統文化的影響。［19］印度獨立后雖然確立了世俗主義的立國原則，但印度宗教文化濃厚，種姓觀念根深蒂固，教派主義對政治的滲透、種姓政治的出現不斷沖擊國大黨政府的世俗主義政策，也動搖了國大黨的一黨主政地位，使印度出現多黨競爭執政格局。傳統文化與現代政治的結合一方面帶來消極影響，另一方面又可以為政治現代化找到合適的方式，推動了政治多元化。

注釋：

①對印度獨立后政治變遷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孫士海：度政治五十年》（《當代亞太》2000年第11期）；張淑蘭等：《從大選看獨立后印度政黨體制的演變》（《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4年3月）；張四齊：《大選與印度政局走向》（《現代國際關系》2004年第6期）；鄭瑞祥：《印度政體特色及政局變化》（《現代國際關系》2004年第10期）；王麗：《印度國大黨興衰的理論思考》（《陰山學刊》2006年第6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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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劉貴陽］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actors in Indian Political Change

HONG Gong-fu
（Fu Yang Teachers College， Anhui Fuyang， 236041，china）

India has strongly religious culture and deep-rooted caste idea. Communalism infiltrating politics and caste politics constantly impact Congress government’s secular policy， which shaken one-party-dominated pattern and come forth multi-party competed pattern. While the continuation of family politics both hurt democracy and played a ro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Traditional culture combining with modern politics would caus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find appropriate way for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propelled political diversification.

India； Political Change； Traditional culture

G633.52

A

1008-9128（2015）01-0082-04

2014-05-08

洪共福（1974—），男，安徽池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南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