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髹飾錄》鈔本與初注者的討論

文/ 長北（東南大學 藝術學院）

關于《髹飾錄》鈔本與初注者的討論

文/ 長北（東南大學 藝術學院）

日本江戶中期享和年間時當中國清代乾、嘉之際，木村孔恭氏筑蒹葭堂藏古今之書十萬余卷，其中有《髹飾錄》鈔本一部，封面題名為《髤飾錄》，世稱“蒹葭堂鈔本”（圖1），鈔本末頁有朱筆隸書“文化甲子”四字，即1804年（圖2）。因其輾轉進入帝國博物館——今東京國立博物館，從此別稱“帝室本”。日本各圖書館、學校及私家所藏鈔本均從此本抄出。1見大村西崖致朱啟鈐函：“我美術學校、帝國圖書館及爾余兩三家所藏本，皆出于蒹葭堂本，未曾有板本及別本?！币酝跏老濉丁戴埏椾洝到庹f》，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頁。

時隔約百年之后的江戶末期，日本又出鈔本，乾、坤集封面題名為《髹飾錄》，乾集封面題名右首有紅墨書寫的“春田永年標注”數字（圖3），乾、坤兩集末尾均有“德川宗敬氏寄贈”楷書長方朱文印，因名“德川鈔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在收藏蒹葭堂鈔本之后發現“德川鈔本”，將“德川鈔本”也列入館藏（圖4）。

1988年，日本學者佐藤武敏將《髹飾錄》德川鈔本與《髹飾錄》蒹葭堂鈔本進行比較，以蒹葭堂抄本有點號而德川本沒有、蒹葭堂抄本有23處錯誤而德川本比較工整正確，推斷德川鈔本更接近原本，并且推斷蒹葭堂本抄自德川本。佐藤武敏同時據《昌平書目》記載提到，德川鈔本是德川宗敬氏寄贈的，蒹葭堂鈔本不是獲贈得來，而是“用錢向官府買回來的”2佐藤武敏《論〈髤飾錄〉——以其版本及注釋為中心》，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美術志》1988年11月，參見何振紀《海外〈髹飾錄〉研究綜述》，《中國生漆》2012年3期。。

筆者手頭久有索予明先生寄贈的《髹飾錄》蒹葭堂鈔本和據蒹葭堂鈔本復抄復刻的丁卯朱氏刻本，寫作《〈髹飾錄〉與東亞漆藝——傳統髹飾工藝體系研究》（以下簡稱《〈髹飾錄〉與東亞漆藝》）期間，又蒙日本友人告知東京博物館網址，在網上披覽圖片，逐字閱讀了《髹飾錄》德川鈔本全文并將兩鈔本文字對照閱讀。兩鈔本表述基本相同，都有揚明所撰的序、黃成所著的正文、揚明所作的注以及壽碌堂主人的箋證，兩鈔本于序前都有壽碌堂主人箋語謂“髹飾錄考證未備焉，有經目則補之可也，如色料利器者，別有集解矣”，蒹葭堂鈔本作一行，德川鈔本作兩行，可證壽碌堂主人箋注之時，見過兩種以上的鈔寫本（圖5、圖6）。兩本《乾集》贊語末句“乾德至哉”后面均寫有“一本至作大，為是”；兩本《坤集·罩明第五·灑金》揚明注“近有用金銀薄飛片者甚多”于“有”字右首均寫有“一本作日”；兩本《坤集·斒斕第十二·描金加蜔》“螺象之處”于“處”字右首均寫有“一本作邊”；兩本《坤集·尚古第十八·仿效》揚明注“有款者模之”于“者”字左首寫有“一本作而”。

圖1 蒹葭堂鈔本封面

圖2 蒹葭堂鈔本末頁

圖3 德川鈔本封面

在確知日本東京博物館藏有《髹飾錄》兩種鈔本之后，筆者反復斟酌，基于以下幾方面考慮，寫作《〈髹飾錄〉與東亞漆藝》時，鄭重地選用了蒹葭堂鈔本為底本。理由如次：

一.日本各圖書館、學校及私家所藏抄本均從蒹葭堂鈔本抄出，王世襄先生所引朱啟鈐先生丁卯年刻本則是蒹葭堂鈔本《髹飾錄》復鈔本的轉刻本。因此，蒹葭堂鈔本至今是《髹飾錄》在全世界流傳各種版本的母本，是全世界學者研究《髹飾錄》的基本依據。

二.字跡工整、出錯較少的鈔本是否一定就在字跡潦草、出錯較多的鈔本之先？恐未可貿然斷論。完全有這樣一種可能：蒹葭堂鈔本是工匠所抄，德川鈔本是文化人所抄，抄者對原鈔本作了校訂。也就是說，德川鈔本完全有可能在蒹葭堂鈔本之后。

三.德川鈔本是德川宗敬氏寄贈的，蒹葭堂鈔本不是獲贈得來而是“用錢向官府買回來的”，官府流出的鈔本應該更為可靠。

四.德川鈔本在蒹葭堂鈔本已經流傳約百年之后驚現于世，東京博物館采集德川鈔本的時間在蒹葭堂鈔本之后許多。這從東京博物館采集編號就可以得知。

五.最重要的考慮是，《髹飾錄》德川鈔本只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網頁發表1德川本《髹飾錄》，見東京國立博物館網頁圖像檢索，網址：http：//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E0032693；蒹葭堂本《髤飾錄》亦發布于此網，編號：E0032634，編號即采集時間明顯居前。它是“蒹葭堂本”先見于世的旁證。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尚未付諸紙本出版物之前，任何單位、任何個人無權全文采樣。也就是說，優先披露、全文披露德川鈔本全貌的權利，屬于東京國立博物館。

圖4 德川鈔本末頁

圖5 蒹葭堂抄本序前壽碌堂主人“……別有集解矣”箋語一行

圖6：德川抄本序前壽碌堂主人“……別有集解矣”箋語兩行

圖7：蒹葭堂抄本《髹飾錄》初注者署名為“揚明”

鑒于蒹葭堂鈔本至今是《髹飾錄》在全世界流傳各種版本的母本，所以，《〈髹飾錄〉與東亞漆藝》以蒹葭堂鈔本為母本，第五卷第一章《蒹葭堂鈔本〈髹飾錄〉并序?？弊⑹枧c今譯》中，對照兩種鈔本和現行版本進行?？?。凡蒹葭堂鈔本與“一本作”兩可處，從蒹葭堂鈔本；凡蒹葭堂鈔本確實有錯，則對“一本作……”斟酌用之，如《坤集·斒斕第十二·描金加蜔》“螺象之處”下，筆者這樣注釋：“蒹葭堂鈔本作‘處’，[壽箋]一本作‘邊’。按金雙鉤工藝并與上文‘金雙鉤’互文，筆者選用‘邊’”。凡德川鈔本有一字高明之處，《〈髹飾錄〉與東亞漆藝》均予以采納。

圖8：德川鈔本《髹飾錄》初注者署名為“楊明”

圖9：王世襄先生在索予明先生寄贈蒹葭堂鈔本編后記上眉批

圖10：剔紅花卉紋渣斗上所刻名款為“揚茂”，器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德川鈔本的出現還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蒹葭堂鈔本上，初注者清楚署名為“揚明”（圖7），丁卯朱氏刻本易初注者姓氏“揚”為“楊”，王世襄先生據朱氏刻本作“楊明”。因此，凡從丁卯朱氏刻本譯出的各家版本均作“楊明”。德川鈔本上，初注者書為“楊明”（圖8）。初注者倒底姓“揚”還是姓“楊”？王世襄先生在收到索予明先生寄贈的蒹葭堂鈔本《髹飾錄》之后，將蒹葭堂鈔本與朱氏刻本連同索先生編后記交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在索予明先生編后記上，王先生眉批道：“姓氏楊、揚，古時通用，如楊雄亦作揚雄。索氏后記，楊明一律作揚明，蓋因祖本蒹葭堂本作揚，故從之……朱桂辛先生丁卯刻本則用楊而不作揚，可能因前者較為通俗常見，亦可能大村西崖氏寄來鈔本已將揚改為楊。今合印兩本，楊、揚二字實難求得統一?！?見王世襄編《髤飾錄·合印蒹葭堂鈔本、朱氏丁卯年刊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影印，第80頁。（圖9）也就是說，王先生在收到蒹葭堂鈔本、看到自己所據朱氏刻本的母本蒹葭堂鈔本清楚署名“揚明”之后，對揚明姓“揚”還是姓“楊”已經退一步改為說法圓活。索予明先生考證，西塘一支揚姓為提手之“揚”并舉出兩條例證：一是康熙二十四年《嘉興府志·人物藝術門》記，“張德剛，父成，與同里揚茂俱擅髹漆剔紅器”2見索予明《中國漆工藝研究論集》，第122、325、326頁，臺灣故宮博物院，1977年。；二是揚茂制《剔紅花卉紋渣斗》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器底有針刻銘文作“揚茂”（圖10），此為索予明先生《〈髹飾錄〉解說》初注者用“揚明”不用“楊明”的理由。筆者以為，既然蒹葭堂鈔本目前仍然是《髹飾錄》在全世界流傳各種版本的祖本，丁卯朱氏刻本據蒹葭堂鈔本轉抄轉刻在后，理應按祖本姓氏恢復初注者為“揚明”。這就是《〈髹飾錄〉解說》、《〈髹飾錄〉與東亞漆藝》中，筆者寫明初注者是“揚明”、不是“楊明”的理由。

面對蒹葭堂鈔本面世百年后驚現德川鈔本的事實，德川鈔本與蒹葭堂鈔本誰先誰后還是共有另外的母本，人們對《髹飾錄》初注者姓氏的學術爭鳴，尚需在對兩鈔本進行科學檢測和對兩鈔本背景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科學的結論。因為全文披露德川鈔本全貌的權利屬于東京國立博物館，只有東京國立博物館有權利將兩鈔本送往檢測單位檢測紙張墨跡之先后。也就是說，東京國立博物館享有對《髹飾錄》兩鈔本孰先孰后的研究優先權。在獲得科學檢測結果和科學結論之前，筆者認為，全世界學者宜于按照東北亞乃至歐、美流傳《髹飾錄》各版本的共同祖本——蒹葭堂鈔本，恢復《髹飾錄》初注者姓氏為“揚明”。

（責任編輯：姥海永）

On the Manuscript and Initial Note Writer of Xiushilu

作者在對《髹飾錄》版本詳細?？毖芯康幕A之上，提出《髹飾錄》蒹葭堂鈔本與德川鈔本誰先誰后，需在對兩鈔本進行科學檢測和對兩鈔本背景繼續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得出科學的結論。在獲得科學檢測結果和科學結論之前，全世界學者宜按照東北亞乃至歐、美流傳《髹飾錄》各版本的共同祖本——蒹葭堂鈔本，恢復《髹飾錄》初注者姓氏為“揚明”。

On the basis of carefully collating and studying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Xiushilu (Record of Lacquering) in detail,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question: Jianjia Tang Manuscript and Tokugawa Manuscript of Xiushilu (Record of Lacquering), which is earlier? To answer it,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we need to scienti fi cally examine these two manuscripts and to further study their backgrounds, fi nally drawing a correct and scienti fi c conclusion.Before the scienti fi c result and conclusion comes out,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expected to restore the surname of the initial note writer as “Yangm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Jianjia Tang Manuscript because Jianjia Tang Manuscript is the shared archetypon of all versions of Xiushilu (Record of Lacquering) that spread in Northeast Asia and even Europe and America.

《髹飾錄》 蒹葭堂鈔本 德川鈔本 揚明

Xiushilu; Jianjia Tang Manuscript; Tokugawa Manuscript; Yangming

10.3969/J.ISSN.1674-4187.2015.04.006

長北，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研究方向：漆藝、工藝美術史、藝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