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藍的眼睛》中西方文化意象的喻指分析

⊙任佳佳［昆明理工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 昆明 650500］

⊙郝會肖［西南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昆明 650224］

《最藍的眼睛》中西方文化意象的喻指分析

⊙任佳佳［昆明理工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 昆明 650500］

⊙郝會肖［西南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昆明 650224］

從非裔美國文學批評家蓋茨的喻指理論出發，分析托尼·莫里森的小說《最藍的眼睛》中的西方文化意象的喻指。通過對西方文化傳統中替罪羊、人性化的自然、啟蒙讀物等意象的重復或修訂，揭示了非裔美國人在多元文化語境下的生存狀態以及民族文化的缺失。

西方文化意象 喻指 缺失

亨利·路易·蓋茨（Henry Louis Gates）認為喻指是一種具有族裔特點的表達方式，一種黑人的話語模式。非裔美國作家通過對文學或文化傳統里的一些基本意象進行重復或修訂，即“意象的隱喻性”（metaphorical-imagistic）①，可以含蓄地達到言此意彼的目的。非洲黑人奴隸初到新大陸時，誤以為《圣經》是“會說話的書”，能夠直接與其對話交流。然而面對沉默，他們誤認為問題源于《圣經》對黑人群體的蔑視?！皶f話的書”這個意象后來又多次在18世紀奴隸敘述作家格詹姆斯·羅尼奧索（James Granniosaw）等人的作品中有所涉及。非裔美國作家們通過繼承性地喻指方式，進一步揭示了族裔人民在文化失語狀態下的尷尬和困惑。

托妮·莫里森是頗具影響力的非裔美國女作家，她的作品深深植根于黑人的歷史與現實生活。對她來說，最重要的區別不是現實與創作之間的不同，而是現實與真理之間的不同。莫里森對真理的這種尋求在她的處女作《最藍的眼睛》中就有所體現。小說解構了社會以白人文化意識形態來作為衡量美與丑的標準，反映了非裔美國人在內化的種族主義下構建本民族文化身份過程中的創傷。作為西方文化表征的替罪羊、人性化的自然、啟蒙讀物等喻指性意象，更是對非裔美國人在多元文化語境下民族身份和文化的缺失的體現。

一、種族主義內化下的替罪羊

“替罪羊”一詞出自《圣經》舊約“利未記”，指在贖罪節時獻祭的羊。大祭司將雙手放在一只活羊的頭上，向它懺悔以色列孩子們的罪過，表明將他們所有的罪過都轉移到了羊的身上。通過這種象征性的儀式，人類把自己的內心焦慮或罪行轉給了他者。當一個少數群體被主流社會邊緣化后，群體中的“異類”便被強加承擔替罪羊的角色，以緩解集體的恐懼不安，完成自身的救贖。

替罪羊的原始意象由于凝聚了一些人類心理和命運的共同因素，開始在許多非裔美國作家的作品中不斷重現，《最藍的眼睛》中的女孩佩科拉就是這個富含意蘊的原型意象。在黑人的生活社區，人們已經內化了白人的審美和行為標準。在白人意識觀念的滲透下，他們認為只有遠離群體中相貌丑陋的人，才能宣泄因無法企及白人之美而產生的自我厭惡感，才能得到身心的完整。在這種內化的種族主義環境下，佩科拉遭到了本族人們的群體孤立。在學校，她是唯一獨坐雙人課桌的學生，連模范老師也從不正眼瞧她。她還飽受了同族伙伴的羞辱和嘲諷，她被黑人小伙伴們當成獵物，圍在操場中間。他們用即興的打油詩嘲諷她，“小黑鬼，小黑鬼，你爸爸睡覺光屁股”②。他們毫無意識到他們的父輩們或許有同樣的裸睡習慣。只是因為佩科拉比他們更黝黑、更瘦弱，他們在心理上便產生了一種優越感。這無疑表明了他們對自己黑人身份的疑慮，對佩科拉的奚落也就成了他們轉移這種自我厭憎的方式。

如果說社會群體背棄了佩科拉，家庭則把她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佩科拉的母親波琳是白人家的一名女傭，為得到白人社會的認同而迷失心智，狂熱于追隨銀幕上的白人形象。佩科拉自從生下來就受到了她母親的鄙夷，“天??！這個孩子真丑，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身體上的缺陷更是進一步塑造了她畸形的母愛。與黑人、窮人、弱者一樣，女性角色常會因身體異形而被排斥在社會的文化中心之外。③腿腳跛行、磕掉的門牙等殘缺喻示了波琳身份上的不完整，她無時無刻不在抱怨“一顆門牙不見了，一切全都完了”。蜷縮在失去自我價值的世界里，為了能夠白化，她竭力與自己的女兒劃清界限，像周圍人那樣厭惡她的女兒。當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白人雇主的草莓派時，波琳發瘋般地對她拳打腳踢并喊道，“傻瓜！瞧你干了什么？”母愛早已隨著波琳的異化心理而扭曲，人格的分裂而消失殆盡。佩科拉的父親喬利因種族歧視失去了工作，開始酗酒和無休止地發脾氣?！澳転樗鲂┦裁茨?？給她什么？”看到女兒在廚房洗碗的瘦弱的身形，內疚的同時喬利想起年輕時遭受白人侮辱的那個噩夢?；煜藧酆陀?，摻雜了溫情和報復的喬利為了彌補自己過去的創傷，“溫柔地強奸了她”。與妻子一樣，父親喬利只是把她當成一只慰藉心靈，掩蓋無能與自憎，祛除心魔的替罪羊。④

二、被植入情感的自然意象

自然界常被喻為人類非有機的軀體，弗雷澤認為原初人們都有一個共同信念：人類與自然之間始終存有某種交互感應，人可以通過象征性的活動把情感、愿望與意志投射到大自然中去。民俗中也有人的行為會影響自然興衰的傳統，例如在巴伐利亞和澳大利亞，農民相信懷孕的女人會給果樹帶來豐饒，所以在收獲時有讓孕婦吃第一個果實的儀式。喪失生殖能力則預兆繁殖之神的死亡，漁王年老力衰，失去繁殖能力，大地便開始干裂，變成荒原。莫里森同樣借四季的循環再現和修訂了人類社會同樣的境遇。小說的四個小節分別被命為“秋”“冬”“春”“夏”，恰好契合了《舊約》“傳道書”中的主旨——凡事都有定期，萬物都有定時。錯亂的季節變幻為人物的命運，抹上了一份神秘的預示性色彩。

此外，莫里森對金盞菊和蒲公英等植物意象的描述揭示了人類事件的道德背景，宣告了悲劇發生的必然性。金盞菊植株矮生、花色鮮艷且花期長，是園林中一種常見的草本花卉。在西方文化中，它代表純潔與美麗，生命力強，不會凋謝。文中金盞菊的意象與人物的命運緊密相連，被賦予了超自然的色彩。佩科拉被父親奸污懷孕后，克勞迪婭和她的妹妹便種下了金盞菊的種子，她們相信金盞菊若能發芽的話，佩科拉的孩子也會平安降臨。然而在那年秋天，金盞菊沒有發芽，它以拒絕生長的方式來叩問人世的罪惡。孩子是亂倫的產物，是一粒罪惡的種子，是不為社會道德所接受的?！叭珖耐恋囟紝鸨K花存有敵意。在這片土地上，花是不易生長的，種子得不到土壤的養分，植物也結不出果實來?！焙谌巳后w之間缺乏互相關愛，意識受到白人和主流文化的主導，致使本民族文化之根無法汲取養分。金盞菊自然不會在這片充滿歧視的社會土壤中健康成長。佩科拉終日痛苦地掙扎在迷失的邊緣，陷入精神分裂的境地。

蒲公英的意象在小說中也反復出現，佩科拉起初非常喜愛蒲公英，認為它就像自己的黑人女孩身份一樣，美麗真實。但她不明白為什么人們把它稱為雜草，白人的花園里甚至絕不允許它的一絲存在。在受到白人意識的控制時，佩科拉開始動搖自己的信念。尤其當受到白人店主對她的羞辱后，再次看到電線桿底部的蒲公英的時候，她妥協了，“啊，它真丑，它就是雜草”。莫里森暗示黑人群體開始在意識形態上用“藍色的眼睛”來審視自我及周邊的世界，心理勢必被扭曲異化，精神勢必會趨向荒蕪和分裂。在貧瘠的土地里生長的金盞菊與長在角落里的蒲公英潛藏著黑人群體內心的掙扎與彷徨。⑤自然界在小說中被賦予了人性、道德和超然的力量，莫里森通過植物意象與人物命運的平行，構建了一個獨有的喻指世界。

三、傳載文化意識的啟蒙讀物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啟蒙讀物《迪克與簡的故事》曾在美國風靡一時。這本初級識字讀物刻畫了一個西方人觀念中理想的中產階級家庭模式：白人父母和子女及寵物生活在一座漂亮寬敞的房子里。在識字學習的過程中，大量的非裔美國小孩不可避免地受到白人價值觀的影響。語言不可能獨立于思想之外，他者文明的輸入則是有代價的。⑥

《迪克與簡的故事》被莫里森反復引用，佩科拉的悲慘生活與故事中的刻畫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小說先以銘文的形式引出了《迪克與簡的故事》，語法規范、排列有序，創造了烙有白人文化印記的神話：媽媽、爸爸、迪克和簡住在一所白色的房子里，他們非?？鞓?。這段文字在第二次出現時拼寫變得雜亂無章，句子的首字母、人名及稱呼等均不再大寫，表明這個理想的世界開始在佩科拉心中倒塌。在最后，這段文字像意識流一樣在佩科拉發瘋的心智里變得支離破碎。在白人意識掩飾下的烏托邦對黑人族群來說是極具毀滅性的，所謂神話并不能給佩科拉帶來溫暖和庇護。在主流白人文化的擴散和侵蝕下，非裔美國人的后代變得盲從被動，成為白人意識的消費者。啟蒙讀物是白人文明的參照，莫里森借此提醒非裔美國人應保持足夠的清醒，抵制白人強勢文化的內在化。因為民族文化特質的缺失，最終會導致本民族文化體系性地消亡。

喻指作為一種修辭形式，能夠引起讀者的響應和共鳴。莫里森技巧性地把一些西方文化意象穿織在小說的敘述當中，賦予了文本一種訴求的力量。正如《出埃及記》中摩西指引他的以色列后裔逃離埃及，到達安全、富饒的迦南那樣，莫里森也在召喚著自己的族人能夠從他們身份迷失、文化缺失的境遇中站立起來，傾聽自己的聲音。

① Henry Louis Gates.TheSignifying Monkey:TheAfro-American Literary Theory[M].New York:Oxford UP, 1988：21.

② 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M].NewYork:Washington Square,1970：55.

③ Garland R.Thomson. ExtraordinaryBodies:Figuring Physical Disabi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J].Columbia UP,1997：115.

④ 劉亮雅：《種族與性別壓迫的悲?。耗锷醋钏{的眼睛〉里的白人凝視、找人替罪和強暴》，《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后殖民主義文化想象》，立緒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頁。

⑤ Lorraine Daston&Vidal,Fernando.The Moral Authority of Nature[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04：128.

⑥ Donald Gibson.“Text and Countertext in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LIT:Literature,Interpretation,Theory [J].Volume 1,1989：19-32.

[1] Beaulieu,E.Ann.The Toni Morrison Encyclopedia[J]. Greenwood P,2003.

[2] George J.Frazer: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3] Kathleen D.Taylor-Guthrie:Conversationswith Toni Morrison[J].Mississippi UP,1994.

作 者：任佳佳，文學碩士，昆明理工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講師，研究方向：非裔美國文學研究；郝會肖，西南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文學翻譯、英語教育研究。

編 輯：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