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約與建構
——《講話》指引下的延安時期文藝

⊙張紀鴿［延安大學外國語學院， 陜西 延安 716000］

規約與建構
——《講話》指引下的延安時期文藝

⊙張紀鴿［延安大學外國語學院， 陜西 延安 716000］

延安時期不只是中國革命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近現代文藝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延安時期的文藝作為戰爭時期的戰斗武器，反映了當時解放區的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作為當時的政治話語體系，延安文藝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引下，規范了當時、甚至以后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

延安文藝 戰斗武器 意識形態 政治話語體系

延安文藝通常指1935年10月黨中央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移駐陜北至1948年春黨中央離開陜北的這段時間內，以延安為中心，包括陜甘寧邊區的革命文學藝術。在這長達13年的時期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延安文藝呈現出勃勃的生機和豐富的多樣性。延安文藝的發展有多層次的原因，它不僅是匯集在延安的革命志士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它是延安時期革命的需求。本文將分析延安時期文藝思想在中國革命時期所起的作用。

一、文藝作為戰斗武器

延安時期的文藝首先是作為戰斗的武器而存在的。毛澤東對文化工作和知識分子有著自己的意見，他相信要達到民族統一戰線和革命勝利，就一定要“文武雙全”“槍桿子里出政權”，它可以摧毀一個舊世界，也可以凝聚戰斗力量。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筆桿子”在一定程度上擔負起了“槍桿子”對于戰士的作用，成為抗日戰爭中鼓舞士氣、凝聚民族力量的有力武器。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引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翌日，毛澤東同志向全國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入全面抗戰時期。在全民族抗戰的歷史背景下，文藝不可避免地被拉入了戰爭的秩序。面對空前的政治危機，中國共產黨及時改變了知識分子政策，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明確指出:“一切同情于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分子，不問其過去如何，都能享受蘇維埃政府的優待?！薄耙磺惺苋毡镜蹏髁x和漢奸賣國賊國民黨政府所驅逐、輕視與虐待的知識分子，都可以到蘇區來?！薄耙磺懈锩闹R分子，不論其出身如何，蘇維埃給予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边@與蔣介石強調的“要求國家民族的自由平等，就要犧牲個人的自由，以求國家的自由；犧牲個人的平等，以求民族的平等”，要“服從家長”“服從各級政府”“服從領袖”的統治政策形成鮮明對比。然而對于為了革命理想而來到延安解放區的作家與知識分子而言，真實的延安與解放區使他們不得不去思考另一個問題：在戰爭的背景下，文學的作用究竟如何體現？為此，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及時對這樣的疑惑進行了解答，強調了“筆桿子”的重要性。1936年11月，延安成立中國文藝協會的時候，毛澤東在會上講：“中華蘇維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許多偉大驚人的事業，但在文藝創作方面，我們干的很少?！?938年5月12日，毛澤東在對魯藝師生的講話中生動地闡明了有關抗戰文藝的問題和文藝的作用，他說：“我不懂文藝。文藝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器?！?940年6月9日，延安魯藝舉行建院二周年紀念大會，前來致賀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說：“在前方，我們拿槍桿子打得很熱鬧，你們拿筆桿子的打得雖然也熱鬧，但是還不夠。這里，我們希望前后方的槍桿子和筆桿子能親密地聯合起來?！敝斓碌倪@一番話不只反映了當時延安文人在延安的積極的生活和創作的狀況，也表達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他們的期望，期望文藝創作能起到和“槍桿子”一樣的作用。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再次表達了對革命文學藝術運動在戰爭時期的作用的看法：“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抗日戰爭爆發以后，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并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泵珴蓶|把文藝和革命斗爭同等對待，充分說明了他作為黨的領袖，對于革命的文藝作為戰斗的武器的作用的肯定。

二、文藝作為文化意識形態

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把革命的文藝稱作“筆桿子”，并將其與“槍桿子”同等看待，足以說明文藝作為戰斗的武器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延安時期的解放區文藝并不只是為了喚起人民大眾的戰斗熱情、作為戰斗武器而存在，無論它如何與全民族的抗戰聯系起來，不論戰爭賦予了文學藝術以怎樣的政治使命，延安文藝始終保持了它作為文化意識形態的藝術魅力。

早在1939年5月，毛澤東為魯藝成立時題詞，提出“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文學創作主張。毛澤東在延安期間，曾在各種場合提出了對作家的種種期望，甚至親手繪制文學的“藍圖”。他的言行不只表達了他作為政治領袖對文藝作為政治話語和文化意識形態的需求的認識，同時也表達了他作為一名文人對于當時文學現狀的不滿與擔憂。毛澤東有著很高的文學造詣，他本人就是“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這種文學主張的踐行者。毛澤東一生創作詩詞百余首，他以現實政治斗爭為背景，從“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到“試看天地翻覆”，再到“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藝術地再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歷程，展現出他“革命豪放派”的激情。

無論如何，知識分子的大量聚集，使得延安不只是抗日戰爭時期的紅色之都，延安儼然成了各種文藝社團不斷興起、不同文藝形式不斷涌現的文化之都。到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在延安已經存在著“中國文藝協會”“陜甘寧邊區文化救亡協會”等文藝團體，同時也出現了延安合唱團、延安作曲者協會等音樂藝術組織和魯迅藝術文學院（“魯藝”）、部隊藝術學校（“部藝”）等教育、研究機構。這樣的文化隊伍，不只創作出了大量的文藝作品，創辦了一系列的文化文藝刊物，豐富活躍了邊區人民和黨員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改變著當時延安革命隊伍的結構，從精神和世界觀方面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這支隊伍的素養。

三、文藝作為政治話語體系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了延安時期文藝以及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大影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延安時期的文藝不只在戰爭時期起到戰斗武器的作用，在生活中表達著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的意識形態，還因為它構建了新的政治話語體系，規范著這一時期文藝的發展方向。

從1937年到40年代初期，大批知識分子懷著革命的理想和抱負從全國各地匯集延安，但是延安的現實似乎與他們的理想有一定的差距，于是“當時延安文藝界出現一股批判延安現實的創作浪潮，但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目的，顯然不僅旨在解決具體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著眼于建立一套合乎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文藝方針和文藝規范，以便更好地指導文藝未來的發展方向”，延安文藝座談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

事實上，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文學發展所體現出來的文學趣味和走向都不是自然形成的。這種看似自然的對文學和文化趣味的選擇既是審美的，也是政治的。不同階級的人們無不在為自己的審美趣味辯護，不遺余力地抗爭，而統治階級則通過重塑和改變人們的審美趣味和生活方式來進行合法權利的統治。所以審美趣味的選擇既體現著意識形態性，又體現著政治功利性。作為中國共產黨政治領袖的毛澤東從來都不否認文藝的政治性和階級性，他在《講話》中拒絕“審美無功利”的觀點。就毛澤東本人的文學趣味來講，他似乎更偏愛古典的、純文藝的東西。丁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中談到對毛澤東的印象，說他比較喜歡中國古典文學，甚至“一些藝術性高而沒有什么政治性的東西”；忻中在《毛主席讀書生活紀實》中稱：“僅從現存的毛主席閱批過的書籍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毛主席的讀書興趣很廣泛，他除了終身忘我地研讀馬列著作外，哲學、政治、經濟、歷史、文學、軍事等社會科學以至一些自然科學書籍無所不讀”，但是作為政治家和革命家，他很自然地將一切工作、學習納入政治軌道。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的“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決定文藝的性質與方向的問題，它決定了這一時期的文藝作品必須反映當時當地的生活，體現更廣大人民的需求和意志，也更符合當時當地人民群眾的審美趣味和時局的要求。1942年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便是一場從思想上、精神上對文藝創作者進行規約的運動，毛澤東的《講話》即是規范文藝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在《講話》發表之后，延安解放區的文藝作品呈現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風貌。延安文人“清潔精神，洗心革面，心靈澡雪，脫胎換骨”，文字對于這些決心要改變自己的文人來說，無異于鋤犁之于農民，不僅僅是一種工具，它的作用是用來寫工農兵，書寫光明，要“把抗戰中中國社會的各方面現實生活反映出來，使人能看到中國進步的面目，看到抗戰的光明的前途，看到妨礙進步的惡勢力的丑態及其必然沒落，并因此鼓舞人的勇氣，鑒定人的戰斗決心，指示人們戰斗的方向”。

文藝既是美學的，也是政治的?！吨v話》的發表使延安時期的文藝作品與當時中國實際相結合，滿足了當時延安文藝消費群體對藝術的需求，成功地以政治權力介入的形式改變了文藝發展的方向，喚醒了當時受壓迫者的階級意識，也使得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后來的解放戰爭中獲得了更大的凝聚力和號召力，行使了它作為政治話語體系的使命。

[1] 文化部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委員會編.延安魯藝回憶錄[G]，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

[2]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黃科安.延安文學研究[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

[5] 丁玲.丁玲文集（第五卷）[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6] 朱鴻召.延河邊的文人們[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

本文受陜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計劃項目“延安時期文學思想與同時期英美戰時文學思想比較研究”資助，項目編號：12JK0256

作 者：張紀鴿，延安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編 輯：曹曉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