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貶損毛澤東論斷蘊涵的邏輯錯誤

王向清

（湘潭大學 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不少貶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論調。這些論調存在政治立場不公允、方法論的偏頗、背離實事求是的精神、蘊涵邏輯錯誤等多種缺失，因而是不能成立的。本文僅分析這些貶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論斷所蘊涵的邏輯錯誤。

一、從論據推不出論題：“毛澤東是封建皇帝”的論斷蘊涵的邏輯錯誤

從論據推不出論題是指論證中論據與論題不相干，論據不能作為論題成立的理由。

李志綏的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李銳的 《李銳談毛澤東》等書，都因毛澤東晚年有一言堂和家長制的傾向就斷言 “毛澤東是封建皇帝”。筆者認為，這一論斷存在從論據推不出論題的邏輯錯誤，是對毛澤東的詆毀。

斷言毛澤東奉行一言堂、家長制這一說法本身就存在 “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里，黨內民主生活還是比較健全的。從1958年1月南寧會議開始，毛澤東的家長制、一言堂漸漸滋長，且有發展的趨勢。但即使在那時，毛澤東還是聽得進有理有據的正確意見。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根治長江水害，毛澤東贊同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的意見，主張立即建設三峽水庫。但在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反對立即上馬興修三峽水庫的論證報告更有道理，毛澤東便放棄了立即上馬興修的建議。多年后連李銳這位對毛澤東晚年基本持否定立場的人士都說了一公道話：對某件具體事務只要說得有道理，毛澤東還是聽得進去的。

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后，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農村迅速展開。對于農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及其基本核算單位問題，毛澤東的觀點經歷了由最初主張的生產資料人民公社大集體所有制、以人民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然后到主張生產資料生產大隊所有制、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最后到贊成生產資料的生產隊部分所有制、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變化過程。毛澤東關于人民公社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基本核算單位觀點的變化是聽取地方黨政負責人和基層干部意見的結果。1959年3月15日，他在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信中，對各個省市究竟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還以是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就沒有提出自己的明確主張；強調各個省市可以依據實際情況規定本地的基本核算單位，但在制定政策時，一定要聽取基層干部和群眾的意見。［1］p110－111

1959年4月29日、5月2日，毛澤東給六級干部寫了一封信，提出 “包產”、 “密植”、 “節約糧食”、“播種面積多少”、“農業機械化”、“講真話”等六個問題，請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干部們研究，要求他們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1］p235－237

兩封信的內容及要求表明，即使在 “左”的思潮盛行的 “大躍進”年代，毛澤東還是期望中央政策的制訂以地方干部、群眾的意見為依據。這表明，即使在1958年南寧會議以后，毛澤東也沒有完全奉行一言堂和家長制。

退一步說，就算毛澤東在晚年完全推行家長制、一言堂，也不能冠以封建皇帝的帽子，充其量只能說有封建皇帝的作風。要論證毛澤東是封建皇帝，還必須給出兩個更有力的證據：經濟上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政治上奉行家天下。

經濟上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皇帝的根本使命。封建皇帝一旦實現改朝換代，建立政權后，便會將全國的土地據為己有，成為全國最大的地主。而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終結了封建土地制度，將地主、富農占有的土地無償分給了無地、少地的農民。毛澤東派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回故鄉韶山，支持家鄉所在鄉政府將自己家庭成份劃為富農，將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鄉鄰。哪一個封建皇帝有如此舉動！

政治上奉行家天下是封建制度的另一大特征。封建皇帝建立政權后，便會奉行家天下，大肆分封皇室成員和近臣，構成一個由宗室和近臣織成的家天下網。而新中國建立后，不用說韶山的鄉親、文家表兄弟、楊開智以及其他親朋故舊要求毛澤東安排或推薦工作，都遭到婉拒；頗有文化，對少年毛澤東幫助最大的大表兄文運昌至死都抱怨毛澤東忘恩負義，不肯關照安排工作。即使對自己的子女也嚴格要求，不但不允許享受特權，而且將受盡種種磨難的長子毛岸英送上戰火紛飛的抗美援朝戰場，當岸英犧牲后又讓他長眠于他國異鄉。哪個封建皇帝能這樣？

綜上，僅憑毛澤東身上有一點家長制作風，就冠以封建皇帝的稱謂，犯了從論據推不出論題的邏輯錯誤?！懊珴蓶|是封建皇帝”這一貶損毛澤東的論調，永遠得不到論證。

二、事后歸因：“毛澤東用兵如神主要得益于情報工作做得好”的論斷內含的邏輯錯誤

事后歸因又稱為 “假性因果”，是人們在表達思想、論證思想時常見的邏輯錯誤。該錯誤的來源于拉丁語 “posthoc，ergopropterhoc”，即 “后于此，故因此”。它根據事件甲之后發生了事件乙，就斷言甲乙兩事件存在因果關系，肯定事件甲是事件乙的原因，事件乙是事件甲的結果。應當承認，某些情況下確實是前一事件導致了后一事件；但在很多情況下時間上前后相繼的兩件事情實質上沒有因果關系。換言之，時間上前后相繼的兩件事不一定存在因果關系。

“毛澤東用兵如神主要得益于情報工作做得好”、“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毛澤東 ‘引蛇出洞’”就是 “非毛化”人士運用事后歸因的邏輯錯誤來貶低、詆毀毛澤東的。

2009年9月8日，毛澤東逝世33周年忌日的前一天，《人民網》刊發了一篇題名為 《揭開毛澤東用兵如神之迷》的文章，［2］就明顯地違背探求現象因果關系的邏輯要求，存在事后歸因的邏輯謬誤。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是，毛澤東在用兵方面沒有什么過人的地方，主要靠情報工作做得好，才造就 “毛澤東用兵如神”的高超軍事指藝術的。他斷言： “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過什么神機妙算”、“真正幫助毛澤東屢打勝仗的 ‘法寶’是知己知彼的情報工作?！狈浅Ｃ黠@，文章的作者在這里將情報工作做得好歸結為毛澤東用兵出神入化、百戰不殆的主要原因或唯一原因。從邏輯的觀點看，文章的主要觀點是運用事后歸因的邏輯方法得到的，而事后歸因往往導致邏輯謬誤。

按照該文的觀點，如果把握了及時、準確的信息情報就能用兵如神、百戰不殆，那為什么博古、李德指揮紅軍第五次反 “圍剿”遭到慘??？遵義會議前紅軍在長征路上為什么會常打敗仗，湘江一役更是使中央紅軍由8.6萬人銳減3萬人。難道博古、李德指揮紅軍作戰時，就沒有辦法弄到情報或者不能做好情報工作？當然不是。在同樣獲得準確、及時的信息情報時，毛澤東善于分析，做出準確的軍事決策，出奇制勝；博古、李德等人不從紅軍的實際出發，而是以教條主義的方式處置信信情報，做不出正確的軍事決策；而當情報出現不準確時，毛澤東能審時度勢、靈機應變，采取恰當的措施予以糾偏、彌補；博古、李德等沒有靈機應變的能力，只能使紅軍因情報失誤而遭受損失。這揭示：“真正幫助毛澤東常打勝仗的 ‘法寶’是知己知彼的情報工作”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將一些枝節性的先行因素當作起關鍵作用的因素，犯了事后歸因的邏輯錯誤。也就是說，把知己知彼的情報工作做得好歸結為毛澤東用兵如神的原因是站不住腳的。

獲得知彼知己的情報對軍事指揮員做出正確的決策當然有幫助，但這樣的情報并非毛澤東的專利，也不是毛澤東可以壟斷的。此外，情報工作往往與微觀的軍事活動諸如戰術、具體的軍事對壘相關，難以解決戰略問題，宏觀問題。在筆者看來，真正幫助毛澤東打勝仗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善于借鑒、吸收我國古代兵書諸如 《孫子兵法》、《尉繚子》、《唐李問對》，《三國演義》、《水滸》等軍事題材小說中有生命力的理論指導用兵；二是注重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考察戰爭這一特殊的實踐活動，把握戰爭的本質及其展開規律并反過來指導用兵；三是善于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不按常規指揮作戰，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調動；四是善于總結軍事斗爭經驗，并將經驗概括、提升為軍事理論；五是考慮其他因素對戰爭的制約來指揮用兵。比如，注意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以作為軍隊的屏障，使之進退有據，不至于陷入流寇主義；主張兵民是勝利之本，將軍隊植根于廣大人民群眾中，找到了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意識到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善于用政治手段化解敵方的攻勢。毛澤東的 《論持久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考察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抗日戰爭這一場特殊戰爭的本質、規律、展開過程以及最后結局。該文寫于抗日戰爭才經過10個月的1938年5月，對中國的抗日戰爭要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這場戰爭大約要經歷10年、最后勝利是屬于中國的分析、論證帶有預測的特點。這一預測的確為抗日戰爭的實際展開過程所證實。如此準確的預測，難道只要有了可靠的情報就能做出？

回顧中國軍事史，可以說毛澤東是唯一一位稱得上集軍事理論家、戰略家、統帥于一身的杰出軍事奇才，貶損、詆毀其軍事才華的論調是不能成立的。毛澤東關于經濟、文化、政治領域建設的主張和措施可能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在軍事領域對他挑刺，是班門弄斧、不自量力。

近年來，部分 “非毛化”人士斷言毛澤東1956年動員黨外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幫助中國共產黨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是 “引蛇出洞”，是為反右運動布局。毛澤東發動黨外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目的是為了克服黨員干部中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防止波蘭、匈牙利事件在中國重演，以鞏固建立不久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但民主黨派部分人士特別是少數知識分子借幫助共產黨整風之際，對中國共產黨執政過程中存在的不足、缺失提出嚴厲的批評，提出了要共產黨下臺、輪流執政等過份的政治要求。整風的目的是克服黨員領導干部身上的不良習氣，密切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以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而部分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的過份政治要求讓毛澤東感到局勢有失控的危險，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但不能鞏固，反而存在被顛覆的現實危險。如不采取措施，波蘭、匈牙利事件就會在中國重演，于是發起反右運動。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也不能完全否定當年的反右運動，當然反右運動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讓數十萬敢于說真話的知識分子蒙受了不白之冤。但當時部分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如果提出的批評是善意的，提出的要求是適度的，或許反右運動可以避免。換言之，從理論上說，整風不必然帶來反右運動；從實際情況看，是一些事先沒有預料到的突發情況導致了反右。因此，說毛澤東當年發動黨外人士、知識分子幫助共產黨整風就是 “引蛇出洞”，就是為了反右，犯了事后歸因的邏輯錯誤。

三、論據虛假：“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的論斷掩蓋的邏輯錯誤

論據虛假是指論證中將與事實不符的虛假命題作為論據論證論題的真實性。

“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毛澤東痛恨知識分子”等），作為貶損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態度的命題就存在論據虛假的邏輯錯誤。

首先，從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的報告、文稿看，得不出仇視知識分子的結論

對現有資料的不完全統計，從1939年12月1日至1966年4月14日，毛澤東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論述達14篇。它們是：

1.《關于大量吸收知識分子》（1939年12月1日）

2.《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1939年12月9日）

3.《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

4.《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2日—5月23日）

5.《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6.《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1948年1月18日）

7.《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1956年9月10日）

8.《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9.《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10.《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 （1957年7月9日）

11.《關于農業問題》（1957年10月9日）

12.《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1957年10月13日）

13.《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綱》 （1958年3月22日）

14.《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 （農）半讀》（1966年4月14日）

在上述14篇講話、文稿中，序號1、2、3、4、5、6、7、8、9、11、12等十一篇 （約占14篇文章的80%）講話、文稿對知識分子是關心、愛護、信任、幫助的，即使指出其不足也是出于促使其進步的良好動機。我們不妨引述幾篇有代表性文章的觀點作為佐證。

毛澤東于1939年12月1日、12月9日分別撰寫了 《關于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和 《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兩篇文章，認為知識分子的參加是取得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要求地方、軍隊改變過去對于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委都要從事知識分子工作，將他們吸收到革命隊伍中來；同樣知識分子只有與工農結合、投身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文章的基調是對知識分子的相信、肯定，與仇視掛不上邊。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 《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報告中有一段文字談到了知識分子問題：“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國家，中國的人民解放斗爭迫切地需要知識分子，因而知識分子問題就特別顯得重要。而在過去半世紀的人民解放斗爭，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斗爭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對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爭中，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干部，并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保?］p1082－1083黨的七大政治報告對知識分子是尊敬的、肯定的，連怠慢都沒有，何來仇視。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 （擴大）會議上作了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講話在談到知識分子問題時指出： “我國的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凡是真正愿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系，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善于團結知識分子，用生硬的態度對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不適當地去干預那些不應當干預的事務。所有這些缺點必須加以克服?！保?］p225講話也要求知識分子繼續改造自己，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這就是說，《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對知識分子同樣是愛護的、尊重的。

不可否認的是，由于 “左”的指導思想在黨的領導層日漸濃厚，從1957下半年起，毛澤東對部分知識分子的態度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洞蛲速Y產階級右派的進攻》、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綱》、《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 （農）半讀》三篇對知識分子的缺點、不足作了過份的陳述和批評，體現出不尊重的心態。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說：“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保?］p452毛澤東對整風過程中少數黨外人士、知識分子提出的一些尖銳意見、過份要求感到不滿，在反右運動前期說了這樣一句話。毫無疑問，這句話說得過了頭，對知識分子的確不夠尊重。但不能僅憑這句話，就說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否則，就難以理解三個月后毛澤東 《在關于農業問題》的講話中對知識分子的重視。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作了 《關于農業問題》的講話，其中在談到知識分子問題時有以下一段話：“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我們要在這十年內 （科學規劃也是十二年，還有十年），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我們的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都要努力爭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保?］p309－310言詞中體現了對知識分子作用的肯定，這實質上否定了他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關于知識分子最無知的斷言。

《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 （農）半讀》的講話一文的確給知識分子造成了傷害。毛澤東在講話中批評知識分子：“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保?］p35但這篇講話出自1966年4月，即 “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兩個月，毛澤東為了論證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發表了上述講話。這篇講話體現了極左思想，當然是錯誤的；但不能憑它就說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只能說是輕視、不尊重知識分子。

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14篇報告、文稿中，只有三篇對知識分子體現了輕視、不夠尊重的心態。因而，從整體上看，毛澤東是關愛、信任知識分子的，而不是仇視知識分子。

斷言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的論調犯了 “混淆概念”和 “概括不當”的邏輯錯誤。其一，將少數場合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輕視、不夠尊重，混淆為仇視，顯然混淆了概念。毛澤東本人就是大知識分子，為什么要仇視知識分子呢？其二，將毛澤東少數場合對社會科學領域知識分子的輕視、不夠尊重擴大為對所有知識分子的輕視，不尊重，犯了 “概括不當”的邏輯錯誤。應當說，毛澤東對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一直很信任、尊敬，也給予重用。對社會科學領域的部分知識分子的確有輕視、不夠尊重的傾向。原因在于，他認為這些知識分子不但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得不到有助于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而且愛指手劃腳亂發議論。

其次，從新中國建立后千方百計吸引大批留學專家回國參加國家經濟建設的舉措看，得不出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的結論。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關心、信任更體現在實踐上。新中國即將成立前、特別是成立后，毛澤東指示黨和政府有關部門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吸引留學人員回國參加國家的經濟建設。受新中國的感召，許多留學美、英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家、學者紛紛回國。從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到1950年底，有近400名中國留美學生、200多名中國留英學生 （占留英學生總數的2／3）回到祖國參加建設。到1955年11月，由海外回國的留學生多達1 536人，其中從美國回來的就有1 041人。這些回國的專家學者中，包括了著名數學家華羅庚， “兩彈一星”功勛錢學森、鄧稼先，地質學家李四光，無機化學、材料科學專家嚴東生，航天專家任新民，電子學家羅沛霖等科學泰斗，他們在各自領域為國家的科技發展，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些學成歸來的著名科學家對自己選擇回國終生無悔。兩彈專家鄧稼先1986年臨終前，說他對自己的選擇終生無悔。假如生命終結之后能夠再生，那么，他仍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7］新中國成立初期，留學人員能回國、回國后留得住，表明以毛澤東為主要領導人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知識分子是信任、尊敬、重視的。

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看，“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的論斷存在論據虛假的邏輯錯誤，“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是得不到論證的虛假論題。

四、訴諸權威：重新評價毛澤東、撤銷毛主席紀念堂

訴諸權威是指在論證過程中以權威人士的只言片語來肯定一個命題、論斷的邏輯錯誤。訴諸權威的顯著特征是對論題不作任何論證，而唯權威是從。應當承認權威是特定領域的拔尖人才，對相關問題的見解有獨到之處。但權威往往精通的是某一學科領域的某一分支領域或某幾個分支領域，不是精通一個學科領域或所有學科領域。某人在某一學科領域的一個分支領域是權威，在另一個分支領域就不一定是權威。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丁肇中教授坦然承認自己只是在物理實驗領域知道很窄的一小部分，對物理學其他領域的許多問題確實不懂。像丁肇中這樣著名的科學家尚且如此，一般的學者更是這樣。問題是人們在論證過程中為駁倒論敵而引用的權威往往或是斷章取義，或不是相關對象方面的權威，用這些權威的觀點作論據是難以成立的，是必須避免的邏輯錯誤。

訴諸權威是辛子陵不遺余力詆毀、妖魔化毛澤東的重要手段。由于人微言輕，辛子陵大套采取訴諸權威的拙劣手法，以售其奸。他曾編造鄧小平贊同重新評價毛澤東、劉華清贊同撤銷毛主席紀念堂兩大謊言，以作為他主張否定毛澤東的根據。

為了否定毛澤東，辛子陵編造了鄧小平曾在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接受了彭真、譚震林、陸定一等三人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提議，主張重新評價要放到21世紀初進行。據此，應推倒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部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毛澤東。黨史研究權威石仲泉先生提出，這完全是子虛烏有。即使彭、譚、陸三人真的建議要重新評價毛澤東，也不等于要徹底否定毛澤東，因為時至今日尚未見到這方面的材料。再退一步，就算彭、譚、陸真的向鄧小平提議重新評價毛澤東的目的是徹底否定毛澤東，也不意味著就要徹底否定毛澤東。因為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全黨的大事，至少要通過中央全會討論，而不是黨內一個領導人或幾個領導人說了算。辛子陵的貶損手段是訴諸權威。

為了否定毛澤東，辛子陵在2011年初接受《新史記》特約記者高伐林專訪時，聲稱 “劉華清去年臨終時建議撤銷毛主席紀念堂?！庇袑W者采訪了劉華清的秘書姜為民，姜為民說作為軍事家的劉華清一生都崇敬毛澤東，從未說過建議撤銷毛主席紀念堂的話。這就是說，辛子陵的這一論題的論據是虛假的，完全是無中生有。前文談到辛子陵編造了 “劉華清去年臨終時建議撤銷毛主席紀念堂”的謊言。事實證明辛子陵論證這一論題的論據是虛假的，系造謠惑眾。即使劉華清臨終就說過這樣的話，也不能作為撤銷毛主席紀念堂的根據。因為毛主席紀念堂的存、廢應由全黨、全國人民來決定，而不是由哪個人或哪幾個人說了算。辛子陵的說法又是在訴諸權威。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2］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0010847.html。

［3］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7］熊華源，費虹寰.新中國掀起回國潮：海外歸來學子成科教事業中堅［J／OL］.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