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晚清小說家的分類

湯克勤

（嘉應學院 文學院，廣東 梅州 514015）

“晚清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個最繁榮的時代”［1］。創造這一繁榮時代的，是晚清小說家，其中通俗小說的創作者，構成了 “晚清小說家”的主體。據不完全統計，晚清創作的通俗小說作品約529部，職業小說家約有50人，加上業余小說作者，則有200人左右，相較于唐宋以來至清朝庚子事變 （1900年）一千年間產生的通俗小說約635部，白話小說家600人左右①，晚清僅十年的時間，卻產生如此多的小說作品，出現數量龐大的小說家群?！霸谝幌蜉p視小說的封建社會走向自己的終點之際，出現這樣一支小說家隊伍，已可稱是異軍突起、難能可貴的了”［2］。晚清小說家群體的確令人矚目。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3］。學界對晚清小說家的研究，成果可謂豐碩，但綜而觀之，注目于個別作家的研究較多，而整體性研究較少。單個作家研究，容易造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不足；而群體作家的研究，容易把握其時代特性和共同面貌，有利于揭示一個時代的文學的共性，明了 “一代有一代文學”的根由。分類研究是文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體現出分析與綜合的結合，它可以使復雜的事物、現象和群體變得有序、有規律，使其特征分明。對晚清小說家群體采取分類研究，是認識晚清小說家整體的一條較好的途徑。有些學者曾作出過嘗試，可惜未能深入。目前對晚清小說家的分類研究，還很薄弱。本文試加以回顧總結，并發表自己的見解。

一、眾 說

百年來，對晚清小說家的分類研究，大體存在兩種狀況：一是先明確晚清小說的類別，那么小說家的類屬也相應得到了確立；二是對整體晚清小說家進行直接分類。

先看第一種情況。我們知道，晚清小說一產生，就紛紛被標示了諸如 “政治小說”、 “偵探小說”、 “歷史小說”、 “社會小說”， “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章回小說”、“筆記小說”等二百多種名號②，其種類之繁多由此可見，再加上后人冠名的 “譴責小說”、 “黑幕小說”等類型，晚清小說的種類更加繁雜，它們或者按題材分，或者按形式分，或者按風格分，不一而足，標準并不統一。相應地，晚清小說家就被標簽上 “政治小說家”、“偵探小說家”、“歷史小說家”、“社會小說家”，“短篇小說家”、“長篇小說家”、“章回小說家”、“筆記小說家”，“譴責小說家”、“黑幕小說家”等種種類型。對晚清小說家的這些類別，雖然少有研究者加以關注，但是因人們對號入座的習慣而帶來對晚清小說家的這些認識，已經說明了這種影響的存在。這實際上給晚清小說家的分類造成了混亂，更加模糊了對晚清小說家的認識。一個小說家往往被劃入到多種類型中，顯然不利于全面把握晚清小說家群體。這樣進行晚清30多種小說家的分類，如同對晚清小說的分類一樣，除了少數如 “譴責小說”、 “黑幕小說”等類型稍稍有些理論意義外，大多數類型實際上并無價值。這一間接的、隨意的晚清小說家分類，實際上并未給實際的研究工作帶來便利或者說意義。

再看第二種情形。有些研究者注意到 “異軍突起、難能可貴”的晚清小說家，并嘗試給予分類。時萌先生可能是最早給晚清小說家群體進行直接分類的學者。他主要根據晚清小說家的思想意識，將他們分為五類：

這支小說家隊伍的成員，大致可分為這幾種類型：一是思想激進的，如陳天華、金松岑、曾樸、黃小配輩；二是頭腦比較清醒、傾向于進步的，如吳趼人、李伯元、彭俞、靜觀子、徐念慈、黃摩西、周桂笙、陳冷血、蘇曼殊、頤瑣諸人；三是能批判惡政、抨擊黑暗的，如張春帆、連夢青、李涵秋、歐陽鉅源 （蘧園、茂苑惜秋生）、八寶王郎、孫玉聲 （海上漱石生）、羽衣女士諸人；四是處于中間狀態的，如包天笑、韓子云、陳蝶仙（天虛我生）、徐卓呆 （筑巖）諸人；五是創作甚多而實無足稱的，如陸士諤這類賣文為生者［2］13－14。

時萌將思想意識作為分類標準，應該說，這種分類標準其實是不容易把握清楚的，由于小說家的思想意識難以明確，許多小說家的歸類因此顯得左右兩可或者左右為難。

陳平原先生主要根據小說雜志的差異來給晚清小說家分類，這顯然就容易操作了。他把晚清新小說家群體分為三類：第一類包括 《新小說》社的梁啟超、羅普， 《中外小說林》社的黃小配、黃伯耀，以及留日學生陳天華、張肇桐等。這幾個人 “在文學觀念上卻相當接近：以文學為政治啟蒙的工具，立意創作政治小說。另外，這幾位作家都是政治活動家，都曾在國外 （日本或東南亞）生活過，其創作和理論深受日本政治小說的影響”，“除黃小配外，都缺乏創作小說的天份和才華，故作品轉瞬即逝”；第二類有 《繡像小說》社的李伯元、歐陽鉅源， 《月月小說》社的吳趼人、周桂笙，以及這兩個雜志的作者連夢青、王鐘麟等?！斑@些作者都并非留學生，也不是政治家，而是接受新思想的傳統中國文人。正是由于他們，‘新小說’才真正在中國扎根”?！八麄兯_創的 ‘譴責小說’，幾乎成為這一時代小說的表征”；第三類是 《小說林》社同人曾樸、徐念慈、黃人。這三位 “都沒有出國留學，可都自學了一門外語，能古也能今，能翻譯也能創作，在新小說家中其知識結構較為合理”［4］。陳平原的這一基于某種雜志所具有的風格特色并牽涉小說家的創作傾向的分類方式，對于整體認識晚清小說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它在涵蓋能力上存在較大缺陷，大量晚清小說家不能通過這一方式得到歸類。而且，正如 “小說界革命”的口號并不能約束小說家的創作一樣，刊物的宗旨實際上對小說家的引導和約束力也十分有限，陳平原以這一標準給晚清小說家分類，其結論難以令人信服。

與此相類的，是潘建國先生從書局③的角度給晚清小說家分類。他大致把晚清小說家分為五類：一是以新小說社、廣智書局、新民叢報社為中心的小說作家群，主要有新小說旗手梁啟超、小說名家吳趼人與周桂笙、留日學生披發生與紅溪生等人；二是以月月小說社、樂群書局、群學社為中心的小說作家群，主要有吳趼人與周桂笙、天笑與冷血、陳蝶仙與天僇生等；三是以小說林、小說林社為中心的小說作家群，主要有曾樸、徐念慈、黃摩西、陳鴻璧、包天笑、奚若、吳步云等；四是以商務印書館、繡像小說社、小說月報社為中心的小說作家群，主要有林紓、李伯元、王蘊章、許指嚴等；五是以小說時報社、時報館、有正書局為中心的小說作家群，主要有冷血、天笑、惲鐵樵、楊心一等［5］。潘建國的分類，其實與陳平原的分類具有相同的缺陷，即難以包容所有晚清小說家。但是，比較而言，潘建國的分類，其界線比較純粹，比陳平原的更容易操作，而且分類的包容性也增強了一些。

方曉紅也積極探索了晚清小說家的分類，其《報刊·市場·小說：晚清報刊與晚清小說發展關系研究》［6］第五章第一節將 “晚清小說作者群”大致分成六類：一是創作政治小說為主的作家，有梁啟超、黃小配、陳天華、葉楚傖等；二是四大譴責小說作家，有李伯元、吳趼人、曾樸、劉鶚以及歐陽鉅源等；三是以理論倡導晚清小說的代表人物，有王仲麟、狄葆賢、徐念慈等；四是“鴛鴦蝴蝶派”的作者與編者，有吳雙熱、徐枕亞、李涵秋、何海鳴等；五是晚清翻譯小說的生力軍，有林紓、周桂笙、包天笑、陳景韓等；六是對于晚清小說各有建樹的編輯與作家，有孫玉聲、高太癡、徐卓呆、蘇曼殊等。方曉紅對晚清小說家的分類，也加深了人們對晚清小說家群體的認識，但也存在一些明顯的不足，例如分類標準未能統一、有些種類的內涵不甚嚴密等。

學界還有把晚清小說家分為改良派小說家和革命派小說家的看法。這種分類方法也是不嚴密的。

回顧總結學界對晚清小說家的分類，可以看出，人們對晚清小說家群體的認識正逐步深入，晚清小說家群體的某些特征得到了彰顯。但是，晚清小說家的分類仍存在較大問題，還應進一步探索、開拓。

二、己 見

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嘗試從作家的身份這一角度出發，將晚清小說家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士大夫出身的小說家，他們一般具有舉人以上的功名，或者做過官，如梁啟超、狄楚青、劉鶚、邱煒萲、曾樸等；第二類是以報人身份為主的職業或半職業小說家，他們接受過傳統教育，但基本上沒有功名，即使有功名，也僅是秀才，沒有做士大夫的資格，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報刊、書局做主筆，當編輯，有的甚至以創作小說作為職業。這一類小說家人數最多，魚龍混雜。有李伯元、吳趼人、歐陽鉅源、周桂笙、徐念慈、黃小配、包天笑、談小蓮、孫玉聲、高太癡、彭俞、惲鐵樵、靜觀子、陳蝶仙、連夢青、李涵秋、陸士諤，等等；第三類小說家是新式學堂 （包括教會學校）培養出的新學生和曾經出洋留學的留學生，可稱之為新學生 （包括留學生）小說家。他們融會新學、西學， “開眼看世界”，基本上沒有朝廷授予的功名，如陳天華、羅普、陳景韓、陳墨峰、張肇桐、徐卓呆等人。如果小說家兼具以上的幾種身份，我們就以士大夫、留學生 （或新學生）、報人的次序來決定其歸類。例如梁啟超，既是舉人又是報人，則將他歸入第一類士大夫出身的小說家；又如陳景韓，既是 《時報》的主筆又是留學生，則將他歸入第三類留學生小說家。這一分類，即使不能將所有晚清小說家 “一網打盡”，但也擴大了分類的范圍，知名的晚清小說家都可得到歸類，而且，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有利于整體認識處于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晚清小說家群體的貢獻以及其小說作品的價值。

眾所周知，近代中國發生了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其中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傳統之士開始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化。士，從本質上講，是通過“學而優則仕”的途徑達到 “志于道”的目的的一群知識人，他們憑借其知識學問來承擔 “求道”、“弘道”、 “衛道”的責任，追求 “內圣外王”，他們依附于君王皇權，而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尤其加強了這種依附性?！爸R分子”是近代中國從西方引進的一個概念，其核心內含是：知識分子是具有知識的、自由獨立的、被譽為 “社會的良心”的人。士和知識分子其實都是擁有知識的人，不過前者是古代知識人，后者是近代以后的知識人，在晚清天崩地解的時局中，二者在知識結構、命運品格等方面表現出諸多不同，我們把二者的轉變過程稱之為 “士的近代轉型”。在士的近代轉型中，晚清小說家顯得十分活躍，在士之群體中頗具有代表性。正如時人所描述的，“十年前之世界為八股世界，近則忽變為小說世界，蓋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則斗心角智，無不以小說家自命”［7］。士人們不再象傳統一樣輕視小說，許多士人敢于公開以小說家自居。當 “小說界革命”的呼聲響遏云霄、“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8］的大好時機下，晚清小說家以其小說作品活躍在方興未艾、風起云涌的報紙、雜志、書局中，成為扭轉時代風氣、開啟民智的先鋒隊。在他們身上，鮮明生動地展現出士的近代轉型的痕跡?；诖?，李歐梵先生說：“中國的現代性不可能只從一個精英的觀點來看待，精英只能登高一呼，至于社群共同的想像，其風貌和內容不可能是一兩個人建立起來的，需要無數人的努力。而其所借助的印刷媒體，如報章雜志，在晚清種類繁多，這又不禁使我們關注為這些報章雜志寫稿的人”、 “隨著科舉制度在1905年的終結，知識分子已無法在科舉入仕之途中獲得滿足，參與辦報撰文的大部分是不受重視的 ‘半吊子’文人，但是我認為恰恰就是他們完成了晚清現代性的初步想像”［9］。參與辦報撰文的晚清 “半吊子”文人，其實大多數就是小說家，正是他們較早地由士轉型為知識分子。

士的近代轉型可以具體分解成三個部分：傳統士大夫向知識分子轉型、普通士人向知識分子轉型和近代新式學堂培養的學生 （包括留學生）向知識分子轉型。我們擬確定的三類晚清小說家：士大夫出身的小說家、以報人身份為主的職業、半職業小說家和新學生 （包括留學生）小說家，恰好與士的近代轉型三部分一一對應。因此，把晚清小說家分成以上三種類型，不僅可以描述士在近代轉型進程中所展現出的生動鮮活的狀貌和特征，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晚清小說家的整體風貌以及其小說作品的藝術特征。

以梁啟超、劉鶚和曾樸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小說家，敢于叛逆正統士大夫輕視小說的傳統，鼓吹 “小說界革命”，提倡中國小說家 “與泰西諸大文豪，相角逐于世界”（《小說林社總發行啟》），并親身投入小說創作，以其大膽的行為和創作實績，真正抬升了小說和小說家的地位。他們借小說創作不但實現了其作為士的 “治國平天下”理想，而且顯示出他們已不再是以忠君為最大前提的傳統士大夫，而是向新型的近代知識分子發生轉型，具有了更為寬廣的世界意識和國民意識，具有了一定的獨立自由品格。

以李伯元、吳趼人、包天笑和黃小配為代表的以報人身份為主的晚清職業、半職業小說家，人數最多，良莠不齊，他們體現出普通士人在士向知識分子的近代轉型進程中所呈現出的風貌和特征。他們依托于全國風起云涌的報刊和書局，以稿酬解決其基本的生活問題，甚至賺取更多的名與利。在當時 “著書都為稻粱謀”的社會現實中，他們已擺脫了依附達官權貴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自主地使用自己的知識；在其小說創作中，他們不再以朝廷的意旨為指導思想，而是以讀者大眾的閱讀口味為 “上帝”。其小說中的知識人形象也十分復雜，這也恰恰體現出士的近代轉型過程所具有的過渡性與復雜性的特點。

以羅普、張肇桐、陳景韓、陳天華為知名人物的晚清留學生小說家，是在晚清留學大潮中涌現出的一批新型知識人，是晚清新學生群體中的優秀代表。他們融匯中外新知，站立在士的近代轉型隊伍之前列，代表了士的近代轉型的一個前進方向。他們大多數人在年輕時就投入小說創作，以昂揚的激情和斗志創作小說，創作的小說多以“救國救種”為主要內容。在他們身上折射出士的近代轉型進程中的一束激昂而純粹的光芒。

隨著新小說的 “不脛而走，不翼而飛”，晚清小說家集體地擺脫了士之名份，而昂首闊步地向知識分子轉型了。從 “士的近代轉型”的角度來考察晚清小說家，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不但有助于深入理解晚清小說家的創作心態、思想，解讀其小說作品，而且有助于給 “士的近代轉型”的歷史進程描述出一個生動活潑的狀貌。

以上就是我們對晚清小說家的分類，以作家的身份為分類標準，聯系 “士的近代轉型”的歷史進程，來全面考察晚清小說家群體及其小說作品。

“一部文學作品的最明顯的起因，就是它的創造者，即作者”。 “既然每一個作家都是社會的一員，我們就可以把他當作社會的存在來研究”?！白骷业纳鐣錾?、立場和意識等這些問題，如果我們加以系統的研究，將導致作家類型或某一特殊時空的作家類型的社會學”?！白骷也粌H受社會的影響，他也要影響社會”［10］。這是我們將晚清小說家當作研究對象、對其進行分類研究的主要理論依據。目前，學界對晚清小說家群體的整體性研究是一個薄弱環節。周棉曾在 《留學生與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一文中感嘆五四新文學作家的研究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他說：“五四新文學之所以新，不僅在于其全新的內容和形式，還在于從事新文學的風云人物和主要作家是 ‘一班新人物’——對于這一點，可惜現代文學研究界至今未能予以重視，這不能不是一大憾事。僅注意到五四新文學的內容和形式，寫下了汗牛充棟的文章，而竟把創造五四新文學的人——創作的主體冷落了，實在是本末倒置”。 “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主要人物也是 ‘一班新人物’，即較早地接受過新式學校的教育，深受西方現代科學文化思想影響，具有民主意識和科學頭腦的知識分子。這是從五四開始的文學隊伍區別于以往文學隊伍的突出標志”［11］。實際上，周棉的感嘆也基本上適應學界對晚清小說家群體的研究狀況。晚清小說家正是處于古代文學創作隊伍和 “從五四開始的文學隊伍”之間，其過渡性和轉型性理應不能忽視，學界應有責任去深入挖掘。我們正是抱著這種意識去關注晚清小說家群體，對其進行分類研究的。

注釋：

①據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統計?！吨袊ㄋ仔≌f總目提要》，江蘇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版。

②詳見陳大康：《關于 “晚清”小說的標示》，《明清小說研究》，2004年第2期。

③潘建國所謂 “書局”，包括出版社、印刷所、雜志社、報館等出版機構。

［1］阿英.晚清小說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1.

［2］時萌.晚清小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4.

［3］孟子·萬章［M］／／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324.

［4］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8.

［5］潘建國.清末上海地區書局與晚清小說［J］.文學遺產，2004 （2）.

［6］方曉紅.報刊·市場·小說：晚清報刊與晚清小說發展關系研究［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7］寅半生 （鐘駿文）.《小說閑評》敘［J］.游戲世界，1906 （1）.

［8］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J］.新小說，1902 （1）.

［9］李歐梵.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性十講［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13.

［10］［美］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 ［M］.劉象愚，等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75，102，105，110.

［11］周棉.留學生與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M］／／周棉.留學生與中國的社會發展 （二）.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