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中國抗戰文學與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創作差異

李 璐，高 旭

（1.黑龍江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2；2.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眾所周知，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輝煌的戰事——中國抗日戰爭，在八年的時間維度中，在呈現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梁的同時，也成為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濃重一筆。中國 “十七年”間出現的抗戰文學也在此基礎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長廊中與二戰后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中瓦迪斯瓦夫·什皮爾曼的 《鋼琴師》、鮑·瓦西里耶夫的 《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米·肖洛霍夫的 《一個人的遭遇》以及蒂洛·蒂爾克的 《奧斯維辛的愛情》等作品，就人的成長問題在不同的戰爭背景和不同地域文化中呈現出了各自的創作風貌。

一、關注民族主義與關注人道主義的差異

朱向前曾在他的 《中國軍旅文學50年》一書中提出，對于戰爭的認知可以從功利主義、歷史主義以及人道主義三個維度進行深入思考。功利主義主要是從階級的角度來判斷戰爭的性質，歷史主義則是從時間的發展角度來總結戰爭的意義，而人道主義是從人的基本生存角度來揭示戰爭給人帶來的創傷。在紅色意識形態的規約下，中國“十七年”抗戰文學其創作背景決定了作品所呈現出的人的成長更多是從 “維護民族利益”的角度出發，積極宣揚人的社會屬性，對于戰爭的講述通常更為偏重從解決民族矛盾的視角出發來塑造人物形象，所以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懷揣英雄主義情節的英雄人物。

放眼中國 “十七年”抗戰文學， 《平原烈火》中的周鐵漢、 《鐵道游擊隊》中的老洪和李正、《平原槍聲》中的馬英、 《風云初記》中的芒種還有 《新兒女英雄傳》中的牛大水、楊小梅等等，這些人物形象中包含了對于民族危難之際的報國之情、對戰爭必勝的革命信念以及對階級兄弟的患難真情。作者通過對戰爭場景的鋪設，完成了表達人物成長過程中對于民族主義的堅守。這種創作風格在中國文學中較早的便雛形初現，在中國古代文學的小說中，表現戰亂年代征戰沙場的主要人物大多都以忠烈報國的英雄形象躍然紙上。而對于 “十七年”抗戰文學的作家而言，在回顧戰爭的同時把自身的階級立場、民族情感同時代的命運相聯系，從解決民族矛盾的角度來解讀征戰，于是其筆下戰爭中的人物便采用了英雄主義的敘述方式，通過一系列勝利的戰役來表現中國人在抗擊侵略拯救民族危亡的戰爭中所持有的決心與勇氣，通過英雄人物的政治覺醒與成長經歷來講述抗日戰爭的正義性。當然以關注民族主義角度出發來呈現人的成長，其人物形象的精神世界是純粹而又單一的，成長軌跡是相似的。無論是馬英、芒中、牛大水還是老洪、李正，其轉變都是以民族矛盾作為立足點來完成自身的成長路程。高爾基曾說過，民族主義是對自己祖國的一種基于千百年來對于國家命運而生發的沉穩感情。這種沉穩中既包涵對于民族的熱愛，也融合了每一次戰爭洗禮之后民族精神的逐漸沉淀。所以基于愛國主義情感的積淀，代表著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與優秀的歷史文化淵源，“民族主義”這一論題成為了橫貫中國 “十七年”抗戰文學中人物成長的經歷的文化基調。

比較之下，二戰后世界反法西斯文學則從更為豐滿的角度體現了戰爭的功利主義色彩，在炙熱的愛國情懷的展現中更加關注人在戰爭背景下的身心創傷。德國作家蒂洛·蒂爾克的 《奧斯維辛的愛情》、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筆下的 《一個人的遭遇》等作品在還原硝煙彌漫的同時，把戰爭的中的人性進行了深刻的挖掘，在帶領讀者重溫生離死別的同時真實而又滿含人道主義情結的刻畫了人在戰爭中有血有肉、立體而又豐滿的特殊成長經歷。當然，“人道主義”本身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內涵，在不同歷史背景下人道主義其內涵與外延則不盡相同。與表現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而言，在不同政治話語和民族文化背后，人道主義則有不同的解讀。但究其根本都是從人的基本生存角度來結束戰爭給人帶來的身心創傷。世界反法西斯文學長廊中的作家們對于戰爭中人的成長主要是以普通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著眼，在娓娓道來中令讀者反思戰爭的傷痛。在 《一個人的遭遇》這部作品中，作者對于主人公索科洛夫的描寫重心并沒有將其安置在激蕩的戰場中，而是在戰爭的大背景下，從其身份角色的一度轉變著眼，刻畫了從一個普通人到一名戰士再到戰后的孤獨者入手，真實而又凄涼的再現了像索科洛夫這一類人，因為戰爭帶來的沉重的命運轉折，同時也從側面展現了蘇聯人民面對戰爭來襲所形成的愛國精神與堅強的意志品格。戰爭改變了索科洛夫平靜的生活，在他艱險的逃出德軍的戰俘營后，得知自己的家人在空襲中遇難，心中的孤寂與傷痛成為了這位硬漢的伙伴，但是作家肖洛霍夫并沒有讓作品一度悲傷下去，當索科洛夫復原回到家鄉之后，收養了一名孤兒，正如作品中寫道的：“兩個失去親人的人，兩顆被空前強烈的戰爭風暴拋到異鄉的砂子……什么東西在前面等著他們呢？我希望：這個俄羅斯人，這個具有不屈不撓的意志的人，能經受一切，而那個孩子，將在父親的身邊成長，等到他長大了，也能經受一切，并且克服自己路上的各種障礙?！保?］作為戰爭后兩個特殊而又平常的群體，組建了普通的家庭，開始了一邊療傷一邊找尋幸福的新生活。當然，在這一類文學作品中作家所要表達的人道主義是無法與階級色彩相割裂的，所以與傳統意義上的人道主義相比，用戰爭親歷者的視角來呈現出的革命戰士在戰爭結束之后對于所經歷的傷痛進行理性的看待，這是用一個肯定戰爭正義性角度提出的人道主義論題。也正是在此基礎之上，作品所傳遞出的是索科洛夫們能夠在孤寂的境遇中把淳樸的小愛上升為對人類生存思考的大愛，用普通人眼中的戰爭來講述普通人心靈深處對于那些不幸命運的戰爭深切感懷，從而思考人的生存意義。

而德國作家蒂洛·蒂爾克的 《奧斯維辛的愛情》則是以著名的 “奧斯維辛集中營”為創作背景，作者規避了正面戰場的戰火交鋒，選取這個戰俘集中營中的來自波蘭的畢萊茨基與猶太姑娘希拉兩個人，因為相愛而相互鼓勵，在畢萊茨基謹慎的安排下兩個人最終逃出集中營，但卻因為種族問題而被迫分離，四十年后再度重逢，彼此相視微笑。對于這部作品，作者蒂洛·蒂爾克用飽滿的人道主義情懷關注著在戰爭中不斷成長的人性，對于危難時刻人的相互鼓勵、面對實際存在的種族問題不得不分離，戰爭在改變人類命運的同時也在不斷的拷問與審視著人的靈魂，驅散了人們意識當中對于戰爭中人道主義情懷等同于投降主義以及同情主義的錯誤認識，注重展現人物的生活化，不規避戰爭陰影下人的情緒以及生活中的頹廢與迷茫，甚至用真實而又凄婉的愛情悲劇來展現戰爭中的人生境遇，在描述生存苦難的同時維護著人的生存尊嚴。

二、書寫反抗侵略與書寫反對戰爭的差異

1840年以來，中國人便在反抗外敵入侵的過程中意識到了民族獨立的意義以及從懵懂到清醒的形成了堅決反抗的意識。戰爭包含著親情的生離死別、浸透著家園的荒蕪破敗、體現著尊嚴的喪失。中國 “十七年”抗戰文學的作家們以 “反抗侵略”作為創作的立足點來刻畫人物的成長歷程，同時以此為情感體驗來界定戰爭的性質。馮志的 《敵后武工隊》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支深入敵后的武藝不凡的小分隊，這支隊伍由冀中根據地的軍民聯合組成，隊長魏強則是一名由淳樸的農民在戰爭背景下迅速成長轉變為一名革命戰士，在 “五一大掃蕩”的過程中帶領著這支小分隊克服困難開始了敵后的端炮樓、除漢奸等工作，在斗爭中他們不畏艱辛、不怕犧牲團結起來通過斗爭的方式抵御外敵入侵。在雪克 《戰斗的青春》這部作品中，主人公李鐵和許鳳在戰前同樣是普通農民的一員，戰爭的來襲改變了他們的命運，為了重獲寧靜的生活不得不奮起反抗。同樣在劉流的《烈火金剛》、知俠的 《鐵道游擊隊》等 “十七年”間出現的描寫抗戰題材的作品，作家同樣是描寫了一群成長與戰場的中國人，在為了求得自尊的生存和家園的寧靜自覺進行的反抗侵略的斗爭。

與中國 “十七年”抗戰文學不同，二戰后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中的作品中對于侵略、反抗等意義的詞語運用的不多，戰爭的打響對于參戰的哪一方都無可避免地造成身心創傷，而且治愈心靈的戕害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所以作家們大多是通過刻畫戰爭帶給個人的悲慘遭遇來呼吁整個人類應當構建起反戰同盟。德國作家蒂爾克的 《奧斯維辛集中營》是二戰后反法西斯文學作品中影響較大的一部作品。作品通過一對來自不同國家的戀人，在死亡集中營中的遭遇、九死一生的逃離，最終不得不因為種族問題而分手。是戰爭讓兩位年輕人相遇、相愛，同樣也是戰爭讓二人分離。即便是戰爭結束，但是留在兩個人內心的痛苦記憶，留在經歷過戰爭的所有人心中的傷痛是無法抹去的。同樣根據自己的戰爭遭遇而創作了《鋼琴師》的波蘭鋼琴家什皮爾曼，用自己猶太人的真實故事講述了在華沙發生的真實的種族屠殺。德國軍人所建的猶太人聚集區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屠殺，什皮爾曼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中用自己堅韌的意志在近乎空城的華沙生存了下來。當這位鋼琴家被救之后，走在廢墟遍布的華沙街頭，看到了 “在一棟樓房的墻根底下，在反抗者設施的路障旁邊，有一副人的骸骨?！保?］于是內心中最深的疼痛被再一次挖掘了出來 “我的妹妹——漂亮的里賈娜和年輕嚴肅的哈麗娜——連這樣的骸骨都沒有留下；我永遠無法找到她們的葬身之地，連祭奠她們靈魂的地點都沒有?！保?］這就是真實的戰爭與戰爭背后人的生存苦痛，對于那些無辜失去生命的人來講，追憶與深深的思念將會成為戰后籠罩在幸存者們心中無盡的苦痛。不過這部作品最為精彩的部分是什皮爾曼并沒有一度沉淪在苦痛之中，而是發出了向死而生的聲音：“明天我必須開始新的生活。我的身后除了死亡一無所有，怎么能開始新的生活呢？我從死亡里能汲取什么樣的生命力呢？”［2］這種吶喊有力地體現了人類對于和平的向往。作品對于戰爭帶來的大屠殺依然沒有從正面來描寫，而是通過大量旁白來展現主人公在生死邊緣的內心掙扎。在德國軍官發現他時，并未擊斃他，反而與他結成了 “盟友”，并且在與什皮爾曼的交流中透露出自己因為是一名德國人而感到萬分羞辱。是戰爭把兩個人劃分成兩個陣營，同時也是戰爭使得兩個人共同形成了反戰的決心并因此而成為了心照不宣的 “盟友”，在什皮爾曼的筆下因為敵我雙方對戰爭的共同的深惡痛絕，使得每一位向往和平與尊嚴的人都在經歷著內心由死到生的成長蛻變。

三、塑造革命戰士與呈現普通人的差異

中國的這場抗日戰爭持續八年有余，八年的戰爭環境使得許多參加到戰爭的普通人逐漸成長為一名革命戰士。中國 “十七年”抗戰文學中對于人的成長模式的書寫始終堅持 “普通人在經歷戰火的洗禮之后成為革命戰士”的成長路徑。以這一時期出現的 《新兒女英雄傳》、 《平原槍聲》、《烈火金剛》以及 《呂梁英雄傳》等作品為例，通過書寫普通人變為革命戰士的成長模式來展現戰爭中人的生存境遇，從另一個側面展現獲得民族尊嚴和贏得民族獨立的必備條件。

當然在中國 “十七年”抗戰文學中大多數革命戰士都具備一些基本特質，對于家園寧靜的渴望、對于死亡的無畏、在精神層面的成長蛻變，英雄主義情結等等。在 《烈火金剛》這部作品中，對于警衛員白山為了掩護領導而犧牲是這樣描述的 “為了讓首長更好地指揮戰斗，更對地消滅敵人，為革命作出更大的貢獻”［3］，在 《苦菜花》中的女主人公星梅在被行刑之時 “蒼白的臉上浮現出朝霞般的紅暈，驕傲無畏的神采”［4］?！稇鸲返那啻骸分械脑S鳳、《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金環，他們都在為爭取革命勝利的過程中犧牲了自己的生命，而在犧牲之時都憑借革命戰士的堅強意志表現著視死如歸的品質。這種品質超越了年齡、無所謂性別，不再關注個體的存在價值，而是用悲壯和崇高來演繹戰爭中人的成長歷練的過程。

而二戰后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作家對人的成長模式的書寫是從人性的角度出發，避開了英雄情結的光環，從普通人的生存視角展現戰爭中人的諸多復雜而又真實的因素。蘇聯作家瓦西里耶夫 《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中，作者再現了一個男性中尉帶領著五位年輕的女兵在艱難的向著大部隊靠近的過程中，與敵軍在游擊戰中五位女性光榮犧牲的故事。在中尉瓦斯科夫眼中，五位姑娘是勇敢的戰友、心靈的伙伴、是美麗的異性，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她們敢于冒險，雖然在很多時刻會表現的十分恐懼甚至在執行任務的時候還很魯莽。而作為異性，在生活中她們的關懷與照顧帶給了中尉難得的幸福，在作品中以戰爭為背景，兩性間情感的表達十分順理成章，不冠以任何階級的色彩，也沒有政治話語下革命戰士慣有的情感模式，完全是從普通人的角度來詮釋人的基本欲求，于是在作品的結尾處，當幾十年后瓦斯科夫中尉帶著他的孩子們故地重游時，臉上依然保持著當年目送最后一個姑娘離去時的那種仿佛悼念親人離去時的哀傷！作家瓦西里耶夫全篇都在用普通人的視角來關注戰爭中人的生存境遇以及經過歷練后戰勝自我逐漸勇敢的本能式成長。同樣在肖洛霍夫 《一個人的遭遇》這部作品中我們同樣可以讀到戰火背后人的真實的心理狀態、生存狀態以及情感的流向。

四、結 語

與二戰后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相比，中國 “十七年”抗戰文學中對于戰火中人的成長問題的探究有著自身特點?！翱梢哉f上個世紀40年代的解放區文學是17年文學的直接源頭和范本——全面地看，就是一個規范逐漸產生、作家逐漸向規范認同、看齊并且在此過程中拋棄了自身 ‘思’與‘在’的過程”［5］。早在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無產階級文學就被劃歸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所以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從事 “十七年”抗戰文學創作的作家們就以勝利者的姿態重溫戰爭，沿襲傳奇英雄的敘事模式來展現戰火中革命戰士的成長經歷，因為 “抗日文學必須承擔起喚醒和激勵民眾贏得戰爭勝利的戰斗任務，以及鼓舞中國人民政治熱情的政治任務”［6］。在紅色意識形態規約下的作家們在創作中本能的想通過文本中人物的成長經歷以及特殊的政治文化立場來強化文學的教化功能，所以人物成長模式單一化、人的社會屬性被逐漸放大、普通人的特質被逐漸遮蔽、人物性格塑造的程式化成為了這一時期文學創作中普遍存在的問題。雖然中國這一時期的抗戰文學在表達戰斗中人的成長問題并沒有像二戰后世界反法西斯文學那樣高視角多向度的呈現人的復雜成長過程，但是從歷史行進的角度回望這段文學，其中的人物特征與戰爭風貌同樣值得當下人重新審視。

［1］［蘇］米·肖洛霍夫.一個人的遭遇［M］.草嬰，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波］瓦迪斯瓦夫·什皮爾曼.鋼琴師［M］.劉士聰，谷啟楠，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3］劉流.烈火金剛［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

［4］馮德英.苦菜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5］丁帆，王世沉.“十七年”文學 “人”和 “自我”的失落［J］.唯實，1999 （1）.

［6］馬偉業.中國新文學史論［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