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次琦的史學思想

張紋華

（廣東石油化工學院 文法學院，廣東 茂名 525000）

儒家史學是在商周早期史官文化的基礎上，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初步奠定其理論框架的。強調史學必須為宣揚儒家學說服務與樹立 “因損”結合的歷史觀，是先秦史學的主要內容。經過兩漢經學、宋代理學與明清實學三個主要階段，儒家史學不僅形成其各自的史學思想特色，而且，儒家史學思想日漸豐富與始終居于中國史學的指導地位。其中，將經世致用與實事求是精神較好地相結合，是宋代史學的主要特色，對明代、乾嘉以前的史學產生重要的影響。乾嘉以后，儒學由實學轉向注重訓詁考訂的樸學，僅僅發展了宋代史學的實事求是精神。章學誠首先系統提出 “六經皆史”說是乾嘉史學的主要特色之一。至中國近代，由于經世致用精神的回歸與私人藏書數量日漸增加，掌故學成為一種新的史裁與史學的旁支。中國史學數千年來發展的以上主要脈絡所形成的史學思想，對朱次琦產生明顯的影響，使形成于近代中國的朱次琦的史學思想，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的殿軍。

一、史學必須服務于儒學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萌芽時期，出現大批以 《春秋》命名的諸侯國的國史，是先秦史學發展的最主要貢獻。針對由孔子編纂的 《春秋》與其他 《春秋》的區別，孔子率先提出史學必須服務于儒家學說的理論。據 《孟子·離婁》，孔子指出由其編纂的 《春秋》的特點是：“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保?］（p175）清人萬斯年對此解釋云： “《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 《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洞呵铩分膭t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 《春秋》有義也?！保?］（p89）“義”者，是指宜，即是儒家思想。因此，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強調史學的目的不僅是記錄史實，更要服務于儒家學說。

1858年，朱次琦開館家鄉廣東南海九江禮山草堂，以“五學”治學章、“四行”修身條教育門徒。其中，“五學”包括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與辭章之學。在《朱九江先生講學記》一文中，朱次琦開篇即指出其開館講學的原因：“嗚呼！孔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誼乖，豈不然哉？”［3］（p14）“誼”即是 “宜”，意思與 “微言”相同，是指闡發孔子思想的 “微言大義”。因此，朱次琦講學就是闡發孔子思想，史學作為其 “五學”的內容之一當然也是如此。在論述 《春秋》、《明史》時，朱次琦也是強調其宣揚了儒家學說的 “微言大義”?！啊洞呵铩分?，懼邪說也。孟子其通 《春秋》之微，告誡于百世者矣?！?《明史》屬稿，有布衣萬季野焉，史局諸臣鴻博選也，越六十年而書成，故史誼之精，獨越群史?！保?］（p17）

擺脫漢唐章句注疏之學，注重義理闡述以成獨斷之學，是宋代儒學越漢唐，以重振先秦儒學的主要做法。其義理闡釋主要就是闡發儒學大義。對于注疏之學，朱次琦主張義理與訓詁合一?！肮沤衩衣曇粲栐b，去其違而終之經誼焉可也?！保?］（p17）

二、史學必須經世致用

將史學的價值定位為經世致用，首先體現于 《春秋》的 “微言大義”集中反映在所見世的哀、定、昭三朝歷史當中。至宋代，張載、程顥、程頤等均主張經世致用。張載提出 “以禮治國”，二程認為，“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保?］（p212）

朱次琦認為致用是讀書的根本點?！白x書以明理，明理以處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隨時而應天下國家之用?！保?］（p16）具體到對 《六經》的闡述時，朱次琦則多次強調經世致用與通經的重要性。朱次琦認為：“《六經》者，古人已然之跡也?！读洝分畬W，所以踐跡也。踐跡而入至室，善人之道也?！浾x，所以治事也。分齋者歧矣。經學，所以名儒也，分門者窒矣?！保?］（p16）《六經》是記載古人的言行事跡，學習 《六經》必須探尋古人事跡背后潛藏的治國安邦的大道理，因此，學者必須博通經典，只有通經，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儒者。史學作為經學的內容之一，當然必須做到經世致用。與此一致的是，在 《復邑學曾廣文書》、《復友人言舉主書》、《三寄草堂諸學子書》等文章中，其弟子簡朝亮不斷強化讀書報國的思想?！八詧D報天子養士之意，即 所 以 報 國?！保?］（p7）“今 日 之 遇 古 人 之 風， 永 懷 報國?！保?］（p7）“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保?］（p25）

三、史學必須實事求是

史官文化的直筆傳承并非來自孔子，比較鮮明且大規模地提出史書必須遵循實事求是原則的是司馬光、鄭樵、劉攽、吳縝、朱熹、歐陽修等宋代史家。在 《新唐書糾謬·序》一文中，吳縝將史書的作用概括為事實、褒貶、文采三結合。以追尋事物的本真出發，宋代出現的一場疑經運動，提出以文獻以外的金石、碑刻等原始史料訂正史傳的失誤，使金石、考異成為宋代史學研究的新方法，也使史學轉向實證與研究歷史，在一定程度上開乾嘉樸學之先河。

譜書源于史官，因此，姚鼐、紀昀等均認為譜學即史學，朱次琦、簡朝亮也有此看法。 “譜牒之學，史學也?！保?］（p1）1869年，朱次琦、朱宗琦兄弟二人用11年編纂完成 《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將 “直而不污”的信史與 “信而有征”的實證作為撰寫譜書的主要原則。其中，臨文不諱、實事求是、考證源流、分辨正誤是其具體做法。有必要指出的是，朱次琦精于金石研究，惜其著述已佚。

四、史學的 “資治”意識

從司馬光的 《資治通鑒》開始，宋人的 “資治”意識可謂蔚然成風。其主要表現有：一是地方志的編撰；二是出現奏議集、紀事本末體等；三是注重以史學重振儒學；四是借史書的編纂突出倫理綱常在歷史中的關鍵地位；五是以是否遵循從綱常作為評介歷史人物的最高標準；六是注重研究本朝史與撰寫野史筆記。宋人 “資治”意識的諸種表現，在朱次琦的學者生涯中多有體現。

1.支持鄉人馮栻宗編纂 《九江儒林鄉志》

《九江儒林鄉志》是繼 《南海九江鄉志》之后廣東南海九江又一種志書。在 《九江儒林鄉志·序》一文中，馮栻宗云：“鄉中老宿朱子襄征君，馮愛之封君建議輯之，征君并手寫采訪條款，已敦聘里彥次第采訪而募修焉?！保?］（p2）朱子襄即是朱次琦，《九江儒林鄉志》的采訪條款出自朱次琦筆下。因此，其編纂必然受到朱次琦的史學思想影響，如馮栻宗明確指出，“臨文不諱”是 《九江儒林鄉志》列傳八卷的撰寫原則。同時，《九江儒林鄉志》以一卷的篇幅專論江防水利和廣東南海九江水患，明顯反映馮栻宗的實學精神和鄉土意識。

2.對通鑒體、紀事本末體的論述

朱次琦認為，“《資治通鑒》，史學之大用也。雖百世可為王者師矣。畢氏之續未逮也，然續者獨推焉?！ㄨb書戰者詳，兵謀之蓄也?！o事本末，其尋之也易，不亦宜備乎？”［3］（p17）對于宋代史學出現的新體裁，由于其極強的實用性，并將這種實用性用于軍事戰爭，朱次琦均不遺余力地給予稱頌。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首先打破孔子所云的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7］（p167），率先關注軍事史與戰爭史。在 《荀子·議兵》中，荀子提出以德兼人、以力兼人與以富兼人的3種策略。宋儒呂祖謙也在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等下功夫。1852年冬天，任山西襄陵縣知府的朱次琦驚聞太平軍破武昌、安慶，據南京，北至揚州，于是撰寫了 《晉聯關隴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一文，成為朱次琦唯一的論兵之文，惜全文已佚。在朱次琦晚年，偶有與門人論兵，將民心作為戰爭勝利之本，主張西器源于中國?！氨加诓粓?，上下軍民聯為一體，我之堅也?！┪魉?，而不必自泰西為之也，我用泰西也，非泰西而不必可為之者，泰西機器也，漏巵也，泰西用我也?！保?］（p21）

3.以史學重振儒學

朱次琦認為，經學、儒學之分是由于學術分門而治所致的，其所提出的 “五學”治學章也是其產物。在 “五學”治學章中，朱次琦首列經學，次列史學。在論述經學與史學的關系時，朱次琦認為， “史之于經，猶醫案也?！稌放c 《春秋》，經之史，史之經也?！ㄨb、編年，《春秋》也，以此見治經治史，不可以或偏也?！保?］（p17）朱次琦將史學作為經學的史料，認為 《書》與 《春秋》經史不分，因此，治經必須治史，反之亦然。朱次琦的 “經即史”說，與章學誠 “《六經》皆史”說相類，但是，朱次琦旨在以史學重振儒學，與章學誠將經學降格為史學是不同的。由于經史相通，朱次琦主張運用以史證經與以史通經的方法注疏儒家經典。

4.以儒家倫理綱常評價人物

大節與小節相結合，重大節，略其小節，是中國古代評價歷史人物的方法?？鬃觾A向于將安邦定國者定義為大節，孟子、荀子則呈現貶低事功，趨于道德評判的強烈傾向。孟子、荀子與孔子評判標準的差異性，在宋代直接發展為朱熹、陳亮等人的義理與事功之爭。

“四行”修身條是朱次琦育人的信條，內容包括：敦行孝悌、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與朱熹主張的道德審判的義理派相一致。由于鄉人掃地北不愛千金而愛其弟，也能使家人相愛，朱次琦認為掃地北是實踐孝悌的典型。在評價 《三國志》時，朱次琦稱美作者陳壽不仁二朝的王朝意識?！皦圩試鋈霑x，當時相重，薦以為官于晉，終身未有之改，乃晉臣也，既為晉臣，不得不尊晉，晉之天下受之于魏，然則魏者晉之祖宗，陳壽所事之君，所北面事之者也。若以魏為偽，偽魏為偽晉也。如何行得？”［8］（p11）

5.重視研究本朝歷史

《國朝名臣言行錄》、《國朝逸民傳》、《性學源流》、《五史征實錄》、《晉乘》、《論國朝儒宗》、《紀蒙古》是朱次琦臨終前夕焚毀的7種著述。其中，“國朝”即是朱次琦生活的清朝。 “晉之 《乘》，楚之 《梼杌》，魯之 《春秋》，一也?！保?］（p178）《紀蒙古》是朱次琦根據1852年出使蒙古的見聞所寫的著作。因此，朱次琦的著述具有明顯的時代性。

與朱次琦大異的是，簡朝亮是以注疏經典著述迫近當下時代。對于 《尚書》，簡朝亮認為，“《書》以道政事，今從事在 《書》，不曰是亦為政乎？”［9］（P10）對于 《禮》，簡朝亮強調：“《禮》時為大，夫時者，非謂其時俗也，謂其時義也?！保?］（p30）對于 《孝經》，簡朝亮則將其作為 “導善而救亂之書也?！保?0］（p3）因此，簡朝亮是以回歸經典關注他所身處的中國近代。

五、倡明掌故學

掌故學是打通編年體、紀傳體與紀事本末體等的一種新的史學體裁。近代私家藏書著述豐富與經世致用興起，經濟有補實用，掌故則有資文獻。據朱杰勤的 《龔定盦研究》，“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鑒，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定公開之?！保?1］（p201）近代掌故學始于龔自珍，同時期的俞正燮也極大地促進了掌故學的影響。俞正燮治學范圍相當廣，程恩澤認為，“正窮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保?2］（P220）

首次將掌故學作為一種學科來教育門人，并取得顯著效果的是朱次琦。掌故學在 “五學”治學章中緊隨經學、史學之后，朱次琦認為，“《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通《九通》，是謂不通?！乒手畬W，至賾也。由今觀之，地利軍謀，斯其亟矣?！乒识恢浭?，胥吏之才也?！浭分x，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則辭章之發也?！保?］（p17－18）凡關涉國計民生的政治、經濟、軍事、水利、文物、制度等均屬于掌故學的范圍，朱次琦將掌故學擺在一個等同于經學、史學的高度，體現他經世致用與救國救民的決心。

在 《金明館叢稿二編》中，陳寅恪這樣評價清代史學?！坝星逡淮泴W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保?3］（p269）沒有將經世致用與實事求是較好地相結合，這是陳寅恪有此評價清代史學的原因。若于此意，朱次琦的史學思想是上接宋代史學，下連近代史學的。朱次琦的史學思想是其學術思想的一部分，了解朱次琦的史學思想，不僅有助于全面理解朱次琦的學術思想，而且能夠更加全面、深入地認識廣東近代史學的面貌。

［1］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5.

［2］焦循，沈文倬.孟子正義 （下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朱次琦.簡朝亮.關殊鈔.朱九江先生集［M］.香港：旅港南海九江商會，1962.

［4］程顥.二程遺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簡朝亮，梁應揚.讀書堂集［M］.鉛印本，1930.

［6］馮栻宗.九江儒林鄉志［M］.香港：旅港南海九江商會，1986.

［7］楊伯峻.論論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4.

［8］朱次琦，邱煒萲.朱九江先生論史口說［M］.光緒二十六年 （1900）刊印.

［9］簡朝亮.尚書集注述疏［M］／／續修四庫全書 （第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簡朝亮，周春健.孝經集注述疏——附 《讀書堂答問》［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11］朱杰勤.龔定盦研究［M］.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12］程恩澤.程侍郎遺集 （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3］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M］.北京：三聯書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