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雜時代的精神選擇

一

《蟠虺》是劉醒龍繼《圣天門口》后發表和出版的又一部很有影響的作品，問世以來，頗獲好評，它不僅在作家個人的創作史上具有集大成性的里程碑意義，其對當前的整個中國文學，都有突出的啟發性。我注意到，目前已有的一些關于《蟠虺》的討論，往往都集中于知識分子的精神與人格問題，這一問題，確實是《蟠虺》思考和表現的主要內容，需要我們去認真對待。但《蟠虺》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書寫涉及到很多方面，也給我們提供了較大和較多維度的闡釋空間，亟需我們進一步去討論，有些話題在我們目前的語境中，甚至還很難充分去展開。我在這里所要考察的，側重的是這部作品如何在當下中國的歷史背景中，切實地思考和反映了知識分子的“精神選擇”問題。我們知道，無論是《蟠虺》的作者劉醒龍本人，還是作品中的諸多人物，都與我們處身于一個共同的時代。我們這個無比復雜的時代，迫切需要知識分子相應地作出清醒的選擇，《蟠虺》在這方面，能給我們以豐富的啟示。

說到時代，說到我們這個也許很多人都莫知其里同時也是莫知所往的時代，一定都感到非常復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這個民族在“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惡夢破滅之后，曾經在1980年代以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自己的歷史目標，但是在今天，“隨著1980年代作為我們近期歷史目標的‘現代化被逐步實現，我們的歷史似乎已‘終結。除了以財富與物質為主的種種指標，我們已經提不出更高的歷史方案。我們的一切實踐，似乎已經不再、而且也很難再在歷史中來理解。歷史純然成了時間，成了物欲膨脹、精神虛空的國民們生存其中的時空容器。我們成了歷史的棄兒”。a在這樣的歷史境地中，文學何為，知識分子何為，便成了一個異常嚴峻而且也很迫切的重要問題。不過對文學知識分子來說，有幸處身這樣的時代，實際上也是一個體現承擔、行使使命和實現自身價值的歷史性時刻和很難得的機會。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劉醒龍，在于2005年推出百萬余言的長篇小說《圣天門口》，又于2011年以長篇小說《天行者》榮獲“茅盾文學獎”之后，復又潛心創作，完成了如此厚重的《蟠虺》，一定有著強大的精神支撐。在談到《蟠虺》的創作動機時，劉醒龍曾經說過時代性的精神文化亂象對于它的“促成”作用，很明確地告訴我們《蟠虺》的創作正是對時代性問題的精神回應，是出之于“文學的氣節與風骨”的自覺選擇。b在這樣的選擇中，劉醒龍似乎以全力以赴的精神姿態，正面強攻，將他對現實、歷史與文化問題的豐富思考深深地融入到自己的創作實踐中。

就題材來說，《蟠虺》無疑是在寫現實。密切地關注中國現實并且對現實及時書寫，這是劉醒龍的文學創作從開始以來就有的基本特點。無論是其早期的《村支書》 《鳳凰琴》 《分享艱難》 《秋風醉了》和《挑擔茶葉上北京》，還是后來的《寂寞歌唱》 《生命是勞動與仁慈》和《天行者》等等，都以對現實的關注引人注目，所以說，《蟠虺》的寫實，正是劉醒龍所一貫具有的現實精神的最新體現；但是對《蟠虺》而言，它在現實之外，還寫了歷史，寫了我們這個民族的近期歷史。只是不同于作家以往的《威風凜凜》 《一棵樹的愛情史》 《往事溫柔》 《彌天》和《圣天門口》等長篇小說所經常涉及的，都是我們的近現代歷史和迄止于“文革”的當代歷史，《蟠虺》的筆觸所悄然涉入的，實際上是我們這個民族發生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一場巨大悲劇?！扼打场返墓适?，就發生于那場悲劇以后。那場悲劇所導致的郝嘉的自殺、尊盤被調包和鄭雄與“老省長”的得勢，是《蟠虺》的敘述時加回溯的故事起點，特別是郝嘉的死，人們對其死因的追溯和對他的祭奠，以及那封托名于郝嘉的神秘來信等等，一直為小說籠罩著莊嚴肅穆的沉重氛圍。在這樣的意義上，《蟠虺》正是屬于“后80年代”的文學寫作，它不僅觸碰了我們這個民族極為深隱的歷史記憶，而且還很明確地揭示和反思了在那場悲劇之后的中國現實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精神與生存，無疑是劉醒龍歷史意識的一次最為切近的體現。

但實際上，當我剛一讀完《蟠虺》的時候，我最關注的倒并不是如上所述的它對現實和對歷史的豐富書寫，而是在文化方面。我一直以為，劉醒龍的早期作品如《人之魂》 《老寨》 《異香》和《返祖》等屬于“大別山之謎”系列的小說，有很突出地對于荊楚文化的尋根傾向，應該屬于當時的“尋根小說”，只是這種傾向并未引起研究界應有的重視，他后來的小說一方面淡化了這種文化意識，另一方面，又因為對現實的關切而引人注目，久而久之，他的很早就有并且也非常珍貴的對于楚文化的尋根意識便被“壓抑”起來，沉睡在他的精神深處，也在等待著再度喚醒和被激發的時機，《蟠虺》的創作，正是這種意識的突出表現，是他在當下中國乃至于整個世界的文化語境中所作出的極有價值的文學選擇與文化選擇，這樣的選擇與他對現實和對歷史的深切關注充分結合，終于形成了他個人創作道路上的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具有里程碑一般的標志性意義。

二

劉醒龍的文化尋根意識此番被再度激發，已經面臨著新的語境。他在全球化時代書寫和表現民族文化的意識非常自覺。曾侯乙尊盤，因為劉醒龍的寫作而引發和凝聚了更多的文化認同。正如張光直先生所說的，由于“中國青銅時代這個概念與古代中國文明這個概念之間相合到幾乎可以互換的程度”，c所以通過《蟠虺》，通過曾侯乙尊盤這個青銅時代中國文明的杰出代表和重要象征，我們被正面和直接地深深卷入了我們的古代。但具體在《蟠虺》，在劉醒龍的筆下和文化意識中，古代中國的文明與文化世界并非同質。劉醒龍的“尋根”所仍然堅持與接續的，只是“楚文化”。這就使《蟠虺》不僅在劉醒龍個人的意義上重新接上了他自身所曾中斷了的“尋根小說”的寫作，更是在文學史的意義上意味著當年“尋根小說”潮流的重掀巨浪，涌現出了一部新的力作。

在《蟠虺》中，劉醒龍多次通過人物之口來告訴我們楚地青銅器與秦地青銅器的巨大差別，特別是沙璐有一次在博物館的講解，對此作了清楚而生動的說明。她說：“在青銅時代，楚地制造的青銅重器，奇美浪漫更具藝術氣韻。而秦地制造的青銅重器，凝重霸道帶有威脅壓迫的政治特色。所以，才有后來者生發出來的感慨，假若當初不是秦而是楚來統一中國，或許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少許多血腥屠殺?！蹅兂说淖孀?，一年也煉不出一百噸的青銅原料，不將它們做成兵器，卻制成鼎簋鑒缶鐘等毫無還手之力的禮器。當然，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大老秦得到江山，卻存活得很短。大老楚失去了威權，卻在文化中得到了永生?！眲⑿妖埖臄⑹鏊辉僦赋龅?，他的“尋根”，他對古代中國的偉大文化與偉大文明的追懷與傾慕，并不包含秦！他鄙棄威權、鄙棄霸道、鄙棄血腥與屠殺，他所弘揚與向往的，是曾侯乙尊盤這樣的楚地青銅器所代表與體現的自由、民主、和平、禮治與美。在這樣的意義上，劉醒龍的“文化尋根”，就不再只是簡單和籠統地對我們所謂“傳統文化”的趨赴與認同，而是突出“差異”，表現了他對“傳統文化”的獨特思考。在談到知識分子與民族傳統的關系時，薩義德曾經指出：“知識分子總要有所抉擇：不是站在較弱勢、代表不足、被遺忘或忽視的一邊，就是站在較強勢的一邊?！劣谌后w或民族認同的共識，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顯示群體不是自然或天賦的實體，而是被建構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況中是被捏造出的客體，這個客體的背后是一段奮斗與征服的歷史，而時有去代表的必要”。d去代表楚，代表被“強勢”的秦所“征服”了的楚的文化與文明，同時顯示差異，揭示出那種所謂“傳統文化”的虛妄、籠統與“被建構”性，正是劉醒龍的《蟠虺》所做出的文化選擇。

《蟠虺》中的曾侯乙尊盤作為楚文化的象征和代表，具有莊嚴肅穆的生命氣象與人格力量。在劉醒龍的筆下，曾侯乙尊盤具有“橫空出世獨步天下的絕對之美”。他多次寫到人們特別是曾本之對尊盤的敬畏與崇拜。在曾本之的心目中，曾侯乙尊盤已經遠遠不止是他的研究對象，而是他的心魂所系，有著至高無上的神圣地位。小說中有兩次寫到曾本之獨自面對尊盤照片時的動人情景：一次是在深夜，“家里的人都睡了，只有曾本之還醒著”，他看到“黑白照片上的曾侯乙尊盤在燈光下閃著奇異的光澤，先是像星光，后又變得像熒光，再往后又成了霓虹燈光。曾本之眨了一下眼后，發現照片上的曾侯乙尊盤全是淚光。等到發現自己臉上也掛著淚花，他趕緊用自己的雙手捂住自己的雙眼，淚花是擋住了，卻擋不住淚水，轉眼之間，所有指縫都被淹沒，那些無處流淌的淚水只能無聲無息地滴落在地板上”；另一次是晚飯后，“曾本之到書房里獨坐了一陣，不知為何，只要目光一接觸到掛在墻上的曾侯乙尊盤黑白照片，就會無緣無故地心跳加速。曾本之趕緊從口袋里掏出速效救心丸，取出幾顆放進嘴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曾本之時刻牽掛于實際上已被調包失蹤了的曾侯乙尊盤的下落，并以將其找回作為自己的責任；另一方面，更是因為作為楚文化的象征與代表，曾侯乙尊盤又以其精神風范而對曾本之有所感召，使他在文化人格的層面上有所認同，有所皈依。這兩個方面，都意味著曾本之對曾侯乙尊盤的用心與敬崇，已經遠遠超越了專業性或職業性的層面，擴展和進入到了文化與道德人格的更高境界。劉醒龍曾經通過小說中的人物萬乙等人之口，一再強調青銅重器乃屬君子，只與君子相伴的道德意涵。比如萬乙就說過：“青銅重器確實是歷史中的君子。沒事時我做過一些統計，從殷商周到春秋戰國，青銅時代真正的強豪無一不是品行端正的君子?！彼哉f，《蟠虺》中的青銅重器就不僅僅是楚文化在一般意義上的象征與代表，它還更具體地代表著君子人格。而作為青銅重器的至高典范，曾侯乙尊盤所代表的人格境界，則一定不止于君子，而是應該達到圣賢的層次。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才會理解為什么作家要特意地以曾本之“用盡全身力氣才寫出”的兩句話——“識時務者為俊杰，不識時務者為圣賢”——來作小說的開頭，并且在實際上以此來構成整個作品隱于深層的主題模式？

三

確實是這樣！《蟠虺》的整個敘事都是在寫“時務”之下知識分子的精神選擇。我們這個時代，復雜莫名，時務的識察也殊為困難。但不管時代與時務如何復雜，我們經常要面對的，都是道德與人格的嚴峻考量。桑塔格曾經說過：“一位堅守文學崗位的小說作家必然是一個思考道德問題的人”，“他們培養我們的道德判斷力”。e面對我們復雜的時代，《蟠虺》的選擇是回到我們文化的根部，重新進行“文化尋根”；而它的“尋根”，則又側重或偏向于楚文化；它對楚文化的“尋根”，又很具體地落實于文化人格和道德選擇的層面。這樣一來，劉醒龍以《蟠虺》所再度進行的“文化尋根”，便歸根到底地集中于道德，集中于復雜時代知識分子的道德選擇，這就是所謂的——“識時務者為俊杰，不識時務者為圣賢”！

“識時務者為俊杰，不識時務者為圣賢”！《蟠虺》中的曾本之，顯然屬于不識時務的人們。但是在目今時代，圣賢不世出，君子可自期。所以曾本之才一再地以曾侯乙尊盤這一君子甚至是圣賢人格的象征來自我砥礪，并且以它作為自己的道德資源，鑄就了自己巋然不動的道德形象，這一點，正如小說中對曾本之的如下寫照——

“憑水而立的曾本之像青銅重器那樣中正肅靜，隱約可見的表情像青銅重器那樣坦蕩深厚。風在動，水在動，花草樹木在動，唯獨一動不動的，是曾本之身上那種獨步天下的氣韻?！?/p>

——這就是劉醒龍筆下曾本之的形象特點。逝者如斯，風云激蕩，無論“時務”如何變動，“一動不動”的，就是曾本之這樣的不識“時務”甚至抗衡“時務”的知識分子。

曾本之對“時務”的“不識”或抗衡，一方面表現在他對真理的追求；另一方面，則表現在他對權力的不屑與抗衡。作為青銅重器領域泰斗級的學者，曾本之的學術地位與學術聲望，主要建立于他的曾侯乙尊盤為失蠟法所鑄的觀點。但隨著他的研究與思考的深入，他越來越懷疑自己原先的觀點，而傾向于認為尊盤為我國歷史上所固有的范鑄法所鑄。他容忍甚至鼓勵年輕學者對他的質疑，并且最終推翻自己，明確承認了尊盤的范鑄法工藝。對于曾本之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這無疑是從根本上否定了他。但是在同時，這樣的否定卻又成就了他，成就了一個在真理面前艱苦求索的知識者形象。小說中的曾本之曾經說過：“真理總是在質疑中發現的，我無法控制自己如何面對自以為是的真理，但我曉得在真理面前該怎么辦?！彼悦鎸ε畠旱膿?，他也曾經這樣來告慰：“爸爸是在求索，不是苦”！許多年來，在我國本土的歷史文化語境和世界性的后現代大潮中，“真理意志”頻遭解構，早已被放逐，我們已經很少聽到人們關于真理的言說，言說真理，追求真理，似乎已經成了笑話與笑談。而就是在《蟠虺》里，在劉醒龍筆下曾本之的言說與抉擇中，我們仍然感知到了真理的存在，真理她沒有死！一個身居楚地，心系楚魂的楚文化學者，在真理面前，在對真理的上下求索和勇敢堅持上，仍然在其學術的晚年，不惜殞命般地從根本上否定自己，繼承著屈原那樣九死未悔的精神傳統，這在大道既隱、真理不彰的時下，不僅昭示著楚魂不死，更是在為已經失魂了的廣大知識界招魂。

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當今，其所面臨的最大“時務”，就是權力，《蟠虺》中的曾本之，以及鄭雄、馬躍之、郝嘉、郝文章和萬乙等其他一些知識分子，當然也如此，只是他們在共同面對的權力面前，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在曾本之這里，他所面對的權力主要來自于所謂的“老省長”。他非常反感“老省長”等人出于政治目的的對于曾侯乙尊盤的利用，絕不愿意合作。在以“老省長”為代表的權力看來，“任何事物，如果不能轉化為生產力，成為意識形態，就不能成為真正的國寶”，所以他們成立青銅重器學會，并不是想進一步促進有關的學術研究，而是“要讓青銅重器走出博物館，走出歷史教科書，真正成為時代重器”，實現他們潛在的政治野心。對此，曾本之的選擇是棄之如“鼻屎”，不僅拒絕了會長的職務，還和與此同流合污的鄭雄徹底決裂；除了所謂青銅重器學會的“會長”職務，對于曾本之來說，來自于權力和體制的誘惑還有“院士”。這些年來，院士申報和評選中的罪案與丑聞時見報端，在權力與名利的誘惑面前，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墮落于此也達到了罕見的高度，對于很多葆有良知的清醒正直之士，權力體制派生出來或者與其同構的學術榮譽體系實際上已經退盡光環，除了利益，不再有其他。也許是非常嚴重地痛徹于這樣的現狀，劉醒龍筆下的曾本之，才在終于識破了權力的詭計后，終于“放下”對“院士”的“惦記”，甚至發出了所謂的院士就是“九十歲的老雞巴”和“他們嘴里的院士，已經和鼻屎沒有區別”這樣的憤激之語。曾本之的說法和郝文章“還有一種叫院士的人，正在從學者權威變成政治惡棍”這樣的話一樣，雖然不無一時的激烈，但是在本質上，仍然顯示出正直高潔的知識分子在權力面前的精神持守。時務復雜，時務也多權力的威逼與利誘，但是正如魯迅所言：“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f，劉醒龍的《蟠虺》所提醒與告誡我們的，就是要在復雜的時代中，不管風云如何變幻，“利害”如何誘逼，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堅持操守，保持清醒，不以“復雜”作為推諉，吾道一以貫之地上承傳統，心追先賢，以君子甚至圣人的文化人格來要求自己，作出自己的應有選擇，這也是劉醒龍的《蟠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意義。

【注釋】

a何言宏：《精神權力的瓦解與重塑》，《文藝研究》2011年第2期。

b周新民、劉醒龍：《〈蟠虺〉：文學的氣節與風骨》，《南方文壇》2014年第6期。

c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2013年3月版。

d[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2002年4月版，第33頁。

e[[[美]桑塔格：《同時：小說家與道德考量》，《同時》，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

f魯迅：《關于知識階級》，《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