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浮的歷史想象

韓傳喜+張洪波

在2013年第5期《人民文學》首發的《認罪書》，是“70后”女作家喬葉的最新長篇小說，作者自承此作經四年凝練，四易其稿，為其目前最看重的小說之一。其后讀者的反響、專家的評論、獎項的獲頒，似在不斷印證同期卷首語中的預判：“對今日的文學形貌而言，這部長篇小說必將留下一個格外扎實的印痕?！盿

初讀這本以女性婚外戀始、婚外戀終的小說，喬葉小說向來的關注焦點、表現內容，以其特有的傳達方式乃至表達風格，漫泱而至，將讀者全方位裹引入其獨具的細膩幽微、繁復多姿的女性心理領地，并浸潤于其營造的感性靈動、妙肖精致的主觀藝術氛圍——然單憑此似只足以說明喬葉的藝術功力日益精純，卻難以承起“史上留痕”的期待與稱譽；即如2013年度人民文學獎頒獎詞所言，此作“體現出作者在思想認知上的深化”，“在揭示人性善與惡的復雜糾葛的同時，抵達了懺悔與救贖的精神高度”b，亦不足以全面考量與評價這部小說的“階梯式”躍進與文壇影響力；且其為編輯、評論家所褒揚的“敘事上有耐心——內在的幽深和旁及的寬闊所形成互動互映，也稀罕可珍”，“文體上有探索”c，究其實質，不外乎在對這部取材、立意與表達皆為精心而特殊的小說，進行盡可能全面的評價。而所有這一切分析與闡釋，作為《認罪書》藝術特征、審美特質與文學影響的考量要素與認知途徑，似乎或隱或顯地，皆流向并聚集于其獨特的“文革敘事”?！拔母飻⑹隆弊鳛椤墩J罪書》引人注目的部分，至少已成為考察其本身獨特文學內質及其于當今文壇突破創新意義的關鍵節點，聯結著此部作品的內容核心與形式創制，甚或可以說，“文革敘事”在某種意義上，規制著這部長篇小說的藝術向度與審美品質。

題旨之難：“文革敘事”的多維度旁拓與反思式掘進

《認罪書》的題材切入角度及寫作發軔點，依然未脫喬葉一以貫之的“女性情感”范疇，然而其讓編讀者漸覺境界開朗、層次深貫之處，在于她將關注的目光，從女性心理的幽微之處，投向人性情感的共通之境；將取材的范圍，從當下情緒的糾結曖昧，擴為歷史恩怨的復雜探尋；將構造的時空，從主觀情境的短暫片斷，延展成主客交融的多重跨越；將開掘的題旨，從以女性婚戀折射社會世象，拓深至以眾生糾葛反思內在人性——而這一切的藝術表征，凸顯于《認罪書》表現內容的歷史縱深與現實延展之中，聚焦于大篇幅的對于“文革”歷史的正面表現與獨到反思之上。正如《人民文學》編者所言，“曾經有過一段時間，新潮書寫的標志是斷裂‘個人與‘歷史的邏輯聯系，考掘隱秘，規避共識。這樣的趣味，滲透在喬葉這一代作家最初的文學成長背景之中?！眃喬葉于自己創作日趨成熟的時段，能夠如此正面地契入當代中國歷史，如此大篇幅地表現“文革”題材，并于其中融注自己的獨到認知與多維思考，不僅是對自己創作的一種躍進式突破，在同時代的眾多70后作家中，亦可謂一種難能可貴的嘗試。因而《認罪書》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表現了一代作家直面社會歷史與現實的勇氣與擔當；而以長篇自如地出入于歷史與現實之間，并將繁復的表現內容巧妙構架為復雜的敘述層次，亦體現了其日漸扎實的文學思考表達能力、題材拓展駕馭能力及自我成長創新能力。

就內容而言，《認罪書》已從純粹的個人化、情緒化、碎片化、主觀化寫作，進入到所謂“歷史化寫作”，無論是“個人情感式的歷史進入”抑或是“歷史化的個人寫作”，均體現了年輕一代作家試圖拓展表現視域、成就宏大格局的努力與嘗試。但是同樣寫文革歷史，他們與50、60年代出生的作家，已呈現出不同的關注視域與選材角度，由正面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統領下的宏觀斷代史式的展現，到與個體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因素、個人性情相摻雜的心靈情感世界的呈示，似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因而其表現與關注的焦點，是大時代中共通的善惡人性，是歷史留在經歷者心靈的情感記憶，而這一創作傾向，亦明顯體現于喬葉的《認罪書》中?！墩J罪書》以生于80年代的女主角金金為追溯視角，在她的層層追問與執著挖掘之下，眾人深藏于心的“文革”隱秘漸次揭開，而每個故事的敘述，均表現的是回憶者濃烈的情感記憶，涂飾著回憶者強烈的主觀色彩，即使作者于文中穿插了諸多盡顯客觀的歷史名詞解釋，但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歷史，還是一部充滿主觀傾向的“文革”歷史。

此外，這部小說的“文革敘事”，亦與此前當代文學中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文革敘事”呈現出不同的創作意旨與審美旨歸，更與所謂“現代主義文學”的“文革敘事”迥異其趣，呈現出當代文學“文革敘事”，由正面揭露、控訴、批判式再現，到荒誕、夸張、反諷式表現，再到今日冷靜、還原、反省式的復現，這樣一條日漸顯明的脈絡。因而在喬葉的《認罪書》中，我們感受到的最顯在的情緒，是對所謂“罪惡”的反觀、反省與反思，它試圖透過言行、世態與歷史的表象，跨越性別、年齡與時空的界限，深入探究蘊藏于人性深處的共通的“罪惡”之源。這也就決定了小說的表現內容，由以往的時空斷裂到現在的無縫鏈接，由以往的表層顯象的渲染至今日隱在心理動因的洞察，正如喬葉自己所言：“這部小說也是以往不關注歷史的70后作家向歷史進軍的作品。對于我個人來說，是由關注私人自我的日常生活的‘小內，轉向面對群體、面對人的精神內部生活的‘大內?！眅這種由社會現象表征到人性靈魂深基的探求與表現努力，對于喬葉及其同時代作家，是一種自覺的選擇，也是一場至為寶貴的開拓。

但相對于親身經歷過“文革”的50年代出生作家，相對于在“文革”年代度過少年的60年代出生作家，生于70年代的喬葉，與真正的“文革”經驗，有著難以泯滅的時空距離，因而其對“文革”的了解與認知，終歸是間接的。雖然喬葉亦曾告知采訪者，關于文革的歷史，她曾下大功夫了解，相關資料搜集了很多，但這種與生俱來的距離與隔膜，是難以通過調查、走訪、看書、查資料等途徑，完全消泯的。因而其筆下的“文革敘事”，缺少前代作家的親身感受與生命體驗，難免帶有想象、虛構等主觀色彩。而在作品中，喬葉設定的女主人公金金，是一位更年輕的出生于80年代的女孩兒，且其個性連同年齡人也覺“無語”：“都是80后，可她經歷的一切卻讓我覺得非常陌生和遙遠。我能讀懂卻不好理解，難以接受卻也并不厭惡，無法評價卻也心懷戚戚?！眆此種設定讓人物與“文革”歷史似乎更加間離，但卻有其特定的預設目的與深層意蘊，象征了年輕一代對于并不遙遠的“文革”的陌生與隔膜，隱喻著人們對于歷史及其罪惡的輕易放過與輕松忘懷，從更切近的時代視角，啟示讀者清晰而清醒地意識到，對于“文革”歷史的罪惡，對于歷史罪惡的反思和懺悔，對于歷史罪惡與現實罪惡的追責，依然必要且更為迫切。

結構之難：“文革敘事”的無縫式鏈接與鑲嵌式架構

“文革”是一個歷史概念，也是一個時間概念。既然是歷史，自有其無法還原性，今日之歷史敘述，多是對“文革”的回憶和追述，而到喬葉及其同代作家的回溯中，更多是于他人的回憶中揉進自己的想象。小說借主人公金金坦率地指出：“一定有很多人和你一樣，覺得它們很陌生。我也曾經覺得它們很陌生。也許有人會覺得它們不陌生，不過我知道，那也只是他們的自我感覺而已。他們的記憶沒有多么精確，即便是親歷者也往往會記得顛三倒四。對于歷史，尤其是讓他們不快的歷史，他們很容易糊涂?！眊回憶本身必然會夾入許多主觀因素，更何況此種回憶，因其痛苦不堪，而易被當事人使情任性多加改造。正如小說中所描述的，所有當事人的回憶，均是從主觀的視域與利己的角度，來表述自我心中的“史實”，其中有太多隱藏、回避、遮蔽、掩飾、篡改甚至有意無意的欺瞞。而對于生于70年代的喬葉而言，所擁有的，是聽聞之上生發的偏于主觀的想象——即站立于現今的時間節點，去想象過去時間發生的故事。此種想象，既可帶來新的意義生成空間，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諸多空缺與錯位，為了彌補此方面的不足，喬葉在敘事策略上，頗費了一番思量與努力。

首先，喬葉充分發揮了其長于敘事的表達功力，特別是細節表現、心理把握、情緒傳達與氛圍渲染方面的擅長，借助于現實題材創作過程中積累的敘事經驗，使這部小說中的“歷史”，呈現出鮮活生動、細膩清晰的質感。如小說中“梅好受辱”一段，明顯是喬葉據平日見聞與合理邏輯而“想象”合成的故事，但喬葉以細密的語言傾訴與濃烈的氛圍渲染，將現場細節與事件經過敘寫成撼人魂魄的藝術“真實”，將凡人之罪、人性之惡與歷史的殘酷，表達到了一種極致。

其次，喬葉精心創制了一種獨特的敘事結構，從而巧妙地將現實與歷史、世象與人心、故事描述與人性反思有機拼接，構成了一部內容繁復而又周整有致的長篇佳作。諸多論者借用略薩所謂的“中國套盒”對應《認罪書》的結構模式，其實細察文本，并不完全合適，略薩所指的是：“按照這兩個民間工藝品那樣結構故事：大套盒里容納形狀相似但體積較小的一系列套盒，大玩偶里套著小玩偶，這個系列可以延長到無限小?！県喬葉確于《認罪書》中設置了三層不同的故事架構——作為編輯的“我”的見聞、作為敘述主角的“金金”的故事以及金金所發掘出的梅好、梅梅母女與梁家的情仇故事，但三層故事之間絕非單純的層層相套的關系，而是相互錯綜拼接，如要作比，中國傳統工藝中的“鑲嵌式”結構，更類于其整體之架構。

雖然“文革敘事”是《認罪書》中引人注目的部分，但整部小說作為一個完整的“藝術品”，其主體基礎材質的構成，還是繁復多姿的當代生活素材。它也承載和規制著這件“作品”的制作目的：揭示穿越時空的人性之“惡”，并由此喚醒人們對于自身“罪”之反省。正如喬葉自承：“我希望通過這本書引領讀者對普通人‘平庸的惡進行思考，讓人們從只看到別人的罪到看到自己的罪，誠實地面對自我、清洗自我?！眎因而這部小說的底里，是密布聯結的當代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錯與罪：婚姻無愛、情感欺騙、冷漠虛偽、自私自利、狡詐算計、爭斗傾軋乃至各種殘酷而無情的極端言行、殘忍卻無形的心理暴虐，小至個人生活情感，大至社會世象人心，皆被作者精心選取、細致雕琢、巧妙組接，成為這部小說最堅實的內在質地與實質支撐。具體而言，這些該被“認知，認證，認定，認領，認罰”的罪，包括似來自本性、實源于環境的“壞”，如主人公金金自言：“我真是壞。從心壞到身，從里壞到外，從打小壞到現在”j；包括投射于外、本源于心的“毒”：食物之毒、空氣之毒及至人心之毒；包括看似尋常、貌似“平庸”的“惡”——旁觀、冷漠、私利、欲望、撒謊、怯懦，實用主義，推缷責任，有意無意的欺騙，人鬼交雜的心態……凡此種種，以醒目的主體姿態，赫然呈現在讀者面前。法國思想家巴塔耶在《文學與惡》中說：“惡具有最高價值?！痹谛≌f中，喬葉借主人公金金之口，為此種“惡”之價值，做了通俗的注解：“——無論如何壞都有一樣好處：這個世界上愛聽故事的人是那么多，沒有壞就沒有故事”。k這些“壞”的故事，構成了《認罪書》的主體內在基礎。

如果說現實材料的選用，構成了《認罪書》的主體質地，那么約占全文三分之一的“文革敘事”，則是鑲嵌于其上的色彩別致、圖案獨到而倍加醒目的有機構成部分。主人公金金在被梁知拋棄之后，由愛生恨，懷著梁知的孩子，略用心機嫁給了梁知的弟弟梁新，由此進入到這個家庭內部肆意報復，無情揭開了其諱莫如深的歷史秘密——文革中女為救父慘遭凌辱而致發瘋，妻因恨夫讒言揭發而致夫死，夫因妻瘋而恩愛全消袖手旁觀任其跳河，暗戀者因懦弱卑瑣而成殘害者得力幫兇，下一代因上一代難解恩怨而忍痛罹難……此部分內容，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細膩筆觸與氛圍渲染，真實地呈現了文革歷史的特出荒謬與殘酷，揭露了特定歷史情境之下人性之“罪”的內在發軔與極端畸變；一方面，也以巧妙的史今勾連，揭示了人性之“罪”的歷史根源之遠與現實影響之深；最突出的，是“文革敘事”與現實內容的勾連拼接、融會整合，整體描繪出了歷史驚人的相似乃至重演——上下二代人本質相通的情感經歷、梁知對待梅梅、金金如出一轍的自私自利、主要人物難以解脫的命運走勢、死亡結局乃至人性中微妙復雜而又尖利殘忍的“惡”，于作者筆下，究其實質并無二致。此外，為使此種歷史“反思”更為全面而理性，喬葉還有意識地選取了現實中真實而熱門的“文革”話題——近年來反復提及但并未深入的歷史“反思”：小說中文化名人盛春風為自己在“文革”中行為開脫、辯解的言行，以及社會大眾對其眾口喧嘩的討伐，明顯源于日常新聞中的真實事件；此外，亦有解構現實中文革親歷者內心的愧疚與反省，如“扇子的故事”中，一位偶遇老人對自己“文革”中行為的糾結與痛悔，亦有生活中某些勇于反省之人的現實對應；更通過生活中見到的諸多不同年齡段的人，對于文革的態度與反應，如年長者的熟稔、親切與自得，年輕者的陌生、隔膜與好奇，影射現實中人們對待“文革”的種種態度：“犯罪者”多推卸責任、避重就輕、自欺欺人、不思反悔；而更多的普通人，竟將“文革”變成親歷者溫馨親切的回憶，旁觀者玩笑調侃的談資，或隔膜陌生的平常往事……作者警醒麻木而健忘的普通人的良苦用心，于此現實折射之中，昭然于文字之間：讀者在史今對照與自我檢省中，會更深切地體會，所謂歷史與現實，并無一個不可跨越的界限與溝坎，如果“對橫行與潛伏于歷史與我們內心中的罪與惡”不進行認真而冷靜的反思，“其實我們一步就可以回到從前?！眑

喬葉于訪談中，明確表示，之所以對“文革”產生了興趣，“追根求源，也許是因為我對我們的當下生活更感興趣，對我們當下的很多人性問題和社會問題更感興趣，由此上溯，找到了‘文革這一支比較近的歷史源頭”m。因而在小說中，此兩部分既于時間承續上相互勾連交叉，又于空間布局中彼此映襯烘托，在一貫的創作目的統領下，“制作”“拼接”成一個有機整體的主體基色與奪目圖案。

一個完整精美的工藝品，需要各個部分緊密貼合、和諧映襯；對于這樣一部小說而言，要真正做到歷史與現實、過去與現在珠玉互現、彼此輝映直至珠聯璧合、妙造無間，還存在相當的難度，因為歷史在人們的記憶、表述、輯錄中，常與其本真面目相去日遠，出現各種偏差、矯飾、修改乃至虛假；而歷史與現實之間，因時移世易而出現的巨大裂隙，更是難以用簡單的史實材料彌合與填充。如對于“文革”這段并不遙遠的歷史，即如許多親歷者與見證者還都在，時光也只是在兩至三代人身上流轉，但許多歷史事件與社會觀念，卻已出現理解上的重重障礙與困難。即如一些簡單的“文革”中經常出現、為上一代人耳熟能詳的詞語，也已成為年輕一代難以理解的“典故”?！澳阋欢ㄓX得這些詞語很陌生，那就請你注釋一下?！苯鸾鹪谛胖袑ζ湮谐鰰木庉嬚f，“……我也知道很多人讀的時候一定會把這些注釋跳過去，那也只好隨他們去。那是他們的選擇。我請你做的，是我的選擇?！眓——此亦為《認罪書》結構巧妙之一處，喬葉借用小說中“編輯”之手，以“編者注”的形式，將一些“歷史”詞條，進行了辭典般準確、嚴謹而周詳的注釋。這其中既包括“文革”中特定的政治歷史語匯，諸如“地富反壞右”、“大躍進”、“大串連”等；也包括一些專用的科技（同時也是“時事”）名詞，如“硼砂”、“蘇丹紅”、“霾”等；此外尚包括一些與現實歷史密切相關又具濃郁民間色彩的豫北方言辭語，如“奸饞”、“團弄”、“貼下”等 ，甚至還包括簡短的史料引用與事件脈絡概述，如涉及到文革前后學制變化，在“編者注”中便簡明引述了“林彪匯報與毛澤東批示”的歷史事實材料等。

此外，喬葉還匠心獨運地設置了“碎片”這一部分。如果說“編者注”是為了聯結歷史與現實，那么“碎片”則是為了溝通客觀與主觀，作為主人公敘述自我與他人故事時，時間與空間轉換、過去與現在對照、敘述與議論交現、事實與反思相映之間的直接過渡與契合。其設置目的與敘寫重點，在于更便捷地傳達人物的內心感受、主觀情感、內在反思與深刻議論。

“編者注”、“碎片”兩部分作為小說主體部分的補充，靈活穿插于行文敘事之間，它們于作品的整體布局之中，充當起拼合與聯結的“材料”，且二者各有作用與分工：“編者注”更多的是以其冷靜客觀的解詞為歷史“做記號”，用以填充時空空白、勾勒敘事線條與點染整體風格；而“碎片”則用其內心主觀的獨白為情思做敷衍，以表現主觀情境、增添作品深度與強化藝術情境。從而與前兩部分相互聯結與融匯，使各個部分成為一個有機整體。

喬葉的敘事努力，為《認罪書》創設了一種獨特的敘事結構，這既是一種敘事需求下的表述探索，也是一種藝術成熟中的敘事創新，亦成為此部長篇最為引人注目的外在藝術特點之一。

喬葉在記者訪談中，曾談到這部小說的“結構之難”——言其用意在于“我希望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不斷停頓下來，思考一下，避免被故事挾帶而過。如果有些讀者的耐心不夠，可以跳過這些內容只讀故事。當然，這樣的讀者也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讀者?！眔然而作者的用心與擔心，幸與不幸間竟全部發生——讀者在感受其盡量全面客觀貼近史實的良苦努力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此種“嵌入”帶來的生硬感、破碎感與間離感，與文本內容之間形成接受阻斷與感受障礙，從而遠離了敘述自然流暢、渾然天成的閱讀美感——作品應有的整體藝術感染力與沖擊力，難免受到了影響。

整合之難：“文革敘事”的歷史想象與時空碎片

喬葉的“文革敘事”，讀來常覺并非正面歷史書寫，而更像一篇“現代寓言”——借歷史諷喻人性之罪惡的寓意深蘊其中而滿溢其外。這其中的原因是復雜的。究其主因，固然有其主觀題旨預設之必然，如其訪談中所言，婚外戀也好，“文革”也罷，均“是借殼上市，就是上‘認罪的市”p。但最主要的，還是根源于作者所處的客觀時空局限與感受、認知、思索等主觀因素束縛。主人公金金便是作者主觀認知的一個象征——“這一代人的歷史道德感普遍缺乏，歷史認識幾近空白，戲劇性、反差都較大”q，作者借助于其對于上一代人恩怨情仇的苦心積慮的追索，為整個文本設置了一個回溯視角與反思情境，并試圖與當今時代建立一種無縫鏈接。但因其立于現在的時間點上，與時間距離很近而心理差距遙遠的“文革”歷史，存在著難以消融的隔膜，而對于喬葉這樣感知敏銳、感性抒寫見長的作家，極度缺乏的鮮活生命體驗，更成為其寫作上的一個巨大局限，因而在《認罪書》所書寫的現實與歷史之間，總隱現著某種難以儼合的錯位。這也充分體現了藝術創作中，“對生命、時代、歷史的精神整合”之難。這種難，既體現于文本的內容核心，又體現于小說的藝術形式。

喬葉寫文革，依賴兩件法寶：一是現實依托，二是敘事技巧。前者主要是指其從現實出發去尋找歷史，用歷史來反思現實，而歷史與現實之間，用自己所擅長抒寫的情感體驗與心理感知進行貫穿。因而很大程度上，她所關注的更多的還是現實人物的內心情感世界，這部小說究其根底還是一部情感小說，或者說是穿上“文革”外衣的情感小說。喬葉對現實有敏銳細膩的感覺，并容易對現實產生深刻感觸與思考，其寫文革歷史時，多從現實軼事、傳聞故事或新聞事件中尋找對應，但這種對應呈現的畢竟還是現實，而不是真正的“文革”，因而還是一種懸浮的歷史想象。就像一個龐大而引人注目的氣球，其能承載的東西，肯定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且只是懸系于現實之上，卻難以真正密切融會于現實之中。

此外，也許是出于全面反映歷史的創作動機，作品中旁支出諸多關于“文革”的情節與人物，如“拾夢莊”作為“文革”旅游村的規劃與重建、一個偶遇的老人講述的有關文革懺悔的“扇子的故事”等等。這些故事固然試圖表現現代人將“文革”娛樂化的傾向，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痛苦、反思、懺悔的人物樣本，但與小說的主體內容十分游離，顯得刻意貪多而求全。如同一個工匠手里握有諸多寶貴的材料，總想將其全部嵌入自己的作品，卻因碎片多而雜，反而破壞了整體的構造與美感。小說中的此類“碎片”，與整體構架無法完美相融，缺乏全篇一直貫通的情感張力與揭示主題力度，因而不免有失緊湊洗練，破壞了敘事的整體性。

此外，小說對于技巧的過于注重與追求，有時反而妨害了小說的情節真實與人物塑造。喬葉的諸多敘述技巧，既是敘述上的創制，又是彌補敘述上的不可靠的一種努力，除了上面所言“嵌入式”的“編者注”、“碎片”，還包括作品中反復出現的“日記”、“練字本”等，但有些情節的設置，未免有“炫技”的嫌疑。如“梁知練字”幾節，作者用大篇幅前鋪墊后解讀，不外將梁知內心的波動、矛盾與掙扎加以渲染，卻未免用力太過：一個內心情緒亟需宣泄的人，竟會去慢慢地查字典，找到對應的生僻字，去掉偏旁，再反復描摹，且從二十幾歲就飽含心機地使用密碼，卻在知天命之年將“練字本”遺失——無論就細節真實還是性格邏輯而言，均令人難以置信，且前后反復亦令讀者倍覺冗繁。此外文中有多處以明顯巧合推動情節之筆，文尾寫梁知的改變、金金的“認父”等，亦不免略顯生硬、冗余而有失自然……如何駕馭宏大題材、架構復雜內容，確實也對以表現女性微妙情感見長的喬葉的藝術功力，帶來了一種巨大的考驗與挑戰。

“文革敘事”自新時期以來，已成當代文學一道獨特的景觀。隨著中國社會文化的急劇變遷，這道景觀呈現出復雜的衍變與生長態勢?！皬奈母飻⑹聛砜?，文革結束至今已三十余年，不同的人對文革有著不同的認識與理解，親歷文革的人，成長于文革的人以及文革后成長起來的人，逐漸形成有差異的認知群體。這種差異性導致了幾代作家在文革書寫和文革敘事上的文化心態、歷史觀念、美學追求呈現出很大的不同?！眗關于這一題材的創作，文壇近年來鮮有正面突破，特別是于70后作家的整體創作而言。而喬葉的《認罪書》，以其獨特的藝術創造，打破了近年來同類題材表達的類型化，為“文革”題材小說拓開了一個新的切入視角，打開了一個新的表達視界，力圖在貫通歷史與現實、表象與實質的探求中，直達人性的幽深之境——就此意義而言，《認罪書》以一種獨到的藝術魅力，為當今文壇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文革敘事”范本。

【注釋】

acd《人民文學》2013年第5期卷首語。

beopq《喬葉：〈認罪書〉希望閱讀中能停頓一下》，《河南工人日報》2014年1月7日。

fgjkn喬葉：《認罪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9、69、3頁。

h略薩：《小說技法與敘事》，曹輝真譯，譯林出版社2001 年版，第127 頁。

i王覓：《專家學者研討喬葉長篇小說〈認罪書〉》，http：//www. chinawriter.com.cn/news/2014/2014-02-28/193599.html

l轉引自喬葉：《笨拙的努力》，見《長篇小說選刊》2014年第2期。

m喬葉：《最珍貴的第四種》，《文藝報》2013年11月20日。

r沈杏培：《論近三十年來文學史視域中的文革敘事研究》，《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