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時而動”的書寫困境

李倩冉

中國當代漢語文學因其“長篇崇拜”的風潮，對中短篇小說的忽視已經很久了。中短篇小說既有小說文體的主流身份，又不及長篇小說獲得作家的重視，兩相夾擊之下的尷尬，使得中短篇小說的文體獨特性尚未建立，更容易成為一種“感時而動”的文體。因此，當2014年的文學藝術繼續在文化荒漠的暗夜里跋涉時，中短篇小說也以敏感的神經與此共振，并被諸多力量塑形。綜覽2014年的中短篇小說創作，現實的滯重、意圖的外顯、意蘊的缺失、主體的匱乏等問題較為明顯，提示了一系列審美憂思。

一、背靠時代的書寫挫折

2014年的中短篇小說，在書寫對象的選取上，呈現了類型化的趨向。官場反腐、城鄉逡巡作為近年的熱點，在小說中頻頻出現。前者在尤鳳偉的《金山寺》 （《小說月報原創版》2014年第6期）、裘山山的《死亡設置》（《長江文藝》2014年第10期）、凡一平的《非常審問》（《小說月報原創版》2014年第8期）、鄭局廷的《茶趣》（《草原》2014年第2期）等篇什中均作為一個主要的敘事元素出現，甚至在一些篇目中承載了所有的敘述重心，成為類型化的官場小說。后者在紅柯的《故鄉》 （《時代文學》2014年第3期）、甫躍輝的《普通話》 （《人民文學》2014年第12期）等小說中均有較為明晰的表達。此外，都市的日?，嵭?、愛情的虛無迷茫等，均作為一些集中的敘事元素被反復書寫，甚或成為小說的“主題”。擁有“主題”的小說是危險的，主題的類同與蜂擁亦然。

作者們緊貼當下現實，被周遭物象、世相所圍困，表現出急切的文化和社會指向，使得小說因肩負過多的社會責任而削弱了審美效果，關閉了抵達人性幽冥的可能。余一鳴的《種桃種李種春風》 （《人民文學》2014年第1期）在選材上較為獨特，聚焦了“小升初”的教育之痛。然而，作者無意于魔幻地描摹人們對“成功”趨之若鶩的瘋狂，及其之于少年個體的精神烙印，而是更多將目光落在大鳳等“城市異鄉者”身上。小說以一個戲劇式的奇情和溫暖的結局，更多地質疑了教育不公并為平民“吶喊”。這使得對教育資源的思考，忽略了一些體制性的悖論與人性困境，視域仍然很難突破階層化的社會訴求而達到人性書寫的層面。急切的社會承擔所遮蔽的廣袤的文學視野，并不僅限于上述一例，大部分小說滿足于在現實層面編造一個結構縝密、線索繁多的故事，將讀者帶入百轉千回的情節之中，卻放棄了更大層面的思考。將魯敏的《萬有引力》 （《鐘山》2014年第5期）、余一鳴的《閃電》 （《創作與評論》2014年第6期）與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凱雷特的《“干酪基督”》相比即可發現，對于素不相識的人類個體之間復雜而微妙的命運連綴，后者以輕盈的口吻，勾連起一場“蝴蝶效應”，簡省的語言似在有意避免讓人物附著任何個性特征，敘事者從面包店的匪徒，跳躍到店長杳無音信的郵件、男友的自殺，再到總經理的抑郁癥、美伊戰爭、移民遭遇……一系列看似無關的事件，冥冥之中又確乎被命運之手收攏在一起，纏繞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度f有引力》也以相似的筆觸，從“棒球帽”夫婦的爭執起筆，讓一系列連鎖反應波及了鄰居看門人、違停的上士、某單位主任、地稅局局長、寵物店“小姐姐”、“眼鏡框”……而這場風波又間接解決了“棒球帽”夫婦的矛盾，所有的緣起都最終回歸并了結。然而，魯敏敘述的這一“蝴蝶效應”，并不天馬行空，而是充滿了現實邏輯的支撐。命運的偶然碰撞，讓位于市井萬象的摹繪乃至官場輕諷；人類奇妙的遭際連結，也讓渡給人際博弈中“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掣肘感。同樣，《閃電》中的和生與春花為了賺錢開店，卻鬼使神差地間接導致了和生欣賞的模特“閃電”自殺。至此，基于生命存在非道德層面的相生相克已昭然若揭。然而小說卻結束于日復一日的庸常墜落中，和生對閃電的驚懼——“閃電”與良知照鑒形成簡單的對喻，與小說開頭師傅的“行規”相應和，宿命的意味由此變得非常稀薄。對職業道德、公序良俗的過分緊貼，使得小說僅僅寫出底層的痛感，而很難走向命運的深層。

現實感的滯重，同時影響了想象力的駐留。作者們一一錯失了想象力的突圍口，他們并未打開想象的門檻，接受異質空間的召喚。笛安的《洗塵》 （《小說選刊》2014年第9期）和葛亮的《問米》 （《人民文學》2014年第11期）都引入了亡魂世界作為場景?！断磯m》以細致的筆觸，營造出亡靈聚會的失重感?！秵柮住分?，通靈師阿讓溝通陰陽兩界的儀式鮮活感人，幾乎可以召喚靈魂的存在。然而，《洗塵》中亡靈的陰陽置換仍然僅為人間世相的倒影；《問米》的后半部分，也直白地揭示了通靈師的演員身份與苦戀傳奇，神秘退場，代之以世情。濃烈的現實趣味，即便不影響情感的傳達，也為小說設定了邊界。而倘若不求助于上述場景設置，而是在一句話或一個鏡頭的剎那閃念中尋求想象力的生存契機，亦可找到幾個富有潛質的文本。周李立的《八道門》 （《芳草》2014年第3期）中，工程師康一西來到北京，替補過勞死的前任。當處理前任堆積如山的項目時，他感到“似乎自己住在另一個人的軀體里，偶爾無法聽憑自己的意志行事?！敝链?，小說盡可以延伸出去，讓康一西真的住進一個人的身體，寫出被役使的生命狀態。然而作者僅用“似乎”二字消解了一切飛升的可能。雙雪濤的《跛人》（《收獲》2014年第4期）也存有類似的切口：“我”回到座位發現劉一朵不見了，她的位置上坐了一個身體勻稱、素色衣裙的中年女人，借著昏暗的小燈在看書。這一幕在小說中形成轉折與收束，切割了前半部分的青春意緒和劉一朵不辭而別后“我”的庸?；芈?。劉一朵與中年女人的置換，幾乎可以完成一個蒙太奇挪移——優雅讀書的女人或為被時間規整后的劉一朵們，所有躁動奔突歸于平靜，“我”也從一場意外的逃逸中回到被規約的生活。然而，小說似乎并不意在于此，使得這樣的提取幾乎有了過度闡釋的危險。不過，值得欣喜的是，作家黃梵在2014年創作了一批銳意探索的“幻想小說”，有意嘗試將上述可能的切口打開為一些真正的超現實文本。比如《行政門：領導多有苦衷》的結尾處，外來主任驚喜地掰開單位主任頭頂的裂縫，并鉆了進去，由此，單位主任的一本正經與外來主任的恣意縱情，完成了自我與本我的合體?！杜趶椉で椤犯且允葻峋鷣砟M人世，同時又將一種渺小和徒勞感對象化，區別于人類以加深人類對自我困境的反觀，筆調簡潔、輕盈，充滿反諷。借助想象將人性的復雜立面形象化，與黃梵在詩歌中尋找喻象的努力相似，取得了一些令人期待的創作實績。盡管剛剛開始嘗試，然而在當代小說普遍被過強的現實感所桎梏，長期陷入想象力匱乏的窘境時，這些作品已然值得長久地守望。擁有了黃梵的此類創作所提供的想象空間，文學研究者們或許就不必再以追捧某些本土科幻的方式來飲鴆止渴。

時代不僅對當下構成捆縛，也對過往形成籠罩，并拖曳作家走出個體世界，發出時代的集體之聲。時代的負載，對以意蘊和以故事為骨架的小說同時造成了傷害。弋舟《所有路的盡頭》 （《十月》2014年第2期）開篇令人驚喜，敘事者語調豐盈，攜帶著不可摹狀的個體情緒。他捕捉到黃昏時細雨的“明亮”、醉酒后光線的明滅、長跑時人生的“盡頭”感、邢志平年幼時的顫抖、胸口處荒蕪的觸感……然而，小說仍以對邢志平死因的清晰追索作為敘事動力，并在結尾以邢志平的萬念俱灰揭開一個時代的風起云涌與一代人青春的無名感。敘事者一一刪削了富含潛能的書寫向度，全力以赴地試圖寫出“我們這個時代的”劉曉東，或感嘆邢志平“替一個時代背負著譴責”，在小說前半部分“蟄伏于體內的家伙”被清晰地冠以時代之名，而非個體的孤獨感或存在困境。由此，小說心無旁騖地走向一個既定的格式，墮入“時代悼文”的深淵。而蔡駿的《北京一夜》 （《上海文學》2014年第8期）中，城市懷舊的集體情緒凌駕于少年個體的成長軌跡，對于老北京的時代緬懷，甚至超過了懸念的樂趣，外顯為小說幾乎唯一的意圖和動力。小說成為時代巡禮的工具。

在以“時代”為依托的小說敘事中，“時代”對于小說的入侵，要么造成了書寫對象的集中、擁擠，選材視域的局限，要么由于緊貼周遭人世而放棄了想象力的突圍，抑或以時代之聲淹沒了個體表達。鐵一樣的“時代”對小說表達形成了逼迫性的力量，構成了當下小說的一大遺憾。

二、瘦弱的空間氛圍

當小說進入現代場域，力圖打破單一的主題意圖架構，以一種更具包容力的姿態，容納更為多元的生命景觀時，即以告別一元、可控的敘事性格為旨歸。由此，小說中的物象就不再服務于主題，而應致力于營造一種意蘊氛圍。

氛圍的營造，一部分可通過細節的鋪陳達致，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在這方面有較突出的優勢。他們不滿足于僅僅講述一個故事，而是著力于細節極盡可能的復活。鬼金在《總有悲憫之人》 （《小說界》2014年第1期）、《雨后》 （《青春》2014年第11期）兩篇小說中，均以悠然、緩慢、深入內心的語言流，將人物的心理以極強的畫面感表現到位。俞莉走下樓梯時的綿軟、虛弱、疼痛、無力，包含復雜的心理活動；由一塊雞肉塞了牙縫時的觸覺而想及的人生困境，也被敘事主體以富有腔調的慢鏡頭記錄下來。它們不僅提供了足夠的細節，也塑造了一個靜觀、細膩的敘事人，使讀者得以輕易走入。周李立的《更衣》 （《都市》2014年第2期）則用空無的更衣室里被鎖住的柜子、裸露的身體，將蔣小艾緊緊包裹在孤立無援的氛圍中。敘事者不放過蔣小艾每一個步伐的猶疑，每一聲試探性呼喊中的顫音，以滲入骨縫的細節試圖將讀者拖入共情的漩渦。文珍的《我們究竟誰對不起誰》 （《山花》2014年第1期），收納了小顧內心的封閉感與摯友間仍然幽深的隔閡，另一篇《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決定去死》 （《中國故事·虛構版》2014年4月號），則摹狀宋笑橫行于大雨之中的死亡閃念和生命渴求，較為鮮活。然而，以個體細節的渲染來營造氛圍，盡管為單薄的故事增添了情感內蘊，也以對個體生命的注目一定程度上規避了被時代吞噬的危險，卻并非小說獲取充盈意蘊的坦途。對生命細節的過分注目所導致的渙散，同樣值得警惕。張怡微在《不受歡迎的客人》 （《上海文學》2014年第3期）中，將照片背后的人情冷暖寫得細致入微，但與《春麗的夏》 （《山花》2014年第5期）相仿，作者似有意踵武“海派前賢”，卻在文本中更多留下了王安憶式的日?，嵭?，而不及張愛玲細節背后的人世蒼涼。個體生命細部和周遭物象所渲染的小說氛圍，確乎可以使小說更加鮮活可感，然而并不必然意味著氛圍營造的成功。當濃郁的細節不加節制地來到小說中，細節的漫漶與中短篇小說精巧輕盈的文體特質構成齟齬，仍需作家不斷打磨。

另一些小說則嘗試以一個意象懸掛起整篇小說的意蘊氛圍。這些意象通常同時成為小說的中心喻象，承載了小說幾乎全部的意涵。意象的主導性，在甫躍輝的《普通話》（ 《人民文學》2014年第12期）、《坼裂》（ 《十月》2014年第4期）中均較為突出?！镀胀ㄔ挕穼⒊青l差異訴諸于語言的微妙：因說方言而贏得鄉親好感的杜仲，在與老同學進入情愛迷醉時，卻忍不住迸出普通話。對鄉村倫理的有意貼合，既不能緩解殘存的故鄉眷戀，也無法掩蓋與故鄉的漸行漸遠，鄉村成為只能懷念而不再能重返的現實。然而，小說雖回望了《故鄉》，此番表達卻并不出五四“僑寓者”其右?！捌胀ㄔ挕边@一意象一以貫之地提示著城鄉隔閡，其負載之明晰、意圖之外顯，幾乎損毀了小說的意蘊?！钝辶选分斜摹佰辶选币庀?，較之“普通話”則內斂許多，生命的無力感、微茫而無法把捉的命運，與冰湖坼裂瞬間的恐懼構成對舉，人物微妙心緒與四周環境的交感把握較好。周李立的《八道門》，也賦予了“門”以重要的隱喻：既是“象征資本”的表征，又是人心隔閡的照鑒。同樣，余一鳴《閃電》中的“閃電”與良知，曹文軒《第五只輪子》 （《人民文學》2014年第6期）中多余的輪子與孤獨的孩子，符利群《木槿只開一回花》 （《西湖》2014年第6期）中木槿花期的短暫與童年美好的轉瞬即逝等等，均形成較為明晰的對喻。相較而言，顧前《塑料發卡》 （《青春》2014年第4期）的意象統攝力則稍弱：一個倒在路上的流浪者在面對性別詢問時，掏出一只紫色發卡。這只發卡在人生絕境處所包含的“含蓄、優雅、委婉”，提示了“我”殘存的美與尊嚴，拽住了“我”差點被生活推搡著落入俗套的步伐。在此，塑料發卡并不雄心勃勃地想要隱喻什么，只是作為生活中的靈光倏忽降臨。而倘若作者對發卡所蘊含的委婉、優雅不做如此確鑿的說明，小說或將擁有更多的敘事可能。

無論是細節的深描還是意象的提取，敘事主體對物象的關注，均有助于填補當代小說長期被觀念架空的骨骼。然而倘若對于物象的依托并不由此獲得主體對物象的親近感，而是僅僅將物象附著于觀念，就仍然很難獲得一方由物象構筑的藝術家園?！缎≌f選刊》的責編稿簽曾將不有的《人面魚》 （《西湖》2014年第3期）與羅薩的《河的第三條岸》相比附。然而一經對讀即可發現，敘事主體將物象凝結為意象之時，落于觀念而非氛圍，提示了中國當代小說與世界文學的差距。在《河的第三條岸》中，人類的理想與庸常、親情與世情、孤獨與理解、追隨的愿望與愿望迫近的逃離……在短短的篇幅中被悉數展現，意蘊非常豐盈?！昂拥牡谌龡l岸”作為一個意象，也是一種晦暗不明的氛圍，遍布每個人四周，近在咫尺卻永不能抵達，更無法窮盡。而《人面魚》只敘說了人與人之間殘忍與生存的齟齬?！叭嗣骠~”作為一種兇險的表征，籠罩了小說，卻并不必然籠罩每個人的生命存在。

王方晨的《大馬士革剃刀》 （《天涯》2014年第4期）則在故事、意象和氛圍之間，取得了較好的平衡。小說追憶了“老實街”上，“第一老實人”左門鼻與外來理發師陳玉伋的一段恩怨。老實街上的“老實”，既是意象，也作為空間氛圍，成為小說的真正主角。敘事者著力輕重得當，并不刻意渲染，而是以作為居民的“我們”勾勒出一切：“我們”知悉了黑暗中剃刀的“三送三還”，并“傳為佳話”；“我們”觀察著左陳二人閨女的相像，“覺得兩家像是親戚”；街痞小豐來剃頭，“我們”暗暗為陳玉伋捏把汗；而左門鼻的貓被剃了毛，“我們”也“心情沉重”又暗暗觀察，當左門鼻若無其事地去陳玉伋的理發鋪剃了頭，“我們也似乎跟著松了口氣”……“我們”的眼睛無處不在，與開篇述及“老實”時暗含的反諷語調一起，包蘊了老實街所有的人情世故，也揭示了一個緊張不安的老街空間。異己的公共空間作為一種道德力量和接納限度，形成了鄉野輿論，使得“我們”所安然自處的老實街，對陳玉伋構成不斷的擠兌。這頗似《秧歌》中的月香遭到鄉村公共性的圍困。

三、從敘事語調拯救主體？

無論是緊貼時代的書寫，還是意蘊氛圍的瘦弱，當代中短篇小說的寫作困境，或許都要回歸于敘事主體精神的單薄。單質化的敘事主體駕馭著小說朝單一向度無可救藥地滑落，貧瘠的敘事景觀，甚至不及作家們在隨筆或創作談中所意欲展現的豐富性。

敘事主體個性的缺失，使得他們幾乎從未獲得《在路上》中的浪游精神，或安然享有一個孤獨的時空。他們不安于邊緣，一旦遭逢孤立無援的境地，便很快撲向安全的母體，這一心理有效更改了小說的敘事邏輯。曹文軒《第五只輪子》中的磨子，即呈現出這一“趨光”性。小說前半部分，磨子受擠壓的尊嚴足以將他拖入一個亞文化的軌道——“推輪子”的游戲王國與失去玩具的掙扎，都令人回味。然而小說最后，磨子突然涌出的淚水則以一種被接納的感動，完成了被主流的收編。敘事主體絲毫不含反諷，無意于寫出一個孤獨者唯一的玩具被搶奪的疼痛，而是以磨子被接納的欣喜，讓小說淪入媚俗。磨子的性格也并未形成自足的生長力量，敘事者以濃重的社會群體向心力，僅將其塑造為一個渴望被接納的“零余”符號。相似地，雙雪濤的《跛人》也展示了一個“回歸母懷”的過程。小說的精彩之處，在于劉一朵和“跛人”的形象：劉一朵初具“垮掉的一代”的青春性格，對遠方和新鮮事物有與生俱來的渴求，不知畏懼、一往無前，始終引領著“我”滑出既定的人生軌道。而跛足人則自述“無論你怎么想，世上的事情就是和你想的不一樣”，其多重奇異身份的不確定性，詭異地不屬于任何一種文化范型。然而，兩者在小說的敘事邏輯中，均攜帶濃郁的夢境特征，并未完全發酵。敘事者的著力點，在于現實重壓下青春沖動的倏爾遠逝，當跛人離開、劉一朵睡著，“我”發現周圍是“全然陌生的地方”，情緒很快回落并立刻感到母懷的召喚。因此，劉一朵消失后只作為一種逃脫日常的愿望留存于回憶。敘事者的青春哀悼，已有了老邁的特征。

一個尚未養成獨特性格的敘事者，在對小說情節的安排上，往往無法產生自在的語調和敘事年輪，而是依賴于情節發展上臨近結尾的“爆發點”來引起轟動效果，抑或以強力的控制主導整篇小說的情節走向。這樣的敘事，導致了小說力學結構的不穩固，漫長鋪敘所積聚的重力勢能，往往消解于驚詫式結局揭開的剎那，小說的余韻也隨之瓦解。當世界文學中歐·亨利的追隨者們早已紛紛改弦易轍，當代中國仍有眾多的作家在偷食這位短篇小說家的殘羹冷炙。鄭小驢在《贊美詩》 （《人民文學》2014年第9期）中，耐心地描摹了眼部丑陋的沈齊，在喜歡上合租女孩怡薇后，如何慢慢消解了對世界的仇恨。然而當他突然發現在怡薇心中自己形象之卑賤時，遂惡念驟起。小說所有的鋪墊，都落于幻美打破的一瞬間，韻味也隨這一沉重的跌落而消失殆盡。張楚《伊麗莎白的禮帽》 （《青年文學》2014年第7期）中大篇幅的鋪墊，只為引出姨媽贖罪的心結：文革時期，姨媽奉命給待她頗好的“地主婆”理了陰陽頭。這篇小說與電影《闖入者》選材相似，也都訴諸懸念，卻意蘊迥異?！兑聋惿椎亩Y帽》以“善”和“贖罪”為牽引力，盡管雙方并未形成有效對話，但小說最后充滿完成感，似乎說過即是負擔的卸下。而電影《闖入者》則以生命的錯訛，不僅宣告了贖罪的不可能，也同時改變了“贖罪”對敘事的單一策動力。鄧美娟所有贖清罪責的努力、習得善意的嘗試，在命運之手的作用下，卻導向更加無法救贖的深淵。而當鄧美娟的自私又策源于本能和母愛時，歷史怪獸對人性的逼迫也隨之顯現?！兑聋惿椎亩Y帽》完成了向過去的匆匆道歉，奔向不假思索的“明天”，而《闖入者》以更為深刻的反思銘刻了歷史與人性的傷痛。不過，宏大歷史災難對個體形成的摧折，并不必然依賴懸念積聚震撼。諸如馬拉默德的《魔桶》則以“拐過這個街角，薩爾茲曼靠著墻，在為死者祈禱著”更為隱忍地呈現歷史傷痛。這一景觀在小說原有的事件邏輯上宕開一筆，旁逸斜出地隱現了一個猶太少女的悲劇、一個父親的心碎，乃至整個民族的憂傷。小說并不給人以完成感，敘事者也從不意圖化地朝向一個謎題的開解滑落，而是在不經意處給人以悠緩而持久的哀思。

倘若將關注點從敘事者的情節安排挪到其語調上，一個不斷調整自己的敘述姿態、并擁有獨特語調的敘事者，能否豐富自身的形象？姚鄂梅在《老鷹》 （《收獲》2014年第6期）里，就留存了一位不可靠的敘事人。它先讓讀者相信了琪姐的灑脫、干練、樂觀，卻在結尾以琪姐的自述，將之前的一切作為編造的情節予以否認。然而，小說中存在的兩種“說辭”仍是敘事者控制下的產物，敘事主體仍持握“真相”，以對結局的倚重推翻了前面的敘述，不似《欲望號街車》在講述布蘭琪人生遭際時引人入勝的多義性。田納西·威廉斯并不執迷于一個主導的真相，或打開一個答案恒定的謎底，而是沉浸于各種聲音平等、漫長而堅韌的撕扯中，亦真亦幻地將讀者拖入人性的迷醉。前文述及的《大馬士革剃刀》也塑造了一個游離的敘事者。他時而似乎真相在握，了如指掌地對老實街的“老實”予以諷刺，或展現“我們”的嘁嘁喳喳，對街坊的道德逼迫形成了外在的審視。時而，敘事者又展現出無辜的神色，置身于老實街居民中，對陳玉伋的遭遇“感到極為迷惑”。兩種語調間的漂移，為讀者布置了迷宮，大量的留白和精致的線索，給小說留下了足夠的回味。一方面，根據反諷語調追蹤線索，讀者可以猜到虐貓案的“真兇”、左門鼻的剛愎自用、“老實”背后的市儈與道德綁架。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無法確鑿地指認兇手，小說并不凸顯立場鮮明的譴責，而是在動作細節中蘊藏微妙的人性心理：比如陳玉伋在左門鼻門前的徘徊，含有道德風尚與酷愛好刀之間的反復猶豫；再如個體間因相似與競爭所暗自滋長的排異，在左門鼻“揪石榴葉”的忿忿上悉數展現……倘若不去仔細分辨這一語調漂移源于作者把控力的成敗與否，小說放棄單一立場所營構的朦朧多義，足以給當下太多信筆寫就、一眼見底的小說以提示。

黃梵的兩篇小說中，敘事人通過語調漂移來增益小說維度的嘗試則更為自覺?！秷髲汀烽_篇以濃郁的反諷塑造了“我”這個學術不端卻強詞奪理者的形象，使得讀者幾乎不可能與“我”共情。然而這一語調從噩夢臨近結尾處開始消失，而后，“我”的身陷困境與僥幸逃脫，給予讀者很強的代入感和同情，取消了開篇以反諷構筑的間離效果，在閱讀中與讀者共同完成了一場“惡”的合謀。敘事語調的轉換，以對讀者心理的準確把控和對善惡明確邊界的取消，更好地傳達了無物之陣對人性的圍困與個體在其中的掙扎。短篇小說的精致感由此顯現。同樣，他的《聰明的，愚鈍的》 （《作家》2014年第2期）敘事者也竭力避免對正義的必然持握，而是對身為“打假斗士”的文坤既同情又反諷。對單一視角拋棄，為探討有關“反抗”的悖論做好了準備——一個具有心靈潔癖的個體，一旦徹底拒絕謊言的曖昧不明，努力照鑒自己的良心，不僅會立即遭遇阻力，還反會被正義感裹挾，走向另一種“不得已”。更為精彩的是，小說結尾在文坤跳樓后，敘事者安排與文坤容貌頗似的懷素，嚇倒了文坤屋內的老奶奶。這一頗具想象力的頑皮結尾，取消了任何意義的負載，將先前遼遠的存在之哀拉回到一個富有趣味的場景，彌散于我們每時每刻的當下，富有余韻。然而，這樣的創作在當今并不多見。

綜觀2014年的中短篇小說創作，能夠給人驚喜的作品并不太多。小說書寫對象集中、對時代過于依賴、想象力匱乏，以及小說中觀念意圖的外顯與意蘊氛圍的稀薄，均可回落于對小說敘事主體的拷問：一個單薄孱弱的書寫主體，在自身的內質性并不豐盈的前提下，極易受制于文學異己力量的塑形。這些力量加諸文本的影響，削弱了審美質地，使得我們對當代小說生成良好藝術質地的期許，仍需經歷漫長的等待。中國當下的大部分作家，仍然缺乏一種“詩在那后邊的某個地方”的認知，尚未“打破隔板”，以卡夫卡式的以“非介入”的“完全自主性”，發現“藏在陰影中的某種不變的東西”a，注目更深遠的文化留存。在一個文化困厄的年代里，對一個年份的小說創作做出評點，或許無法獲得獨特的審美發現，但這些創作仍然能夠作為一些具有特征的標本，折射出近年來小說創作的瓶頸。當代詩歌以民刊的同仁聚落生成了可以留存的美學元素，并獲得了外在于時代風潮的、沉潛的寫作巢穴；而小說家們的藝術家園卻仍然稀缺，“選刊”的現實偏好對當代小說創作的影響仍未消散。在講好一個故事之余，如何生成一種獨具風格的話語質地和審美趣味？這是文學守望者們共同的審美憂思和期待。

【注釋】

a[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