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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杜詩雙聲看《廣韻》(《切韻》)聲類及擬音

2015-09-20 13:10鐘耀萍
關鍵詞:擬音廣韻云母

鐘耀萍

(長安大學 文學藝術與傳播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杜甫(公元712年——770年),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20歲前一直沒有離鄉。杜甫是我國古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在詩歌藝術上,“最為精工周密,無瑕可擊”?!八€卓越地掌握了聲韻”,在運用上“并沒有被《切韻》所束縛,而且大大超脫了《切韻》之窠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時期的語音特點”[1]。杜仲陵先生也認為,“其詞語基本上符合唐代口語”,“連音韻也不取應試的《唐韻》的分部為準,而是以當時口語里的讀法和音韻為據的”。杜仲陵先生還從六個方面論述了杜詩與唐時口語的親密關系[2]。其實,杜詩用語的通俗性,唐人早有認識。元稹就曾在一首詩中指出,杜詩“直道當時語”(《酬孝甫見贈十首之二》)。

由此可見,將杜詩作為實際語言材料來研究當時的語音,是切實可行的。馬重奇先生的《杜甫古詩韻讀》,就是從杜甫古體詩的押韻情況來考訂唐詩韻讀。

細讀杜詩,還可以看到,其“喜用雙聲疊韻的詞或詞組,與唐時其他詩人有些不同”[2]。清代周春就已注意到了杜詩的這一特點,著專書《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予以標注闡明。但周春的寫作目的只是為了“窺見詩律”。杜仲陵先生的《讀杜卮言》,亦有專章研究“杜詩的雙聲迭韻與迭字”,其著眼點也是杜詩的藝術效果、語言風格。郭紹虞先生在《中國詩歌中之雙聲疊韻》中也曾提及杜詩的雙聲疊韻,亦誠如作者所言,是“重在述說中國詩歌對于雙聲疊韻之使用方法”,“同時也重在說明詩歌韻律所以能利用雙聲疊韻的原因”[3]。將杜詩的雙聲疊韻作為實際語言材料來研究當時語音的音類和擬音,尚無人論及。

見于杜詩的雙聲,可以觀察到,凡是構成雙聲的兩字,或者發音部位相同,或者發音方法相同,或者發音部位和方法都相同。這就為分析杜甫詩歌所用語言的聲母狀況(各組聲母及個別聲母之間的親疏遠近)創造了條件。

本文所直接依據的材料,即是清代周春的《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周春所歸納的杜詩雙聲疊韻,有雙聲對雙聲,疊韻對疊韻,雙聲疊韻互對。這些雙聲疊韻出現的范圍包括:上下句相同位置(如“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薄都母邥洝?,上下句不同位置(如“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秋?!薄渡岬苡^歸藍田》),同一句中相連位置或中間雜一字(如“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薄稇驗榱^句》),四句中一三或二四句相同位置(如“得罪臺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后,谷貴沒潛夫?!薄犊夼_州鄭司戶蘇少監》)。還有一句內兩字或三字中雜一字甚至多字形成雙聲或疊韻(如“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春夜細雨》),一句中上句尾字和下句首字形成雙聲或疊韻(如“血理諸將甲,骨斷使臣鞍?!薄锻趺?。從詩律的角度來看,周春對杜詩雙聲疊韻的標注是無可厚非的。但從語言研究的角度來看,周春的標注主觀色彩甚濃,不能保證所定雙聲必為作者著意安排之雙聲。為了確保材料的可靠性,本文僅以周書所列的杜甫古詩和律詩中符合如下條件的雙聲為研究材料。這條件是:上下句相同位置皆為雙聲,或一為雙聲,一為疊韻。

本文考察了符合前述條件的杜詩雙聲536例(每例雙聲只計一次)。除娘母、俟母外,杜詩雙聲幾乎覆蓋了《廣韻》中的全部聲母。下邊僅以杜詩符合上述條件的雙聲為據,就《廣韻》(《切韻》)所見某些聲類之間以及個別聲母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不涉及全部用例。

一、唇音雙聲分析

聲母幫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曉幫4 1 5 6 2 1滂151 1並5 5 4 1 3 2 2明1 16 4 1 2 3 1非623 4 2 3 2 2敷11 3 2奉2 3 2 3 41 1 2 2 2 3微

(一)《廣韻》輕重唇音是否已經分化

聲 母重唇音 輕唇音 總計重唇音60 22輕唇音11028

統計范圍內,上下字皆為重唇的雙聲60例,上下字皆為輕唇的雙聲28例,上下字一為重唇、一為輕唇的雙聲22例。

《廣韻》音系輕重唇不分。但如果據此說杜詩所據語言中唇音還完全保持著“古無輕唇音”的狀況,筆者認為是不妥的。從上邊的統計看,輕重唇音分別構成的雙聲已占到總數的80%,而輕重唇合在一起構成的雙聲僅占20%。由此可見,“古無輕唇音”的格局在杜詩雙聲中已被打破,雖不能就此肯定輕重唇聲母已經完全分化,但至少已呈明顯的分化之勢。

據此,《廣韻》時期“雖還沒有完全分化出[f]組聲母,但這種分化在《廣韻》時期已啟其端”[4]的說法是可信的。

(二)關于《廣韻》輕唇聲母的擬音

趙元任的擬音為非[f]、敷[f‘]、奉[v],董同龢的擬音為非[f(pf)]、敷[f‘(pf‘)]、奉[bv‘]。鑒于以上唇音“雖還沒有完全分化”,但“已啟其端”的大前提,筆者認為輕唇音在此時的存在應為過渡性質的。趙氏將非組擬作[f]等,與輕重唇音完全分化后的讀音相同,倘就杜詩雙聲所見而言,似未能體現出唇音在這一時期的過渡性質,不如董同龢先生擬為唇齒塞擦音妥當。

二、舌頭音、舌上音雙聲分析

聲母 端透定泥知徹澄清崇章端3 1 7 2 4 1透1 1 3 2 1定7 3 13 1 9 1泥2 1知1 1 2 1 1徹214 2 9 4 1 1澄

(一)關于知組聲母從端組聲母中分化出來的時期

從杜詩端知兩組聲母字所構成的雙聲來看,端組字與端組字構成的雙聲有41例,知組字與知組字構成的雙聲有7例,端組字與知組字構成的雙聲有19例。三者中最后一種尚占總數的28%。

清儒錢大昕“古無舌上音”的看法,已得到大家的同意。胡安順先生認為:知組音“在上古尚未產生,大約是到了六世紀時這組音才從‘端透定泥’中分化而出”[5]。而王力先生認為,“知、徹、澄是唐天寶年間(742-755)才從端、透、定中分化出的”[6]。從杜詩知組字與端組字構成的雙聲尚占端知兩組聲母字所構成雙聲總量28%的情形看,筆者認為,生活于八世紀的杜甫(712-770)的詩歌尚反映出知組與端組的親密關系,知組在此時應尚處于分化形成期,認為六世紀知組就已從端組中分化而出的觀點不甚穩妥,王力的說法更為可信。

(二)關于知組聲母的擬音

高本漢將《廣韻》知組擬作舌面前塞音,王力、趙元任、陸志韋、李榮、董同龢等先生贊同。錢玄同、羅常培、李方桂、周法高等先生認為是舌尖后塞音。方孝岳、李新魁二位先生將知二擬作舌尖后塞音,將知三擬作舌面前塞音。統計范圍內未見包含知二組的雙聲。從上邊的統計結果看,知組的音值應該仍與端組較為接近,擬為舌尖后塞音較為合理。

三、齒頭音、正齒音雙聲分析

母精清從心邪莊初崇生章昌船書禪端透定知澄溪曉來日精7 4 3 3 2 1 2 8 1 1 2清4 12 5 1 4 2 2 3 2 1 1 1 1從3 5 8 3 2 1 1 1 1心3 1 3 21 1 19 1 8 3邪212

續表

將《廣韻》精組擬為舌尖前音,章組擬為舌面前音,各家不存在分歧。這里只討論莊組聲母的擬音。莊組聲母高本漢、趙元任、方孝岳、李榮、周法高等先生擬為舌尖后音,王力、陸志韋、董同龢等先生則擬為舌葉音。

聲母 精組 莊組 章組 總計精組88 34 37莊組218317章組39

從杜詩包含精組字的雙聲來看,精組與莊組的雙聲有34例,精組與章組的雙聲有37例,可見莊、章兩組同精組的親疏關系較為接近。

從杜詩包含莊組字的雙聲來看,莊組與莊組的雙聲僅為3例,莊組與章組的雙聲有17例。聯系上項可見,莊組不僅與精組的關系密切,而且與章組也很難劃清界限。

再從杜詩包含章組字的雙聲來看,章組與精組的雙聲有37例,僅比章組與章組的雙聲少2例,可見章組與精組的關系也很密切。

如僅將莊組擬為舌尖后音,雖足以反映莊組聲母與精組聲母的親密關系,卻難以解釋與精組幾乎同樣親密的章組聲母何以為舌面前音。倘將莊組聲母擬為舌葉音,則莊章兩組聲母的發音部位都與精組聲母距離相仿,能夠較好體現莊章兩組聲母同精組聲母接近一致的親疏關系,但又不便于說明何以后來莊章兩組聲母又都讀舌尖后音。是否可以這樣分析:此時莊章兩組聲母關系密切而且又都和精組聲母關系密切,不僅意味著莊組聲母讀為舌尖后音,而且意味著章組聲母也已由舌面前音前化為舌葉音,只需再前進一步,也就是見于宋代《四聲等子》和《切韻指掌圖》中的莊章兩組聲母合并。

四、喉音雙聲分析

聲母曉匣影云以明書見溪疑曉10 21 1 3 2 1 1 2匣21 13 7 11 4 1 1 2影1 7 10 2 2 1云3 11 2 4 12以2 4 2 12 12 1 2

《廣韻》聲母的擬音中,曉、匣、影三母的擬音較為一致,分歧在于云母(喻三)和以母(喻四)的擬音。

高本漢將云母擬為舌面中半元音[j],趙元任、李方桂贊同。王力、陸志韋、方孝岳、周法高等先生擬為舌根音[?],與匣母的擬音相同。董同龢先生擬為喻化舌根音[?j],李榮先生擬為零聲母。以母的擬音,有零聲母和舌面中音[j]兩種意見。

近代音韻學家曾運乾在他的《喻母古讀考》中提出“喻三歸匣”說。李新魁先生指出,“六朝及唐代的許多語音資料都表明喻三與匣紐不分”,“到了唐末宋初,喻三逐漸從匣紐分化出來(喻三是匣紐的細音,讀為[?i-],[?]逐漸變為[j]),這樣,喻三遂與喻四合流”[7]。楊劍橋先生認為,“喻三與匣母的分離必定是在匣母上聲字變去聲之前,亦即公元824年以前[6]”。從杜詩包含云母字的雙聲來看,云母字與匣母字構成的雙聲有11例,占包含云母字雙聲總數的34%,數量在云母與各母的雙聲中列第二位,僅比云母與以母的雙聲少1例。但也應當看到,雖然云母與舌根音曉母、匣母的雙聲有14例,但云母與喉音影母、以母的雙聲也有14例??梢?,云母與舌根音、喉音的關系是同樣密切的。如果說云母此時還沒有從匣母分化的跡象,是難以解釋云母同舌根音、喉音的這種關系的。因此,從杜詩包含云母字的雙聲來看,王力先生對云母的擬音是不可取的。高本漢等先生擬為半元音,李榮先生擬為零聲母,又似乎沒有顧及云母同舌根音的關系。董同龢先生擬為喻化舌根音,雖是一種折衷,從杜詩雙聲看,則較為合理。

以母的擬音,高本漢擬為零聲母,董同龢、周法高、李榮等贊同。趙元任、王力、陸志韋、方孝岳、李方桂等擬為舌面中音[j]。僅就杜詩雙聲所見而言,以母與云母的雙聲已有12例,與兩字皆為以母的雙聲數量相等,兩者的音值應該較為接近,既已將云母擬定為喻化舌根音[?j],那么將以母擬為與之最接近的[j]自然較為合理。

本文通過分析杜詩雙聲討論的以上幾個問題,施向東先生在研究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時、劉廣和先生在研究不空譯著中的梵漢對音時,也都有所涉及,現將三者列表比較如下:

輕重唇分化 端知兩組分化 莊組擬為舌尖后音 云母擬音杜詩雙聲 + + + [? j ]玄奘譯著 + + +未見云母字的譯音不空譯著 + + + [?]

玄奘(公元600-664年),“出生在洛陽附近的緱氏,形成自己的語音習慣的時代是在洛陽度過的?!笔┫驏|先生認為,“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反映的正是玄奘本人的方音——中原方音”[8]。而不空法師(公元705-774年)雖然是天竺人,但“在中國生活約五十年,除去南海(廣州一帶)滯留十年,其余四十年來一直在北方”,“學的應是長安話”。劉廣和先生認為,“說不空‘善唐梵之言’的記載可以相信”[9]。這就表明,玄奘的中原方音與杜甫的方音在地域上是有聯系的,而不空的譯著則與杜甫詩歌有時間上的對應。因此,兩種譯著所表現出的聲母上的特點,與杜詩雙聲所呈現的特點多有相同或相近之處,應當不是偶然的。

[1]馬重奇.杜甫古詩韻讀[M].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

[2]杜仲陵.讀杜卮言[M].成都:巴蜀書社,1986.

[3]郭紹虞.照隅室語言文字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李新魁.漢語音韻學[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5]胡安順.音韻學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3.

[6]楊劍橋.漢語音韻學講義[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7]李新魁.中古音[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8]施向東.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J].語言研究,1983,(1).

[9]劉廣和.不空譯梵漢對音研究[M]//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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