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流氓無產階級

郭臺輝?張俤

內容摘要 流氓無產階級是馬克思主義創造的一個復合型概念，是無產階級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概念符合“流氓”與“無產階級”的西方語義傳統，但馬克思以此所指與能指的群體范疇并不穩定。初創的語義僅指社會底層群體；定型時明確指代阻礙歷史進程的消極群體，以此反襯工人階級的革命性；后來逐漸擴展到文化、經濟與政治領域。流氓無產階級概念在當代西方學術界引起爭論，主要表現為肯定、否定與重構三種立場。這些爭論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復興，但當代西方學術界無法準確動態地把握流氓無產階級的完整內涵，其原因有三：概念本身的動態多變性；爭論者部分理解馬克思的經典文本；脫離該概念在馬克思時代的歷史語境。

關 鍵 詞 流氓無產階級 工人階級 馬克思 當代爭論

作 者 1郭臺輝，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張俤，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研究生。（廣州 510631）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14ZDA004）、華南師范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基金項目（2014ssxm50）

所有概念都需要置于特定時空語境才能準確理解其特定語義，新語境不僅產生新語義，而且還改變概念的所指與能指范疇，從而引出概念歧義和學術爭論。流氓無產階級概念是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關系到如何理解馬克思筆下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金融貴族，也涉及到如何恰當理解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該概念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而綻放魅力，在托洛茨基、毛澤東等人的理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即使是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諸如弗朗茲·法農、卡布拉爾、亨廷頓也開始使用該概念，甚至對其進行再界定以分析相關理論。1970年代隨著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復興，流氓無產階級成為“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概念，但該概念的使用也變得混亂起來”，理論家之間甚至產生截然對立的觀點。本文旨在以概念史視角考究“流氓無產階級”概念在馬克思恩格斯經典文本中的多層含義，以此回應當代西方學者關于此概念的爭議。限于篇幅，不涉及該概念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近代中國革命史、非洲反殖民斗爭史等語境中的語義嬗變狀況。

“流氓無產階級”的語義合成

“流氓無產階級”在英語和德語中為“lumpenproletariat”， 由“lump（lumpen）”和“proletariat”構成。前綴lumpen-意為“破爛的”，引申義為“流浪漢”，甚至是“歹徒”。巴薩德（Robert L. Bussard）指出，在17世紀，“lump”指的是一個人穿著破爛，到了19世紀，這個詞不再強調貧窮的特征，而是窮人的無賴行為，但也被賦予新的內涵，比如骯臟、聲名狼藉、怪癖。[1]巴薩德進一步指出，在特奧多爾·海因修斯的德語字典（1818年）中，“lump”被定義為“貧窮、凄慘之人”； “lump”這個詞與其他詞構成的合成詞有“lumpenhund”，“lumpenkerl”，“lumpengesindel”，“lumpenpack”，“lumpenvolk”，等等；其中，多數合成詞的前綴“lumpen-”都表示“丑陋的、不好的或卑鄙的”。[2]所以，在馬克思使用“lumpenproletariat”這個詞之前，前綴“lumpen-”的使用已經比較普遍，而且常常指“穿得破破爛爛的”，或“不好的”。

“proletariat”的詞源史則追溯至古羅馬時期，其語義變化明顯?！皃roletariat”一詞由古拉丁語“proletarius”（無產者）演化而來，而后傳入歐洲其他語系。古拉丁語 “無產者”，原初意指“生育子女者”，這一稱呼對應著古羅馬時期平民中的沒有財產的底層群體（其地位高于奴隸），因其對國家的唯一貢獻在于提供人口和勞動力而得名“生育子女者”。因為塞爾維烏斯改革時，自由民被根據財產多寡和服兵役能力劃分為5個等級，“無產者”是對劃歸為五個等級之外的群體的稱呼[3]?！盁o產者”這一稱謂從一開始就含有負面的情感色彩，甚至充斥著鄙夷意義。[4]法國大革命之后該概念得到新的傳播和應用。古典語義仍然流行，但還被理論家賦予新的內涵：無產者是與有產者對立情境下的群體；無產者是一個擁有政治參與能力的群體；無產者是一個經濟上處于貧窮狀態的群體。[5]19世紀20年代之后，“無產者”又逐漸被賦予新的語義：開始與現代產業工人發生聯系；用于分析特定的窮人群體[6]，尤其指代腐化、荒淫的乞討者[7]?？ㄋ_尼亞克也曾指出，乞丐、小偷、妓女和工人均屬無產者之列。[8]

“lumpenproletariat”一詞的詞根“proletariat”歷經輾轉，在概念演變上始終存在著一種傾向：傾向于指代社會底層的從事破壞活動、制造社會動亂的落魄成員，是他們構成了社會的不安定、不和諧因素。這種指代傾向在法國大革命之后，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后尤為明顯，這種傾向甚至在恩格斯早年的寫作中仍有體現。這些因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新的概念語義提供了理論環境。巴薩德明確指出，“proletariat”起初是一個飽含負面內涵的概念，在16世紀到19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內涵逐漸豐富化，既有正面內涵，又有負面內涵，而在馬克思那里無產階級開始走向正面化。[9]換言之，馬克思著眼于當時上層社會對社會底層群體所持的一種負面的態度，并利用當時既定的“無產者”概念創造出“流氓無產階級”這一新概念，然后用于描述和分析社會底層中的非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群體，從而與有明確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區分開來。 所以，“lumpenproletariat”的最初語義是強調該群體與現代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差異，其目的在于突出無產階級是積極力量。

馬克思的經典解釋

“流氓無產階級”概念首次出現于《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但是其內涵、具體指代群體及其行為特征的確定，卻是在隨后幾十年里逐步形成的。筆者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文本，以時間和事件為線索，勾勒出“流氓無產階級”概念的具體化過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意大利，由于地產日益集中……由于耕地變為牧場……自由民幾乎完全消失了，就是奴隸也在不斷地死亡……介于自由民與奴隸之間的平民，從來沒有超出流氓無產階級的水平”[10]。其實，這是馬克思對古羅馬的無產者的描述。然而，“無產者”一詞的語義在馬克思時代還非?；靵y，褒貶不一。馬克思曾明確區分施蒂納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在施蒂納看來，無產階級是由“騙子、罪犯、盜賊、兇手、賭棍、無正當職業的窮人和輕率的人”組成的[11]，所以是“危險的”。馬克思把施蒂納式的“無產階級”表述為“流氓無產階級”[12]。但作為一個新創造的概念，《德意志意識形態》并沒有詳細界定“流氓無產階級”的內涵，只是在論述某些社會形態時用于描述某些群體，其語義所指并不明確。

這種情況隨后也體現在恩格斯的《德國的制憲問題》和《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中。在《德國的制憲問題》（1847年）中，恩格斯指出：“無產者，即vulgo（一般所謂的）工人階級怎么樣呢？工人分成雇農、短工、幫工、工廠工人和流氓無產階級……流氓為了兩個塔勒就可以在資產階級、貴族和警察彼此發生摩擦時替他們做打手?！盵13]可見，“流氓無產階級”在此被理解為“無產者”，并且首次詳細指出該群體在社會沖突中充當的負面角色。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中，恩格斯援引了當時德國的一首詩，[14]形象地描繪了流氓無產者，初步顯現“補鍋罐、磨剪子、磨刀、偷盜、酗酒”等各種謀生方式及其日常生活狀態。該群體的行為特征在隨后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文獻中有進一步的闡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述早期文獻中的描述與分析，為后來明確界定“流氓無產階級”概念內涵奠定了基礎，而在《共產黨宣言》中，“流氓無產階級”已經明確區分于“無產階級”，是該概念走向成熟的標志。無產階級是與資產階級相伴隨而產生的，而“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于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于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15]。至此，流氓無產階級無論是所指代的社會群體范疇及其行為特征，還是作為一個分析性概念，都已經完全明朗化，并且在《共產黨宣言》之后，被頻繁用于分析德國和法國、西班牙等國家的政治斗爭狀況。

首先，《共產黨宣言》所宣稱的流氓無產階級“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甘心于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這些行為特征在后來的文獻中得到進一步闡釋。在《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跡》（1848年）中，恩格斯指出，介于斗爭雙方的是“兩萬個那不勒斯流浪漢”，起初并沒有參加斗爭，而后這群傾向于人民的流浪漢卻投向軍隊方面，正是“那不勒斯的流氓無產階級這一步驟預決了革命的失敗”。[16]在《6月25日》（1848年6月）中，恩格斯繼續認為，1848年的法國六月起義“主要從巴黎流氓無產階級中召募來的別動隊，由于薪俸優厚，在短期內就成了每次都替當權者賣命的御用軍。被組織起來的流氓無產階級反對未組織起來的勞動無產階級”；而且這支由“乞丐、浪人、無賴、頑童和小偷”構成的別動隊成員在之前還不被資產階級看好，如今卻因替資產者屠殺無產者而得到稱贊。在此，巴黎的流氓無產者被恩格斯視為沒有立場的社會群體，常常因為眼前的物質利益驅使而投向資產階級一方，去反對“自己的兄弟”。

其次，該概念在后來文獻的社會群體與階級問題分析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指出，區別于工業無產階級的流氓無產階級構成了1848～1850年法國階級斗爭中的別動隊主力，這群流氓無產階級常常與盜竊、犯罪等行為聯系在一起，是由“?？可鐣妥郎系臍埜Ｐ忌畹姆肿印苯M成，立場極不穩定。[17]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中，馬克思的立場更為鮮明：“由巴黎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一些秘密團體”，除了“破落放蕩者”和“冒險分子”之外，還有“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脫逃的勞役犯、騙子、賣藝人、游民、扒手、玩魔術的、賭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賣唱的、揀破爛的、磨刀的、鍍錫匠、叫化子，一句話，就是隨著時勢浮沉流蕩而被法國人稱作la bohème〔浪蕩游民〕的那個五顏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18]。

此外，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也充分運用這個概念。在這個文獻中較少出現“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等概念，但“流氓無產階級”概念卻得到充分運用。這是因為，流氓無產階級是過去所有社會發展過程中都出現的群體，只是發展程度有所差異。16世紀德國封建社會的崩潰產生大量無定業無定居的人，他們有很多都是“雛形的流氓無產階級”[19]?！傲髅o產階級”由此明確成為一個歷史概念，不僅是區別于“無產階級”的社會底層人員，還被用于指代歷史上社會底層中那些具有破壞性的流浪群體。這種用法在《國際述評（三）》中仍有體現，流氓無產階級被認為是天主教在英國社會重要支柱的組成部分，是“由愛爾蘭人和他們的后裔構成的平民”[20]。由此，“流氓無產階級”的概念范疇即《共產黨宣言》中所宣稱的“舊社會中消極的腐化物”在此得到進一步確證。

然而，《資本論》卻認為，唯有“流浪漢、罪犯、妓女”才是“真正的流氓無產階級”，而屬于相對過剩人口的其他底層群體則不屬于流氓無產階級范疇。[21]這種論述再次強調流氓無產階級概念的社會學與政治學語義，是一個易于被收買而去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社會群體，而不僅僅是指流浪、無財產、赤貧等最基本的經濟學語義。不僅如此，流氓無產階級還表現為一個社會階層的語義，按職業類型和社會分工進一步擴展并具體化應用，以“文化流氓無產階級”、“農民流氓無產階級”等組合概念出現，用以分析當時社會中的知識群體、農民階層等群體的具體社會行為，比如，金融貴族就被視為“流氓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上層的再生罷了”[22]。

當代西方的三種爭論

1970年代以來，隨著下層階級理論的興盛，馬克思創造的“流氓無產階級”概念也逐漸引起西方學者的重視。保羅·戴夫明確以上層階級、中間階層、工人階級、下層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為分析框架，提出自己的理論[23]；約翰·威爾士在梳理“下層階級”的概念史的同時回溯了馬克思的“流氓無產階級”概念[24]；詹姆斯·賴特和喬爾·迪瓦恩在論述美國城市下層階級時也重點討論過“流氓無產階級”概念[25]?？梢?，該概念已經滲透到當下的文藝學、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并產生重要影響。

首先，流氓無產階級的群體范疇不夠穩定。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某些社會成員的階級屬性難以確定。那些因圈地運動或其他原因失去土地而進入城市的農民，如果傾向于出賣勞動，就有可能成為無產者；如果流浪乞討，則成為流氓無產者。換言之，成為無產者還是流氓無產者只因立場的差異而論，無關乎與生產方式的關聯。第二，挑夫、揀破爛的、磨刀的、補鍋的等底層群體的階級定位難以確定。該群體通過自身勞動謀生，且工作形式易于采用，也易于拋棄，所以被定義為流氓無產階級。但是，如果他們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那么就可能從流氓無產階級轉向無產階級。第三，馬克思關于金融貴族的論述也存在問題。馬克·卡寧認為，金融貴族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發揮巨大作用，將其簡單地定義為流氓無產階級并不合適。

其次，流氓無產階級的歷史角色值得商榷。馬克·卡寧指出，積極投身革命活動的人往往是那些失去土地的人，以及在工廠從事非正常、不人性的勞動的人。所以，革命不是出現在那些工業化已經成熟的國家，而是那些正在經歷工業化的新興國家。俄國是典型案例，那些熟練工人支持孟什維克，而新興工人卻支持布爾什維克?？▽幷J為，正是那些失去土地、沒有固定工作的人群扮演革命的積極角色。

此外，巴薩德甚至直接指出，到《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為止，流氓無產階級概念的內涵歷經了由簡到繁、不斷豐富化的變動過程，所涵蓋的群體范疇逐漸增多，但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后期理論中卻棄之不用。這反映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最貧窮的、社會最底層的、聲名狼藉的群體存在一種矛盾心理。馬克思對那些進取的、有思想的無產階級存在一種理想化的態度，以及對流氓無產階級所持的立場，其實是馬克思前后思想變化的反映，而不是對當時社會的真實描繪。他們對這一底層群體的立場變化使之將這一概念置于不重要的、不成熟的理論范疇境地。[35]

顯然，波文科克從馬克思主義對該概念的幾種不同定義出發，指出各定義之間的矛盾性，稀釋了該概念的各種內涵，以至于因此失去了意義。馬克·卡寧從流氓無產階級概念的具體所指出發，分析該概念具體所指存在的邏輯上與理論上的各種問題。但是，卡寧在分析流氓無產階級是否為革命當中的積極力量或反動力量時，明顯是借用了俄國革命的實例，卻忽略了馬克思理論中探討流氓無產階級的具體歷史環境。正如沃勒斯坦在分析法農的階級理論時指出的：“描述19世紀歐洲（不變的歐洲？）現實的詞語的含義實際上已不能完全與20世紀的世界相符合?！盵36]由于時代背景和理論情境的變化，對理論與概念的理解也會發生顯著的差異。同時，由于二者未能正確把握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此概念的語言環境和真實目的，從而陷入了完全依托具體文本進行概念內涵分析的窠臼。

基于馬克思對1848年前后法國階級斗爭的描述，彼得·海斯指出，流氓無產階級以如下三種面貌出現。[37]首先是國家權力的所有者。1848年革命之后，流氓無產階級及其組織從法國資產階級手中奪得了政權，最終贏得了統治權，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最后階段，無產階級最終將從流氓無產階級手中獲得政權。所以，流氓無產階級是國家權力的所有者。其次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受害者。作為資本主義體制的受害者，具體表現有二：第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血腥的立法”所創造的新環境催生了流氓無產階級（諸如乞丐，強盜，流浪漢），其產生本身就是受到資本主義體制迫害的表現；第二，流氓無產階級和其他底層窮人一同成為工業生產的常備軍，受資產階級的剝削。②最后是被責難和仇恨的對象。流氓無產階級總是與革命中的暴民活動（即暴亂）聯系在一起，所以該概念更多是因暴亂活動而成為一種貶義指稱，體現對其所指群體的非難和指責。

彼得·海斯在此基礎上以有無財產、是否處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中和是否墮落三項標準，構建了一個包括流氓無產階級、過剩人口、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金融貴族六個階級（階層）的環形階級結構模型（圖1）。[38]這一模型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闡述的線性階級結構模型顯然不同。

彼得·海斯認為，隨著馬克思對法國1848～1852年階級斗爭的深入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逐漸認識到法國階級斗爭的復雜性。在階級斗爭的過程中，很多階級都不具有穩定性，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性（或多或少帶有其他階級的特征）。以資產階級為例，資產階級是一個擁有財產、處于大生產過程中且非墮落的群體；與其相鄰的兩個階級分別是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一樣，是一個擁有財產且處于大生產過程中的群體。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一樣，是一個處于大生產過程中但非墮落的群體。至于流氓無產階級，該階級與無產階級、過剩人口都是無財產的階級，與過剩人口和金融貴族都是處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外的，與大資產階級和過剩人口都是墮落的階級。換言之，流氓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財產的、失業的群體；他們是謀生方式處于正常生產過程之外的群體；他們是不愿意工作、傾向于偷盜，常常受眼前利益驅使的群體。與其相鄰近的兩個群體，過剩人口和金融貴族則分享了流氓無產階級的部分特征?？傊?，不同的階級都帶有彼此鄰近階級的某些特征。正是因為這種“帶有”屬性促使多數階級在階級斗爭過程中都不具有絕對的穩定性。由此，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的觀點：流氓無產階級“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于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于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39]；使得“金融貴族，不論就其發財致富的方式來說，或就其享樂的性質來說，都不過是流氓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上層的再生罷了”[40]。彼得·海斯合理解釋了流氓無產階級的行為特征，也對金融貴族（這一常規意義上所理解的資產階級的上層階層）的行為作出合理的分析。但是，這種解釋對馬克思的階級結構理論進行了全新的重構，不僅改變了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觀，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其人類社會歷史觀。

馬克思從歐洲工業化的背景出發，深刻地洞察到，西方世界在經歷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僅產生一個可以與資產階級對抗的無產階級，而且大量涌現為資本主義社會所排斥的城市貧民。他們也屬于社會的無產者群體，但在社會行為、政治立場與價值追求等各方面都明顯區別于由產業工人組成的真正的無產階級，只能冠之以“流氓無產階級”這一稱謂。馬克思創造的“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這個復合型概念，一方面完全符合“lumpen”與“proletariat”在西方文明語境的語義變遷史，另一方面又可以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科學分析古羅馬、中世紀、近代西方各階段產生的無產者群體，并以此考察工業革命后被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所淘汰的城市貧民，以及阻礙革命進程的墮落群體。而創造該概念的目的就在于囊括消極、負面的社會底層群體，以此捍衛完全由產業工人組成的無產階級，惟此才是正面、積極的推動歷史進程的革命力量。當然，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諸多文獻中，流氓無產階級概念從提出到運用是一個不斷完善和擴展的過程。如果說《德意志意識形態》是首次提出該概念，那么，《共產黨宣言》就為之確定完整的內涵，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此后，該概念逐漸擴展運用到文化、金融、官僚等上層領域的其他社會群體范疇，覆蓋所有那些維護舊體制并阻礙革命進程的社會角色。顯然，流氓無產階級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是動態發展的，但在運用時卻又是高度語境性的。

當代西方學術界重新解讀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經典文本，對流氓無產階級概念的再討論，為之提供了新的視角并擴展了其認知空間，對于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復興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該概念的創造與運用一開始就具有動態發展與高度語境的特征，后來興起的再討論又是在一種全新語境中展開，是依據于新時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因此，當代西方學者對流氓無產階級概念的討論有著高度的選擇性和目的性，并不能完全把握該概念的原意。惟有總體把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處的時代問題，研讀其相關的重要文獻與動態發展的思想體系，才能準確把握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概念。

注釋：

① 雖然巴薩德從詞源和文本的角度對“lumpenproletariat”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但是他認為，該概念仍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當中的一個不是很成熟的概念。在這一意義上，筆者把巴薩德的理論歸結為第二類分析，但其分析中也不乏肯定性的解釋成分。

② 海斯認為，流氓無產階級被描述為資本主義體制的受害者，更多的體現于《資本論》中，這一點與馬克思對法國的描述有著顯著的差異。因為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認為，流氓無產階級及其頭目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革命中，通過各種手段最后一躍成為法國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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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杜運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