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領導力與大學治理現代化”高峰論壇會議綜述

李雨潛?何志偉

2015年4月14～15日，由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教育學”一級學科基地、《探索與爭鳴》雜志社、湖州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等單位聯合主辦的“大學領導力與大學治理現代化”高峰論壇在浙江金華、湖州兩會場分階段召開。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廈門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中南民族大學、浙江農林大學、紹興文理學院等高校的20多位國內高教研究領域知名學者專家以及浙江師大、湖州師院部分師生參加了本屆論壇。學者們圍繞“大學黨委和校長的職責權限”、“大學校長的角色定位與其選聘管理制度”、“大學領導力的定義與其有效實現路徑”、“大學治理理念現代化的提升”、“大學治理模式現代化的推進”等主題進行了深度的觀點分享與交流。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明確了高等學校須全面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實踐證明，這一制度符合我國國情和高等教育發展規律，因而必須毫不動搖、長期堅持并不斷完善。在黨委如何領導、校長如何負責的問題上，浙江農林大學黨委書記宣勇教授認為，應突出書記“政治家”角色與校長“教育家”角色的差異化，使兩者的角色定位落地可評價。只有強化校長“CEO”的角色意識，進一步限定黨委書記參與行政執行的權力，才能在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提升與改善大學領導力水平。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秘書長葉之紅研究員在肯定宣勇教授觀點的基礎上，以董事會的作用、職能及領導力研究為參照，進一步探究了高等學校黨委的作用、職能及其領導力。她提出要憑借民主法制的觀念，提升對路線、理論、制度的自信，健全黨委與行政議事決策制度，完善協調運行機制，加強組織領導，以面對及化解黨委領導與校長管理之間可能出現或存在的矛盾甚至沖突。

作為一所大學的法定代表人和行政負責人，校長的學識、素養、能力、水平和視野不僅直接影響著大學辦學質量與其走向，更對大學內部的改革及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南京師范大學吳康寧教授在其報告中指出，大學校長應該以教育理想為指引，用符合教育規律和常識的辦學思想和行動綱領贏取全校共識、拓展大學生的才能與個性、培養符合社會主義需要的人才。他還指出，大學校長的本源性角色首先是“教育家”，而非“政治家”，應以教育家的理想和行動辦大學，這要求校長拋棄“政治家”身份，樹立崇高的教育理想；其次，大學校長是“代表者”，而非“服從者”，應同時代表國家和學校的利益，做二者之橋梁；最后，大學校長是“領導人”，而非“學術人”，應全身心投入繁瑣而復雜的大學管理工作中。南京大學龔放教授同樣認為，應造就一大批卓越的大學校長，真正實現“教育家”辦學，使大學校長一職“專業化”。為此，應當為大學校長的管理專業化發展提供條件，完善建立任職前后的考察、進修學習制度。對大學校長遴選、任職及“雙肩挑”等現行政策大膽變革，提出新的制度設計，為造就一批“教育家型大學校長”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組織氛圍。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韓延明教授基于“教育家”概念的應有之義和“教育家辦學”的現實訴求，對大學校長的“教育家修為”提出了新的期許：在新時代下，大學校長應具有正確的辦學方向和開放的國際視野；具有高效的治理能力與科學的經營水平；具有改革創新精神和依法治校理念；具有忠誠教育與熱愛學生的道德情懷。為實現上述期許，韓教授提議，應把大學校長作為專職管理人員來加以選拔，以職業教育家、管理者的身份來定位校長角色；賦予教授或學術委員會在校長遴選中的較大表決權；完善校長的選拔制度，擴大高校的選擇權；逐步取消大學行政級別，弱化行政權力，強化學術權力。

基于新建地方院校內部治理的現實困境，湖州師范學院朱永波博士提出了對該類大學校長角色期望的相關見解，他認為新建地方大學面臨著科層制管理權利僭越、大學情結的迷戀和大學本質的迷惘以及在多元影響力及其利益訴求中的沮喪等困境。由此，校長被寄予了“理事長”、“巨人”以及“調停者”的多重角色期待。浙江師范大學蔡連玉副教授則基于“領導力能夠培養”的研究假設，以大學生為其研究聚焦群體，運用初步模型構建、行為事件訪談、德爾菲專家訪談和大規模問卷測量的方法，開發出“大學生領導力”測量工具，以期能夠對大學校長領導力進行建模與測評。提升大學領導力的基本理論前提是明辨其定義本身。浙江師范大學眭依凡教授對“大學領導力”給出了自己的界定：它是大學領導者根據組織環境，運用個人自身特質及其合法職權組織資源，為實現大學組織目標，對大學組織及其成員實施的一種綜合影響力。對大學領導力的研究，不能只從籠統的領導藝術等方面討論，眭教授建立了一個新型的大學領導者對大學綜合影響的領導力框架結構，即大學領導力是一種思想力、決策力、組織力、制度力、資源力、文化力之整合，也就是說大學領導者應做到理念治校、民主治校、正確構建組織結構、依法治校、科學配置資源以及文化治校。深入大學院系層級，管理者的領導力又該如何有效實現并得以發揮？北京師范大學王英杰教授通過對大學里院長的角色及其職責行使方式的詮釋，對該問做了細致解答。院長對大學質量標準在很大程度上起著決定性作用，大學層面的決策能否得到落實，全都依賴于院長的工作。王教授認為，一所大學的院長首先要用先進的治理理念，依靠法律規章，在有效溝通的基礎上，依法管理院校；其次，除履行大學規章中正式表述的職責外，還要處理新時代所特有的復雜問題，如文化多元、政治、倫理以及法律問題等；最后，院長還要具備反思的意愿和能力，才能夠使學院興旺發展起來，真正實現其領導力的作用。

身處瞬息萬變、日新月異的知識經濟時代，大學作為傳承和創新知識、影響和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發展的教育機構和學術組織，決不可抱殘守闕、固步自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背景下，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陸亭研究員指出，我國高校在辦學面向上積極迎對社會，并且影響力不斷上升，“大學走出象牙塔，開始面向社會自主辦學，也就開啟了其世俗化的歷程”。但在面向社會的同時，他也強調“世俗不等于庸俗，更不能媚俗，大學還需要核定自己修身立世的基本原則——自主性、公益性、專業性，在精神、文化、制度方面劃出與社會的邊界”。大學需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規律，革除糟粕，堅守本質，把規律性、特色性、制度性的優長特質固化下來，逐步實現內涵式發展。那么，如何堅守本質？大學是學術性組織，學術自由是大學應堅守的首要本質屬性，然而這一理念并未真正為人所理解。南京師范大學胡建華教授認為，應協調好大學內部各組織、各權利主體間的關系。行政組織與學術組織間關系的調整、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間的平衡，是學術權力發揮作用的基礎，也是堅守大學內部治理本質屬性的必然要求。北京大學施曉光教授認為應在制度或理念上推陳出新，與時俱進，擺脫某些舊傳統，重構再造某些現代模式和理念。由此，需要重建符合現代大學運行內在邏輯的治理模式，重塑體現現代大學理念和精神的價值體系。而文化是重構、重建和重塑大學治理模式現代化之錐，通過實現大學文化的自覺、自醒和自塑，強化大學文化身份的獨特性，將文化的邏輯作為大學變革的前設，培育大學的批判與自我批判精神，才能實現大學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廈門大學劉海峰教授從大學治理的微觀層面，對高校院系所的組織構架與名稱規范進行了深入探討。他認為中國大學內部的院系所，包括學部的組織構架正處于最混亂、最寬松的時期，學院之下再設學院，各學校院系所設置自主決定的現象可謂是對大學發展規律缺乏尊重的直接表現，只有明確規定院系所的設置標準，方可有利于大學的治理。理論的價值和功用常常在與實踐的對接契合中展示出來?；谧陨淼霓k學治校經驗，文華學院院長劉獻君教授認為，大學自治是大學治理的最主要特征，大學自治的最核心權力則是大學章程和規章的制定權。他創新性地提出了大學治理“三共同”的方式——確立共同目標、實現共同創造、達到共同發展，以求最終達到大學治理的“善治”目標。同樣立足于自己的治校經驗和專業所長，紹興文理學院校長葉飛帆教授針對以培養創新應用型人才為目標的新建地方院校，就如何解決專業設置過于封閉僵化的問題，創造性地將從制造業中獲得的成功經驗——“敏捷制造理念”運用于高等教育領域，并對地方普通院校的辦學方法提出了新見解，他以“虛擬組織”理念和“大規模定制”方法為指引，建立一個靈活的專業體系和模塊化的課程體系。中南民族大學康翠萍教授基于學術咨詢的視角，進行了現代大學治理體系的反思與重建。她認為學術咨詢能使大學治理更趨理性化，是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建立獨立的大學學術咨詢實體，能完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實現理性之治，使大學更符合大學的本質——大學辦得像“大學”。高校智庫作為學術咨詢的一種實體，其建設面臨著許多矛盾和困惑，對此，浙江師范大學裴娣娜教授提出了幾項解決問題的策略：高校智庫應聚焦于“決策力”，突出問題導向，注重理論創新、決策咨詢和實踐指導，依托項目、組建優勢互補的創新團隊等。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和世界范圍內高等教育所面臨的“信任危機”，通過多年實地調研和較成熟的量化研究，清華大學史靜寰教授提出了通過“質量治理”的理念來迎接全球化時代的學習革命。她認為大學的“學術治理”與“教學質量”常常被分開討論，特別是大學生的學習質量更很少與大學治理聯系在一起，她呼吁“大學必須把學生的學習問題置于大學機構和高等教育系統治理的核心位置”。為了更好地承負起國家與社會賦予大學的重任，大學不僅要順應時代要求，更應遵循自身規律，堅守內在本質屬性。

（李雨潛，浙江師范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碩士研究生；何志偉，浙江師范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編輯 高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