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故鄉”：郭沫若不同時期的四川敘述

何剛　王開志

摘要：不同時期郭沫若的四川敘述呈現出不同的面相，敘述策略方式的選擇背后是不同的敘述立場與思想：留學日本時期，出于戀鄉的真摯情趣與家國情懷，四川既是能給自己心靈帶來無限溫暖的恬靜自然的故鄉，又是軍閥混戰割據、民眾困苦的心痛之地；流亡日本時期，近代四川成為了“唯物史觀的一個絕好的例證”，歷史敘述框架的納入影響了其自傳作品的藝術表現；抗戰時期，四川作為“民族復興根據地”的地位得到了全面提升，“我自己也是四川人”的強調是地域身份的自覺認同。

關鍵詞：郭沫若；四川；敘述策略

從四川走出去的郭沫若在此后的人生歷程中很少再回來過，故鄉四川在很多時候只出現在他的夢想、渴望與想象的敘述文字中。故鄉有時是其靈魂可以“得到慰安的處所”；有時在歷史考據時把它作為“唯物史觀的一個絕好的例證”；抗戰時，當年“天天在想著離開”的四川又成為極力形塑的“民族復興根據地”，“先亂后治”的傳統也蘊含著可貴的革命精神?！盎厥坠枢l”，難解故土情節，故鄉四川的綺麗山水、人文風俗、社會情勢等，常常是郭沫若各種文字里的重要題材和內容，承載著濃濃的桑梓情愫。

眾多學者對郭沫若與四川鄉土文化、巴蜀文化等論題，進行過深入研究，也注意到了郭沫若對故鄉四川的敘述，但對以下涉及文學創作發生論的一些問題未有詳細的闡釋：郭沫若在不同時期里為什么要敘述四川，是怎么敘述的（即各個時期敘述策略、敘述方式和敘述內容的選擇），以及為何如此敘述（即敘述背后的促發因素、思想資源和敘述立場等）。本文擬選取郭沫若人生歷程中的三個重要時期，即留學日本時期、流亡日本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初步分析，敬請方家指正。

一戀鄉的情趣

1913年10月下旬，郭沫若乘船自重慶沿江東下，1914年1月中旬抵達東京，實現了離開四川的愿望，開始了十年的日本留學生涯。二十剛出頭即遠離故鄉，郭沫若“不得家音，日夕盼望，不勝饑渴之至”，“思家之心頗切，往往行諸夢寐”。除了家中至親之外，故鄉四川的山水也成為其寄予思念之情的對象。在岡山期間，登日本操山，望青蔥可愛山木，便驟然想起四川峨眉山，“山麓均稻田散策，田間四顧皆山焉，恍若如歸故鄉然者”；而當櫻花盛開之時又想起故鄉的垂絲海棠。雖身處日本，郭沫若對四川諸事均甚為留意。例如，1914年6月，他說：“近來聞川中匪風甚熾熱，災旱頻聞，不識鄉中今歲近復如何也?！?①1923年1月，郭沫若在致四川草堂社的書信中對四川多年來的社會頹靡與民眾苦難深表同情，對草堂社同仁寄予希望：“吾蜀既有絕好的山河可為背景，近十年來吾蜀人所受苦難恐亦足以冠冕中夏。諸先生常與鄉土親近，且目擊鄉人痛苦，望更為宏深的制作以號召于邦人?！雹谶@一時期郭沫若的四川敘述至少呈現出兩種面相：一種是能給自己心靈帶來無限溫暖，寄托自己“戀鄉的情趣”③的恬靜自然的故鄉四川；一種是處地偏僻、封建軍閥割據的封閉混亂的四川。

真摯的感情流露、游子心靈的撫慰需要，自然是作者文學創作中寶貴的動力，而故鄉四川純凈美麗的山水、田園、集鎮，也為詩人郭沫若提供了最為自然樸實的題材資源。譬如時而“有威可畏”，時而又在歡笑的峨眉山，夏天泛濫狂吼、冬天卻輕歌曼舞的大渡河，田間里“農夫耕耘，時常唱秧歌，我覺得好聽，撐船的人和拉纖的人發出欸乃的聲音，我佩服他們有力氣，冬天不怕冷。牧牛童子橫騎在水牛背上吹蘆笛，我覺得他們好玩，而水?？膳?。鄉鎮上逢集的時候熱鬧一番，閑天又冷下去，人們除坐茶館，聊閑天之外沒有人生……”④故鄉山水是郭沫若剛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就時常夢回的地方。他最初發表詩作時，不僅取家鄉兩條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署名沫若， 而且在這一時期或創作了大量以思鄉為題材的詩作，或在作品中融入四川的自然人文元素。例如《光?！分械脑娋洌骸笆迥昵暗呐f我呀，/

也還是這么年少，/

我住在青衣江上的嘉州，/

我住在至樂山下的高小。/

至樂山下的母校呀！/

你懷兒中的沙場，我的搖籃，可也還是這么光耀？”⑤

在《黃海中的哀歌》中，又有：“我本是一滴的清泉呀，/

我的故鄉，/

本在那峨眉山的山上。/

山風吹我，/

一種無名的誘力引我，/

把我引下山來；/

我便流落在大渡河里，/

流落在揚子江里，/

流過巫山

……”⑥

1923年，郭沫若創作歷史劇《王昭君》、《卓文君》，以蜀地歷史上兩位杰出女性文君和昭君為劇本題材，⑦展示了蜀女的叛逆形象和性格。再如，1924年8月，初秋里一個“風雨飄搖的深夜”，讓郭沫若對自己在日本的漂泊生涯生出了無限感喟，寫下了著名散文《芭蕉花》。郭沫若首先回憶起了自己五六歲時為給母親治病，偷偷到會館摘芭蕉花，卻讓父母大發雷霆的故事。他寫道：“我現在一想到母親，無端的便涌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著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蔽恼伦詈筇岢隽艘粋€含意雋永的疑問：“我正因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這難道是進步嗎？”作者雖以報效國家自勵，卻亦有如影隨形的彷徨與苦悶。文章借芭蕉花抒發情懷，在懷想母親的同時，含蓄地表達出對理想信念堅定執著的追求。⑧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因為首次遠離故鄉，淪為“天涯羈客”的郭沫若在故鄉四川的敘述中有真摯情感的表達，有樸實自然的創作題材，在“奔放的情緒，奔放的形式”中，⑨故鄉山水的純凈優美、和諧劃一，與作者對現代自由精神和純美境界的追求完美融合了在一起。⑩

在欣欣向榮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日本社會的見聞和觀感，對于從中國西部偏僻鄉土社會走出去的郭沫若來說，無疑給予了很多的刺激甚至刺痛。他用著欣賞與索求的目光來審視這里的一切，并以此為參考來觀照中國，觀照故鄉四川。郭沫若稍后曾感慨道：“最近半世紀的日本，從封建社會脫胎了出來的資本制度下的日本，其進步之速真真有點驚人。歐美演進了兩三百年間的歷程，她在五十年間便趕上了。要說是飛躍，的確是值得稱之為飛躍?！薄耙磺卸悸淙撕蟆钡臍埧岈F實，使郭沫若強烈關注國家前途、民族命運，表現出濃烈的報國憂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愛國主義情懷。他一面對國家統一、民族強盛懷有殷切期許，一面卻總聽聞著四川兵戈不斷、軍閥混戰的負面消息。所以，在這一時期郭沫若的四川敘述中，我們常能看到他恨鐵不成鋼的怨嘆和對四川政治亂局的批判。如1917年6月張勛復辟，封川軍首領劉存厚為四川巡撫，7月中旬，滇軍唐繼堯發動“靖國之役”，討伐劉存厚，攻占成都，川南至成都沿線戰事連連。8月14日，郭沫若就說：“近閱時報，載川滇兩軍在犍嘉兩地交戰，桑梓之邦不知蹂躪到什么地步了……斗米竟值二千二百余文，想鄉里貧民不知如何過活？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大兵之后，瘟疫流行。吾川遭此浩劫，言之殊令人酸鼻也?！痹谧詡黧w小說《十字架》中，主人公愛牟與帶信前來勸自己去四川C城醫院任職的來客有如下對話，同樣是對四川軍人割據混戰的諷刺和批判：

“醫院里面不說是有兩個德國醫生嗎？”

“是，是有兩個，中國醫生也還有三十幾個呢?！?/p>

“哦，有那么多的人，那更用不著我回去了?！?/p>

“但是，人還是不夠用呢！‘二軍一敗，打傷幾千丟在那兒，我們不能不醫，‘一軍又一敗，又打傷幾千丟在那兒，我們也不能不去醫，所以人手總是不夠用。

“那也沒有辦法了。軍人們這么愛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太醫，恐怕也不夠用罷”

“嚇，嚇，嚇嚇嚇……”

再如，1917年張勛復辟失敗，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權，復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郭沫若認為，中國經此復辟鬧劇后應可走上正途，并對段氏寄予期望：“段氏功業甚偉，眾望所歸。如天佑中華，使段氏得安于位者十年，國家其庶幾有起色乎?！彼?，在此情形下，時年4月因劉存厚不滿川軍被裁減與滇黔勢力交火，7月唐繼堯以“護法”為名率滇軍再度進入四川而起的川滇軍閥交戰，自然讓郭沫若十分不滿：“近聞川內又起爭端，不知又鬧到什么田地了?！?922年11月，郭沫若創作《黃河與揚子江的對話》一文，發表在《孤軍》雜志1923年1月的“推倒軍閥號”上。文章用擬人化的語氣，通過民族母親河黃河與揚子江的沉痛對話，對四川軍閥混戰的持續亂局，以及給人民大眾帶來的深重苦難進行了深刻批評：

黃河：啊，說起來真痛心極了。你不知道住在北邊的人好苦。我自從通過了黃土之后，便帶了一身血水出來。他們這幾年來沒有一天不在流血。他們頭上頂著些甚么“毒菌”，更還有許多數不清的甚么“菌隊”。這些“毒菌”和“菌隊”無日無夜都在毒殺他們，他們的血液流得遍地都是；連我也被他們的血液充滿了。啊，我真哀憐他們。

揚子江：唉，黃兄，南邊又不是一樣嗎？你看，我的一身不也是血液嗎？我流到四川的時候，還受過些人們的眼淚，他們的血液是被本身的“毒菌”和外來的“菌隊”吸完了，他們只剩得些清淡的眼淚在流……那些“菌隊”和“菌隊”們為爭食人肉分贓不平，他們在人頭上打起仗來真是厲害，死的人其是不少！你不看我帶了許多尸骸出來了嗎？

二唯物史觀的一個絕好的例證

流亡日本時期，郭沫若有關四川的敘述主要集中在《沫若自傳》第一卷，即《少年時代》，包括《我的童年》（作于1928年，原名《我的幼年》）、《反正前后》（作于1929年）、《黑貓》（作于1930年）和《初出夔門》（作于1936年）四部作品。在交代寫作動機時，郭沫若開篇即說是“通過自己看出一個時代”，“我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我的幼年是封建社會向資本制度轉換的時代，我現在把它從黑暗的石炭的坑底挖出來”。

郭沫若寫作《少年時代》之時，國內思想界正在開展中國社會性質論戰。這場論戰起于國民大革命失敗的1927年，一直持續到1930年代中期。論戰中，人們追問和思考這樣一些問題：中國向何處去？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里？中國究竟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封建社會？如何判定帝國主義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等。

《少年時代》諸篇的寫作正是郭沫若以特殊的方式參與到這場討論，回答上述問題的結果。風云變幻的四川近代社會被納入到郭沫若此時所理解的，也是力圖進一步證明的中國歷史發展規律之中。所以，與同樣在這一時期寫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發展情形一樣，中國近代社會的研究也為郭沫若所重。只不過這種研究是通過作者將自己在四川親身經歷的社會風云娓娓道來，以自敘性的文字完成的。這樣，郭沫若對中國社會，尤其是近代四川社會進行深刻剖析，同樣達到了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中提出的“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歷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的目的，同樣是在“風雨如晦”的時代里的“雞鳴不已”。有人當時在讀了郭沫若的這些作品后就說：“我好像在讀著社會進化史般地，聽郭先生說著相印證的他自身的故事”，“‘過去種種能夠以現在的眼光去分析更能夠用社會學者的態度去觀察，我以為有趣的在這點?！?/p>

例如，在《反正前后》中，從早前川漢鐵路公司的成立、國會請愿活動到四川保路同志會，從成都血案、大漢四川軍政府的成立到趙爾豐的被殺，郭沫若將四川保路運動的重要歷史事實、發展各階段情形一一敘述出來，并得出以下一些重要認識：

中國的封建勢力與資本主義的斗爭便改換了形式：從前是與國外的資本主義的斗爭，現在是與國內的資本主義斗爭了。

保路同志會的運動，乃至結晶于辛亥革命的整個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結果是失敗了的，而它的失敗卻告訴了我們一條路：便是中國的革命自始至終應該是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因而這種革命不能由中國的資本家的手里來完成。

這場革命是中國社會史上最典型的一個插話。它是一個階級斗爭的表現，而且也是由經濟斗爭轉化而為政治斗爭的……這件史事在中國社會的發展史上，它不僅是唯物史觀的一個絕好的例證，而且它還明白地指出了將來的中國的去向。

郭沫若認為，帝國主義侵略阻滯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下發展不了自己的民族工業，并從革命領導權和資產階級本身分析了資產階級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肯定了革命中人民群眾的推動力量。這里，郭沫若的四川敘述是將其作為中國社會發展史上“唯物史觀的一個絕好的例證”，選取四川近代社會極具代表性的社會變革大潮，放到闡明唯物史觀揭示的社會演進規律和階級斗爭觀點，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舉證的政治革命話語建構的大框架之中。正因如此，他關于四川的地方性敘述獲得了普遍性認可。毛澤東后來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說：“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的結果是不可避免的?！蓖瑯?，郭沫若有關四川反正情形的詳細記述，把田漢在湖南長沙“關于反正前后的記憶都喚起來了”。田評論道：“《反正前后》的著者卻努力想把我們過去的生活和其背景給他一個分曉”，“關于武昌起義的前因即四川保路同志會的運動寫得頗為詳細，分析得也頗為明瞭，這于我的劇本幫助很多?！边€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他作這本書的本意，我覺得決不是考古，決不是自述，不過是借寫那一個時代，來證明歷史的經濟觀而已?！?/p>

正因為郭沫若的自傳性作品是將四川敘述作為中國社會發展史上“唯物史觀的一個絕好的例證”，這樣的動機影響了作為文學敘述本身的材料選擇與藝術表現。郭沫若說：“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什么都可以，主要的在認識?！敝恢卣J識，不重材料與表達技巧，使他在敘述時往往忘記了這是在寫個人的文學自傳體小說，而不是在寫一篇社會經濟與政治史論。所以，我們在《反正前后》看到，傳主自己的生活故事在其中所占比例很小，而且較為零散，更多是大段的對四川保路運動的過程敘述，用作者剛剛掌握的經濟政治學知識對晚清民初中國社會性質所進行的剖析。在文中，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制度、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革命領導權等是最為常見的詞語。這顯然影響到了其作為文學作品的藝術表現水平與感染力。當時就有人批評道：“這本書既不是一本經濟教科書，又不是一部斷代史，而是一冊文學的小說，那么對于技巧藝術就至少不該忽視吧”，“以結構說，無頭無尾……上下篇沒有可分可合的線索，書中的地方，時間，人物，也沒有聯絡或統一……以暗示說，除掉每段末尾一些論經濟的話，使人覺得像聽演講而外，引不起人心的共鳴，即引起也是理知，沒有情感?！?/p>

三我自己是四川人

1930年代，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步步緊逼，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嚴重起來。流亡羈絆于敵國的郭沫若焦急萬分，也表達出了奔赴國難的堅強意志：“我們母國正在經歷著未曾有過的危難。為著她，就是這一瞬間要我舍去我的生命都是所不顧惜的?！贝藭r的郭沫若將個人命運與祖國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民族解放與復興成為了他抗戰時期人生實踐和文化學術活動的最高皈依。這一時期在他的筆下，四川的地位與價值得到全面提升，超越地域限制，與抗戰全局、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前途緊密相連；另一方面，郭沫若在多個場合強調“我自己是四川人”，民族與時代問題闡說的地域視角，地域身份的強烈自覺認同，構成了這一時期郭沫若四川敘述的主要特征。

1937年6月，四川達縣縣立城區第二小學全體師生去信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信中對郭沫若深表敬重之意，以雨果相期許，并希望他能為學校創作校歌。家鄉人的知己之音讓郭沫若備受感動和慰藉，他很快謙恭地寫了回信，作校歌兩首，并關切四川遭遇的旱災，希望全校師生在苦難中支撐，將來為鄉梓國族做出貢獻。郭沫若說：“我們國族目前是處在危難中的，我們做國族的兒女的人，尤當是生死與共，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最后的一珠血都要于國族有所效益的?！?/p>

隨著抗戰形勢的進展，中國內陸地區在全國持續抗戰中的地位日漸顯現，其中尤以四川最為突出。在郭沫若的敘述中，四川作為“民族復興根據地”的形象愈來愈清晰。他希望呈現于世的四川形象是正面的、激勵人心的，如果有人對此有一點損益的話，自然要予以回擊。例如，1936年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的夫人、新文學作家陳衡哲在《獨立評論》上連載《川行瑣記》一文，因其對四川的認識“帶了有色眼鏡”，甚至“偏見”和“侮辱”，在川內引發了一場激烈的言論風波。郭沫若稍后諷刺道：“就如那位主張‘新賢妻良母主義的女士吧，聽說她一進四川，便把四川人鄙視得來像石器時代的人種。然而居今日而唱著那樣‘安心的躲在愛人懷里的甜沃沃的蜜汁水粉論，說句不客氣的話，倒有點像是還沒有達到石器時代的水準的大猩猩（Gorilla）社會里的歌調?！痹偃?，1937年10月，上海四行倉庫保衛戰重新振奮了中國軍民的士氣。郭沫若“由四行倉庫八百勇士的壯烈卻又想到了我們四川的軍人”，然后“非難”擁有重兵的劉湘不出一兵一卒，讓四川為全國人民失望。他說：“在這次的抗戰上，連偏僻的貴州都早已動員了……但是在四川人中資望最重而部屬最多的劉湘將軍，卻至今還沒有一兵一卒開出夔門。這卻不免有點使我們失望……我自己是四川人，尤其希望我們四川軍在這次神圣抗戰中多于替我們爭一口氣?！惫糇鐾甏宋牟痪?，劉湘即親率所部出川遠征，后因勞成疾，以身殉國。郭沫若后來承認當時的非難“有點失諸急躁”。而這“急躁”的心理深處就是作為“四川人”的郭沫若在全民族共赴國難的大環境下對四川奮起有為的正面形象的希冀和建構。

隨著四川軍人在抗日戰場的英勇表現，郭沫若以前的“失望”、“急躁”情緒沒有了，轉而在民眾中正面闡釋和樹立四川作為民族抗戰復興基地的信心，激發民族抗戰的堅強意志和戰斗精神。1938年3月，川軍將領王銘章中將陣亡。5月，郭沫若作悼念文章《把有限的個體生命融化進無限的民族生命里去》稱：“因為王師長是四川人，我自己也是四川人，因此我想借這個機會來向四川的同胞們再說幾句話?！薄拔覀兯拇ㄊ√柗Q有七千萬人口，這七千萬的數目和日本的人口數目恰恰相等。論理僅拿我們四川一省便可以和日本對敵的……有的朋友說‘四川是復興民族的根據地，這話在生在四川的人聽來，應該感受著光榮，但同時也應該感覺著自己的責任重大。我們要想復興民族，就要四川人人人具有必死的決心……王銘章和他的部下，還有在廣德陣亡了的饒國華師長和他的部下，以及在前線上陣亡了的或正在作戰的其它的四川同胞，他們已經為我們呈出了很好的模范。我們應該以前仆后繼的精神，跟蹤著前進。要這樣，我們才能夠真切地擔負起復興民族的使命?！?/p>

1938年6月28日“武昌城下”所寫的公開信《告四川青年書》中，郭沫若將“故鄉”作為連接自己與四川青年的紐帶“當我提筆給你們寫這封公開信的時候，我的內心里，正浮起一種文字不能描繪的感情。諸君知道的。我離開故鄉已經二十五年了，羈留海外前后整整二十年”，“我想念故鄉，更想念故鄉的青年”。他希望身處“復興根據地”的四川青年擔負起民族與時代的重任，鑄造一個“青年中國”。

1940年7月，《現代讀物》雜志第五卷第七期出版“抗戰三周年紀念·四川專號”，鑒于四川在全國抗戰中之重要地位，旨在“明瞭川省過去政治情形，歷史沿革，風俗禮教，民性強弱”。其中刊載有郭沫若的《先亂后治的精神》一文。郭沫若在此文中“變更”了對“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后治”的固有“解釋”。郭沫若首先指出，“亂”就是革命，“治”則指“困心衡慮，必使改革趨于至善，天下歸于至安”，所以，“能夠先亂是說革命性豐富，必須后治是說建設性徹底”，“先亂后治的精神應該就是這樣。四川人是有這樣的精神的，也應該有這樣的精神”；其次，分析了形成“先治后亂”的原因，進而推而廣之，對四川歷史文化傳統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西蜀是漢民族的發祥地，漢民族乃至一切單音語系的東方民族，如西藏和印度支那半島上的一部分居民，都應該是起源于四川西部和西康一帶?！跋葋y后治”所蘊含的豐富革命性和徹底建設性，是在四川歷史文化發展脈絡中逐漸形成的李冰啟發，經由文翁教化、諸葛亮治績、杜甫詩作感化……最后，郭沫若在全國人民面前表達了四川人的決心：“是我們四川人發揮后治精神的時候了。我們要傾倒我們無盡藏的人力物力來拯救國族的危亡，更進而實現民治、民享、民有的新中國。大義所在，責無旁貸?！?/p>

尾聲

當歷史的腳步走進1943、1944年后，同其他許多人一樣，郭沫若在抗戰硝煙密布、政治空氣沉悶窒息的現實中，似乎也看到了新時代的曙光。這時的他需要與舊時代作別，對現實時代進行諷喻，更寄希望于新時代。而二三十年前生活過的故鄉四川，終究屬于過去，屬于舊的時代，“在我十二三歲時家塾教育開始變革，十三歲以后便離開故鄉進新式的學校了。這是劃時代的變革。然而一直變到五十三歲的現在，整整經過了四十年的歲月，舊時代的皮卻依然沒有十分脫掉。中國是這樣，我自己也是這樣”。

既然故鄉四川屬于舊時代，那該是向她作別的時候了。在此后郭沫若的筆下，成都“草堂寺的幽邃，武侯祠的肅穆，浣花溪的瀟灑，望江樓的清曠，大率都已經變了，毫不容情地變了”；而“海棠香國荔枝灣，蘇子當年寓此間”的樂山也是 “云外讀書聲已歇，空余樓閣對眉山”的荒涼。當年讓他魂牽夢繞的故鄉山水似乎也不能讓他留戀了，他說：“真的，就是現在，我對于它也沒有留戀。舊時代的思鄉情緒，在我是完全枯涸了?；蛟S是不應該，但我不想掩飾?！薄凹偈挂逊秶艑捫?，樂山城也應該可以說是我的故鄉。但不應該得很，我對于它怎么也引不起我的懷鄉病了。是我自己的感情枯涸了嗎？還是時代使然呢？”

毋庸置疑，“沒有留戀”是 “感情”和“時代”共同作用的結果?！皶r代”變了，“感情”自然也會變。難怪在解放戰爭打到1949年，蔣介石試圖以四川為最后堡壘負隅頑抗之時，郭沫若號召全四川人民要“活捉蔣介石”，“打破”此前還曾標示著“革命性”和“徹底建設性”的“先亂后治”的老例，“讓四川先治起來吧”！

注釋：

①郭沫若：《蔽帚集與游學家書》，郭平英、秦川編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頁，第248頁，第247頁。

②郭沫若：《致草堂社》，載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頁。

③郭沫若曾在小說《殘春》中寫道：“幾年來不曾聽見過四川人談話了，聽著白羊君的聲音，不免隱隱起了一種戀鄉的情趣?！保ā稓埓骸?，《創造季刊》第1卷第2期，1922年9月）

④郭沫若：《序我的詩》，《中外春秋》第2卷第3、4期合刊，1944年5月。

⑤郭沫若：《光?！?，上?！稌r事新報·學燈》）1920年3月19日。

⑥郭沫若：《徬徨（詩十首）》，《創造季刊》第1卷第3期，1922年11月25日。

⑦關于秭歸昭君為何為蜀人，祁和暉、譚繼和先生有專門的考證論述，詳見祁和暉《王昭君名氏異說》，《社會科學研究》1984年第6期；譚繼和《巴蜀文化辨思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415頁。

⑧郭沫若：《芭蕉花》，作于1924年8月20日，載《山中雜記》，光華書局1931年版，第23-29頁。

⑨穆木天：《郭沫若的詩歌》，《文學》第8卷第1期，1937年1月。

⑩當然，這種融合并沒有因為郭沫若留學生涯的結束而結束。例如，1928年元月7日夜，在上海居家康復的郭沫若夢繞故園，次日奮筆疾書，寫成《夢醒》、《峨眉山上的白雪》、《巫峽回憶》三首膾炙人口的名作，把自己的情感心思和故鄉四川的山水緊緊融在一起。

郭沫若（署名高汝鴻）：《日本短篇小說·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1-3頁。

郭沫若：《十字架·漂流三部曲》，《郭沫若全集·文學卷》（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頁。

沫若：《黃河與揚子江的對話》，《孤軍》第1卷第4、5卷合刊，1923年1月。

郭沫若：《我的幼年》，文藝書局1931年版，第207頁、前言。

黃伯鈞：《黑貓》，載李霖編《郭沫若評傳》，現代書局1932年版，第162頁。

馮乃超：《郭沫若的〈黑貓〉》，載李霖編《郭沫若評傳》，現代書局1932年版，第165頁。

郭沫若：《反正前后》，上海光華書局1929年版，第118頁、第127頁、第172頁、第125-126頁、第124頁。

毛澤東：《給郭沫若的信》，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頁。

田漢：《讀〈反正前后〉》，載李霖編《郭沫若評傳》，現代書局1932年版，第145-147頁。

傅潤華：《評郭沫若的〈反正前后〉》，載李霖編《郭沫若評傳》，現代書局1932年版，第155-156頁，第157-158頁。

郭沫若：《我的母國·作為日本文學課題》，載王錦厚、伍加倫、肖斌如編《郭沫若佚文集》（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頁。

郭沫若：《復達縣縣小同學書郭氏回國前的一封信》，《國聞周報》1937年第14卷第36、37、38期合刊。

郭沫若：《旋乾轉坤論由賢妻良母說到賢夫良父》，《婦女生活》第4卷第1期，1937年1月。

郭沫若：《由四行想到四川》，載葉兆洲編《閘北孤軍記》，戰時讀物編譯社1937年版，第2-5頁。

1938年8月15日，郭沫若在此文附記中說：“這篇文章本來是想刪掉，因為劉湘將軍不久就親率所部，東出夔門遠征，在第二年的春天竟在漢口因勞成疾而以身死國了，這證明我對他的非難，有點失諸急躁，但這篇文章仍然把它保存著，以表示自己的錯誤?！币姽簟队伤男邢氲剿拇ā?，《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頁。

郭沫若：《把有限的個體生命融化進無限的民族生命里去》，《新華日報》1983年5月9日。

郭沫若：《致四川青年書》，載王錦厚、伍加倫、肖斌如編《郭沫若佚文集》（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25-330頁。

楊若瑜：《卷首語》，《現代讀物》第5卷第7期，1940年7月。

郭沫若：《先亂后治的精神》，《現代讀物》第5卷第7期，1940年7月。

郭沫若：《憶成都》，最初收入1947年12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沸羹集》，載《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頁。

郭沫若：《憶嘉州》，作于1944年4月6日，最初收入《潮汐集》，作家出版社出版1959年版，第270頁。

郭沫若：《峨眉山下》，最初發表于1946年12月上?！段乃嚧呵铩吩驴谌淼诹?。

郭沫若：《四川人，起來》，《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日。

（作者單位：樂山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

責任編輯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