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遼上京農業特點

李文偉　孫永剛

摘 要：遼上京是中國北方草原上由契丹族建立發展起來的城市，作為北方游牧民族城市，畜牧業的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遼上京并不排斥農業，而是農牧并重，并不斷擴大和發展農業。本文試對遼上京農業發展的特點進行探討。

關鍵詞：遼文化；遼上京；農業；品種；因地制宜

中圖分類號：K24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11-0013-04

遼代上京道地區，簡稱遼上京，是遼朝行政體系中設立的五道之一。設立于公元938年，中心區域設在臨潢府（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所轄范圍以西拉沐倫河流域為中心的契丹本土地區，包括今天的內蒙古東部地區、東北三省部分地區、蒙古國部分地區。

遼上京屬于生態敏感地區之一，在地形上，是東北平原與內蒙古高原的過渡地帶；在地貌上，分布著科爾沁草原與科爾沁沙地；在氣候上，400mm等降水量線穿過其中，該區域屬于半濕潤氣候和半干旱氣候的過渡地帶，加之維度較高，呈現處的是低溫、干燥、風大、無霜期短等一系列氣候現象。作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城市，在如此生態環境下，卻能展開農業種植，并取得顯著的成就。因此，遼上京農業特點值得研究，本文意在探討這一問題。

一、遼上京農業簡介

在傳統的生業方式上，契丹族是一個古老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牧業生產有著悠久的歷史。牧業是契丹族的生活來源，也是契丹族克敵制勝的物質條件。但契丹族并不排斥和輕視農業，建國以后，上京道的重要政治地位使得遼代統治者對其農業格外重視，在上京道地區進行了長期的農業生產，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遼太祖天顯元年（公元926年），遼統治者將大批以農業為生的渤海人遷入遼上京地區，更加充實了草原地區的農業人口，構成了這一地區農業開發的中堅力量。遼太宗會同初年（公元941年），“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甌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 地為農田。三年，詔以諧里河、臚朐河近地，賜南院歐堇突呂、乙斯勃、北院溫 納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種”[1]。史料反映了當時遼上京地區土壤肥沃、水草豐茂，是適合當時的農業生產以及大批人口生存的。自然條件的優越，外加遼代建國初期統治者的重農措施，尤其是推廣應用先進的農業技術，使得遼上京地區在遼代中期以前，一直是遼代的農業重點區域。

遼代二百多年的時間里，統治者一直沒有放松對農業的重視程度。遼代農業的發展，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并入與“澶淵之盟”簽訂，為遼代農業創立了和平的發展環境。遼代中期，原奚人居住的遼中京地區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公元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遼統治者從遼上京向遼中京（今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遷入了10萬左右的農業人口，這10萬左右的農業移民以及被列為編戶的奚人，至遼末發展到了60萬左右。伴隨著農業人口的遷入與奚人由半農半牧經濟生活方式向農業生活方式的轉型，遼中京周圍的大片土地被開墾成為農田，遼中京取代遼上京成為了遼王朝的經濟中心[2]。遼圣宗時期（公元982—1031年），契丹社會完成了由原始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型，社會的轉型也為農業的發展提供更加便利的社會條件。史料記載，在圣宗（公元982—1031年）、興宗（公元1031—1055年），“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余里”[3]“遼?！钡貐^人口與農業的發展，也確實印證了遼代中期以后，遼上京地區在遼代中期以后不再是農業的核心區域，農業帶已向南移動，遼中京已經取代遼上京成為遼代農業以及經濟政治的核心區域。

二、巴彥塔拉遺址農業考古研究報告

近年來，隨著浮選法在植物考古學中的應用，植物考古學家配合考古發掘在遼上京道所轄重要區域——巴彥塔拉，開展了系統的植物浮選工作。

巴彥塔拉蒙語為富饒的甸子，甸子是指放牧的草地。巴彥塔拉遺址位于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彥塔拉蘇木所在地東南500米處，是一處遼代的居住址，距離遼上京城遺址約80公里。

2011年，為配合集通鐵路復線建設工程，受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赤峰學院考古學專業師生對巴彥塔拉遼代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遺址揭露面積為1200平方米，清理灰坑51個，灶1個，溝 4條，出土銅器、石器、骨器、金器等遺物40余件，同時還出土了大量的動物骨骼。在發掘過程中，采用了浮選法系統獲取遺址中埋藏的植物遺存，通過對出土植物遺存的種屬鑒定與分析，探討了當時當地的生產和生活狀況。由于巴彥塔拉遺址位于遼上京道地區，因此對研究遼代社會經濟結構特別是遼上京地區的經濟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巴彥塔拉遺址的發掘過程采用了針對性采樣法進行浮選土樣采集，即以各種性質比較明確的遺跡為主要采樣單位，包括灰坑、溝等，進行了浮選土樣的采集。先后共采集了浮選土樣39份，平均每份浮選樣品的土量約為5.6升，浮選的土量總計為219升。采樣點幾乎涉及到了此次發掘的所有區域，所以，這批浮選土樣基本可以代表此次發掘范圍內植物遺存的埋藏狀況。這為我們分析和探討巴彥塔拉遺址乃至遼上京地區古代生業方式和經濟結果提供了充足的實物資料和堅實的科學依據。

對采集的土樣在赤峰學院考古學實驗中心進行了浮選，使用的浮選設備是水波浮選儀，收集浮出碳化物的分樣篩的規格是80目（篩網孔徑0.2毫米）。浮選結果在當地陰干后，移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植物考古實驗室進行分類、植物種屬鑒定和分析。巴彥塔拉遺址浮選結果除了一定量的炭化木屑外，發現了數量眾多的植物種子。巴彥塔拉遺址39份樣品所含炭化木屑的總量為7.788克，平均每份樣品所含炭化木屑僅為0.2克，與其他考古遺址相比，巴彥塔拉遺址浮選樣品炭化木屑含量比較低。

在巴彥塔拉遺址39份浮選樣品中共發現了867粒各種炭化植物種子。平均每份浮選樣品出土炭化植物種子約22粒。這些出土的炭化植物種子的數量雖然不多，但品種很豐富，包括粟（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大麥（Hordeum vulgare）、栽培稗（Echinochloa crusgalli）、蕎麥（Fagopyrum esculentum）、和大麻（Cannabis sativa）等六種農作物的籽粒，合計596粒，占所有出土炭化植物種子總量的69%。其他可鑒定的有禾本科植物種子（Poaceae）、藜科植物種子（Chenopodi-aceae）、豆科植物種子（Leguminosae）、錦葵科植物種子（Malvaceae）等一些常見的非農作物植物種子，共計271粒，這些非農業植物種子占所有出土炭化植物種子總數的31%。（表1）

在巴彥塔拉遺址浮選出土的農作物籽粒中，炭化粟的數量為213粒，約占出土農作物籽?？偭康?5.7%，約占出土植物種子總量的24.6%。這些炭化粟粒均呈近圓球狀，直徑多在1.2毫米左右，粟粒的表面較光滑，胚部較長，因燒烤而爆裂呈凹口狀。

在巴彥塔拉遺址浮選出土的農作物籽粒中，炭化黍粒的數量為205粒，約占出土農作物籽?？偭康?4.4%，約占出土植物種子總量的23.6%。這些炭化黍粒的形狀也是近圓球狀，但個體相對炭化粟粒要大，籽粒長度多在1.8毫米，寬度和厚度多在1.6毫米。表面較粗糙，胚區較短，爆裂后呈“V”狀。

在巴彥塔拉遺址浮選出土的農作物籽粒中，炭化大麥共計3粒，僅占出土農作物籽?？偭康?.5%，僅占出土植物種子總量的0.3%，數量非常少。這些炭化大麥平均殘長4毫米，寬2.6毫米，厚1.9毫米，籽粒呈橢圓形，背腹兩面均圓凸，表面光滑。

在巴彥塔拉遺址浮選出土的農作物籽粒中，栽培稗4粒，約占出土農作物籽?？偭康?.7%，約占出土植物種子總量的0.5%。這些籽粒整體平凸，胚近矩圓形，胚部爆裂明顯。

在巴彥塔拉遺址浮選出土的農作物籽粒中，發現4粒蕎麥籽粒，形狀呈金字塔形，棱脊較鈍。經測量，蕎麥籽粒平均長3.7毫米，寬3.2毫米，厚1毫米。

在巴彥塔拉遺址浮選出土的農作物籽粒中，有167粒炭化大麻籽，其中1粒殘破。約占出土農作物籽?？偭康?8%，約占出土植物種子總量的19.1%。經測量，這些大麻籽的粒長的平均值都在3.3毫米，粒寬為2.4毫米。

巴彥塔拉遺址浮選出土的非農作物植物遺存數量較少，共計271粒。其中以禾本科和藜科植物種子數量最多。

在巴彥塔拉遺址浮選出土的非農作物種子中，禾本科植物種子為76粒，約占出土非農作物籽?？偭康?8%，約占出土植物種子總量的8.8%。這些禾本科種子中以狗尾草種子（Setaira）最多，共71粒。通過對形態細部特征觀察，這些狗尾草植物種子，均呈扁橢圓形，背部略鼓，腹部扁平，尺寸較小，平均長約1.52毫米。另外，還有少量的馬唐屬（Digitaria）種子，共5粒。

在巴彥塔拉遺址浮選出土的非農作物種子中，藜科植物種子為140粒，約占出土非農作物籽?？偭康?1.7%，約占出土植物種子總量的16.1%。經鑒定，其中包括藜屬（Chenopodium）種子127粒、蟲實屬（Corispermum）9粒、豬毛菜屬（Salsola）4粒。

在巴彥塔拉遺址浮選出土的非農作物種子中，豆科植物種子為10粒，約占出土非農作物籽?？偭康?.7%，約占出土植物種子總量的1.2%。這些浮選出土的豆科植物種子包括苜蓿屬（Medicago）2粒、胡枝子屬（Lespedeza）6粒、豬屎豆屬（Crotalaria）2粒。

在巴彥塔拉遺址浮選出土的非農作物種子中，錦葵科植物種子21粒，約占出土非農作物籽?？偭康?.7%，約占出土植物種子總量的2.4%。這些浮選出土的錦葵科植物種子大多呈圓扇形，背側較厚，有明顯隆脊，腹側扁平，中部有一凹陷口。

除了上述介紹的植物種子之外，在巴彥塔拉遺址浮選結果中還發現了莧科的地膚屬（Kochia）地膚（Kochia sco-paria）種子3粒、菊科蒼耳屬（Xanthium）蒼耳種子（Xanthiumsibiricum）2粒、以及牻牛兒苗科、旋花科、蓼科、莎草科等和部分未知的植物種子。

巴彥塔拉遺址出土的農作物遺存的數量占出土植物種子數量的68.7%。出土的農作物遺存中有粟、黍、大麥、蕎麥、稗和大麻等六個品種，其中粟和黍遺存的出土數量相對豐富，絕對數量占出土農作物總數的70.1%，占所有出土植物種子的48.2%。據此可以做出初步判斷，在巴彥塔拉遺址的生業方式中，農業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時推測當時的農業乃至遼上京地區的農業是北方旱作農業為主，并且已經開始實施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4]。

三、生態環境對遼上京農業的制約

與中原地區不同，契丹族是一個以游牧、狩獵為傳統的非農業民族，在以前的歷史上是沒有州縣設置的，因為有“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也未能形成城市和聚落。據文物考古部門調查，為了避開不利的環境因素，遼上京所轄屬州縣的設立，基本上采取了沿河與避沙這兩大因素。臨潢府、祖州、懷州、儀坤州、饒州、豐州、降圣州等的分布都是如此。由于農業人口多被安置在府、州、縣城附近，也使得遼上京地區的農耕耕地也主要分布在這些地帶?？茽柷呱车匾约拔骼鍌惡痈浇暗[區的存在，既影響了這一地區州縣在城市選址上的布局，也影響了農耕耕地的分布形式。

根據“中國地質圖”繪制出的以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為核心區域的黃土分布范圍，可知遼上京區域多分布在海拔750米以下的黃土地帶。黃土作為土壤母質，疏松多孔，草類植物可以延伸到土層深處，植物殘體腐爛分解后與鈣質物質相結合，聚集于空隙邊緣，固在此母質上發育的黑壚土有機物質較厚，且具有較好的透水性與保水性，是一種性能相對較好的耕作土壤。黃土的特點，使歷代的西遼河流域農業開發都與黃土區域有著極大的依存關系，基本上形成了黃土分布地帶才會有農耕遺存的局面。受土壤以及水源兩項條件的制約，遼上京道地區的農業基本保持在黃土覆蓋的河流階地上，人們在此開墾農田[5]。

遼上京地區農業雖然在分布上考慮到了沿河、避沙、選擇黃土耕作區域等因素，但是遼上京地區的農業面臨著一個無法改變的客觀因素，就是遼上京地區由于緯度較高，加之遼代區域范圍正好也是我國農牧交錯帶北線的穿越范圍，生態環境較為敏感和脆弱，直接影響到了農牧業的生產方式。環境考古學資料表明，在遼代以前和遼代前期西遼河流域存在氣候適宜期，遼代中期以后才逐漸轉向干冷的。據史料記載，在唐代，赤峰市翁牛特旗就有“平地松林”的美譽。遼代前期，在赤峰市設置松州，就因當地樹木繁茂，盛產松木而得名。宋代的沈恬、蘇轍出使遼國，對遼國地區的生態環境曾有過“木植正茂”的描述。但是遼代時期的環境是不穩定的，尤其是到了遼代后期自然災害頻繁發生。遼代后期，氣候日益寒冷干燥，這樣的環境變化對農業的生產也造成了極大的負面效應。從遼道宗（公元1055—1101年）時期開始，災情就日益增多，如咸雍二年秋七月“以歲旱，遣使振山后貧民”[6]；咸雍十年夏四月“旱”[7]；大康六年五月“以旱，禱雨”[8]；大康八年九月“大風雪，牛馬多死”[9]；大康九年夏四月“大雪，平地丈余，馬死者十六七”[10]；大安二年八月“以雪罷獵”[11]……到了遼恭宗（公元1101—1125年）時期，氣候更加肆虐，各種災害頻發，如乾統二年三月“大寒，冰復合”[12]；乾統三年秋七月“中京雨雹，傷稼”[13]；乾統八年六月“射柳祈雨”[14]；九年秋七月“隕霜，傷稼”[15]，乾統八年八月“雪，罷獵”[16]……遼代末期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和限制，農業呈現出了一片凋敝的慘景。

中國學者們通過對中國歷史文獻的水旱災害記錄，得出了公元850年到公元1200年我國的農牧交錯帶地區是逐漸轉變干的[17]。公元6世紀末到9世紀初（隋至中唐時期）氣候溫暖且較為濕潤，10世紀中葉到14世紀中葉（宋元時期）氣候又相對溫暖，較之前期，農牧交錯帶位置明顯地向北、向西推進；特別是10世紀中葉，氣候最為溫暖，農牧交錯帶北界也達到了我國的最北位置，隨后氣候相對干燥或趨于寒冷，農牧交錯帶則向東南退縮了[18]。由于遼代后期氣候的惡化以及農牧交錯帶的南移，遼代農業的重心也由緯度較高的上京道地區轉移到緯度相對較低的中京道地區。此外歷史地理研究者根據14C測年、花粉分析、環境考古以及解讀宋人出使遼金的文獻與《遼史》中遼代皇帝行獵、捺缽的范圍證明遼前期西遼河流域存在氣候適宜期，遼中期以后逐漸轉向干冷。當時是自然環境發生變化導致了科爾沁沙地農牧業空間布局的變化。

大量的文獻記載與植物考古學材料表明，遼上京地區的生業方式中，農業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時推測當時的農業是北方旱作農業為主，并且已經開始實施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在作物種植的過程中，又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發展農業，農田的選擇充分考慮到了沿河、避沙、選擇黃土耕作區域等因素。

遼上京地區的農業受環境的制約影響較為明顯，遼上京地區在遼代前期環境適合農業生產，加之統治者的重視與百姓的貢獻，使得遼上京地區在遼代前期成為遼國的農業重點區域，人口與城鎮的建設也達到了一定的規模。但是到了遼代中后期，隨著氣候帶的南移與自然環境的惡化，遼上京地區的農業地位被遼中京地區所取代，農業人口也大量向南遷入了遼中京地區，進而遼代的政治中心也南移到了遼中京地區。這些雖然有中原漢化、戰爭戰略等政權發展的需要，但氣候的影響與環境的變化也是導致遼代統治者由遼上京遷都遼中京的主要因素。對于遼上京地區農業特點的研究，隨著環境考古學與植物考古學的展開，今后會不斷獲取更多相關的遼上京地區農業特點的知識。

參考文獻：

〔1〕〔6〕-〔16〕元·脫脫.遼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韓茂莉.遼代前中期西拉沐倫河流域以及毗鄰地區農業人口探討[J].社會科學輯刊，2001，（6）.

〔3〕元·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4〕孫永剛.巴彥塔拉遼代遺址植物遺存及相關問題研究[J].赤峰學院學報，2013，（8）.

〔5〕韓茂莉.中國歷史農業地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17〕〔18〕鄭景云.過去2000年中國北方地區農牧交錯帶位置移動[J].環境考古研究（第三輯），2006，（10）.

（責任編輯 孫國軍）

Abstract： Upper Capital of the Liao Dynasty is china's northern grasslands by khitan people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ed city， as the northern nomadic people city， animal husbandry occupies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 but Upper Capital of the Liao Dynasty does not exclude agriculture，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 and constantly exp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Research of History of Liao； Upper Capital of the Liao Dynasty； Agriculture； Variety；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