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的文化鏡像與當代中國的文化發展

金民卿

(中國社會科學院 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北京　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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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的文化鏡像與當代中國的文化發展

金民卿

(中國社會科學院 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北京100732)

摘要：近代中國在歷史衰變中力圖走出一條漸進性的自存變革之路，由此在思想上以文化改良主義為主流。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中斷漸進改良之后，擔當救亡和啟蒙使命的新文化運動繼之而起，思想界出現了多元并存的混雜無序狀態。五四時期的思想界在反封建目標下的短暫共識后，在主義選擇這個核心問題上出現了思想裂變。經過思想交鋒和政治斗爭，馬克思主義獲得思想界和廣大民眾的認同，在同中國實踐和文化的創造性結合過程中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并日益成為現當代中國的主導性文化。當今中國全方位的社會轉型形成了“一元多樣”的文化圖景，不能形式主義地看待兩個時期的文化多樣性，更不能借助五四時期的文化發展經驗妄言對當代中國社會制度和主導文化進行根本改造。

關鍵詞：五四時期；多元并存的文化鏡像；一元多樣的文化圖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20世紀的頭二十年，中國文化迎來了一個眾神狂歡的時代。先是，梁啟超先生創辦《新民叢報》呼喊“新民”運動，謀求對中國進行道德和倫理革命；一批留學生在國外大量翻譯西方思想文化，以求用“新學”改造中國；孫中山先生在世界上東奔西跑，呼吁進行民主革命，以求以制度顛覆的形式進行變革。再是，陳獨秀先生編輯出版《青年雜志》(《新青年》)，高舉科學和民主的大旗，痛批中國傳統文化；魯迅先生冷眼觀看民國共和后的社會亂象，深思社會變局中的中國文化和國民心態；胡適先生認真研究并向國內引進實驗主義思想，謀求以全盤西化的觀點來改造中國文化；青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同一批青年才俊一起，探求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大本大源”。隨之，勃然興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思想革命，一時之間中國思想界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五四時期的文化鏡像對現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立足于當今時代及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對五四時期的文化鏡像和當代中國的文化格局進行梳理比較，是有價值的。

一、 近代中國的歷史衰變與尋路歷程上的思想轉變

進入近代以后，中國社會在歷史衰變的進程中迅速下滑。在西方現代文明急遽發展的同時，曾經雄踞東方的天朝帝國黯然落幕，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步形成并日趨嚴重，歷史衰變中的政治與文化漸變同時展開。

(一) 政府主導的自存變革與改良主義的思想漸變

盡管難以抵擋急劇下滑的歷史衰變大潮，但封建專制制度也不愿自動退出歷史舞臺。鴉片戰爭失敗之后，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政府主導的漸進性“自存變革”時期。

長期封閉而穩定的社會結構和專制性的封建政治制度，在來勢兇猛的外力沖擊下進入到了一個被動應變的過程中。一方面，政府頑強地動用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想盡辦法壓制反抗力量的發展，抵御外來力量的沖擊，努力維持自身的續存。太平天國運動作為一種內生性的反抗力量，力圖自下而上地對清政府進行顛覆，于是政府運用軍事力量來鎮壓和摧毀之；維新變法運動在危及到制度連續性和制度合法性之時，強大的保守力量便在短時間內加以中斷和摧毀。外來侵略勢力進入中國，政府固然難以抵擋列強的堅船利炮，但是也試圖利用來自民間的抵抗力量來阻止，“借助民力”經常成為政府抵抗外力入侵的“機巧”，號召并暗中支持在廣州周邊、京畿地區組建“鄉兵”“團練”,就是這種機巧的政策性安排，平英團、義和團等抗擊侵略的壯舉背后總是有政府的影子，盡管民間抵抗失敗后政府會屈從于侵略者而對這些民間抵抗力量加以殘酷的鎮壓。另一方面，政府不得不被動地、漸進式地引入外來的經濟、軍事、思想乃至體制的資源，力圖通過漸進變革來度過危難,以獲得重生或中興。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就已經意識到必須要發展近代工業，引入西方的軍事科技來推動中國發展，以阻止封建制度的大廈將傾之勢，不久就在政府和民間力量的支持下開始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實踐讓許多開始覺悟的先進中國人意識到，不僅要引入西方的軍事和技術，更要引入西方的政治資源，對中國的政治制度進行有限度的改變，由此“變法”思想開始醞釀，最終形成政治運動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治上層的支持。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頑固保守派，雖然是鎮壓戊戌變法的罪魁禍首，但是也在不久就試圖實行“變法”，并在1905年啟動了“君主立憲”的進程。

在歷史衰變的實踐進程中，思想上的漸變也開始發生。首先是封建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頑強地發揮政治功能，以各種各樣的阻擋、壓制和摧毀各種異質性、異端性思想的滲透與發展。例如，曾國藩就是以維護圣教的名義號召中下層知識分子起來反對和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頑固派則祭起“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教條法則鎮壓變法運動，袁世凱復辟時期的籌安會從文化角度申述帝制的合法性、合理性。與此同時，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之下，思想漸變越來越成為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主導性趨勢。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先進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率先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文化改良方案，洋務派人士則艱難地在引進堅船利炮的同時引進了某些先進的社會政治思想，晚清忠臣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近代文化改良與漸變的代表性主張，其核心主旨就謀求在傳統文化意識形態結構中融入外來文化，在傳統文化主導權的同時實現漸進性的思想改良。

這種漸變性的自存變革運動和思想漸變進程，醞釀了深厚的社會改良主義政治思潮和國民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不是在短時間內就可以破解的，每到中國社會的重大變革時期，這種思維模式和政治思潮都會浮出水面，影響甚至左右著社會發展的走勢。

(二) 漸進變革的中斷與民主共和之后的風雨飄搖

政治上的漸變進程，在辛亥革命的猛烈沖擊和新型政治制度的初建戛然而止。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快速被打破，一種新的外來的民主政治制度被迅速平移、植入中國的政治生態當中。

但是，辛亥革命只是打碎了舊的政治結構，而沒有打碎舊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文化意識形態，也就是說，沒有從經濟、社會和思想觀念上摧毀封建專制勢力存在的根基。地主階級是封建專制主義的階級基礎，廣大的小生產者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社會基礎，以孔孟之道為集中代表的意識形態是專制政治的思想基礎。而且，封建專制主義不僅是政治專制而且是軍事專制，軍事力量是封建專制主義的軍事基礎和強大支柱，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封建軍閥力量不僅沒有被摧毀而且得到進一步的加強。由此，平移到中國的民主共和制度缺乏堅實的經濟基礎和足夠的理論準備，特別是缺乏社會結構的變革。

正因為如此，被平移到中國的民主政治體制和共和政治理念，在中國的發展極不順利，從其創生之日起就幾經顛覆而幾乎悶死在襁褓之中，舊體制的復辟和舊勢力的脅迫使其根本無法真正成為中國的主導性政治建構。封建勢力死而不僵，企圖借尸還魂，東山再起；資產階級民主力量羽毛未豐，在封建勢力沖擊下勉力維持但力不從心。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際，就謀求恢復帝制，自我加冕。經過幾年準備，終于在1916年初黃袍加身，粉墨登場，雖然在全國人民的反抗之下草草收場，但給初建的共和國以重重的一擊。袁氏復辟陰魂未散，1917年，辮帥張勛又率兵入京，制造了一次短命的復辟鬧劇。雖然兩次復辟鬧劇都未竟而終，但卻使初步建立的民國幾乎胎死腹中。帝制復辟失敗后，封建軍閥勢力操控了中央和地方政權，封建主義的軍事力量、政治勢力和思想文化觀念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控制依然非常嚴重，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之路上繼續滑向深淵。

(三) 民主政治的理論補課與新文化運動的勃然興起

社會政治變革的激烈動蕩，在中國社會的不同群體，特別是在知識界引起了不同的反響。一方面，是廣大民眾思想意識上的歷史被動性和行動上的無動于衷，以及封建專制主義文化的頑固回潮。廣大民眾對于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封建專制早已成為習慣性認同，對于新生的共和國卻茫然不知其為何物，對于帝制復辟并沒有掀起民眾的抵制浪潮，在歷史變動大潮中缺乏足夠的歷史主體性而只是被動的靜觀者。在政治和文化精英奮力斗爭和流血犧牲的同時，廣大民眾并沒有顯示出過多的熱情和同情，一定程度上還有某種意義上的抵制心理，成為舊制度的潛在合謀者和帝制復辟的社會性基礎。魯迅筆下的“華老栓”、“阿Q”深入刻畫了當時中國民眾的暗昧與被動。與此同時，同帝制復辟的政治實踐相適應，封建專制主義的文化思潮沉渣泛起，尊孔思想甚囂塵上，保護“國粹”的論調不絕于耳，“定孔教為國教”的呼聲響徹中國文化天空，竭力阻止新制度的建構和新思想的傳播，文化保守主義沖擊著剛剛開始解放的人們頭腦。

另一方面，思想界深刻反思和思想啟蒙的開始興起。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意識的先進知識分子在抵抗文化反動思潮的同時，也陷入了深刻的理論反思：民主究竟是什么，民主政治是否適合中國，為什么會出現民主制度已經建立而又反復不定的局面。反思的結論是，民主共和的政治體制雖然建立了，但是國民的民主共和意識卻極度缺乏，新型的民主政治建構必須要有新型的民主理念跟上；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已經腐朽沒落，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社會特別是政治制度的發展，必須進行改造；中國封建主義文化已經嚴重落后于時代發展，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觀念，成為維護封建專制制度茍延殘喘的思想工具，必須徹底顛覆。為民主共和進行理論補課，對廣大民眾進行民主啟蒙，徹底清除阻礙民主共和發展的封建主義文化，成為先進思想界義不容辭的責任。

由此，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新文化運動勃然興起，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和民主主義政治思潮在中國思想界迅速擴展。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思想，代表了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的先進方向，雖然遭到了守舊派的圍攻，但是引起了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的強烈興趣，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迅速發展起來。

二、 五四時期的多元文化并存與主義抉擇上的思想分裂

政治和文化上的改良主義因其無效而被革命取代之后，中國思想界在反封建的共識下掀起了以全盤西化為核心的思想解放狂飆，力圖從先進的西方獲得政治上的出路和文化上的啟蒙。思想界“集體向西”轉向的結果是理論來源的多元化和文化內容的多樣性，由此，五四時期中國文化出現了多元并存而內在沖突、同聲相和又缺乏主導的混雜無序局面。這種局面隨著短暫共識的結束迅速被打破，圍繞著如何徹底改造中國這個核心問題，思想界在主義選擇上發生了根本性決裂，這種決裂既是政治救亡道路選擇上的分歧，也是文化啟蒙主旨選擇上的分歧。

(一) 反封建共識下思想界的“集體向西”轉向

盡管辛亥革命存在著嚴重不足，但正是這場革命摧毀了中國兩千余年的專制制度，并把西方引進來的民主共和理念推向實踐。民主共和理念盡管在社會大眾頭腦中尚不清晰，但企圖復辟帝制以摧毀初建的共和國，也已經難以得到中國人特別是先進知識分子的支持。反對復辟，維護共和，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基本趨勢，思想界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識。

這些共識大體上包括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必須徹底摧毀封建主義制度及其統治思想。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是一部屈辱的歷史，一個曾經的泱泱大國卻被人魚肉，但這并不是中華民族本身的缺陷，而是封建制度和落后文化所致。陳獨秀無情地批判中國傳統的文化意識形態，他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1]27-30中指出，中國封建宗法文化是“外飾厚情，內恒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終”，“依賴成性，生產日微”。為此，“舊文學，舊政治，舊倫理，本是一家眷屬，固不得去此而取彼?！盵1]776魯迅先生更是把幾千年的中國史視為“吃人的歷史”。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文化的集中代表“孔教”，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二是必須從國外引進先進的思想意識形態。中國近代以來的改良主義思潮，總是想辦法從本土文化中尋找資源來推動社會政治改良。洪秀全融合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拜上帝教”沒有成功；洋務派費盡心機地追求“中體西用”模式也是失??；最典型的是康有為，為了推進維新變法，不辭辛勞地從公羊學中索求“微言大義”，制定了一個所謂的“托古改制”方案，也難逃失敗之命運；孫中山斷然撇開傳統思想，直接援引歐美民主共和制度和思想，取得了摧毀專制制度的勝利。實踐促使中國思想界開始集體“學習西方”。三是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西方列強的道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并不相同，它們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甚至相互沖突，但對于急切實現救亡圖存目標的中國知識界而言，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比中國先進，因此西方的一切思想都是“新”的、“好”的、有用的，都應該不加選擇地拿來。對此，毛澤東曾說過：“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葒?，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盵2]

也就是說，國家民族的現實困境促使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覺醒，他們著力動用一切思想的武器，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主義文化進行猛烈批判，以求摧毀封建制度的意識形態根基和社會文化結構。武器的批判必須借助于批判的武器，而知識分子手中的武器只能是理論和思想。思想理論斗爭必須要依靠先進思想指導，但是本土文化資源已經被證明難以充當理論批判的武器，于是人們開始了一個“集體轉向”，把目光轉向比中國發達的國外,特別是西方，全力向西方學習，全盤肯定西方文化，猛烈引進西方思想文化，成為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集體認知，全盤西化思潮形成了壓倒性優勢。

當時，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做著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依據自己的能量，按照各自的理解，引進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論、新主義。正如陳獨秀所說：“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國粹，什么國情的鬼話來搗亂?！盵1]152胡適也認為，對于中國和西方文化，就是要采取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決不能走調和的路子，“只認得一個是與不是，一個好與不好，一個適與不適——不認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調和?！盵3]這種思想共識當然存在著弊端，即“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4]，但在當時這種思想共識無疑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

(二) 五四時期的多元文化并存及其內在沖突

特殊時代背景下的中國思想理論界，一時之間呈現出了多元化的思想理論并存共處、同聲相和的局面，理論來源呈現多樣性，理論主張呈現多元化，沒有哪一種思想占據主導性地位，整個思想結構上處于混雜無序的狀態。

晚清以降，國門漸開。在政府和民間力量的支持下，一批早期留學生先后被派往國外學習軍事和科學技術。但是，這批留學生對于近代中國的政治和思想變革影響甚微。戊戌變法中，留學生幾乎都置身事外，而不通外文的康有為、梁啟超卻是運動的主導。正因為如此，這次運動所依據的指導理論帶有不倫不類的性質，拖著一條長長的“托古改制”的辮子，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對此，梁啟超感傷道：“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能參加于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為社會所輕?！盵5]29

戊戌變法失敗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的眼界迅速打開。19世紀末，通過“嚴譯”著作，英國的進化論思想、法國的啟蒙思想開始影響中國思想界。20世紀初期，中國留學生數量大增，留學地呈現多元化格局，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美國等都成為留學目的地，這些國家的思想理論很快傳入中國。從1903年開始，中國到日本留學的學生激增，他們在日本學到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軍國主義思想，以及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理論，這些社會主義思想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但對于國內而言則無疑是先進的。這些學生后來在國內政治和思想界影響極大，李大釗、陳獨秀、楊匏安等就是代表。美國利用庚子賠款，大量招募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到1915年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已經超過1200人，留學生到美國之后，對美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政治思想迅速接受，對正在美國流行的實驗主義理論更是熱衷，胡適為主要代表。法國是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薈萃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源地，更是中國留學生的向往之地，一大批中國留學生紛紛來到法國學習，吳稚暉、劉師復等人就是在法國學到了無政府主義思想并在國內大力提倡，陳獨秀雖然沒有到法國留學，但是他很早就開始學習法語，并把法國大革命的民主思想引進中國思想界，他在新文化運動早期所堅持的，主要就是法國的民主思想。五四運動后到法國勤工儉學的留學生，則主要從法國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蔡和森、周恩來等是代表。十月革命后，一批從俄國歸來的華工帶回來了俄國的信息，新生的俄國吸引了一大批熱血青年，到俄國留學也成為一個熱潮，他們迅速把俄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送回國內，瞿秋白、劉少奇等是代表?？傊?，五四運動前后，輸入中國的新思想的來源越來越呈現多樣化的趨勢。

理論來源的多樣性必然導致理論主張的多元化。當時被引進中國思想界的，既有發展和維護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也有反對和批判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既有各種各樣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也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理論；既有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思潮，也有各種保守主義思潮。尤其是激進民主主義和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潮，更是成為當時思想界的主流。由此，五四前后，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社會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實驗主義、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思想、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俄國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流行于北美的工讀主義等，都一股腦地涌現在中國思想領域當中，中國思想界一時之間出現極其繁榮活躍又極其混雜無序的狀態。這些思想在理論來源、社會基礎、時代背景、理論屬性、階級實質、實踐方向等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有的則根本對立，長時間的和諧共處是不可能的。盡管如此，它們都有反封建主義的特征，或者至少具有同封建主義不一致的一面，因此在共同的現實斗爭目標之下，它們之間出現了短暫的和諧共處，相互間的分歧和沖突尚未展開。北京大學當時就集中體現了中國文化混雜無序的狀態。各種思想、學術在這里爭奇斗艷，競相展現，各種新人物、新名詞、新思潮、新主義異彩紛呈。激進派如李大釗、陳獨秀等，自由主義派如胡適、蔡元培、陶孟和等，語言文字改革方面如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工讀主義等也都在北京大學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如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徐彥之、王光祈、康白情等。

而且，因為都是新近輸入中國思想領域，人們對它們尚未做出清晰的比較鑒別，究竟哪一種思想符合中國的實際，能夠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指導思想，尚未經過深入的理論探討，更沒有經過實踐的經驗。這就使得中國思想領域一方面從死氣沉沉走向生動活潑，另一方面則缺乏主導而多元混雜。這種狀態既為人們確定指導理論創造了巨大的選擇空間，同時也增加了比較鑒別的復雜性。青年毛澤東的思想狀態就是集中體現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五四之前，他第一次到北京大學，理論視野的急劇拓展，知識體系上迅速擴張。盡管這些不同的思想理論之間相互矛盾、相互沖突，但是他沒有時間靜下心來對這些思想觀點進行梳理分析，更沒有可能進行篩選取舍，因而這些思想都平行存在于他的思想結構中，都被他作為思考問題的參照系，指導實踐活動的理論指南，但不論哪一個思想、主義都沒有被確立為主導性思想要素。這種混沌無序的思想結構，一方面使他能夠在思想上有更大的比較選擇的空間而不限于封閉自守，并在比較篩選、實踐驗證之后更堅定自己的選擇；另一方面，也使他在一定的時間內，不論在理論上還是行動上，都會出現自相矛盾的狀態。用他自己的話說：“老實說，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概念”[6]64，“還在彷徨，還‘在找出路’?！盵7]

總之，五四前期的中國思想界，在反封建這一共同的歷史任務面前達成了共識，那就是從國外引進各種具有反封建意義的新理論、新思想、新主義，猛烈地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主義文化。但是，這種以反封建為核心的思想共識，本身是一個混雜無序的矛盾統一體，既相互沖突，又缺乏主導性引領，難以長期和平共處。

(三) 五四后期思想界在主義抉擇上的思想分裂

五四前期中國思想界形成的共識，本身就包含著分裂的種子，長時間的和諧共處是不可能的。反封建的任務初步完成后，思想界的分裂必然發生。五四運動剛剛結束，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次大的裂變，迅速形成了不同的思想陣營，相互之間的斗爭隨之展開，這個思想斗爭的焦點就是選擇什么主義來徹底改造中國。

在五四運動尚未結束之時，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了“改造中國”的口號。這個口號一提出就立刻引起了強烈反響。7月1日，上海工界代表在國民大會上提出：救國必須從根本解決，就是要推翻賣國政府，另起爐灶，組織新政府。周恩來在8月6日寫的《黑暗勢力》中提出要推翻安福系，推翻軍閥政府，推翻外來勢力。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更是高舉思想解放的大旗，大喊“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提出要通過全國民眾的大聯合，實現“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把中華民族建成一個“黃金的世界”，一個“光華燦爛的世界”。

但是，在如何改造中國這個問題上，思想界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圍繞著改造中國這個主題，出現了一系列重大的問題，即改造的目標、道路、方法、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等，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首先要確定總體性的理論支撐即根本指導思想。由此，“主義”選擇成為爭論的核心。研究者指出：“當傳統的中國思想制度出現動搖的時候，各種各樣的西方觀念，如民主主義、科學、自由主義、實驗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就都在思想的自由市場上競賽。況且當時的中國問題極端復雜。新改革家們為了要解決這些問題，非關心實際的政治和爭端不可。當他們把注意力由對傳統制度的共同敵視轉移到尋求積極解答的時候，他們就面對如何選擇各式各樣的社會哲學和社會形式。因此，在1919年以后，新知識分子之間的不和與日俱增，先是思想上的分歧，后來成為行動上的分裂，隨后幾年整個運動的方向就四分五裂了?！盵5]316青年毛澤東當時就明確指出了主義選擇的極端重要性，并表達了捍衛主義的決心：“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髁x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趨赴”；[6]97“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盵8]應該肯定的是，思想界當時爭論的總動機都是出于對國家命運的關注，共同的目的都在于尋找改造和發展中國的道路，尋找拯救中國的指導理論，而主要不是為了個人的目的和利益。分歧的主要點在于道路的選擇，制度的選擇，行動方案的選擇，由此出現了對主義選擇、對政治方向選擇上的分裂。

在這樣的背景下，頑固守舊派、全盤西化派、馬克思主義派等，都力圖引領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變革的方向。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外來各種資產階級文化思潮之間、中國傳統文化及外來各種資產階級文化同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間的相互交織、交叉并存、相互交鋒，構成了中國五四運動之后的文化圖景，典型的代表就是問題與主義論戰、社會主義論戰、社會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論戰等。在反封建的過程中，自由主義者同社會主義者是同盟軍，但是二者在道路選擇和制度設計上出現了嚴重分歧，李大釗和胡適關于問題與主義的爭論，把這種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歧公開化。以李大釗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按照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理論分析當時的中國現實，主張通過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對中國進行根本改造，獲得中華民族的自存和復興。自由主義派的知識分子以胡適及其實驗主義為代表，“緊隨‘五四事件’之后，實驗主義者實際上成為中國自由主義陣營的首腦?！盵5]318他們大都主張漸進式改良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激烈革命。以梁啟超等為代表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思想，也反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同李大釗等共產主義者展開了社會主義論戰。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徹底的無政府、無國家、無政黨，雖然也主張徹底革命，但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革命則有著根本區別，由此二者也發生了激烈爭論。

主義的選擇是一個總體性的選擇，既是改造中國的道路取向也是復興中國的目標定位，既是政治救亡路徑的選擇也是文化啟蒙主旨的確立，不同的思想和政治群體選擇不同的主義之后，也就走上了不同主義引領下的新的政治救亡和文化啟蒙的道路，而這種選擇的合理性和實效性只能由歷史發展的客觀結果來給出評判，任何事先的預言和事后的再假設都是主觀性的一廂情愿。

三、 當代中國一元多樣的文化圖景及其發展前景

五四后期的思想裂變之時，一批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根本指南。在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革命進程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具體實踐和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創立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一再生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和現代形態的中國文化[9]。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成果，在引領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之后，日益成為現當代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正在發生著全方位的社會轉型，思想文化也呈現出一元多樣的復雜圖景，如何正確看待當代中國文化圖景并探索其發展走向，思想理論界需要認真思考。

(一) 當代中國的全方位社會轉型與一元多樣性的文化圖景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特別是經過俄國十月革命影響和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之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得到了自覺而廣泛的傳播。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導向的社會政治文化變革思想和行動開始出現，馬克思主義逐漸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和中國文化的優秀內容融合，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成為現代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根本指導思想，領導中國人民開展了革命建設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這是在新的高度上的民族救亡和復興運動；與此同時，開展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全面推進了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為主旨的文化啟蒙和人的解放運動。在這個總體性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和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經過艱辛曲折的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我國社會進入到一個系統性轉型的過程，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鄉村社會轉向都市社會，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伴隨著全方位的社會轉型，當代中國的文化發展方位也發生了歷史性變遷：在文化環境上已經由封閉型文化走向開放型文化，在文化類型上正在由鄉村型文化向都市型文化轉變，在文化層次上正在從溫飽型文化向小康型文化邁進，在發展方式上正在從數量擴展型向數量擴展與質量提升并存發展過程中。城市生活方式正在成為主導型的生活方式，建立在鄉村生活方式基礎上的傳統文化日益縮減，城市文化正在成為主要的文化類型，張揚個性、獨立自信等文化取向日益突出，文化民主化、市場化、消費化的趨勢也幾乎不可阻擋[10]。這種全方位的社會轉型和文化發展方位的歷史性變遷，是多樣性文化思潮存在的社會基礎，也就是說文化多樣性的出現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據。

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循序漸進、穩步推進的，是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創新成果指導下不斷深化的，而不是離開黨的領導、丟掉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放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改旗易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成為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行動指南，在當代中國的總體文化格局中處于核心地位即“一元”指導地位。

但是，問題也存在著另一方面的向度。正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上述特征，促發了文化領域的矛盾和問題。面對轉型期的復雜性矛盾，一些人往往把前進中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健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不合理、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無效力，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進而懷疑甚至反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再加上一些西方文化意識形態的不斷滲透，“普世價值論”“民主社會主義”“憲政論”等一些非(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開始流行甚至泛濫，導致了文化多樣性的圖景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狀態。

由此，中國思想界就出現了一元化主導意識形態同多樣性社會思潮并存的局面。除了作為主導性文化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思潮。這些思潮的基本取向大體上可以分為幾個方面：一是推動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豐富和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二是簡單地闡釋和維護當代現實，不容許那些針對當代中國的批評性觀點；三是在維護和支持現存社會發展的前提下，有限度地批評現實的不足，促進其發展；四是適應當代中國社會日益民主化、大眾文化需求日益多樣化趨勢，較少地涉及或者盡可能回避意識形態爭論；五是站在特定政治立場或為某些敵對勢力張目，謀求破解、攻擊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形態、主導文化，引起中國的顛覆性變革。對于這些不同取向的思潮，應該采取不同的態度。

(二) 兩個時期文化多樣性的比較

可見，同五四時期一樣，當今中國思想文化又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多樣化社會思潮并存狀態。也正因為如此，一些人在高揚五四時期思想解放的同時，試圖像五四時期破解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態一樣，把矛頭對準了當今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對此，我們應該客觀地分析兩個時期文化多樣性的情況。

首先，兩個時期社會變遷的走向不同。五四之前，中國社會所遭遇的是持續性衰退趨勢，沿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走勢不斷下滑，不打破這個趨勢中國就難以自存，更遑論復興。當今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越來越顯示出其特有的制度優越性，中國人民愈益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以強大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拓前進，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集體認同，企圖改變或中斷這條道路違背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其次，兩個時期主導文化的性質不同。五四之前，作為主導性文化的封建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必須加以摧毀而代之以更加先進的文化形態。當今中國的主導性文化，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地結合而形成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已經并正在引領中國社會實現了翻天覆地的快速發展，必須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堅持和豐富發展。

最后，兩個時期多樣性社會思潮的思想資源和作用不同。五四時期引進中國的西方文化，相對于中國封建主義文化來說，絕大部分都是先進的新文化，有助于改造中國社會和文化。當今中國，一些人引進的西方文化依然是當年的西方文化，甚至還不如當年引進的西方文化，相對于當代中國的主流文化來說，是落后于中國現實需要的舊文化，在沖擊中國先進文化的同時，對中國社會發展起到了負面作用；一些人即便引進了西方文明中的新生文化，也往往是照搬照抄而不考慮中國的具體國情；一些人把中國傳統文化不分良莠地全盤搬回來，或者按照某些外在勢力的意圖改造中國傳統文化，以求取代當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簡單的比較表明，五四時期和當代中國都呈現出多樣化的社會思潮，兩個時期的多樣化既有相同的形式，但也存在著本質的不同，簡單地套用五四時期文化發展的邏輯來審視當今中國的文化走向，只能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文化思維，而那種借助五四時期的文化發展經驗倡言顛覆中國現存制度、主導文化的思潮則是逆歷史潮流的反動。

(三) 當代中國文化走向的思考

思考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走向，必須要涉及到幾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一是制度選擇，二是主導理論選擇，三是實踐性導向，四是文化發展方針。當代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定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形態，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奮斗建立起來的，是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歷史的基礎上開拓前進的，是在吸收包括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發展進步的。

基于這種情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中國文化的發展，必須站在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維護中國廣大人民利益、發展人類文明的高度，切實處理好普適性文明與制度性要求、民族性文化與全人類共識的關系；既要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和實踐要求，充分吸收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和中國人民的共同追求，也要體現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和基本趨勢，充分吸收世界各個民族各種制度優秀文明成果，反映人類共同的理想愿望和價值追求。離開社會主義制度方向、離開中華民族的具體特點而照搬照抄所謂“普世價值”，離開人類文明發展大道而走向封閉自守的想法，都是不可能成功的；獨立自主地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和文化特點出發，在差異融合中構建新形態的中國文化，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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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Image in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JIN Min-qing

(Academy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irst Opium War, China has attempted to seek out a way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gradual reform, and then, cultural reform is mmanaged to become the mainstream. The gradual reform was stopped by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followed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with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enlightenment. Multiple culture images thus coexisted in disorder until they reached a short common agreement of opposing feudalism. Though there were many opinions in the choice of guiding ideology,Marxism was finally accepted by most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ultural circles after its successful performance in the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and political battles.With new practice and culture creativity, Chinese Marxism was formed and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reafter. At present, a one-dimensional diverse cultural landscape takes shape after an all-rou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We should valu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two different stages, and avoid copying the experience of culture development in May 4th period to undertake a fundamental change of Chinese social system and the dominant culture.

Key Words：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cultural image of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a one-dimensional diverse cultural landscape; Chinese Marxism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05X(2016)03-0001-08

作者簡介：金民卿(1967-)，男，哲學博士，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部主任，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智庫”秘書長，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秘書長，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課題組專家。主要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化和意識形態。

收稿日期：2016 - 04 -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