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市場與社會：學術期刊變革中的三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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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市場與社會：學術期刊變革中的三維結構

王浩斌

(南京大學 學報編輯部，江蘇 南京 210093)

摘要：中國學術期刊的“轉企改制”問題，與中國的經濟社會體制變革中廣泛流行的“國家與市場”這二元結構的思維框架具有密切關系，其總體思路是按“政企分開”的原則，將企業從國家中解放出來，以激發活力。這種改革思維的最大特點是忽視了學術活動既不同于政治，也不同于經濟，它具有自己的特點，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學術與國家意識形態既要保持恰當的張力,又不能簡單地推向市場，而是應當回到學術的本位。這就要從社會(共同體)角度來思考這一問題。因此，關于期刊體制改革的思考，要從“市場與國家兩分開”的思維轉換到“市場、社會、國家三分開”的思維當中，即不僅要把市場與國家分開，還要進一步細分出社會這一領域，這樣就形成國家、市場、社會三元結構。這個三維結構，構成了我們把握和理解學術期刊定位及其功能的基本框架。

關鍵詞：社會；學術共同體；市場化改革;學術期刊;學術評價 [9] 蘇蒙·威廉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73.

在中國當下的學術場域中，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是一個牽動各方神經的敏感問題。之所以說它牽動了各方神經，是因為在當下的學術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到多方力量在此大顯身手，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或明或隱地盡力爭奪評價的話語權。之所以說它是敏感問題，是因為評價問題與各個學術機構和機構中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在現有學術體制中，不僅國家學術資源的分配直接與學術評價結果相關，而且期刊作為一種媒體具有一定的商業價值。利之所在，當然更讓人敏感，這也是每個人容易感知到的問題。不過，在利益爭奪的背后，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往往被人們所忽視，這就是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問題不僅與國家資源的投入以及市場化運作中的商業利益相關，而且還與公共領域的社會組織——學術共同體的建構與學術自治問題相關(本文將公共領域中的社會組織稱之為社會)。由是觀之，學術期刊的變革問題涉及國家、市場與社會三個方面，本文擬從這一視角展開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引言：“做最好的傳播”還是“引領學術”

在討論當下中國學術評價問題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學術期刊所擁有的學術評價權——雖然學術期刊自身并不是那么想要這種學術評價權力。這就是所謂的“以刊評文”：根據所發表論文的期刊級別來判斷學術成果的高低。面對這個現象，我們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可以“以刊評文”？學術期刊的真正功能是什么？

一般來講，學術期刊主要有兩種功能，這兩種功能也是學術期刊存在的意義所在，一是學術信息的社會傳播功能，二是學術評價功能。正如有學者所說的，“期刊首先評價知識，其次傳播知識……以引文分析為基礎的SCI是對評價者(即期刊)的再評價，作為評價期刊的工具，自然也具有了學術評價的合法性”，“正是基于這種邏輯，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科研管理部門將SCI作為科研績效評價(Research Performance)的主要工具，并與終生教職的任職、晉升和科研獎勵等掛鉤”[1]?？偟膩碚f，關于學術期刊具有這兩個功能，學界一般沒有什么異議。然而，問題在于，在學術期刊的兩種功能——評價知識和傳播知識——中哪一個功能是學術期刊最根本的功能與最重要的使命，卻存在重大分歧。這一分歧不僅構成當前學術期刊爭議的焦點，而且還成為影響學術期刊改革方向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

如果學術期刊的最根本功能是傳播，那么辦刊人的職責就是要“做最好的傳播”，《南京大學學報》執行主編朱劍提出，“做最好的傳播乃是當今學術期刊的使命所在”[2]。正是基于這一邏輯，他與中國期刊界一些有識之士一起，不遺余力地推動教育部名刊的大學學報打破高校門戶之見，團結合作，并與中國期刊數據庫的壟斷者——中國知網合作建立“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為互聯網時代學術期刊的數字化傳播開創了一條新路。

如果學術期刊的最根本功能是學術評價，那么辦刊人的職責就要是通過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學術期刊陣地來“引領學術”。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總編輯高翔認為，“強化學術期刊的評價功能。在現代學術發展中，學術期刊歷來是前沿成果的重要發布平臺，在引領學術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3]。2013年高翔在無錫舉行的第二屆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高層論壇上提出，“學術期刊界要以優良的學風、質樸的文風和嚴格的學術標準，充分發揮期刊的學術評價功能，真正擔負起引領學術發展的神圣使命”[4]。正是基于這一思路，以《中國社會科學》為代表的一些“權威”期刊相對較少地關注學術期刊的傳播問題，而是著力于“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評價體系”。

在學術期刊最根本的功能與使命的問題上，朱劍與高翔二位學者各執一端，恰好代表了期刊界兩種最主要的聲音和立場。從國家、市場與社會三維結構的角度來看，“引領學術”代表了國家對學術期刊的期望，因為國家希望通過學術期刊來引導思想文化領域，促進社會進步；而“做最好的傳播”則代表了市場——期刊的消費者即讀者對學術期刊的期望，因為讀者希望從期刊上獲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可以發現，學術期刊作為一種傳播媒介，其主要功能也是傳播與引領。施拉姆認為，傳播媒介具有四大功能：(1) 社會雷達功能：傳播信息、守望或者監視環境；(2) 協調和管理功能：推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反映、引導社會輿論，促進社會機制的運轉；(3) 指導和教育功能：教育社會成員，傳播文化知識、社會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使之代代相傳；(4) 娛樂功能：擺脫工作和現實的煩擾，負擔起學習和社會化的功能(韋爾伯·施拉姆：《傳播學概論》，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轉引自王桂科著：《媒介產業經濟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頁)。對于學術媒體來說，在以上這四個功能中，作為媒體的學術期刊，主要是信息功能和指導、教育功能，信息功能就是做好信息傳播工作，指導與教育功能就是引領學術。。然而，無論是引領學術，還是傳播學術信息，都需要依靠作為文化公共領域的學術共同體。

一、 社會的發現：在學術共同體的層面思考學術期刊的定位問題

在學術期刊的“做最好的傳播”與“引領學術”這兩種功能中，傳播功能是期刊主編與編輯可以努力做到的事情；而引領學術，并不是主編與編輯們的天然職責，而是由于學術共同體的缺失，使得學術期刊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學術共同體，即實質上是由學術共同體進行學術評價與引領學術的功能轉移到學術期刊。因此，只有學術期刊能夠代表學術共同體時，它才具備學術引領功能。唯有傳播功能不需要學術期刊來代表學術共同體，按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之說，期刊要做的只是把信息傳播出去，怎樣更好的傳播是期刊人考慮的事情。而學術評價則是學者與學術共同體要考慮的問題?？傊?，無論是學術期刊的學術評價功能，還是引領學術的功能，其關節點都在于學術期刊能否真正代表學術共同體。

“學術期刊”這個名詞是由“學術”和“期刊”這兩個概念合成，是一個復合名詞。這就涉及在“學術”和“期刊”這兩個概念中，誰具有優先權的問題。從字面來看，學術期刊首先是“期刊”，似乎“學術期刊”是以“期刊”為優先，那么，它的根本功能就是“做最好的傳播”，因為期刊的出現就是應學術思想交流和傳播的需要，它能夠吸引越多的人閱讀就越好，正如一個產品越受歡迎越好一樣，其價值導向必然是迎合大眾，其最終結果就是“大眾文化”的產物。當然，這里的大眾并不是普通民眾，而是隊伍越來越龐大的科研人員。然而，如果學術期刊是為學術研究服務，那么它就不能是簡單地迎合大眾——科研人員。因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它應當由少數的有識之士著眼于學術長遠發展的遠大目標，是“精英文化”的產物。因為在科學史上，許多具有創新性的學術成果并不被當時的人們所接受，它的發現是依賴于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學者。

在近代以前，創新性的思想和科學技術更多的表現為個人的發現，缺乏一個持續性的競爭、交流、合作機制——文化公共領域，所以這種科學生產方式發展緩慢。在西方國家，隨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一個獨立、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學會——發展起來，為近代的科學革命提供了社會條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國皇家學會。在16～17世紀，在倫敦小酒館和沙龍中，一些科學家為了進行科學交流而聚會，形成了午餐會，一個哈貝馬斯所說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開始形成。由于當時沒有正式的期刊出版，于是科學家們在午餐會這種交流形式之外，還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寫出來，透過私人通信和私下傳閱等方式進行交流。由于這種科學家群體之間的交流方式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因此被稱為“無形學院”*所謂的學院是古希臘柏拉圖學園(Acadeca)的現代版，這種學園實際上是柏拉圖學派的產物?，F代科學的興起與這種學院具有重大關系。最初是英國的科學家群體自發組織起來所成立的組織，后來發展成正式的科學家學會。。1662年，皇家學會獲得了國王授予的特許狀而成立，由此開始了組織化、法人化的進程。當時需要特許狀才能成立的重要組織還有公司。這說明，在西方歷史上，學會這種組織方式和特許公司一樣，都屬于社團法人，也就是社會上的各種合法化的組織。從這個意義上講，正式的學術共同體是一個社團法人，是一個社會化的組織。一些不具備社團法人資格的學者群體之間的松散聯盟，由于其成員之間的聯系密切，交流頻繁，也可以被視為學術共同體，最典型的就是學派。

英國皇家學會是英國歷史上第一個純粹以自然科學為研究目的的社團法人，為促進學術交流，它在成立后不僅舉辦了許多學術會議，而且還創辦了學會會刊——《哲學會刊》，使科學家這種不定期的、沒有固定組織的交流機制逐漸制度化，而1445年古登堡發明的印刷機則為這種傳播機制的建立提供了工具，從而加速了西方科學技術的交流、合作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互聯網的復制與傳送技術為21世紀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歷史條件)。在開始的時候，對于在《哲學會刊》發表論文并沒有嚴格的標準，使得其刊載的論文質量參差不齊。為了提高論文質量，皇家學會在1752年成立了“論文委員會”，聘請具有專長的會員負責論文工作，并逐步實行同行評議制度。同行評議制度的建立，不僅對提高《哲學會刊》的論文質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促進了學術共同體的發展。

從《哲學會刊》產生發展的歷史來看，學術期刊是出于科學家交流的需要而產生，最初并沒有學術評價功能，后來由于實行了同行評議制才使得學術期刊具備了一定的學術評價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術期刊的傳播功能是其誕生之初便具備的首要功能，由于引入同仁評議這一機制之后，才具有了學術評價功能。不過，無論是傳播，還是進行學術評價，其有效的運作都依賴于學會這一學術共同體。

使用低劑量的多層CT胸部檢查能夠給肋骨骨折患者提供更多的選擇,低劑量CT的準確率是95.52%,常規劑量CT的準確率是97.89%,兩組準確率不存在統計學差異性(P>0.05),低劑量組的加權指數平均(9.15±4.6)m Gy,常規劑量組的加權指數平均(16.52±8.9)m Gy,結果具有統計學差異性(P<0.05)。

二、 在國家、市場、社會的三維框架中理解學術期刊

傳統的學術期刊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從國家這一視角來解讀學術期刊的運作規則。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從國家計劃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市場化成為許多媒體的重要發展方向，對于期刊的商業邏輯，我們可以從市場的角度進行解讀。然而，學術期刊及期刊上所發表的論文，并不單純是文化消費品(文化產業中的產品)，同時也具有社會公共產品的性質。國家、市場與社會，構成了我們思考中國語境下學術期刊生存與發展的重要維度。

1. 計劃體制與市場經濟：學術期刊變革的雙重歷史條件

中國的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不是單向度的關系，而是復雜的共生甚至是博弈的關系。從近十幾年來關于期刊的主編到底是學者還是編輯家、出版家的爭論以及“編輯學者化”的呼聲中，也可以看出這種復雜關系的端倪：如果期刊的主編是學術共同體代表的學者，那么就意味著期刊的主要功能是學術評價；如果期刊的主編是編輯家、出版家，那么就意味著期刊的主要功能是傳播。

在當下的現實中，期刊的學術評價與學術傳播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往往是混淆不清的，在運行機制中則體現為主編與編輯部主任之間的復雜關系。在美國的學術期刊運作當中，是通過把編委會—主編與編輯部相分離的做法，實現了較好的分工與合作的關系：“編委會—主編”負責學術質量，從而使期刊具備了學術評價功能(編委會具有強大的學術評價功能)；把期刊編輯部改造成出版公司，以面向市場，主要從事傳播即發行，以發揮期刊的傳播功能。

然而，這兩點在目前中國的學術期刊中都做不到。因為中國的學術共同體沒有形成，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由于門戶之見，彼此競爭，很難形成代表專業性學術共同體的“真正主編”。而在綜合性的期刊中，這個問題更為嚴重，因為不可能產生可以代表、有資格代表人文社會科學所有專業學術共同體的主編——除非是行政命令任命。任何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學者來擔任綜合性期刊的主編，必然會造成對某些學科有所偏廢，所以選擇一個眼界開闊的編輯家、出版家來擔任綜合性期刊的主編可能更為合適。

對于這種復雜的生態環境，引文數據庫的制作者缺乏深度的認識，只是從單純的文獻計量角度來理解，從而導致了目前所存在的問題。雖然他們在期刊界的批評之下，對引文評價方法進行了改進，但在學術共同體與學術期刊的關系沒有理順之前，任何一種評價的方法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建立在沙灘之上的“海市蜃樓”。在沒有搞清楚學術生產方式的前提下，在沒有理順學術生態的情況下，推出“期刊的指揮棒”的引文評價方法，就難以成為推動學術研究的利器，而只能淪為學術權力爭奪的工具。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形成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學術期刊體制60年來幾乎一成不變，造成了從總體的結構布局到編輯部內部的運行機制的重重困境，可謂積重難返，也許我們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學術期刊結構設定一個中國學術期刊的理想目標，但如何到達理想的彼岸卻是一個不可能有簡單答案的難題”[5]。在對期刊的改革目標與路徑尚未形成基本共識之前，把任何一種學術評價與學術資源的分配掛鉤，其背后的邏輯無非是對學術權力與學術資源的爭奪，從這個角度來看，學術評價已不屬于學術，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屬于政治。

中國學術界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而期刊也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并不是學術自治條件下的產物，因此，二者具有相似性：學術機構和人員是國家編制的產物，學術期刊刊號則是審批制的產物，由具有事業編制的學術機構人員在審批制下的學術期刊發表學術成果，再以這種學術成果作為學術評價依據。表面上看，學術研究具有相對獨立性，是屬于國家與市場之間的第三方，然而實際上從屬于國家。用波蘭尼的嵌入觀點，學術研究是嵌入在中國的政治社會中的。這正是引起引文評價方法失效的原因。其內在機制與中國式的市場機制一樣，如果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嵌入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中，那么，中國的學術共同體也是嵌入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計劃之中。

關于經濟體制中的計劃與市場問題，經過了十幾年的摸索，才以鄧小平的南方講話作出定論。而關于學術研究中的計劃與市場問題，我們的討論還鮮有涉及，即使有些文章有所涉及，但需要梳理的問題還很多，如果套用中國改革進程中計劃與市場的爭論來看，目前的學術研究相當于“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階段，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階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可以通過用“用腳投票”的方式來激發企業的競爭動力，然而由于市場機制不健全，這種機制也就不完善，因此會產生權錢交易等所謂“壞的市場經濟問題”。在學術研究中，引文機制就相當于市場中的“用腳投票”機制，目前由于學術共同體的缺失導致引文機制不完善，因此容易產生論文引證中的“假冒偽劣”等問題[6]。計劃與市場的雙重邏輯，這是學術期刊變革時所應當注意的社會歷史條件。

2. 處于社會公共領域中的學術期刊

學術共同體的政治化問題，實際上與中國經濟社會的計劃體制相關。學術界對于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有一個概念——“總體性社會”，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中心高度重疊。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的“一化三改造”運動消滅了私營經濟和私有產權制度，變更了民間社會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與此同時，對于大學以及各種民間團體，國家通過整合的方式，將其納入到計劃體制中，于是產生了許多事業單位。據統計，新中國成立之初，經國家對經濟、慈善、各類人士團體等組織的改造、改組、整合，以及對政治、宗教、意識形態領域組織的清理、整頓，形成全國性社會團體44個。沈原認為，“如何從改革前的體制，即國家吞沒市場和國家吞沒社會的狀態，走向國家、市場和社會三者分立、相互協調乃至以社會為最終目標，約束國家與市場的狀態，是改革必須面對的基本任務。實際上，社會至上是社會主義的本意”[7]。

勿庸諱言，在當前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問題的討論中，已有不少學者提出學術共同體的問題。然而，學術共同體仍然是一個尚未說清楚的問題。所謂的共同體，其基本原則應當是自治原則，否則就是政治國家，而目前學術共同體只是一個概念，缺乏相應的法律地位表述，這是學術共同體缺乏自治的表現。

真正的學術評價問題應當與學術自治問題聯系在一起，如果沒有學術共同體的自治，就談不上學術評價。因為如果學術共同體不是自治，那么就屬于國家，學術研究就變成一個政治問題，學術評價也就變成政治評價，甚至成為學術站隊的問題。因此，學術由學術共同體自治，是學術評介的前提。有了學術共同體的自治，那么，才可以應用引證評價等方法來研究一個學者在當下學術場域中的地位。目前，國內有許多學者也提及學術共同體的問題；然而，他們所理解的學術共同體是一個比較模糊和抽象的學術場域，而且缺失學術自治的內涵。本文所說的學術共同體，是特指在學術自治前提下的產物，其表現形態是在社會與公共領域中自發成立的各種學者間的組織，如學會、學派和學者間的聯盟*學術共同體的本質是介于國家與市場之間的民間社會，本文簡稱之為社會，或者是公共領域。在西方，作為社會與公共領域的學術共同體是公民社會的組織之一，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1993年對公民社會的定義是：“簡單的說，公民社會是建立在民主社會的過程中同國家、市場一起構成的相互關聯的三個領域之一。社會運動可以在公民社會領域里面組織起來。公民社會里的各個組織代表著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社會利益，這些組織是根據各自的社會基礎、所服務的對象、所要解決的問題(即環境、性別和人權等問題)以及開展活動的方式而建立和塑造的。諸如與教會相聯系的團體、工會、合作組織、服務組織、社區組織、青年組織以及學術機構都屬于公民社會中的組織?！?轉引自趙黎清:《柏特南、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北京：《國外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在中國，由于缺乏社會的土壤，使得學術共同體的建構與生長缺少合適的空間。黨的十八大所提出的“社會治理”這一新問題，或許可以為學術共同體的建構提供歷史機遇。。

三、 在國家、市場、社會三分開的原則中反思學術期刊的改制問題

這里之所以提出“國家、市場、社會三分開”的原則這一問題，與近年的期刊改制有關。而引起期刊主管部門和期刊界關注的學術期刊要不要市場化與改制的問題，其實也與學術期刊的“做最好的傳播”與“引領學術”的不同定位相關。如果把學術期刊認定為一種商品，一種大眾文化的產物，那么當然應該進行市場化；如果將學術期刊認定為服務于科學研究、屬于公益事業，那就事關國家民族利益與文化傳承，是公器，是公共利益的體現，那就不應當市場化。

如果所有的期刊以市場化為導向，那么，學術的質量如何保障？傳播效果好，往往是大眾化；而引領學術則要站在學術前沿，而過于前沿的研究成果其傳播效果往往不佳——在傳播學上有一個定律：創新超過80%的研究成果，其在傳播上是無效的，通俗地說就是，太有創新，以致大家都看不懂——因為大家都懂的東西就不是什么創新了。期刊改制是受到國外學術期刊的影響，實際上，國外學術期刊的市場化之路是表象，本質是被幾個出版集團操控，私人出版機構獲得重大利益，而學術則受到傷害——學術群體需要付費給出版集團才能閱讀到學術群體自己所生產的文章*目前在西方學界，已有一些學者與學術機構意識到這一問題并開始采取措施來反對這些出版集團的操控。。

從學理上看，市場化的問題屬于“私人領域”，而學術的問題屬于“公共領域”。用市場化這個本來屬于“私人領域”的手段來解決“公共領域”的問題，必然會出現哈貝馬斯所說的“晚期資本主義”現象——私人對公共領域的滲透與控制。因此，只要理順了學術與期刊的關系，學術期刊要不要市場化的邏輯就很清晰了，也就不會簡單地一刀切地提出“學術期刊市場化”這個沒有經過理性分析的荒謬命題。即使是將學術期刊認定為以傳播為主的大眾文化產物，在進行市場化的過程中，主管部門在推行市場化時，首先要注意的問題是，這個市場的容量有多大，可以養活多少家學術期刊。按經濟學分析思路，市場問題的本質是供求關系，在學術期刊市場化問題上，供方是2,700家學術期刊、需方是50萬科研人員*根據教育部《全國普通高校教師基本情況》統計，1999年至2010年，專任教師數量從40萬增加至134萬，考慮到文科比例較少，估計為50萬。http://teacher.eol.cn/shu_jv_bao_gao_11982/20110913/t20110913_682871_2.shtml。50萬科研人員每人每年花在訂閱學術期刊的費用按1,000元計，總市場容量是5個億(50萬乘以1,000元)。以一本學術期刊的年運行費用100萬計，最多可以養活500家學術期刊。這說明，學術期刊走市場化之路，其發展空間和贏利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然而，需要說明的是，對中國學術期刊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提出質疑，并非認為其是完全錯誤的，它還是有其合理性的，其合理性就體現在，它不自覺地抓住了學術期刊的傳播功能；問題在于，學術期刊主要面對學術共同體，其傳播功能也主要是體現在學術共同體成員之中，它不同于具有廣闊市場容量的大眾媒介。

需要指出的是，主管部門之所以會提出以市場化的方式來解決學術期刊體制問題，與中國的經濟社會體制變革中廣泛流行的“國家與市場”這二元結構的思維框架具有密切關系?？傮w上講，中國經濟社會的改革是按照“政企分開”原則，將市場、企業從國家中解放出來，以激發活力。在這種思維框架中，市場化、企業化成為改革的一個基本導向。從某種意義上講，前些年國家新聞出版署提出的學術期刊“改企轉制”也是這種市場化、企業化的改革思維產物。這種改革思維的最大特點是忽視了學術活動既不同于政治，也不同于經濟，它具有自己的特點，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因此將學術從國家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的同時，不能簡單地推向市場，而是應當回到學術的本位。這就要從社會(共同體)來思考這一問題。這就提出在期刊體制改革中，要從“兩分開”的思維轉換到“三分開”的思維當中。

這里所說的兩分開是指傳統改革思維——把市場與國家分開的改革原則，這一原則體現在期刊體制之中便是把國家媒體與商業媒體分開。這在前些年的報紙改制中得到充分體現，除了人民日報以及黨報代表黨和政府聲音，作為國家媒體，保留事業編以外，其他報紙統一轉企改制。這里所說的三分開是指不僅要把市場與國家分開，還要進一步細分出社會這一領域，這樣就形成國家、市場、社會三元結構*國家、市場、社會的三元結構，與中國社會的法人組織方式相關。在當下中國的社會組織中，存在三種形態，一是國家機關，二是事業單位，三是企業。國家機關是一個公共管理機構，企業是贏利性組織，這是比較容易明確的。唯有事業單位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人組織，至今其性質并不容易明確。。在這個結構中，學術期刊屬于社會(學術共同體)這一領域，這是我們把握學術期刊定位及其功能的關鍵所在。

四、 需要關注社會公共領域的重新政治化與結構化問題

在哈貝馬斯看來，公共領域是指“某種接近于公共輿論的東西能夠在其中形成……當公民們以不受限制的方式進行協商時，他們作為一個公共團體行事——也就是說，對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務有聚會、結社的自由和發表意見的自由。在一個大型公共團體中，這種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來傳遞信息并影響信息接受者。今天，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就是公共領域的媒介”[8]。學術期刊作為學術公共領域的媒介，應當充分體現學術民主與自由交往的原則。

然而，正如哈貝馬斯在西方國家所看到的，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公共領域受到國家與市場力量的雙重滲透，正失去自己的獨立性。用這一視角來看中國問題，可以發現，學術公共領域不僅僅是一個交往與傳播的公共領域，而且還具有政治化與結構化的特點。這是論及學術共同體時需要注意的問題。

學術期刊最初是以“通訊”為名，而“通訊”一詞的英文表達是communication，其實有多種含義，如交通、公告、通訊、告訴、互動、勾通、對話、分享、交往、交流等。按照英國文化研究者雷蒙·威廉斯的考證，這個詞的“最早詞源為拉丁文的Cummunis，意指‘普遍’。因此，Communicate是指‘使普及于大眾’、‘傳播’的動作。Communication最初指的是這種動作?！盵9]一部人類文明的歷史就是文化傳播的歷史，因此，讓作為人類文化的優秀成果——學術研究與科學知識成果進行“普及”肯定是好事。然而，關鍵的問題在于，這種“普及于大眾”的知識傳播到底是單向度的廣播，還是傳播者與受眾之間雙向的互動、交流、對話，構成我們理解學術期刊本質的關鍵。

與Communication這個詞相關的詞還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共同體、團體、界)和communist(共產主義)。在以上這些復雜的歷史語境中，與本文相關的關鍵概念有三組或者說三個層面：一是互動、勾通、對話；二是告訴、公告、交通；三是交往、共享。簡單概括就是六個字：公告、對話、共享。

本文之所以提煉出這三組概念，是想通過語言的隱喻性結構來喚起被人們所忽視的社會隱性結構與社會關系：一方面，是因為這三個概念可以涵概國內學者的爭論，在我看來，朱劍所主張的“做最好的傳播”，其內在指向是倡導學術對話，學術期刊可以通過搭建一個交流平臺來達到推動學術交流與溝通之機能；而高翔所倡導的“引領學術”則帶有“告訴、公告”之義，學術期刊可通過廣而告之和宣教來達致“引領”之成果。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都涉及期刊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本質演變。其中，第一、第二兩個層面是涉及學術期刊的傳播到底是單向度的公告還是雙向的對話，第三個層面是涉及學術期刊的本質與其背后的社會關系——學術共同體的建構問題。

以通訊為名，說明學術期刊是基于學者之間通訊的產物，表明了學術期刊的生命起源之初的功能?！巴ㄓ崱币簿褪莻鞑?。因此，作為學術期刊，最初是學者之間的互動，因此，通訊的含義最初應當是特指小范圍內的學者之間的“互動、勾通、分享”，這種傳播過程是一個雙向的互動過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種“通訊”又不同于普通的傳播。這種學術“通訊”功能雖然屬于傳播功能，但不是大眾傳播，而是在小范圍的學者圈子中傳播，是一種書信的來往，是具有特定的傳播對象——主要面向專業性的學者群體，而不是像大眾文化的通俗讀物那樣向不特定的人群傳播。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術期刊的傳播是限定作為文化精英的學者群體與學術共同體中的傳播產物，而不是廣泛的大眾傳播媒介。作為學術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交流媒介，學術期刊更為注重互動與分享。

然而，作為學術共同體成員交往、交流產物的學術期刊誕生之后，隨著學術的發展、學術圈子的擴大，隨著學術群體的日益壯大，互動與分享日益不可能。作為通訊英文表達的communication一詞的“交通、通訊、告訴”之含義日益凸顯出來，而期刊的發行功能正是這一內涵的現實表現。從一定意義上說，在工業革命時代，期刊的發行正是依賴于交通(如郵遞員的投遞系統)；而在互聯網時代，它則依賴于信息高速公路——網絡。正如兩個人之間可以進行“對話”、人多了就只能“開會”一樣，學術期刊也逐漸從學者之間的“互動、勾通、分享”之物，變成一種廣而告之的期刊雜志，即成為一種單向度的學術信息傳播媒介，其傳播模式是從中心向外擴散的單向傳播機制。

從“互動、勾通、分享”到“交通、通訊、告訴”，反映了學術期刊從“精英文化”走向“大眾文化”的發展歷程。而關于學術期刊最本質功能的爭論，從根本上可以借用法蘭克福學派的話來形容，即“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爭。大眾文化產品的特點是，大眾只能傾聽而不能參與，而精英正是通過這種剝奪大眾參與機會的傳播模式獲得話語權和文化領導權。學術期刊因此而成為重要的學術陣地，甚至是斗爭的陣地，用布爾迪厄的話來說，是一種象征性暴力——這種力量正是學術共同體結構化與政治化的主導力量之一。

英國大眾媒介思想家雷蒙·威廉斯界定了四種類型的傳播類型：專制式、家長式、商業式、民主式。所謂的專制式傳播體制是指，“簡單地傳達統治集團的各種指令”，“而家長式的諸種社會體制取向的中心點，是力求保護和指引，而不是維護統治權。譬如說，英國廣播公司的創建是以維持高標準的理想為基礎，這種高標準總體上反映了英國社會各統治集團的精神氣質和審美情趣”，“商業式的諸種文化產業提供了相當程度的自由，因為在市場上可以買賣多元的文化諸形式”，然而這種商業方式“注定要排斥不可能快速銷售和不可能有回報的商品”[10]。學術期刊作為學者群體交往的產物，民主式的傳播模式應當是其本來應有之義；然而，隨著學術期刊從雙向的交流變成單向度的廣播，以及學術共同體的結構化與政治化，學術期刊便從民主式走向家長式。而解決象征性暴力、專制式與家長式傳播等問題的關鍵在于，重建學術共同體并讓學術期刊回到學術共同體的手中。這也是哈貝馬斯所提出的“重建交往領域”即社會的意義所在。

五、 當下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建構的實踐經驗與遭遇問題

從學術共同體以及依賴于學術共同體而存在的學術期刊來看，當下的以書代刊更像是西方意義上的學術期刊，因為它是由學者自己主辦的，經費也不是國家財政拔款，大多是由學者自籌。而具有正式刊號的學術期刊則是審批制下的產物，屬于計劃經濟的產物。然而，正如波蘭尼所提出的“嵌入式”問題，中國的學術共同體與學術期刊也是嵌入在一個更大的社會歷史結構之中，它具有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政治傳統——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任何一個離開這一歷史與文化政治傳播來思考中國社會的變革之路，注定是烏托邦的幻想。因此，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應當學習毛澤東式的把普遍真理(這在學術中體現為默頓所說的“科學中的普遍主義原則”)與中國實踐經驗結合起來，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期刊體制。

在當下中國，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把國家、社會、市場這三方資源整合起來，共同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在這里，國家所指代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刊號資源，市場則是指期刊的發行，社會則是指學術共同體與學者群體。在當下，把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具有刊號資源的學術期刊與學者群體結合起來，這是在中國語境之下未來學術期刊的發展方向。在這方面，由朱劍教授所提出的“欄目主持人制”，是一個較好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在無法把有限的期刊資源完全交給學術共同體的情況下，把期刊中的部分資源交給學術共同體。

然而，主持人制雖然是一個非常好的設想，在實踐中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這是因為中國的學術共同體還不成熟，還沒有成長起來。在實踐中，許多學者由于受學術評價的指揮，同時也由于期刊資源的稀缺，再加上公心不足，有些人往往把期刊資源當作自己的自留地，只發自己小圈子的文章。因此，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中，如何辦好學術期刊，并不僅僅是期刊人思考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期刊人所能做到的(如果是辦時尚雜志，期刊人就可以做到)，而是應當由期刊人和學者共同攜手才能完成。

客觀地說，期刊人已經做好了準備——做好回歸共同體的準備，但學術共同體還沒有做好準備。因此，在學術期刊提出回歸社會與學術共同體的要求的同時，還要積極地建構學術共同體。當社會(共同體)還沒有做好準備之時，期刊就不得不在國家與市場之間來回搖擺，永遠也找不到自己的準確定位。因此，學術期刊不僅要做到回歸社會(學術共同體)的準備，也要積極地參與社會的建構，要以學術共同體的建構來推動學術期刊的發展。

需要注意的是，學術期刊回歸學術共同體，使得學術期刊很難走向大眾傳媒，而是走向更符合人際傳播的小眾媒體，即從“大眾”走向“分眾”和“小眾”。這些小眾與分眾，往往就是最小的學術共同體——學派——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講，積極參與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學派，是學術期刊發展壯大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1] 劉宇，葉繼元，袁曦臨.“通往自由之路”：期刊評價價值取向的演化[J].南京大學學報，2011(3).

[2] 朱劍.做最好的傳播：信息時代學術期刊的使命[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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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浩斌.社會轉型期的學術生產方式與學術評價[J].南京大學學報,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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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哈貝馬斯.關于公共領域問題的答問[M].北京：社會學研究，1999(3).

[10] 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認識媒介文化[M].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26-27.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A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for Academic Journals’ Reform

WANG Hao-bin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The academic journals’ transformation into enterprises is inevitably affec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dualism widespread i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 which advocates separating government functions from enterprise management to endow enterprises with more freedom and vitality. The thinking frame is ill suited to academic journals’ reform, however, for as a special field of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 activiti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ither politics or economies. Consequently, once academy is liberated from state ideology, it should regress to its academic standard instead of being driven to the market. Rather than ‘separating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separating market, society and government’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journals’ reform. With society (community) perspective involved in this issue, a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is formed and will serve as a basic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and get hold of the orientation and func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Key Words：society; academic community; market-oriented reform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05X(2016)02-0082-08

作者簡介：王浩斌(1972—)，男，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學報》副主編。

收稿日期：2015 - 12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