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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研究的經學取向

2016-01-24 06:21張云,紀健生
關鍵詞:文獻學紅學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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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研究的經學取向

2. 紀健生(1947-),男,淮北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原所長。

張云1, 紀健生2

(1.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北京100029;2.淮北師范大學 古籍整理研究所,安徽 淮北235000 )

摘要:《紅樓夢》研究經學取向有兩層涵義。一是視《紅樓夢》為文化經典,以宗經、征圣的態度看待《紅樓夢》;二是借鑒傳統治經學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都t樓夢》研究借鑒傳統經學,導致重史料而輕文本,是其不足?!都t樓夢》研究經學化最終歸結到作為經學核心的傳統文獻學在紅學中的承續與確立,切望有利于集中力量,整合資源,推動紅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

關鍵詞:紅樓夢;紅學;經學;文獻學

所謂《紅樓夢》研究的經學取向,一是尊經的態度,以宗經、征圣之意,把《紅樓夢》當成文化經典,曹雪芹當作準圣人。一是治經的方法,以經的源頭性、權威性、覆蓋性與解釋性作為學術根據與資源,采用傳統的學術方法。這里使用的“取向”一詞,是從治學態度或方法意義上來說的。劉熙載《藝概·詩概》講到四個人的詩歌創作,“韋傅《諷諫詩》,經家之言;阮嗣宗《詠懷》,子家之言;顏延年《五君詠》,史家之言;張景陽《雜詩》,辭家之言?!盵1]這里講的就既有閱讀、研究的態度,又有創作方法、風格的認識,并無褒彼貶此的意圖。

中國傳統學術關于學術文獻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不僅是文獻類型,也是民族學術觀念、學科結構與治學方法的標志?!都t樓夢》研究,其對象既是中國的小說,其學又是從清學鼎盛期發軔,必然深受中國傳統學術的浸潤,認真分析起來,傳統文化基因自當鮮明可辨。從傳統典籍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角度來看,《紅樓夢》的研究取向與方法清晰可辨。經學角度的尊經與文獻學研究,史學角度的重史與考證史實研究,子學角度的重思想與主題學研究,集部之學的重文學與文章學、小說學研究,都可以深入紅學核心,梳理出紅學與傳統學術的淵源關系。

基于此點,我們試圖從經學的角度,略窺《紅樓夢》研究的學術取向、研究方法、學科概貌與發展脈絡,以激發我們的問題意識,期望有助于學科的建設與學術史的確立。想法或不夠成熟,請方家與廣大讀者指正。

一、 經學態度取向的合理性與局限性

在中國的傳統學術中,幾部儒家經典之于中國文化作用之重要,是舉足重輕的?!胺惨幻褡逍纬芍跗?,其哲人巨子之言論風采,往往影響于其民族精神,流風余韻,亙千百年。故于此時期中,一代名哲之主張,于其民族文學之得失,思過半矣?!盵2]對民族文化元典的尊崇,有其當然與必然?!敖?,徑也,常典也,如路徑無所不通,可常用也?!盵3]“經”強調的是重要性、常用性及必讀性。古代經典立于學官,分科教授,相當于今天的大學教材。儒家經典,深入人心,如布帛菽粟,人之所需,不可暫離,融入人倫日用,又強化為功名利祿之具,其普遍性或者說覆蓋性,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可以說人人無所逃避。賈寶玉憎惡科舉,痛罵祿蠹,反對讀書,但也坦然承認“明明德”的大學之道??梢?,中華傳統經典并沒有宗教經咒仙訣的神秘性與形上性。從內容上看,經也并不神秘。經亦子史。十三經中,有哲學,有文學,有歷史,甚至有一部詞典。有些經,還是從子書升格而來的。

經學的歷史源遠流長。面對經典,本來可以有照著講、接著講、從頭講、重新講、棄而不講或避而不講等態度。但由于列于經部的典籍,都相當古老,用金克木先生的話說,更早的書沒有了,更早的人也沒有了,留下的東西就可貴了。所以,對經的鉆研,就主要是全盤繼承,并進行整理、保存、解釋,雖有維護與懷疑、證真與造假、實證與師心、致用與空談等分別,但總起來看,是照著講或接著講,都是以經典文本為資源或依據來做文章的。正是由于其古老性與涵蓋性以及古人學術分科籠統,對源頭性的東西,難以跳出線性思維的局限。再加上歷代政權的強制與功利吸引,對經的肯定、重視、尊崇,就成了習慣。一部經學史,幾乎就是文化史的主線甚至主干。

《紅樓夢》的研究,明顯地存在著經學態度的取向,曹學與紅學兩個突出的學術地標的形成,就是確證。從這個角度來看,《紅樓夢》研究的歷史就一定會帶有某些傳統經學史的痕跡,甚至無法擺脫其發展變化的規律。

范文瀾先生的《中國經學講演錄》與周予同先生的《關于中國經學史中的學派問題》,作為不同經學史觀點的代表,對漢以后的中國經學史,都認同今古文之爭、鄭王之爭、南北之爭、漢宋之爭等幾個有明顯標志的階段。

西漢時,“今文學派”在學術上占有優勢。到了西漢末年,王莽提高了古文經學的地位。東漢時,博通群經、融會貫通的古文經學逐漸壓倒了立于學官的今文經學。這就是今古文之爭,其實質是文本權威與話語權之爭。

東漢時形成了融合今、古文的“鄭(鄭玄)學”;魏晉時,王肅利用政治勢力,把自己所注的經典與其父的著作立為博士,又偽造古籍作為所撰《圣證論》的證據,稱為“王學”。西晉時,“王學”居于重要地位。這就是鄭王之爭,其實質是學術代表或領軍人物之爭。

南朝講經兼采眾說,也采取玄學,隨意發揮,成為“南學”。北朝不敢大膽發揮,墨守東漢舊說,不能別出新義,稱為“北學”。這就是南北之爭。所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逐漸形成了地域文化與治學風格的區別。

北宋經學發展成為“理學”(宋學),朱熹是正統派理學的集大成者。南宋時,陸九淵提出相反主張,與朱熹對立。清初顧炎武提倡恢復東漢古文經學。到了乾隆年間,形成了所謂“漢學”(樸學)。這就是漢宋之爭,是治學方法與標準的差異。

綜觀紅學的歷史,竟與經學史上的種種對立、爭論與糾葛,有著明顯的對應或隱喻關系。比如,版本之爭的脂、程先后問題,學派之爭的索隱、考證問題,重外圍史料考證還是重文學文本的問題,等等,不再贅言。

而《四庫提要·經部總敘》總結了自漢迄清兩千年來的經學演變:

經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后,垂兩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唯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義,流風所煽,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閔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學脈旁分,攀援日眾,驅除異己,定于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辯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照勔軘?,考證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征實不誣,及其弊也瑣。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4]。

這里指出的拘、雜、悍、黨、肆、瑣六種弊病,用今天的話來說,拘就是拘泥、拘謹,缺少發揮;雜就是雜亂、混雜,不純粹;悍就是臆斷、武斷,缺乏說服力;黨就是只講宗派立場,不講是非,互相回護;肆就是無視學術規范,隨意發揮,不講游戲規則;瑣就是繁瑣考證甚至言不及義。僅從紅學解釋學層面來看,這些弊病可以說是早已有之,于今為烈,對于熟悉和關心紅學歷史與現狀的有心人來說,似當不言自明。由于《紅樓夢》的經典性,尊經的態度,導致《紅樓夢》研究的貴族化、同仁化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行業化與壟斷色彩。在學術共同體之外,或從閱讀興趣,或從個人經驗,或從局部知識,或從文化傳播,甚至商業求利等角度進行的社會文化消費式的“研究”,可以和平共處,并行不悖。前者是主流、主導,后者則是土壤、氛圍,誰讓我們有這么一部偉大而又讓人喜愛的小說呢?《紅樓夢》不是禁臠,而是中國人的“文化公園”。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術方法有優劣而無對錯,錯誤學與創造學是姐妹?!都t樓夢》的研究也應該形成一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上下齊動,中邊和諧,多種研究形式、理論、方法、成果異態紛呈的局面。

當然,上述經學史上出現的種種狀況,在紅學史上有所體現,并不全是經學態度取向所致,也有紅學發展本身的問題。錢鍾書先生說過:“成為某一門學問的專家,雖在主觀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觀上是不得已的事?!盵5]所謂“紅學”,在其發生時期,長篇小說還沒有取得文學龍頭的地位,小說觀念還停留在“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小道觀念上,所謂“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只能是枯燥的傳統經學背景下的調味品。人們追求的是趣味,為的是分享“時髦”之紅利。到了蔡元培與胡適之,以大師之游刃有余,執牛刀而割雞,乃使《紅樓夢》研究與傳統學術接軌。至此,紅學聲譽鵲起,后起繼蹤,或踵事增華,或學歩邯鄲,以求分“顯學”之紅利。時代轉變,路徑風氣不得不異。一九五四年前后,“文革”之中,“跟風”研究者頗多,抓綱站線,以求分“政治正確”之紅利?!拔母铩倍?,學術環境寬松,大眾文化崛起,則占地盤、立門戶以爭“人氣指數”之紅利者,與用偏鋒、出怪招以爭“眼球經濟”之紅利者,亦夫不少。所以,直到今天,紅學作為“政治小說”研究的色彩雖然明顯淡化,而宗經、征圣之風卻有增無減?!妒^記索隱》與《紅樓夢考證》有人以為是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方法之不同,其實是宋學、漢學學術路徑之不同。一為探索微言隱義,一為考訂作者本事,而學理根子又是有某種相通之處?!端膸焯嵋氛f得很到位:“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經部總敘)所以,蔡、胡所奠定的研究模式,恰恰是紅學經學取向的出發點,尤其是索隱、考證的治經方法,甚至成了紅學至今無法擺脫的學術胎記。但是,由于《紅樓夢》文本產生與傳播的特殊性,加上作者直接資料的有限性,用漢學考據實證的方法,還是宋學講微言大義的方法,都有其傳承的合理性與時代的局限性,真正能從傳統經學取得借鑒,真正地把紅學提升到經典研究的質量與層次,尚任重而道遠。這也正是我們要追溯紅學之經學取向的原因所在。

二、 經學方法取向的突破與不足

經學取向的另一個方面是傳統治經方法的借鑒。傳統經學是整理、解釋民族文化元典的學問,經典文本為《詩》《書》《易》《禮》《春秋》,后來加上《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作為方法或工具的學科是小學和文獻學。小學包括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文獻學包括目錄、版本、???、辨偽、輯佚等。治經的方法主要是整理與解釋,整理是為了保存、流傳,是基礎性工作。殷煥先曾深刻地指出:整理古籍的目的之一是保存古籍。保存當有二義:甲是力求無遺珠之憾,乙是力求免混珍之譏。一是求全,一是求真,故首先是輯存、考辨。宋代王應麟最先以輯佚之法治經,后人踵事增華,及于子、史、集。然后是解釋,這是研究訓詁、名物、制度,以至經典的思想內涵。羅志田先生曾經追溯過《紅樓夢》研究的考據方法,胡適認為是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事,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總之是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方法是處處尊重證據。而胡適所批評的蔡元培的方法,其實也是考證。而據蔡說,考證《紅樓夢》作者與著書年月,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已發其端,胡適僅是稍釋王靜庵先生之遺憾而已。整理國故,重道輕文,重經、史、子而輕文學,更輕小說,文苑與儒林的高低,等等因素,都導致文學研究的考據化[6]?!都t樓夢》研究中的考據風氣,導致重史料而輕文本,正是其經學取向的一種體現。

目錄、版本、??币活惙椒ǖ氖褂?,在紅學研究中也已蔚為大觀。尤其是版本與??狈矫娴某煽?,更為醒目,是紅學的亮點?!都t樓夢》的版本狀況與??爆F象,呈現出的復雜與紛亂,已非傳統方法所能規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傳統文獻學范圍與方法的沖擊與挑戰,同時也是突破與發展?!都t樓夢》的研究,雖然抄本層出,但從版本角度探求的,重點卻多不在于通常的刻印優劣與文字異同,即便注意到了優劣與異同,也多是以追尋作者身份和原稿真貌及破解曹雪芹寫作隱秘為目的。這一特點,倒是恰恰暗合于西方稱為文本發生學或發生??睂W的學科。這一學科,通過草稿或準備性的資料,對作品進行詮釋,觀察其發展變化,觀察作品逐漸形成的過程。這種溯源的辦法,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如果作品在最終完成的情況下,仍是它歷次變化的結果,這一作品的起源就會留下“痕跡”[7]?!都t樓夢》的版本研究,立足于傳統版本學方法,而歸宿在作者原始文本的追溯,為版本研究的內容與價值,增添了新的意義。

《紅樓夢》的版本研究與文本???,存在明顯的不足。不論是先見還是后出,歷時還是共時,直接還是間接,有心添花還是誤點成蠅,都作為版本形態,??碑愅?,并不免“無美不歸雪芹”甚至恨不能代雪芹捉刀的傾向。胡樸安在《古書讀校法》中指出:“校書有三要:一密,二精,三虛。眾本互勘者,密之事也;本諸訓詁,求之聲音者,精之事也;不以他書改本書者,虛之事也?!闭f的是校書者的學術儲備與功力、態度。密,靠廣聚眾本,而《紅樓夢》在程、高之前流傳之本,皆非刻本,有的是親朋好友的抄傳之本,有的是好事求新者的炫奇之本,既無寫、刻、印、校迭經眾手的嚴格流程,就未必能做到十分的嚴謹與認真,甚至不可避免地有隨手改動、隨意增減、隨時抄停的情況。而兜售謀利之本,乃雇用抄手,搶工逐利,其質量更難保證。所以各本互有出入,莫知其朔。尤其是后出之本,已非原作對抄,而有可能以訛傳訛。版本問題起源于刻版印刷,并基于作者的較固定之稿,并非是所有的版本或準版本形式都具有版本學價值,就都有作為??眳⒖嫉馁Y格。段玉裁與顧千里論校書,強調“底本之是非”與“作者之是非”,一指文本之誤,一指作者之誤,《紅樓夢》之作者原本不可得見,又非最后的齊、清、定稿,過分講求版本,甚至為版本而版本,會導致“宋版康熙字典”之譏;而??钡漠愅?、是非,都要平心權衡,不可偏失,非淺學浮躁者可為。著名的《四庫全書》,由皇帝策劃,名宿碩儒主持,抄寫精妙,但卻不可作為善本,??睂W價值也低,就是這個道理。

精,靠的是小學功夫,識文字、知音韻、通訓詁,才能不致誤校。但在學術研究規范早已西化的語境下,中國本土學術話語不僅有失語的尷尬,更要面對失范的指責。傳統語言文字學之不講久矣,完全西化了的所謂“古漢語”,把中華經典碎片化,只是作為一個個例子,去證明西方語言學的規律,正如西醫指導下的中醫,內涵盡失。加上幾代學者傳統學術訓練不多,傳統文化儲備不夠,在具體操作層面,就會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偶見鄧云鄉先生講到俞樾的《曲園課孫草》中《皆雅言也·葉公》一篇的提比:“詩傳之商,書傳之開,禮傳之偃”,他解釋道:詩傳、書傳、禮傳,“傳”就是闡明經義、訓詁。詩的商略、書的開發、禮的教化。大概覺得商解為商略、開解為開發已無剩義,而偃解為教化,從字面上無明顯聯系,又特別引用《論語·顏淵》篇“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的注文“加草于( “于”原注作“以”, 引者誤。)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于上?!闭f明“偃”字作“教化”用。其實,這里的商是卜商,字子夏;開是漆雕開,字子開。偃是言偃,字子游。作為孔子的高足,子夏長于《詩》,子游精于《禮》,為人耳熟能詳。而漆雕開也很有名,長于《尚書》,《韓非子·顯學》就有“漆雕氏之儒”的說法。三人皆見載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誤在讀平聲之“傳”(chuan)為去聲之“傳”(zhuan),故解說迂曲,費力而義違[8]。這也關系到經典注釋或解讀的知識儲備與學術能力問題。前人有言:“詮釋之學,較古著作者尤難:語必溯源,一也;事必數典,二也;學必貫三才而通七略,三也?!盵9]博學與高明如鄧先生,猶不免如此之失,遑論其余。

虛,是虛心,不擅改,不妄動,不目空一切,不師心自用?!都t樓夢》畢竟是古典小說,被譽為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作者雖生活在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中華文化全部的精華不會體現于其親歷親見,但卻肯定是包涵在充盈其學養的間接知識與思考之中的。所以,若把《紅樓夢》當成文化經典對待,自然不能局限于曹家家史以至清史,而應從中國文化的歷史內涵與積淀中去把握。當今研究者竭盡全力,猶不能在知識經驗上望作者之項背,何況離開了具體的歷史與社會語境。最穩妥的辦法是虛心自處,小心求證,不知則闕。把眾本連同“妄人”的涂抹一起,??钡迷秸J真,恐怕離真相越遠,只能弄出一部百衲本來了。

說到經學取向,就想到古人的皓首窮經,往往被視為不繭之蠶。但今人仰仗今天信息手段的巨大優勢,企圖實現人文學科的自然科學化與技術化,恐怕也不盡可靠。黃一農先生提倡e考據,利用大數據在《紅樓夢》研究上大顯身手,被認為有“顛覆性”成效。上一代紅學研究者,他們做了一個世紀的內容,現代人通過e考據可以很快研究出來。一些學者一輩子搜集的資料,現在可以在二十分鐘中通過計算機完成[10]。其研究成果也令人瞠目,甚至讓人感到有些喪氣。難道真的如人所言,錢鍾書就不如一臺電腦嗎?其實,人文科學靠的是人的智慧與情感。從讀書來說,現代人以尋找資料為目的瀏覽檢索,與前人沉浸濃郁、含咀英華地讀書,理解把握的深度與精度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即如用兵,程不識將李廣之兵,雖可使令行禁止,軍容森嚴,但士卒因李廣待之情重而樂為之死,卻非程不識具備的。黃先生在《張宜泉先生及其所撰〈春柳堂詩稿〉新考》[11]中,頗為得意的關于“情得得”與“興悠悠”相對的e考證,說是張宜泉的《晴溪訪友》中有“攜琴情得得,載酒興悠悠”一聯,與賈寶玉的《訪菊》中的“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同有此對仗。而且通過查索《中國基本古籍庫》,“情得得”“興悠悠”無其他并用之例,便由此斷定曹雪芹擬賈寶玉詩作時,是借用了張宜泉的詩句,從而可證張與曹的親密關系,這就很值得商榷。

且不說古籍見載的文字與實際出現的用例是否相當,也不論實際存在與可能性的差距,而寫作的觸發、聯想與取材方式,就更為復雜。僅就這一對句來略加分析 ?!扒榈玫谩比诌B用,見于蘇軾《東坡詩集注·再和楊公濟梅花十首》之三:“故應剩作詩千首,知是多情得得來?!弊⒁炐莴I蜀主王建詩:“萬水千山得得來?!倍夺の迨住分骸岸耆^君,此行真得得?!弊⒁瓮酥?有說為韓退之)的“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得得,為形容行為自如、心情舒暢之詞,南朝梁何遜《西州直示同員》之“得得任心神”早已表達此意。張相《詩詞曲語詞匯釋》解為“特特”,《漢語大詞典》有一義項“頻頻”,其實都與自得的心情有關。俗語“登登的”形容腳步輕快,也不排除興奮狀?!暗玫脕怼薄皝淼玫谩?,前人詩中多用寫游覽、觀賞,“興悠悠”也為寫山水之樂的詩中所習見?!暗玫谩迸c“悠悠”,成對仗者,詩句之外,文句還有吳綺的“萬水千山,知和尚之來得得;二唐八代,任說者之論悠悠爾”,吳是清初大手筆,影響不小。蘇詩寫梅,曹代人物寫菊,觸類聯想,蘇詩又是常見熟讀之書,所謂“蘇文爛,秀才半”,“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根”?!扒榈玫谩钡某霈F,就既有觸發之處,又有新穎之感。再連帶及于詩注,托名王十朋的《東坡詩集注》更是學詩者的必讀書。所以,從“情得得”到“得得”“悠悠”之對仗,展卷而六得其五,再寫出“情得得”“興悠悠”來,并不突然。至于此用與張氏撞車,也不奇怪。張宜泉遠非一流詩人,想也讀過蘇集?!扒榈玫谩薄芭d悠悠”又并非絕佳之對,作為賈寶玉這種寫作刻意求新但終顯稚嫩的文學青年,其水平自然也難讓其臻于上流,曹雪芹代擬時,瞄準的也就是中不溜兒人等的思路。如果就此認定張、曹之關系,與劉心武先生將賈府對聯與劉禹錫詩句硬扯在一塊兒,又有何不同呢?

三、 經學取向與紅學文獻學的建構

從經學取向的態度與方法來說,紅學的成績是值得肯定的。以一部小說而獨立成學,有自身的學術范圍與體系,有較長的歷史,有專家團體、研究機構與學術園地,這些都得力于《紅樓夢》的經典地位,也得力于研究的經學取向。但是,勿庸諱言的是,紅學作為學科,仍然是比較封閉的。一個學科的價值主要不在于其學術成果的多少,而在于其能形成并輸出獨有的理論與方法,以適應自我建構或為其他學科分享。紅學研究的方法,無論是把《紅樓夢》作為古典小說,還是作為歷史的摹本;是作為文化的經典,還是作為一家之思想,所用的理論與方法,都是從其它學科借鑒來的,而獨自形成的、可與其它學科分享的,委實不多。

章學誠提出過“六經皆史”的觀點,史即歷史文獻。而經學的主干其實就是文獻學,經學的尊經態度,就是因為文獻的古老與珍貴;而治經的方法則無非整理、保存、解讀等文獻學方法。江藩在《經解入門》中談到有目錄之學、有??敝畬W、有訓詁之學、有考據之學,講的就是文獻學。這也說明文獻學在經學中的地位。作為《紅樓夢》基礎文獻與研究成果的集中和學術總結,一部《紅學文獻學》,經過不少學者的提倡、嘗試與努力,應當說已呼之欲出。周汝昌先生在《紅學文獻學》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國傳統學術,首重文獻。上文也強調過,以經學為代表的傳統學術,主干就是文獻學。但是,周先生在盛贊“紅學文獻學”的提法時卻認為:真正的紅學,起源于文獻的發現;而紅學的前景,取決于學術界對已然存在和可能發掘的一切文獻的深入研究。并舉甲骨學與敦煌學為例,說明凡顯學建立的真正基礎都是由文獻的重大發現奠定的,認為紅學的繁榮發展也奠基于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四松堂集》、曹氏密折、《懋齋詩抄·東皋集》《永憲錄》等等的發現,并歸結到只有曹學才是紅學的真核心和真本質[12]。這就限制了紅學文獻學的格局與氣象。

周先生的局限在于把發生當成了發展,起點當成了歸宿,基礎當成了基本。須知,僅靠那一堆出土甲骨、幾捆敦煌卷子,如果沒有以“四堂”為代表的研究成就,沒有從羅振玉、王國維到王重民、姜亮夫等學者的努力,是成不了顯學的。學也者,成體系之研究也。紅學也不例外,光靠研究已然存在和可能發掘的文獻,不足以形成顯學的格局與氣象。紅學研究中的宗派現象、學源近親繁殖現象、單位系統與同仁關系現象,尤其是學人的知識單一、見異不遷現象,與只盯著有限的文獻材料、在紅學內轉圈子不無關系。周先生雖然列出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作為紅學的四大支柱,而以曹學居首,關注的重點仍是曹學,指望的還是曹家歷史資料的發現。這就進入了一個循環論證的怪圈:因為《紅樓夢》的最大認定作者是曹雪芹,以此為基礎才聯系到《紅樓夢》可能的創作素材來源曹家,而曹寅便成了重點研究對象。周先生抱怨有人批評他的《紅樓夢新證》是“曹家家史”,是“曹寅年譜”,應該說是情屈理不屈的。但如若從曹家的歷史甚至清史,真能折騰出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實際證據,這研究當然很有必要。而事實是,從敦誠、敦敏到張宜泉的詩作,這些真正提到過曹雪芹名字的文字,都尚無法取得一致的認同。曹雪芹的身影還不夠清晰,由他聯結的不知誰何的父親和祖父曹寅,豈非離題更遠,更缺乏確定性?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要從曹家歷史的研究繞回來加強曹雪芹的權重,這個圈子,是繞不圓的。我們不是否認到目前為止的紅學研究成就,而是不認同所謂曹學的學理基礎。若無《紅樓夢》,曹雪芹不過一落魄文人;若不是著作權圈到了曹雪芹其人,曹寅及其家史的研究遠不會這么紅火。小說的創作,是由其所謂“本事”決定的嗎?退一步說,小說是個人創造的藝術世界,取用的現實素材也僅是大概或可能,難以一一對應確認。所以,可以說,曹學是由《紅樓夢》“作者問題”引發出來的紅學分支,絕對不能視為紅學的核心與本質。周先生在文末附記中,講到根據《詩·振鷺》的“振鷺于飛”解決曹振字仲飛的問題時,竟感嘆道:“破譯的關鍵卻是三千年傳世的經典《毛詩》!”強調文獻的重要,其實更為重要的是名字互訓的方法和研究的結論,三千年前的《毛詩》再重要,也不會成為曹學或紅學的基礎文獻。

周先生在為鄧遂夫校訂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作序時,也說過:甲戌本是紅學的源頭,正如《四松堂集》與《懋齋詩抄·東皋集》是曹學的源頭[13]。說到甲戌本,便會想到兩條著名的脂批。在“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這首被稱為“標題詩”的古體絕句旁有一條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還有一條是:“今而后,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八月淚筆?!?/p>

要真正深入研究這兩條文字,弄清楚其涵義與價值,至少牽涉到版本的問題,??钡膯栴},語言文字的問題,閱讀的問題,評點形式的問題,文章寫作的問題,年代的問題,作者的問題,批閱者的問題,創作的問題,編纂的問題,著作權的問題,文獻傳播的問題,等等。但僅從這有限的文本的字面意義,我們就有理由追問“荒唐言”與“辛酸淚”是什么關系?被云“癡”的“作者”與能“解其中味”的人是什么關系? “癡”與“味”與“荒唐言”“辛酸淚”是什么關系?“都云”者,明無人能解,只有作者自解,但下文有“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意指“作者”即能解者,是否同義反復?“作者”肯定“能解”,若是“作者”欲求能解者,也要有“辛酸之淚”,解者與作者是何關系?說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若不是“作者”,僅是“能解者”,有這么投入感情的甚至生命的必要嗎?若以為無人能解,僅作者可解,才“有辛酸之淚”,而芹“哭成此書”,以至“淚盡而逝”,芹是“作者”還是“能解者”?“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此“哭”此“淚”除為芹而發之外,是否也有“能解”之辛酸,或惋惜此書未成的遺恨?書未完,欲“再問石兄”,為何不“再問芹”?這種說法與下條“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是互文還是曲筆?“今而后,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是說芹未完成,脂亦未完工,期待來者;還是說芹脂是絕佳搭檔,成《廣陵散》式的絕唱?“石兄”是象征《石頭記》原本,還是雪芹一死而永遠帶走的未完內容?還是指雪芹本人?等等,都是疑問與問題,也是研究課題,雖自甲戌本生發,而結論卻是開放的,不可事先控制的。解讀與研究不能先入為主,不能想當然,結論只能在研究之后,這是學術研究的準則。紅學研究的實際也證實了這一點。甲戌本不能決定紅學,對其深入研究才能成學,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相反實可相成,亦如治經,既可尊經,也可疑經。通過肯定與否定的反復磨合,最后達到最大的共識。共識也許不對,真理可以是少數人掌握,但有此過程才是學術發展的必經之路。紅學不能死盯住源頭性材料,理論和方法要多元,甚至借他山之石來攻玉。說句不客氣的話,光讀《紅樓夢》的版本、脂評、曹雪芹及曹家的檔案資料,哪怕加上再高明的探佚術,也成不了紅學家,更成不了真正的學問家。相反的情況倒是,紅學以外的任何學科,其理論與方法,幾乎都能來這里試刀練場,而且往往總有所得。

紅學不像甲骨學、敦煌學那樣有一個確定的文獻基礎。紅學是一個不斷生長著的學術機體。它的基礎文獻,它的后續研究文獻,都在層累式地朝著一個目標證實:《紅樓夢》的原始文本與真正作者的確證。這一目標到達之日,也就是“紅學”終結之時。紅學的文獻,主題應該是所有與《紅樓夢》的創作包括作者、文本、背景史料、取材內容、創作手法、思想內容、藝術價值、傳播現象等等有關的全部基礎文獻與研究成果,其中研究成果尤其重要。它涵蓋的是所有紅學閱讀與研究者的全部心血與智慧,是紅學文獻學的主體與基礎,也是紅學的生命力體現。每個紅學研究者都應在紅學文獻史上留下痕跡。紅學文獻學則是紅學文獻的學術結晶,是紅學學術內涵、發展理路與理性反思的科學成果。所以,紅學文獻學的研究對象,不僅要包括起始文獻,也要包括基礎文獻,更應包括后續的研究文獻,尤其是除史料考證文獻之外,還有大量的、不斷產生的理論文獻。理論成果、理論體系,才是學術本體的靈魂。而從文獻形態來說,應包括原創性文獻、檢索性文獻、參考性文獻以及有待發掘的潛在文獻。學科結構則應包括紅學史、紅學批評、紅學解釋學、紅學主題學、紅學傳播學、紅學工具書學、紅學文化學等;學科方法除傳統的目錄、版本、???、辨偽、輯佚等,還應有文、史、哲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成熟方法及數字化技術等現代新興學科的方法。文獻學本體的目錄學、版本學、??睂W、辨偽學、輯佚學,對中國傳統學術形成一種延續與補充;而文獻形態學、文獻解釋學、文獻傳播學、工具書學等,則又可以使學術特色迭出,煥發生機??梢韵嘈?,在這個意義上形成的“紅學文獻學”,必將成為推動紅學作為經典研究的學科發展,為中國文獻學作出應有的獨特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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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M].鄧遂夫,校訂.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2.

Classics-orientation in Studies ofADreamofRedMansions

ZHANG Yun1, JI Jian-sheng2

(1. Institute ofADreamofRedMansions,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China;

2.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stitution,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The classics-orientation of research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has two-tier implications: to consider the novel as a cultural classic with worship and appreciation attitudes, and to adopt traditional classics study methods to analyze the novel, which often overemphasiz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neglect the novel text itself. The classics-orientation may finally attribut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traditional philology, the core of classics, in the novel. This article is expected to concentrate power and integrate more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Key Words:A Dream of Red Mansions; study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classics study; philology

中圖分類號:I20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05X(2016)02-0090-07

作者簡介:1. 張云(1964-),女,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編審;

收稿日期:2015 - 1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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