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何以支持與參加中共革命？

李金錚

中共領導的革命戰爭，從進行到結束乃至于今，人們從來沒有停止過追問，中共為什么取得了成功？這可以說是中共革命史的一個元典問題。原因當然是非常復雜的，甚至還存在一些偶然的因素。①美國歷史學家周錫瑞認為，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相互作用，制約并最終決定了中共革命的結果。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21, No.1（1995）, pp.54—55.盡管如此，有一點是大家都基本上認同的，這就是，農民的支持與參加是中共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沒有這一基礎性的條件，一切都不會發生，一切也無從談起。1944年，地方實力派閻錫山曾感慨：“今天共產主義者之所以能夠擁有如此強大的武力是因為有這么多的人追隨他們?！雹贙ath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Single Spark: China’s Revolutions （ New York： M. E. Sharp and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89）, p.4.20 世紀70年代以后，法國學者畢仰高認為：“農民的參與是中共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雹跮ucien Bianco , Origi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p.205.美國學者塞爾登也指出：“如果說城市各階級的立場往往決定著其他地方革命的結果；那么，農民的支持，或者更確切地說，農民和城鄉知識分子的聯盟則在中國革命中具有決定性意義?！雹荞R克·塞爾登：《他們為什么獲勝？—對中共與農民關系的反思》，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檔案出版社，1993年，第606—607 頁。

時至今日，問題的關鍵已經不是農民是否支持與參加了中共革命，而是他們為什么支持與參加中共革命？①需說明，盡管中共革命的勝利取決于農民的支持和參加，但并非意味著所有的農民都會支持和參加革命。真正參加革命的，與廣大農民相比，究屬少數。所謂“參加革命”，就是在中共革命過程中農民參加中共正規軍隊、游擊隊，或者沒有參加以上革命隊伍，但在鄉村中加入共產黨，領導農民鬧革命者，都可稱之為參加革命，這一部分農民顯然是中共革命的核心力量。所謂“支持革命”，與參加革命既有密切聯系乃至重合，但又不全是一個概念。凡是贊成和擁護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的，都應該算支持革命。但值得注意的是，農民支持革命并不一定參加革命，而參加革命又不一定擁護革命。事實上，正當中共革命發生之時，就曾有一些人對此表示難以理解。著名哲學家、鄉村建設實踐家梁漱溟就說過，中國農民散漫非常，只有個人，不成階級。將如何期望他們革命？將如何依以為基礎呢？在革命家想象他是“絕對革命”，其實他是與革命無緣的！一切勞苦群眾但有工可作，有地可耕，不拘如何勞苦，均不存破壞現狀之想，除非他們失業流落，或荒唐嗜賭，或少數例外者。然即至于此，仍未見得“絕對革命”。②梁漱溟：《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1932年4月），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4 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2—273 頁。梁漱溟所言，大概反映了那個年代不少精英知識分子的想法。更為有趣的是，即便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因為受到蘇俄革命經驗的影響，一直到1933年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到蘇區之前，大部分中共領袖仍然認為農民不是“革命”的真材實料，搞“革命”必須依賴城市的無產階級。他們無法想象單憑農民運動就可以達到共產革命的目標。③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第224、230 頁。甚或當中共革命勝利之后，依然有一些國外學者充滿了懷疑。在他們看來，按照革命的一般邏輯，農民不可能成為革命的主體，“因為無論從藐視農民而矚目于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還是就人們關于中國農民心胸狹窄、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嚴重、自私自利、蒙昧迷信的一般觀念而言”，農民害怕革命、不敢革命，或者說“不是造成革命的材料”。④范力沛：《西方學者對抗日根據地的研究》，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97 頁。然而，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農民恰恰參加了革命運動，于是他們感到特別驚奇：“中國革命的結果都太出人意料了?！雹蓠R克·塞爾登：《他們為什么獲勝？—對中共與農民關系的反思》，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07 頁。不過，也正因為這一似乎矛盾的現象，才極大激發了學者們探究中共革命史的興趣。人們不禁要問，這一切究竟是為什么？本文之主旨，即梳理以往成果關于這一問題研究的發展脈絡，尤其是理清各方論爭的焦點所在，為今后的相關研究提供一個具有理論意義的問題意識和對話的起點。我想，這也正是歷史學者研究學術史的根本目的。當然，如果由此能為當今共產黨、國家與民間社會的和諧建設提供一些參考，就更是達到乃至超出筆者的預期了。

一、土地集中、家庭貧困與農民革命

土地分配不均、家庭貧困與農民革命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系，是中國大陸學界最為傳統的解釋，也是傳統革命史觀的基本體現。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和中共革命領導人就對此作過闡述。著名學者陳翰笙，是持此觀點的代表性人物。在20 世紀20、30年代，他曾主持大量的農村社會調查，目的是論證農村經濟的全面崩潰、根本原因和中國所應走的道路。換句話說，即證明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以及土地革命的必然性，為中共革命理論和革命政策提供事實依據。即便到抗日戰爭時期，他仍然指出：中共抗日根據地存在的基礎是土地分配不均和農民貧困。華北許多的游擊區域，它的力量不是建筑在革命的農民身上嗎？華北的自耕農，和華中華南的佃農，是一樣的貧窮，一樣的受壓迫。所以他們的革命情緒，是沒有兩樣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里，佃農和自耕農的經濟地位，沒有多大分別。北方自耕農和南方的佃戶，在經濟上既是同處低落的地位，他們對于革命的要求是沒有分別的?，F在中國農民不論南北，多武裝地加入了民族革命戰爭，就表現了全國農民迫切地要脫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①孫曉村：《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與農村復興委員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84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1頁；陳翰笙：《三十年來的中國農村》（1941年1月），《陳翰笙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28 頁?？傊?，土地集中、農民貧困與農民革命之間有著天然的內在聯系。

中共革命領導人劉少奇，從土地改革的角度作出類似的解釋。1947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全國土地會議上報告指出：實行徹底平分土地的政策，直接的目的就是為了廣大農民的利益。只有發動群眾，徹底進行土地改革，才能戰勝蔣介石。我們解放區有一萬萬五千萬人口，蔣介管區有三萬萬多人口，比我們多，但蔣介石那里農民沒有翻身，在反對他，在他的腳下安了“磙子”。我們這里農民翻了身，我們腳跟站得更穩了。這樣，就將使我們與蔣介石的力量對比上發生根本的變化。我們有一萬萬五千萬人，群眾自動參戰，人力、財力、物力是無窮的。中央蘇區過去只有二百多萬人口，幾個縣的土地改革搞徹底了，支持了多年戰爭，抵住了蔣介石，直到現在還在那里搞。土地改革搞徹底，群眾發動好，力量是無窮的。①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結論》（1947年9月），《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4—395 頁。

新中國成立迄今，最具影響力的意見，依然是土地分配不均和土地改革是農民支持中共革命的基本原因。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集中地反映了這一觀點。書中指出：農民是最講究實際的，他們最關心的是關系到自身根本利益的土地問題。獲得土地，是貧苦農民祖祖輩輩以來的夢想。在中國的民主革命中，沒有武裝斗爭的勝利和堅持，談不上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沒有土地革命，沒有廣大農民的全力支持，武裝斗爭也會歸于失敗。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使他們迅速地分清了國共兩黨和兩個政權的優劣，極大地調動了他們支援革命戰爭、保衛和建設革命根據地的積極性。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自然是有弱點的，目光比較狹窄，行動比較散漫，因而有一個需要教育和改造的問題，但他們中間蘊藏著反帝反封建的巨大積極性是許多其他社會力量難以比擬的。大革命失敗后，盡管民族資產階級一度退出革命，城市小資產階級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中國革命仍然能堅持下來并不可遏制地得到發展，關鍵就在于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深入地開展土地革命。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開展敵后抗戰，發動和組織農民抗戰，同時為了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中共中央決定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同時也適當地保證佃權。經過減租減息，農民不僅得到了經濟實惠，而且增強了自己的政治優勢，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積極性。在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的新形勢，要求解放區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土地制度改革的運動，以便進一步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使正在勝利發展的解放戰爭獲得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在如此廣闊的范圍內進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經過土改運動，到1948年秋，在一億人口的解放區消滅了封建的生產關系。廣大農民在政治和經濟上翻身以后，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在參軍保田的口號下，大批青壯年農民潮水般涌入人民軍隊。各地農民不僅將糧食、被服等送上前線，而且組成運輸隊、擔架隊、破路隊等隨軍組織，擔負戰地勤務。他們還廣泛建立與加強民兵組織，配合解放軍作戰，保衛解放區。人民解放戰爭獲得了足以保證爭取勝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①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92、99、170、240—242 頁。

由上可見，中共革命的傳統解釋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農民在土地分配不均和家庭貧困的壓迫下，具有天然的革命性，此即所謂社會經濟結構決定論；另一方面，中共針對農民的這一狀況實行相應的社會經濟改革，直接促動了農民支持和參加革命。問題是，土地分配不均、家庭貧困、土地改革與農民革命之間，一定存在著天然邏輯關系嗎？

美國學者較早提出不同解釋。他們認為，土地分配不均和土地改革不是農民支持中共革命的唯一或主要原因。如中共革命史學者霍夫海因茨指出，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佃戶比例、各種租佃矛盾等結構性條件，與中共成敗之間沒有重要的關系，或只有非常無關緊要的關系。在有成就的農民組織和高地租率之間，關系不大。譬如，在佃租最高的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展農民運動最為困難，因為那里的士紳統治特別牢固，有錢人得到穩妥的保護。②Roy M. Hofheiz, 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Rural Revolution: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Countryside,1923—1927（Harvard： Ph. D. dissertation, 1966）, p.191.轉引自魏斐德著，梁禾主編：《講述中國歷史》下，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774 頁；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20—121 頁。

美籍華裔學者黃宗智，也是持此觀點的代表人物。他主治中國近代農村社會經濟史和法律社會史，在對華北和長江三角洲農村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涉及農民群眾與中共革命的關系問題。通過南北兩個地區的比較，他發現長江三角洲的階級分化要比華北地區大，租佃率也高得多，按照革命的理論預言，共產黨組織在長江三角洲應比在華北更受歡迎。然而，事實卻與之相反，共產主義運動在長江三角洲遠不如在華北平原成功。究其原因，與該地區社會分化主要存在于村民與城市地主之間，而不是村民與村民之間有關。盡管其商品化程度較高，但村社內部比華北還要均勻，所以對共產黨的組織活動不易接受。①黃宗智著，程洪、李榮昌、盧漢超譯：《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年，第315 頁。

如果說黃宗智只是提出了這一現象和基本看法，他的博士劉昶則對此進行了專門探討，學術見解可謂一脈相承。劉昶指出，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成功地建立了江西根據地，以及湖南、湖北、四川、安徽等根據地，但在江南地區從未成功地建立根據地。問題是，江南地區有全國最發達的租佃關系，70%以上的農民為佃農；又有全國最高的城居地主率。自清中葉以來，城居地主和佃農之間圍繞收租問題而展開的階級斗爭超越了村莊社區的界限，支配了地方政治。這種經典意義的階級斗爭，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這樣的階級結構似乎將有利于中共所倡導的農民革命，但事實并非如此。從1927—1930年，中共在這一地區組織了多次不成功的農民暴動，他們很快發現要在江南農民中發動抗租斗爭非常容易，但要推動農民超越這一斗爭，投入到以推翻現存秩序為目標的革命中卻十分困難。不僅如此，共產黨人還面臨著一個十分嚴峻的困難，那就是他們無法從江南農村獲得持續穩定的人力和物資的支持。一方面，他們無法招募到農民來組織自己的武裝，因為江南地區高度商業化的經濟使農民有更多的謀生機會，當兵吃餉對他們并沒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共產黨人無法在鄉村征到糧餉，因為大多數農民是佃農，他們對國家沒有納稅的義務。地主和剩余的糧食都集中在城鎮，城鎮是政府控制的中心，共產黨對此力所未及，他們在組織發動起義的初期通常無法奪取城鎮的物資來供應自己?？梢岳斫?，沒有穩定可靠的人力和物資支持是造成共產黨這一時期在江南反復受挫、失敗的一個主要因素。在抗日戰爭時期，情況亦是如此?？谷諔馉幈l后，中共也想在江南地區努力迅速抓住這個機會，它所領導的新四軍在南京淪陷后的四個月就進入江南并建立了第一個抗日根據地—茅山根據地。此后，在江南的不同地區建立和擴張了他們的游擊根據地，并歸并為蘇南根據地。但抗日戰爭并未改變江南農村的經濟社會結構，也沒有改變江南農民對當兵的看法。共產黨人仍然很難招募到當地農民來參軍，因此無法擴大他們的力量?；诖?，加之其他政治、軍事的因素，中共決定把華中主要的抗日根據地放在蘇北而不是江南。從地理和社會經濟的角度來說，蘇北是華北平原的一部分。與江南相比，蘇北在戰略上更為安全，因為它遠離日寇占領的主要城市，共產黨還可以在這里找到一個更為有利的生存環境。雖然蘇北比蘇南要貧窮得多，但由于在當地貧苦農民中很容易征募到兵員，所以在建設根據地和擴張力量時并未遇到嚴重困難。①Chang Liu,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Rural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Yangze Delta,1850—1949（ UK： Routledge , 2007）, pp.91—113,165—190；劉昶：《在江南干革命：共產黨與江南農村，1927—1945》，《中國鄉村研究》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13、118、133 頁。

周錫瑞也發現，土地分配與革命運動沒有必然聯系。周氏曾以研究義和團運動、辛亥時期的兩湖革命而知名，后來也研究過陜甘寧邊區，從而構成其革命史研究的系列成果。通過對陜甘寧邊區的實地調查和研究，他認為，地主的剝削并沒有直接導致革命。不僅如此，革命運動的發展與地主擁有土地的面積還成反比。如無定河一帶，地主占有土地最多，米脂、綏德尤其顯著，但抗戰以前，革命運動在這一帶的發展卻微乎其微。即使是1940年以后，王震的部隊趕走了米脂和綏德的國民黨勢力，共產黨在地主勢力占統治地位的村莊仍沒什么影響。雖然那里的黨員大部分是抗戰期間入黨的，但身份是秘密的，直到1947年以后才公開，但還不是所有的人都敢露面。②周錫瑞：《從農村調查看陜北早期革命史》，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542 頁。

美國學者胡素珊甚至認為，中共進行土改之后，農民更不愿意參加革命了。一些干部抱怨，土改以后征兵甚至比土改之前還難，農民只想留在家里享受斗爭成果，特別是因為這一成果中還包括了一塊土地。①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譯：《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340 頁。

繼美國學者之后，近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和中外交流的日益擴大，一些大陸學者也開始重新審視中共革命史，進而顛覆了傳統解釋。其中，以王奇生、黃道炫的研究較為引人矚目。

王奇生以大革命結束后的廣東地區為例，認為地主的壓迫剝削與農民參加革命并不構成必然關聯。參加革命踴躍的鄉村往往是一些偏僻的小鄉村，這些鄉村自耕農居多，一般沒有或少有豪強地主，中共組織力量容易滲透進去；而一些地主勢力占統治地位的大鄉村，中共勢力不易打入，農民多受族長、耆老等豪紳地主的控制，革命運動不易開展。②王奇生：《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 期，第40—41 頁。

黃道炫以土地革命時期的蘇區為例，也提出土地分配與農民革命沒有必然聯系。他說，當人們習慣地將地主、富農占地比例加以夸大的時候，實際上就預設了這樣一個前提，即土地革命的可能和土地集中程度是成正比的。但東南地區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許多論著認為的那樣嚴重，最具影響的中央蘇區所在地閩、贛兩省更屬于土地分散區域，而且根據江西的調查，蘇區、游擊區和白區各村莊土地占有也與土地革命呈現負相關狀態，即蘇區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有關研究將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聯系的習慣做法，在這里并沒有得到充足的證據支持。其實，中國農村中大地主無論是地理距離還是心理距離都和普通農民拉開較大，其對佃農的壓榨程度往往相對較輕，恰恰是中小地主在與佃農及普通農民的密切接觸中，易于產生利益沖突。所以，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觀念似乎并不具有充足的說服力。不僅如此，黃道炫還強調，貧困與農民支持中共革命之間也沒有必然的邏輯性。他說，從貫穿中國歷史的角度看，貧窮確實是農民屢屢尋求變局的一個基礎性原因，20 世紀初以來隨著人口增加、外國資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農村貧困的趨勢，尤其使農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過，貧窮是革命的溫床，但貧窮并不一定意味著革命，何況作為土地革命集中地區，東南乃至贛南閩西和中國西北乃至北方廣大地區比，生存環境也不能算是很惡劣的。因此，雖然東南地區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與農民間關系緊張、農民日益窘困等種種導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國其他地區比，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尚不足以說明何以正是在這一地區形成蘇維埃革命的巨大聲勢。①黃道炫：《一九二〇—一九四〇年代中國東南地區的土地占有—兼談地主、農民與土地革命》，《歷史研究》2005年第1 期，第35、49—50 頁。

其他學者如黃琨、王友明、陳耀煌等，也分別提出了大致類似的意見。黃琨以蘇區革命根據地為例，認為土地集中、家庭貧困與農民革命并無必然聯系。他指出，在“愈窮愈革命”的意識形態中，貧窮的農民毫無疑義是中共忠實而又堅強的后盾。不過，事實上，貧困并不是農民參加革命的唯一理由，否則無法解釋為什么只有一部分農民參加了革命。因為經濟地位同參加革命之間并不形成固定的關聯，破產的農民并非只有革命這一條道路可以選擇，很多人就加入了土匪的行列；相反，富裕農民出于多種目的，對革命也并非完全排斥。革命農民固然出于對物質利益的渴求，但傳統的價值判斷和道義準則仍在考慮之列，革命所面臨的風險也常使他們邁不出革命的腳步。只有當革命的口號與農民的個體生存感受產生共振，并且革命的組織能夠提供給農民所需要的安全感時，才能吸引他們加入。正是農民會從自身的生存性感受出發，各地的土地占有、賦稅收取情況的差異會造成同類型的革命運動在各地的不同遭遇。如果僅僅認為土地革命的開展使貧苦農民得到土地是共產黨獲得農民支持的原因，就忽視了事情的復雜性。不僅如此，在自耕農占居優勢的地區，由于苛捐雜稅繁重，自耕農更傾向于革命，革命組織發展很快。雖然不必得出自耕農是最積極的革命者的論斷，但“怨恨心理”的確在參加革命者的動機里起著重要作用，構成了他們參加革命的原始動機。尤其是捐稅，不僅給貧苦農民帶來痛苦，對于富農、自耕農甚至中小地主亦是同樣，而后者的態度也是傾向革命的。在他們看來，減低租稅就意味著革命的成功。盡管怨恨心態并不能使農民直接走向革命，但當革命的目標指向與其吻合并在他們認可的情況下，他們就會是革命的擁護者或是參加者，革命這種形式提供了他們解除以往的無能感，進行報復的重要平臺。①黃琨：《從暴動到鄉村割據：1927—1929—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建立起來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摘要第2 頁，前言第1、7 頁，正文第45 頁。

臺灣學者陳耀煌以大別山區鄂豫皖根據地為例，認為困苦的環境固然有助于中共農村根據地的建立，但中共農村根據地所以在某一地區建立，并不必然意味著該地農民生活困苦，兩者之間并非總是互為因果的。中國農村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有階級矛盾、外來軍隊與當地群眾之間的矛盾、宗族間的矛盾等。不同地區的人民有不一樣的感受，有的人可能對階級壓迫感受較深，有的人則對苛捐雜稅等政治壓迫感受較深。在大別山地區，鄂豫皖蘇區的建立并不代表這一地區就存在著嚴重的階級矛盾，復雜的環境使得中共不可能僅僅以土地革命的口號就能動員農民為其所用?；剜l策動農民暴動的黨員，大多是借由地方精英的地位及關系來動員農民群眾，并不曾向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或政治的宣傳。下層農民群眾所以參加暴動，并不代表他們對共產黨或土地革命政策有任何的信仰或認識。②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2年，第27、53、187 頁。

與南方相比，華北農村是自耕農集中的地區。王友明對中共在山東莒南縣的土地改革進行深入研究，也認為土地改革對農民支持革命未起到什么作用。他說，傳統黨史編纂中，認為農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自然就有了參軍支前的要求，在土改與參軍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系。但大量材料顯示，事實并非如此簡單。從參軍動機上看不出因實行了減租減息、分配了土地就產生了擁軍支前、參軍參戰的要求。也正因如此，才使黨組織將參軍支前工作經常列入中心工作范圍，動用各方面的力量，甚至包括地主、富農等所謂“上層”力量，全方位動員，以達到完成參軍任務的目的。當然，他并非否認土改對參軍支前的作用，只是認為農民分到土地之后，并不是積極主動地參軍支前，而是通過黨的各級組織以及在減租減息和土改過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強化的各種細密的組織動員而實現的。①王友明：《解放區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東莒南縣為個案》，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109、114 頁。

那么，到底是哪些動力促使農民支持和參加中共革命呢？以下解釋提供了認識這一問題的多面性。

二、社會經濟改革與農民革命

盡管上述學者認為土地分配、家庭貧困與農民革命沒有必然聯系，也就是說，農民革命不具有天然性，不過大多數學者仍然承認，中共進行社會經濟改革，給農民看得見的物質利益，是農民支持中共革命的重要原因。所謂社會經濟改革，既指土地改革，也涉及減租減息、減輕賦稅等措施，還包括給農民必要的社會尊重和社會地位?？梢?，這些學者的看法，既與中共傳統解釋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一致之處，但對社會經濟改革的解讀視角又有所不同。

其實，早在革命年代，中共革命領袖以及國外記者就提出了這一觀點。

毛澤東在1934年1月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報告指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么？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要來進攻紅色區域，廣大群眾就要用生命同國民黨決斗。這是無疑的?！雹诿珴蓶|：《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124—125 頁。

美國著名記者斯諾1936年訪問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明確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中共的社會經濟政綱是革命政黨與那些因為赤貧而將土地、糧食和生存放在首位的農民建立起密切關系的關鍵。美國外交官謝偉思1944年訪問延安后也認為，農民支持中共的基礎在于中共的社會經濟政綱具有民主性，就是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農民愿意與中共軍隊一起戰斗，因為他們認定共產黨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戰。①馬克·塞爾登：《他們為什么獲勝？—對中共與農民關系的反思》，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08 頁。

抗戰后期和國共決戰時期，哈里森·弗曼、根德·斯坦、白修德和安那莉·雅科比所寫的關于共產主義運動的著作，認為中共成功動員農民的關鍵在于他們在農民中間推行民主。白修德和雅科比說：“對于世世代代被整天役使、欺詐、毆打的農民，如果你將他們當人看，征求他們的意見，讓他們選舉地方政府，讓他們自己組織警察和憲兵，自己來決定稅額，自己投票來減租減息，如果這些事情你都做了，農民們便有了戰斗目標，而且他們會為了保護這些權益而與任何敵人作戰，無論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雹诎仔薜潞桶材抢颉ぱ趴票龋骸吨袊坐Q》，轉引自馬克·塞爾登《他們為什么獲勝？—對中共與農民關系的反思》，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08 頁。

如果說斯諾和謝偉思等人的觀點還只是親身經歷者的看法，而到20 世紀70年代以后，不少外國學者也傾向于社會經濟改革的解釋，不過其分析視角與中共傳統解釋有所不同。也就是說，他們雖然否認土地分配等社會經濟結構與農民革命之間存在著天然聯系，但又認為中共社會經濟改革對動員農民革命起了重要作用。這種看法在西方學者看來，屬于“社會交換理論”，內涵道德經濟論和理性經濟論兩個方面，總之就是通過給農民最急迫的實在利益換取他們的廣泛支持。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革命史專家斯考切波對法國、俄國和中國革命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在這幾個國家的革命中，農民的目標與先前農民在起義或暴動中的目標并沒有什么內在的差異。參與這些革命的農民，并沒有轉向追求建立全國性新社會的激進愿望，也沒有成為全國性的有組織的自為的階級。相反，他們所奮斗的是一些具體的目標—通常都涉及獲得更多的土地，或者是擺脫那些索取其剩余財產的特權。農民是在既有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中來認識自身的，因此他們在這種環境中所提出的這些目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國，農民被中國共產黨重新組織起來，然而即使到那時候，中國的農民所追求的還是具體的、直接的目標，這些目標與他們在歷史上的暴動和起義活動中所追求的目標并無二致。如果共產黨沒有表現出是為農民利益而斗爭，并且采取符合農民習慣的地區主義習慣的方式而行事的話，農民是不會情愿更不會堅定地為紅軍提供這種支持的。①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等譯：《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3—144、304—305 頁。

另一美國政治學者湯森指出，中共提出了比較傳統的農民經濟要求和社會正義觀念，共產黨人對社會和經濟變革的承諾，特別是他們所許諾的土地改革，是該黨歷史上許多時期獲得大眾支持和吸引他們加入革命的一個根源。②湯森著，顧速等譯：《中共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 頁。

美國歷史學者卡特福特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為例認為，中共獲得了少數農民的支持和多數農民的順從。社會改革，特別是減租減息和統一累進稅政策，是農民參加群眾組織和中共政權活動的根本原因。邊區的征稅、征兵和對鄉村的控制，都有賴于社會經濟改革政策的實行。③Kathleen Hartford，Step by step: reform,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the Jin-Cha-Ji border region, 1937—1945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ty,Ph. D. dissertation, 1980）, pp.56,129,139,405—415.

另一美國歷史學者范力沛的解釋更加詳細。他認為，在中共抗日根據地，共產黨人經受住了日本的強化治安和鎮壓時，大部分觀察家將其歸功于群眾動員和民眾支持，并將這種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義或社會經濟改革和“群眾路線”。無疑這兩種因素都起了某種作用。不過，實際上日本人的暴行，使民眾變得冷漠，甚至與他們合作，削弱了對中共的支持。對于社會經濟改革和群眾路線，也要看到，必須給農民看得見的實際利益，又不承擔過多風險，才能組織起來。比如，中共每到一處都設法緩解農民對服兵役懷有怨恨與不信任，使每個人都熟悉年輕人在田間勞動而于必要時保衛家園的觀念。特別是，如果他們的家庭得到某些減稅優待，莊稼有人幫助照料，并被給予對子弟兵做出貢獻的光榮。范力沛還強調，共產黨領導人對一個地區的條件是否使農民受更多剝削，生活更為悲慘，并不感興趣。因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相信，只要黨有機會堅持在那里活動，原則上根據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鄉村中每個地方都不乏悲慘與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變革。如果說租佃率在華北地區相當低，減租政策的吸引力有限，還有其他的問題、其他的剝削形式可以代替。事實表明，最成功的根據地位于較為貧窮的地區，或者就在傳統的匪區。①費正清等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715、744—747、770 頁。

還有學者認為，賦稅壓迫和賦稅改革與農民支持革命有密切的聯系。顯然，這也是社會經濟改革的一部分，只是被更加強調和突出罷了。

日本學者岡徹男、馬場毅認為，普通的貧雇農缺少民族意識。比如對日本打垮韓復榘，普通農民就可能幻想，可能不再征收賦稅、強制勞動；對日本侵略直接或間接地威脅了農村統治者地主的安全，也心中竊喜。中共對農民的吸引力不只在于抗日愛國，而是社會經濟方面的改良，例如累進稅給貧雇農和中農很多好處，這是中共得人心的基礎。②片岡徹男：《中國的抗日與革命：共產黨和第二次統一戰線》，轉引自周錫瑞：《從農村調查看陜北早期革命史》，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537 頁；馬場毅：《抗日根據地的形成與農民》，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96—99 頁。

美國學者塞爾登認為，中國革命的動力在于被剝削的農民群眾，農民階級是通過社會經濟改革發生革命轉變的。不僅如此，相比而言，賦稅改革比減租減息更為重要，賦稅改革是聯結中共和農民的紐帶。因為，第一，華北和華中大部分根據地的地租率本來就低，大多數家庭并未受到減租的影響；第二，農民們長期以來義憤最大的是人頭稅；第三，中共在激烈爭奪的地區包括在日本占領過的地區所建立的根據地，從未成功地實行土地改革，而賦稅改革則廣泛地實施了。由此看來，收入差別的縮小幅度比擁有財產的縮小幅度要大得多。由于對赤貧的人免除了全部賦稅，對相對貧困的大部分家庭減輕了賦稅負擔，這種賦稅改革便成為聯結中共和農民的紐帶。③馬克·塞爾登：《他們為什么獲勝？—對中共與農民關系的反思》，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12 頁。

另一位美國學者撒克斯頓，先是以太行山區為例，認為農民對民族救國宣傳并不感興趣，抗日和推翻國民黨都不能自動導致農民支持中共。如果不是從地主那里恢復農民的生存條件，如果不是迫使地主對農民的減輕剝削，緩解農民的饑餓，中共就不可能獲得農民的支持。①Ralph A.Thaxton, “On Peasant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Resistance： Toward a Theory of Peasant Mobilization and Revolutionary War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oder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1 （1977）, pp.30—32,55—57.后來又以冀魯豫邊區為例，認為地主剝削和階級不平等造成了農民的苦難，共產黨通過減輕社會苦難和農民疾苦的政綱贏得民眾，這兩種解釋都無助于解釋共產黨的力量在華北落后平原的冀魯豫交界地區的興起和發展。它們都沒有考慮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中央政府在農村的變幻無窮的稅收政策是導致民眾反叛的因素之一，沒有論證民眾反對蔣介石苛捐雜稅的內戰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反抗日本的國際戰爭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在日本侵略這一地區前的十年中，中央政府財政部轄下的鹽警企圖對鹽業市場實行壟斷并壓制農民制造土鹽，激起農民造反，1934年后是國民黨政府的行為而非共產黨的宣傳造成農民的反叛。他們通過集體反抗斗爭迫使國民黨縣官承認他們制鹽的權利。在二戰期間，共產黨充分利用了這一有利形勢，一方面共產黨重申他們維護農民制鹽和賣鹽的權利，八路軍設立制度確定這一權利；另一方面，利用戰爭緊急狀態用較好的武器武裝起鹽農來反抗日本侵略者。而制鹽農民也明白，如果大戰結束國民黨稅警重新回來壓制他們生產土鹽，壓迫他們的市場經濟，他們能夠用這些武器來對付國民黨政權，維護他們的市場。②Ralph A.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 an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pp.319—329；撒克斯頓：《1931—1945年冀魯豫邊區的民眾起義和共產黨政權》，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00—603 頁。

相比而言，大陸學者對社會經濟改革與農民革命的聯系的學術研究，反而較少，也可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無須論證。管見所及，只有黃道炫的研究較為深入。他盡管不認為土地分配、家庭貧困與農民革命有著必然關系，但同時又指出，在中央蘇區，要理清中國農村土地革命的動力，理解農民對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義。在土地分配存在著相當不平衡的情況下，作為基本的生存要素，擁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農民衷心的期盼。所以，當土地革命廣泛開展后，沒收地主土地在農民中平分，對農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對土地的渴望是農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驅動。農民作為被“發動”的革命者，其階級意識和自覺的階級對立是在中共領導的土地革命中逐漸發展起來的。此外，黃道炫還從社會平等、尊嚴等角度，提出新的解釋。他認為，蘇維埃革命為農民提供的平等、權利、尊嚴，也是農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視的政治、心理原因。蘇維埃革命前后農民的精神狀態變化，當時多有反映。這種狀況和蘇維埃革命為普通農民提供的政治訓練、社會角色、活動空間及社會政治地位流動直接相關。資料顯示，當時中共在各個群體中受到擁護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婦女、少兒、青年、中年、老年，而這恰恰和蘇維埃革命前后權利、地位發生變化的大小是一致的。千百年來一直被忽視的普通農民第一次走入社會政治活動中并成為主導者，其產生的影響、震動絕非尋常。①黃道炫：《一九二〇—一九四〇年代中國東南地區的土地占有—兼談地主、農民與土地革命》，《歷史研究》2005年第1 期，第50—53 頁。

三、民族主義與農民革命

與中共革命的另兩個歷史階段—土地革命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不同，抗日戰爭是全中國的民族抗戰，中共革命作為整個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了民族革命的性質。也正因為此，民族主義與農民革命到底是什么關系，一直是中共革命史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

有關爭論，主要發生在美國學者之間。早在1940年，曾任燕京大學教師的美國人喬治·泰勒，在對中共華北游擊隊親身觀察后認為，日本侵略為中共在農村掀起全國性運動提供了大好時機。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共與農民關系的關鍵是戰爭引起的民族主義而不是中共的社會經濟綱領。②馬克·塞爾登：《他們為什么獲勝？—對中共與農民關系的反思》，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08 頁。這一觀點與前述同一時期美國外交官謝偉思的觀察顯然有別。

到20 世紀60年代初，美國學者詹姆斯·約翰遜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學術研究。他認為，中日戰爭爆發之前，經濟剝削、軍閥戰爭、自然災害等不足以催生農民群眾運動。在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中共鼓吹“激進”的土地革命遭到失敗，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因為當中共游擊戰爭僅在貧農和佃農中間有吸引力，而疏遠了中農、富農和地主，它是很難穩固的。但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民族矛盾突出，中共停止了激進的土地革命主張，改為減租減息政策，鼓勵所有愛國的人民進行抗日，結果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也就是說，在抗日根據地，是日本侵略動員了北方農民，農民支持中共革命，支持游擊戰，主要取決于他們對敵人的仇恨。共產黨是依靠農民的愛國主義精神，贏得了普遍的擁護，奪取了政權，而與中共領導建立共產主義、民族國家的目標以及推行社會革命無關?？傊?，在約翰遜看來，民族主義比激進主義更有號召力，如果沒有日本侵略帶來的暴行和剝削，中共將與江西和其他老根據地一樣遭到失敗。共產黨起來掌權應理解為一種民族主義運動，中日戰爭的到來對中國共產黨是件僥幸的事。①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s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pp.2—7,16—19；Chalmers A. Johnson, “Civilian Loyalties and Guerrilla Conflict,”World Politics, Vol. 14, No. 4 （1962）, pp.657—658；范力沛：《西方學者對抗日根據地的研究》，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國抗日根據地國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96 頁。

約翰遜的研究一經發表，立即引起學術界的強烈反響。對日本暴行是否導致了中國農民的民族愛國主義，贊同者有之，批評者更多。而在前節所述中，支持社會經濟改革與農民革命關系密切看法的學者，幾乎都對民族主義與農民革命的關系表示了質疑。

實際上，最先對約翰遜的觀點提出批評的是唐納德·紀林，并引發了關于中國共產主義勝利根源的大辯論。與約翰遜相反，唐納德·紀林以山西為例指出，在日本大規模侵華之前，中共就因為增加了群眾的社會經濟利益，而獲得了他們的支持。日本侵華之后，中共力量的擴大也不是農民民族主義，而同樣是社會經濟改革的結果。當日軍進攻山西時，抗日主力不是中共，而是閻錫山軍隊和中央軍。如果農民渴望打敗日本，理應擁護閻軍和中央軍。然而，事實上，在晉北戰斗中，因為工錢高，農民還為日軍挖掘戰壕、修筑工事。在臨近前線的地方，村民甚至躲避中國軍隊，拒絕賣給他們食物，對傷病員不予理睬。他們甚至認為，中日戰爭不過是另一場軍閥之間的爭奪。尤其是閻軍南撤時，到處掠奪，糟蹋百姓，以至于農民對他們的畏懼比日軍有過之而無不及。相比而言，中共部隊卻受到普通農民的歡迎，但主要不是因為抗日，而是中共實行了徹底的社會經濟改革，農民得到了好處。①Gillin Donald, “Peasant Na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3, No.2（1964）, pp.277, 280—281, 288；Chalmers A.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Biography of a Book,”China Quarterly,No.72 （1977）, p.780.

卡特福特和馬克·塞爾登的看法，也頗有針對性?？ㄌ馗Ｌ卣J為，日本侵略初期，對中共政權和政策的最早支持幾乎全是來自農村上層和底層。農村上層比其他階層更具有民族主義激情，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都是大學生、中學生和其他知識分子，或者是地主、小資本家和富農。他們的文化程度較高，在日本人的侵略中損失較大。雖然這些人并不是革命事業可靠的、無私的戰士，但由于在初期不易得到農民的支持，中共別無選擇，只好大量吸收他們。所以，中共抗戰初期發動農民運動是非常困難的。在農村社會的另一端，游民、流氓或其他粗野之徒也比較容易被動員起來反對外來的侵略軍或地方的當權者。而其他多數人即一般群眾，則抱著“等著瞧”的立場。百團大戰引來的日本大掃蕩，使晉察冀邊區的多數村民疏離了中共隊伍。也就是，它一方面直接地將農民從中共運動中嚇跑；另一方面也間接地削弱了農民對邊區政府的信心，不僅包括農民對于八路軍和民兵有能力抵抗日軍的信心，還有農民對于中共社會改革綱領的信心。由此，中共社會經濟改革政策的實施，變得相當困難。②Katheen Hartford, “Repression and Commmunist Success ： the Case of Jin-Cha-Ji, 1938—1943,” in Kath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ed.）, Single Spark: China’s Revolutions （ New York： M. E. Sharp and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89）, pp.94—95, 100—112；畢仰高：《抗日根據地中農民對中共動員政策的反應：一些西方的觀點》，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43—644、647 頁。

塞爾登也認為，約翰遜的“民族主義”理論存在著無法理解的缺陷。首先，這一理論以社會動員來定義的民族主義在1942—1943年幾乎難以想象，因為這幾年，華北根據地的人口從4400 萬人降至2500 萬人，八路軍從40 萬人降至30 萬人，90%的平原根據地落入日本人手中?？梢?，日軍的進攻遠沒有起到動員民眾的作用，而是使廣大民眾脫離抗戰隊伍，甚至還遷怒于抵抗運動，指斥抗戰激怒了敵人。另外，如果說“農民民族主義”是決定性因素，那么，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戰時無政府狀態”中，為什么得益者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戰爭爆發的時候國民黨畢竟處于統治地位，得到國際承認。像在美國、英國和德國那樣，居于統治地位的政黨是很便于從戰時民族主義中獲益的，中國卻沒有這種優越性。所以，約翰遜解釋不了為什么是共產黨而非國民黨成功地建立了后方根據地。①馬克·塞爾登：《他們為什么獲勝？—對中共與農民關系的反思》，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10—611 頁；馬克·塞爾登等：《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81—284 頁。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的華裔學者何高潮，對約翰遜的觀點也做了評論。他認為，約翰遜試圖從“民族主義”和“權力真空”的角度出發，去解釋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成功地發動農民運動的根本所在。這種解釋的確抓住了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的兩個重要方面，比起那種把革命作為一種社會病態去理解的“自然歷史”學派要更為貼切于歷史真實。但是，問題在于，對具體社會歷史條件的把握并不能代替對人們在歷史過程中的行為的分析。同樣的社會條件下往往會同時存在著并非唯一的行為選擇。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行為選擇互動性，常常使歷史在看起來非常簡單的結構性條件下，演變出令人眼花繚亂的復雜過程。約翰遜的解釋正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忽略了這種主觀能動性和策略互動性。因此，它并不能幫助我們了解，在同樣的權力真空和農民的反日民族主義的條件下，為什么是中共而不是其他政治力量能成功地把農民動員起來，不僅去從事抗日活動，而且去參與廣泛的社會革命性變革。實際上，如何把農民對日軍侵略的仇視上升到民族主義的高度，并把它變成對一種特定政治力量的支持，是一個并非簡單的過程。即使我們把農民對日軍的仇視簡單地等同于農民民族主義，我們也只能解釋農民與中共在反日問題上的同仇敵愾，但卻不能解釋他們以及他們與地主等其他鄉村勢力之間在社會革命過程中的復雜關系。①馬克·塞爾登：《他們為什么獲勝？—對中共與農民關系的反思》，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10—611 頁；馬克·塞爾登等：《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第281—284 頁。

比較而言，中國大陸學者對此關注很少。只有兩位學者對此作了較多的分析。劉一皋認為，從華北事變前后的農民動員結果來看，當對生存的直接威脅到來之前，單純的民族主義的號召在農村要受到多種條件的制約，并無一呼百應的效果?？箲鸪跗?，華北農民的自發反抗和響應動員積極參戰的英雄事跡，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抱怨民眾動員水平低、政府軍隊軍紀敗壞和土匪的趁火打劫，使得日軍未遇到多少抵抗便長驅直入的事例，也許更多。民族主義是一種強烈而且穩定的文化情感，在嚴重的外來壓力下，可以成為政治動員的有效手段和宣傳口號，但不是組織動員群眾的重要內容。整體而言，農民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處于弱勢地位，是社會上的弱勢集團，農民只有在一定條件才能響應外部動員，結成有效的組織聯系，不畏犧牲奮起反抗，成為社會變遷中決定性的力量。也就是說，當戰時條件一旦具備，民族主義號召的動員釋放出的巨大威力難以估量，而且成為整個戰時乃至戰后各種政治、經濟群眾運動重要武器。具體說，就是當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根據地政權成為華北敵后的國家象征，農村社會有了新的力量基點，民族主義口號才變得堅實有力。戰時社會改革是在民族戰爭過程中進行的，使得中國社會變遷以及對于民主的認識，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他還指出，盡管農民中可以產生自發的民族主義的反抗，但都只能分散地發生于局部區域，規模小，且難以持久，只有外部力量的有效發動，農民才能在抗戰中發揮巨大的作用。②劉一皋：《農民動員與社會變遷—華北事變前后之農村社會分析》，中國現代史學會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113、124—126 頁。

與圖2相比，產物在2 997，1595和1 513 cm-1處的3個苯環特征吸收峰依然存在，1 595和1 419 cm-1處為—NO2的伸縮振動特征吸收峰，2 234 cm-1處腈基—C N的伸縮振動特征吸收峰消失。圖3中，在3198 cm-1處出現了N—H的伸縮振動特征吸收峰，在1595 cm-1處出現了—C═N的伸縮振動特征吸收峰；由于官能團為共振式，在779，705 cm-1處的2個峰為—NH2的伸縮振動特征吸收峰。上述譜圖的特征吸收峰證明產物為對硝基苯甲脒。

著名歷史學家魏宏運的看法有所不同。盡管他也認為有些農民麻木不仁，乃至作了漢奸，但對大多數農民的民族愛國主義情感高度肯定。他說，抗戰開始后，農民一盤散沙，不關心戰爭的不乏其人。一些農民害怕參軍或參軍后開了小差，需要做說服動員工作。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農民認識到客觀現實，特別是日軍殘暴的鐵蹄踏上自己的鄉土，野蠻本性暴露無遺時，農民怒火滿腔，加之抗戰勇士壯烈犧牲和無辜民眾慘遭涂炭，更激起了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國破家亡，這是再淺顯不過的道理。農民因此很快認識到，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引頸待斃不如拼個你死我活，坐著死不如站著生。所以，假如說，農民對戰爭漠不關心，是與事實不符的。被戰爭激怒的廣大農民，作為中國人，其情感是無法抑制的。他們對戰爭并不是持消極態度，沉默不言，而是表現了自己鮮明的立場。戰爭教育了農民，使他們產生了忘我無私的思想。以上可以說代表了農民的總體意識。如果要問，華北農民想的是什么，可以肯定地回答，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解放，想的是自己及其家人的生存和自由。但是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呢？當然不是，麻木不仁的人有沒有？有的，甚至還有當順民的思想。但這只是個別的。為什么有些農民沒有民族氣節，充當了日本的漢奸？主要是這些人經不起金錢的誘惑，以至受日軍的驅使。①魏宏運：《抗戰第一年的華北農民》，《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1 期，第12—25 頁。

四、中共動員與農民革命

也許可以這樣說，無論是土地分配不均、苛捐雜稅繁重，還是土地改革和減輕賦稅等社會經濟改革，以及民族主義情感的上升，都可能對農民支持和參加中共革命起了一定的或重要的作用，或者至少是一個輔助性因素。與此同時，還有學者強調中共動員和組織工作的重要性，認為以上因素之所以能夠發揮出作用，與此有密切的關系。

美國學者霍夫海因茨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生態和接納共產主義訴求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相互關系。相反，革命在一些地方的極大成功，只是由于共產黨碰巧在那些地方建立了組織?；蛘咭部梢哉f，革命成功的條件基本是人們行動的產物，而不是社會結構、經濟或人口的確定不移的事實。①Roy M. Hofheinz,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it Success ：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1945,” in A. Doak Barnett（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pp.73—74.也就是說，中共在這些地區的動員是最重要的原因。

美籍華裔政治學者鄒讜，在霍夫海因茨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我們是否可以在史實、事件、事變、巧合等中間，發現結構約束與人的選擇之間的關系。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可以描述在既定社會經濟結構下人的選擇的范圍所在。這種關于人的選擇和行動的理論，或許要比在結構決定論或徹底的主觀決定論基礎上所引申出來的歷史視野更為有利。鄒氏將此稱為“結構約束范圍內的人的選擇”，并進一步引申，中共革命并不是自發的，它是在極端不利的條件下制造出來的。中共的勝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其靈活的戰略策略。除非行動者認識到現存社會經濟結構對他的選擇具有結構性的約束，并使自己的選擇與這種約束相適應，他將不可能取得勝利。②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第122、124、145 頁。這就是說，盡管社會經濟基礎有助于革命的發生，但如果不是中共進行主動選擇和行動，也不可能成功。

曾在美國加州伯克利獲得博士學位的臺灣學者陳永發，對中共華中、華東抗日根據地有深入的研究。他認為，發動農民并非約翰遜所說的民族主義那樣自然而然和簡單。在日本綏靖區，不存在什么農民民族主義。有時農民甚至將新四軍當作土匪，有時將日本軍隊當作前來恢復秩序者表示歡迎。應該說，中共推行的社會經濟綱領、再分配政策符合農民的利益，對發動農民抗戰發揮了作用。不過，就總體而言，中共在抗戰時期的農村運動，主要取決于對農民的操縱和對地主的鎮壓。他從“斗爭”以及對斗爭操縱的角度，來解釋中共農民運動的成敗。中共不僅與作為革命對象的地主之間有矛盾，而且與所依靠的主要革命力量—農民之間，在利益權衡、目標設立、行為規范等方面也存在著各種矛盾。中共一方面以無情的打擊方式控制地主，另一方面通過召開斗爭大會等形式，操縱農民的情緒，使本來與地主并無仇恨的農民，敢于拋棄傳統倫理規范的約束，參與到斗爭地主之中。①Yungfa Chen，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pp.99, 513—514 ；周錫瑞：《從農村調查看陜北早期革命史》，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537 頁；費正清等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第734 頁。

澳大利亞學者古德曼指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黨對軍隊和政權的掌握是至關重要的?？谷崭鶕氐慕?，自上而下依靠軍事和政治的支持，至少比社會變革重要。一般來說，每個根據地都有一個明顯的方式，建立政治秩序和制度優先于對社會變革做的嘗試。②古德曼著，田酉如等譯：《中國革命中的抗日根據地社會變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 頁。他還通過對太行邊區黎城縣離卦道暴動的研究認為，中共并不能任意為所欲為，即便在其統治最為穩固、集中了大量干部和積極分子的地區，也有對中共領導與組織的挑戰?；诿褡逯髁x的民眾支持是不可靠的，日本人的殘暴行為擴大了中共與民眾的距離。中共必須盡最大努力，才能使其政策得以實施，并得到政治與軍事的極大支持。③David S. G. Goodman, “The Licheng rebellion of 1941,” Modern China, Vol.21,No.1（1997）, pp.216—217, 240.

中國大陸也有少數學者對此進行了闡述。中國蘇區史專家何友良指出，農民的奮起、革命的發生，除了貧困的社會根源之外尚須另一個必備的條件，即有先進的個人和組織、新的思想理論來揭露社會的腐敗、人民的困苦和規劃革命的道路。沒有這個條件，革命不可能成為現實運動，農民也很難相率奮起。這也可以解釋為，在中國的任何地方都充滿了貧困和壓迫、不滿和疏離的同樣條件，但為什么蘇維埃革命運動僅在一部分地區發生而未成為全國性運動，為什么蘇維埃革命的發生地并不全是或多半不是全國最貧困的地區。從根本上說，農民群眾的熱情投身于社會變革斗爭，是中共廣泛深入動員的結果。動員給他們輸入了新思想，使他們產生了新認識，進而影響或改變了他們的眼光與行為。動員和爭取農民的基本做法，是讓理論宣傳深入下層群眾，以消滅地主武裝等實際斗爭“搶取”群眾，以及用動員起來的群眾力量去影響尚未覺悟的群眾。除了地方黨用抗租抗債抗捐抗稅來發動斗爭，組織游擊隊來武裝群眾，動員工作大量由主力紅軍來做。正是通過先進政黨的教育灌輸，蘇區農民在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上確實發生了新的變化。他們廣泛接受新知識，普遍具有相當高的政治水平；思想傾向明確，敢愛敢恨，愛憎分明；階級觀念增強，對外具有追求階級解放、維護階級利益的強烈意愿和自覺，能夠以階級觀點認識和對待敵方的進攻和宣傳，對內對地主、富農等剝削階級斗爭堅決，乃至發生對人身過分打擊的錯誤。①何友良：《中國蘇維埃區域社會變動史》，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第53—55、147—154 頁。

陳德軍以贛東北根據地為例指出，在農民和革命精英之間，有關權利和道義的革命性認知在程度和時間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平衡。因此，在其合理性尚未成為農民自身認知的一部分的情況下，革命運動發生與維持，或者說一個村莊革命場域的形成，就基本上系于作為倡導者的革命知識分子身上。處身于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農民，與處身于革命之中的農民之間需要一些過渡的途徑才能連接起來，革命本身不會“不脛而走”。從某種角度來說，與其以經濟生活水平來解釋革命在某一地方的發生、發展，倒不如從社會的分裂、散沙化的程度來尋找理解革命及其表現形態的線索更為合適。在這片相對獨立的區域里，農民組織起來開始采取革命行動的，往往是那些地勢偏僻、民情散漫的村落。②陳德軍：《鄉村社會中的革命：以贛東北根據地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2—43、111—115 頁。

有些學者還指出，在動員農民參加革命的過程中，發生了強迫現象。其實，這些現象恰恰表明了中共動員所起的重要作用。王奇生指出，大革命結束后，中共中央為了恢復和壯大黨員的力量，指示各地黨組織大力發展黨員，給各省市委下達任務指標，以期快速擴大黨組織。在此情況下，基層黨組織為了完成任務，采取“拉夫式”地吸收黨員，濫收濫拉。③王奇生：《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8—9頁。

黃琨指出，在蘇區，1927—1928年，由于中共急于發展組織進行暴動，下達發展黨員指標。有的地方為了完成任務，濫拉濫收，造成黨員素質下降。為了執行上級黨組織的暴動命令并表示自己不是機會主義，就命令群眾去干，當命令不動時就哄騙群眾，甚至有的地方還威脅迫使群眾參加暴動。①黃琨：《從暴動到鄉村割據：1927—1929—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建立起來的》，第43 頁。

黃道炫認為，蘇區中央不切實際，片面追求擴紅高指標，而蘇區人力有限，許多地區出現強迫現象，甚至不去當紅軍就封房子。隨著反“圍剿”戰爭的進行，蘇區不斷壓縮，人力供應更為困難，而中央仍一味要求擴充主力紅軍，1934年9月面對蘇區日益縮小、人力已基本耗竭的狀況，仍提出一個月擴充三萬紅軍的指標?；鶎訛榱送瓿扇蝿?，除了強迫命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辦法，這就更加劇了群眾的對立情緒，逃跑現象有增無已，甚至反水當土匪。②黃道炫：《逃跑與回流：蘇區群眾對中共施政方針的回應》，《社會科學研究》2005年第6 期，第127—128 頁。張鳴還指出，中共中央在蘇區曾有所謂“燒殺政策”，即用燒殺使農民變成赤貧，然后驅使他們參加革命。擴紅之時，還經常出現捆人上送的現象。③張鳴：《紅色的個案—蘇維埃鄉村追求》，《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7、157 頁。

筆者指導的博士生齊小林，對1937—1949年中共在華北革命過程中的士兵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農民參軍尤其是中共動員與農民參軍關系的真相。他認為，農民對中共動員參軍顧慮重重，譬如擔心死亡，擔心家庭的生產生活水平下降，擔心婚姻不穩定，擔心時局變化，害怕“變天”等。于是，他們想盡各種辦法進行規避乃至對抗，如躲藏、逃跑、裝病乃至自殘等。在此過程中，革命動員的力量非常之大。譬如，充分利用村政權的黨政系統進行征兵動員，期間發生隱瞞欺騙、強迫拉兵的現象是很嚴重的。④齊小林：《中共士兵、革命政權與華北鄉村（1937—1949）》，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26—40、57—187 頁。

前述王友明對山東解放區的研究，已經表明中共動員在農民參加革命的重要性，不贅。

五、農民參加革命的多重動機

關于農民支持與參加中共革命的原因，以上解釋基本上代表了迄今學術界的認識水平。也可能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看法，不再贅述。應當說，諸家說法都不那么單一和純粹，甚至有交錯，但可以肯定，它揭示了問題的一個主要方面。這些解釋也各有道理，但必須強調的是，歷史事實遠比結論復雜得多，多種因素的湊合也許才能揭示問題的真相。當然，在歷史研究或所有社會現象研究中，不能否認探討最重要或較為重要原因的必要性，此為歷史研究的辯證邏輯。

問題還不在于此，以上各種說法的缺陷，恐怕主要是研究者大多是從自上而下的視野分析農民革命及其原因，缺乏農村和農民本身的聲音，尤其是缺乏對農民個體或群體感受的關懷。事實上，討論農民支持和參加中共革命，理應首先對農民主體的心態和行為進行實證研究，否則理論和邏輯性再強，也難以服人。以往之所以陷入無休止的爭論，癥結就在于它們展示的農民是籠統的、模糊的，而非具體的、鮮活的農民。在所有問題中，最為關鍵的是，在同一外部條件比如中共經濟政策、社會動員、外國侵略，或同一社會經濟基礎比如土地分配不均、生活貧困之下，為什么有的農民參加了革命，有的農民卻沒有？那么，不同的農民究竟是受哪些因素的刺激才參加了革命呢？

應當說，在個別歷史學者的研究中，對此問題已多少有所涉及。

在陜甘寧邊區，周錫瑞認為，陜北農民的生活極端貧窮，他們抱著改變生活的愿望而投身到共產黨領導的斗爭中來。當土匪或當紅軍，都是逃避苦難的出路。參軍的動機不是千篇一律的，中共的土地改革顯然具有極大的感召力，但很多人說他們當初參加革命是因為家庭或個人方面的原因。有人是因為失去生母，覺得受到后母虐待。也有人說他跟幾個同伴參加紅軍是為了趕時髦，因為游擊隊常路過他們村，游擊隊的生活令村里的年輕人覺得很帶勁，也很風光。還有人說，他們參加革命是因為覺得反正待在家里也是挨餓，倒不如參加游擊隊。游擊隊經常襲擊地主，可以吃得很好。最后，也有人是因為具有一技之長而特別成為中共的發展對象，共產黨也需要會說、會寫的人。大部分農民黨員沒有文化，他們都承認，入黨時對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一無所知。一般說來，共產黨在他們眼里只是窮人黨，紅軍是窮人的軍隊，并會給窮人帶來新生活，這所謂新生活大概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農民并不懂這些事，這些烏托邦幻想都是有文化的黨員講給他們的?？傊?，檢查一下最初參加革命的那些農民的生活經歷和動機，就會發現許多人參加紅軍并不是階級斗爭的表現，更談不上民族主義。這些民眾總動員和政治參與也不沾邊。我們看到的不過是追求個人權力的欲望。這些人在家庭中和村子里都無權無勢，對他們來說參加紅軍是一個機會，可以使自己成為一個“很厲害”的組織的一部分，他們當中那些有一定能力或受過一定教育的后來成為干部。對另外大部分的人來說，參加革命意味著不再受別人的欺負，可以活得揚眉吐氣。這正符合年輕人的心理愿望。①周錫瑞：《從農村調查看陜北早期革命史》，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542—545 頁。

在廣東地區，大革命結束后，仍有不少農民加入共產黨組織。王奇生認為，普通農民加入中共的情形比較復雜。大革命時期農運基礎較好的地區，農民對中共已有一些粗淺的認知，認為共產黨是“窮人的黨”。但總體而言，當時廣東農民對中共的認知程度相當低。不少農民黨員分不清農會與共產黨的區別，以為農會便是共產黨。入黨如同大革命時期入農會一樣隨便，相當一部分農民加入共產黨是一種盲目行為。還有部分懷有入黨謀生的動機，亦即出于個人生存需要而投身革命。②王奇生：《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7—11頁。

在蘇區革命根據地，黃琨指出，農民參加革命與具有革命觀念不能等同。革命運動并非只是具有革命觀念的群眾的集合，許多人懷著不同的目的參加革命運動，有的為減租稅獲田地，有的為泄私憤及宗族間的沖突，更有的為乘機獲得財物或在從眾心態之下加入。方志敏領導群眾攻打張姓劣紳時，應召到的群眾只有三百多人，但沿途臨時加入的就有三千多人。③黃琨：《從暴動到鄉村割據：1927—1929—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建立起來的》，第28—29頁。

以上學者的看法，應該說均有比較充分的歷史依據。事實上，當中共領導的革命戰爭正在進行之時，就已有人注意到了這一問題。

大革命結束后的廣東，據南雄縣委報告，1928年2月，一些村莊要求全村加入共產黨。原因是上年早稻不熟，許多村莊糧食恐慌。而加入共產黨可以暴動“吃大戶”，在短期內解決吃飯問題。不過，后來這些農民由于受到地主的誘惑而又反動。海豐蘇維埃初建時，因黨員分得的土地比普通農民多一倍，于是農民為了分雙份田而紛紛要求入黨。①轉引自王奇生《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 期，第12 頁。

抗戰時期，劉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馬克思列寧學院演講《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對農民入黨動機有深刻的論述。他指出：加入黨的人是帶著各色不同的目的和動機而來的。很多黨員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為了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偉大目的加入共產黨。但是，另外一些人，卻是為了其他的原因和目的入黨。比如，過去有些農民出身的同志，以為“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共產主義。真正的共產主義，他們在入黨時是不懂得的。另外，還有些人主要是在社會上找不到出路—沒有職業、沒有工作、沒有書讀，或者要擺脫家庭束縛和包辦婚姻等，而到共產黨里找出路。甚至還有個別的人是為了依靠共產黨減輕捐稅，為了將來能夠“吃得開”，以及被親戚朋友帶進來的，等等。②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39年7月），《劉少奇選集》上，第137 頁。

在山東抗日根據地濱海區，有一份組織工作總結對新黨員的入黨動機作了分析：一、解決生活問題。富裕的為少拿給養，貧苦的為了可以吃給養。二、得到其他好處。有的以為可以免去拔兵，有的為了抗戰后可以做官，也有的為了打官司得便宜，有的為了可以共產共個老婆。三、私人面子。不好意思不參加，父兄參加自己也參加。四、封建思想。參加了會門，當了南海大士得徒弟，和某人拜了把子等。五、掛名就算了。如發展時談話，你參加后可以做官，“我是莊戶人不想做官”，你參加后可以想法得點東西，“我家夠吃不想得到什么東西”，“反正你參加了沒什么，掛個名就算了”，“那樣就可以加入”。六、作擋箭板?！皡⒓庸伯a黨可沒有人說咱當漢奸了”，“參加后可沒有來捐的了”，“沒有人敢欺的了”，有的因為給他父親報仇，有的是“干上了，做小買賣公平，八路軍不查，查著時露示露示就送到門上來了”。七、有的為了“國民黨四產（私），共產黨五產（無），比人家多一產”，有的為了“誰家納多少給養，辦個什么事都得商量咱”。八、婚姻問題（女）。如有的受丈夫壓迫另找丈夫，有的怕丈夫遺棄，有的受壓迫另找出路而入黨。這些人的入黨動機是一般的，當然也有少數正確的入黨動機，但也有更壞的入黨動機。①《濱海區五年組織工作總結》，臨沂市檔案館藏，3/1/4，轉引自王友明：《解放區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東莒南縣為個案》，第93—94 頁。

同樣是山東濱海區，在莒南縣，有一份縣委對參軍對象的動機的分類，目的是在動員農民參軍時，作為領導的參考。參軍對象的動機有以下幾類：甲、快勝利了。這是一般的動機，占大多數。乙、快“實行了”要翻身，不受壓迫，打倒大肚子。這是一般黨員和工人的動機。丙、八路軍生活好。丁、為了學習進步。這是一般青年的動機。戊、老六團武器好。這也是青年，尤其是慰問團員的動機。己、抗戰后找個好老婆。這是沒老婆或夫妻不和的參軍動機。庚、家庭壓迫，如兄弟父母叔伯等等壓迫。辛、升官。中農成分及少數英雄思想較濃厚的村干部，都有這種動機。壬、報仇，或怕斗爭。這是個別的。②《濱海區莒南縣委關于擁軍參軍工作具體總結》，莒南縣檔案館編：《無私奉獻的人們—莒南縣戰時擁軍參軍檔案資料選編》，1991年印，第80—81 頁，轉引自王友明：《解放區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東莒南縣為個案》，第113—114 頁。

美國人韓丁的名著《翻身》，記載了他1948年4月親自參加的晉冀魯豫邊區張莊的整黨運動。村支部有28 個黨員，在過關會上，黨員們講了入黨動機問題。其中，想爭取平等權利、言論自由的，10 人；因為翻了身而擁護黨的，3 人；想為人民服務的，2 人；想打倒地主的，1 人；想當干部的，4 人；想掩蓋缺點的，4 人；想在黨的保護下躲避財產沒收的，1 人；不知道是為什么的，1 人；由于在縣里坐牢情況不明的，2 人。③韓丁著，韓瓊等譯：《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420—421 頁。

由以上材料可見，農民支持與參加革命的動機是十分復雜的，很難用一條或幾條理論所能解釋和概括。也就是說，究竟土地分配、家庭貧困、社會經濟改革以及民族主義、動員農民等等，在農民支持或參加中共革命的行動中起了什么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農民個體與群體的實證研究。只有在此基礎上，方可真正還原農民的革命動機，也才有利于解釋中共革命勝利的原因。

最后，筆者還想表明，在對中共革命與鄉村農民關系的研究中，較早掀起爭論的多是國外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究其原因，當然與美國陷入國共兩黨斗爭的進程有關，戰爭的結局迫使他們特別關注中共革命的勝利及其原因。但近些年來，由于“革命似乎對目前的中國已經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會起源對于那些想理解過去的人們仿佛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于是，“革命已經被搬離中心舞臺，歷史研究的關注點就基本從農村轉向了城市”。對此，周錫瑞懷疑“我們是否走過了頭。在使革命脫離中心的過程中，我們不應該根本忘掉它”。①周錫瑞：《把社會、經濟、政治放回二十世紀中國史》，《中國學術》第1 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01—204 頁。在中國大陸學術界，20 世紀50、60年代因為新政權剛剛建立，中共革命史領域可謂備受關注，但囿于政治形勢的約束，解釋單一，爭論很少，更不可能參與國際性的討論。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社會經濟建設的戰略轉變，中共革命史乃至整個中國近代革命史的研究都由熱變冷。而今，似乎又趨于熱鬧起來。之所以如此，既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對象的轉換有關，也與中國當代社會的危機有關，人們總是想從歷史中尋求經驗和智慧。在相關解釋上，也已經由單一轉向多元化。應該說，這是學術發展的標志。與此同時，也必須承認，我們的許多研究并未進行很好的學術史梳理，沒有建立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之上。譬如，20 世紀60、70年代國外學者的研究，現在看來仍頗具啟發價值，而我們的研究卻很少與之進行對話，由此淡化了問題意識，降低了學術價值。當然，中外交流應該是雙向的、互動的，國外學者也不能忽視中國學者的成果，畢竟我們的研究已和過去不可同日而語。

歷史研究幾乎是個無止境的建構和解釋過程。也正因為此，學界經常有人引用胡適說過的一句話，“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此表明后人對歷史現象隨意解釋，無所適從?，F在，有人考證胡適沒說過這句話。其實，問題不在于是否說過，而是它已經約定俗成，成為諷刺歷史研究的口頭禪。我倒以為，小姑娘是應當允許打扮的，只是看誰打扮得更加漂亮，更加符合小姑娘的形象。其實，再怎么打扮，她還是個小姑娘，而不可能變成別的。歷史也是如此，它如同小姑娘一樣，是一種客觀存在，只是解釋不同罷了。應當允許不同的解釋，而非遵從一種聲音，否則由政府發布一個指令就解決了，但那是歷史研究嗎？我們相信，史學史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進化論”，也就是說，歷史是越辯越明的，歷史研究總是朝著逼近歷史真相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