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高句麗目錄學的思考

耿鐵華

（通化師范學院　高句麗研究院，吉林　通化　134002）

建立高句麗目錄學的思考

耿鐵華

（通化師范學院高句麗研究院，吉林通化134002）

自好太王碑發現以來，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研究已經將近140年了。在此期間，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出版了一批學術著作，發表了一批論文。為了研究和總結之方便，學者們整理編輯了幾部目錄和索引，為高句麗目錄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對7種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和索引進行比較研究，總結出共同點和不足，提出建立高句麗目錄學的幾點想法與意見，為有志于高句麗目錄學研究的學者提供參考。

高句麗；目錄學；思考

1877年（清光緒三年）好太王碑發現，1880年完整拓本出現，傳入學人之手，引發了高句麗歷史與碑刻文物研究，至今將近140年。中國、朝鮮、韓國、日本等國的學者著書、作文數量可觀。僅就中國學者而言，著述早已超千，目類既廣，內容繁復，風格多樣。應當部次條別、分類整理、編目序列，以供“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一、建立高句麗目錄學的必要性

中國的目錄學之傳統由來已久，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編撰的 《別錄》《七略》是我國最早的目錄學著作。劉向（公元前77—公元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人（今江蘇沛縣），曾任諫議大夫、宗正、光祿大夫、中壘校尉等職。著有《洪范五行傳》《新序》《說苑》《列女傳》等50篇，傳世辭賦有《九嘆》《請雨華山賦》等。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8年）奉詔主持編校宮廷藏書。每書畢，劉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1]其子劉歆，別集群錄，不分序類，匯成《別錄》22卷。劉歆（約公元前53—公元23年）字子駿，后改名秀，字穎叔，沛人。曾任中壘校尉、太中大夫、光祿大夫、河南太守等職。著有《三統歷譜》《列女頌》《遂初賦》等。河平中，受詔與其父劉向領校群書，講六藝傳紀。整理天祿閣藏書，分類編次，而成《七略》。[2]開創我國圖書分類目錄之體例，以為后世傳承。劉向、劉歆父子開創了中國的目錄學，后世學者，續編目錄，分類有所不同?！锻ㄖ尽に囄穆浴芬逊譃榭偰?、家藏總目、文章目、經史目四類。其目的意義，在于考察辨別我國學術之源流，區分學術流派，探尋學術發展之軌跡。

關于目錄的定義與內涵，多以班固《漢書·藝文志》為據“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边@里的目是指篇目，錄則撮其旨意，也就是通篇主要內容的概括縮寫?？芍覈钤绲膱D書文獻目錄應該是書目提要，或稱之為敘錄。后來也出現只記篇目而無敘述提要之類，也稱之為目錄者。也有的學者不同意其為目錄，稱“但記書名不載篇目者”為“并冒書目之名矣”。余嘉錫先生在其《目錄學發微》一書中論述尤詳，從目錄學概覽、目錄書體例、目錄學源流、目錄體例，逐一辨析。[3]是研究我國目錄學發展源流的重要著作。

由于社會發展進步，圖書出版及印刷技術的進步，圖書和報刊雜志、電子書刊數量的增多，加之圖書收藏保護管理技術方法的提高，對于圖書文獻目錄整理編排的要求發生很大變化，目錄的定義與內涵也隨之變化。古代的簡牘、碑刻、帛書、手稿之類文獻圖書，防止散失、亡佚而編成的目錄（敘錄提要）今天看來，其必要性已經降低，而代之以簡明的篇目、索引，成為學習研究某一方面學術的工具書。

高句麗目錄學的建立，既保存了傳統目錄學的內涵、體例，也有所改進、創新。主要由于高句麗研究的歷史較短，正是處在印刷技術從活字印刷到激光照排、電子圖書的發展轉變時期?；诖朔N情況，高句麗文獻目錄的編撰、分類、研究，乃至目錄學的建立，都應該與時俱進，具有新的特點與內涵。

高句麗目錄學建立十分有必要，首先是經過了多年的學術積累，建立高句麗目錄學的時機已經成熟。1880年，好太王碑完整拓本出現，中國的金石學家開始購求、考釋、研究。

不久，拓本傳入日本，好太王碑研究在日本開始。最初對于好太王碑文字的隸定及考釋都是以手稿出現的。當時中國的印刷技術雖然傳統，但是并不落后。既有刻板、石板，也有活字制版印刷。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印刷后，藏于館閣，分贈同好，分別被館閣、藏書家收藏并編入目錄。中國學者最早印刷成冊的好太王碑研究成果是1895年奉天軍糧署王志修的《高句麗永樂太王古碑歌考》，其中包括《高句麗永樂太王古碑歌》《高句麗永樂太王古碑考》兩篇。因此，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的起始應該是1880年好太王碑完整拓本出現之后，1895年則是研究成果印刷發行的時間。好太王碑發現與研究是要有一段時間距離的，其中還有“火焚除苔”，之后才能有完整拓本。[4]43-44日本學者的研究應該在中國學者之后。原因很簡單，好太王碑在中國，1880年出現完整拓本之后，學者的研究也就開始了。而日本學者884年才得到好太王碑的雙鉤加墨本，研究也就相對晚了幾年。1889年日本《會余錄》第五集發行，其中刊載了《高句麗古碑文》《高句麗碑出土記》和橫井忠直的《高句麗古碑考》《高句麗古碑釋文》。由于出版印刷方面的的優越條件，日本學者公開發表較早些。而有的學者則將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組織青江秀、橫井忠直解讀好太王碑拓本作為研究開始的時間。]4-7，18-21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日本學者，好太王碑開啟的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研究已經有130多年了。出版的研究著作，發表的各種論文，足以支撐高句麗目錄學的建立。

另外，中國、朝鮮、韓國、日本的一些歷史學書目、論文目錄中也都收錄了一定研究成果。1980年以后，中國、韓國學者還編輯出版了多種高句麗文獻目錄、高句麗研究文獻敘錄、高句麗研究論文題要等目錄學方面的著作。這些目錄學的資料和著作，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由于研究者的學識水平、研究資歷、閱讀視野、分類方法等方面還存在著許多差異，因此在目錄的搜集、選編、分類等諸多方面，亟需加強學習、統一原則、規范體例、提高水平，使高句麗目錄的研究和著錄更加規范，更高水平，更利于操作和使用。這也正是建立高句麗目錄學要解決的問題。

其次，建立高句麗目錄學，是對130多年來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研究狀況的客觀總結，從中可以看出各國學者在不同時期對高句麗研究的發展變化及所取得的成果——這正是史學史的重要內容。從高句麗史學史的研究對象和目標出發，建立高句麗目錄學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在撰寫《高句麗研究史》[6]的過程中，體會尤為深刻。

《高句麗研究史》屬于史學史的范疇，是高句麗的史學史，是研究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發展狀況及其規律，從而探索未來發展趨勢的科學?！陡呔潲愌芯渴贰芬郧笆菦]有先例的，可資參考的只有一些《中國史學史》類的著作。其主要研究對象，大體上還是梁啟超提出來的四個方面：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及發展、最近史學的趨勢。[7]4這里提到的史官，由于時代的變遷，已經不存在了。即或有臨時組成的課題組、項目組，存在的時間都很短暫，課題和項目負責人與古代史官已不可同日而語了。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一些以高句麗或與其相關內容為主的專門研究機構，在組織協調立項、調查與研究過程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將這些機構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編入，也應該算作是對史官部分的改革與補充。史家則是《高句麗研究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高句麗研究的史家，應該是那些長期從事高句麗歷史和考古研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其著述在國內外正式出版的?；蚴菑氖轮型鈿v史研究，在其研究領域有影響、有建樹，并在高句麗研究中有著述在國內外正式出版的。也有從事其他領域研究并在高句麗研究中取得成果，著述在國內外正式出版的。對于那些沒有著作只有少量論文的學者，視其研究經歷和成果的影響酌情進行著錄。高句麗研究著作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此前還沒有專門研究高句麗的著作出版。至于二戰以前，高句麗研究主要集中在好太王碑的考釋與研究方面。絕大多數是論文、著錄，也有幾部單行的小冊子。由于好太王碑研究是我國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研究的開端，加之存世的數量有限，這些好太王碑考釋和著錄的文字都是頗為珍貴的。

高句麗史學史所涉及的研究機構、史家和著作，都應該從高句麗研究目錄中獲得，也就是說，高句麗目錄學的建立是完成高句麗史學史的基礎。只有通過建立和完善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才能發現哪些研究機構在從事高句麗的歷史與考古研究，哪些學者在從事高句麗的歷史與考古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著作和論文的出版與發表情況。

至于研究趨勢，也只有通過對研究機構與學者們出版的著作、發表的論文進行整理、分類研究，才能獲得。那么，搜集、整理高句麗研究著作和論文，進行分類研究，正是目錄學的對象和目標。也就是說，只有通過建立高句麗的目錄學，才能完成高句麗的史學史。

再次，建立高句麗目錄學的必要性還體現在其在信息、管理、規劃、方向等方面。通過高句麗目錄學的建立，可以完成更科學、更規范、更準確的高句麗研究著作和論文的目錄。對于這些目錄的分類整理、分析研究，很容易就會發現某些研究機構、某些學者在以往的高句麗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得知他們的研究方向、研究內容、研究重點，從而制定自己的研究規劃、研究項目。也可以根據這些信息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計劃。對于研究機構的管理、人才培養、加強合作、提高研究水平都是十分必要的。

21世紀已進入全面的電子信息時代。高句麗目錄學的建立可以借助電腦，完成電子版和紙質版，搜集、整理、分類、修改、增補、研究都極其方便。同時可以引進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諸如比較研究法、數理統計法、圖表演示法等，對于某一時期、某一階段、某一機構、某一個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客觀、科學的分析與評估。有利于了解某一時期、某一階段、某一機構、某一個人的研究狀況、研究趨勢，從而有效地掌控整個研究領域的發展軌跡和發展進程。

二、高句麗文獻目錄的編撰

高句麗目錄學的建立需要有一定的基礎，那就是相關目錄的整理、編撰和出版。高句麗文獻目錄的出現是一個需要研究成果積累的過程。最初，由于成果數量不多，這些成果還難以形成獨立的目錄，往往收入在較大范圍的歷史學和考古學的目錄中。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的成果最初主要是碑刻研究、文物考古研究。二戰以前，有些碑刻或金石書目中就收錄了高句麗的好太王碑，如《寰宇貞石圖》《蜀晉墓碑目錄》《滿洲金石志》《百種著名碑刻簡表》等。[8]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一個階段，也主要是高句麗文物遺跡調查和考古發掘報告一類，如 《中國考古學文獻目錄1949—1966》《文物三五〇期總目索引 1950.1—1985.7》收錄了多篇高句麗遺跡調查報告和考古發掘報告。[9]兩部目錄均有凡例或說明，明確了收錄原則，其中主要收入有著作、論文、文章的時間和文獻性質，收入文獻的內容范圍，書目著錄各書的編著者、出版單位和出版年月，目錄資料的編排順序，文獻目錄的來源等。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高句麗研究成果的增多，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編輯出版，而且出現了多種版本。最典型的目錄有7種：

A.《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 1950—1996》

1997年6月通化師范學院照排印刷中心印刷出版，耿鐵華、楊春吉編，吉林省內部資料準印證第9707009號，大32開本，165頁。這是我國第一部關于高句麗研究的文獻目錄。包括前言、凡例、著作、論文、譯文、附錄幾個部分。研究著作、論文、譯文的收錄原則在凡例中作了說明。目錄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著作，包括高句麗研究著作13部，與高句麗研究相關的著作33部。第二部分論文分為七類，共收入論文470篇。第三部分譯文包括著作和論文兩部分，收入譯著3部，論文90篇。附錄高句麗碑刻文字研究，收入1887—1949年論著41篇。

B.《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 1950—2000》

2000年12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耿鐵華、楊春吉主編，大32開本，273頁。此次正式出版的這部文獻目錄是以1997年內部出版的《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為基礎，經過多方面征求意見，還與一些主要作者通信聯系，讓他們自己修改和補充，努力減少遺漏。體例上沒有大的改變，內容還是前言、凡例、著作、論文、譯文、附錄幾個部分。時間是從1950年至2000年底。收入高句麗研究著作、文集34部，與高句麗研究相關著作、文集90部，論文781篇，譯著4部，論文145篇，附錄高句麗碑刻文字研究論著40篇。

C.《高句麗史研究論著目錄》

2004年12月韓國高句麗研究財團編輯出版，金貞培主編，小16開本，468頁。有前言、凡例和論著者索引。目錄分為四部分：第Ⅰ部綜述，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外交、考古、文化。第Ⅱ部歷史，包括綜述、研究史、史學史、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方面。第Ⅲ部考古，包括綜述、遺跡、遺物。第Ⅳ部文化，包括思想、宗教、祭祀、文學、文字、壁畫、建筑、音樂、舞蹈、科學技術。四個部分共收錄論文5200篇。其中韓國300篇、朝鮮520篇、中國910篇、日本1270篇、歐美學者120篇。收錄文獻時間為1885—2005年。①韓國高句麗研究財團編：《高句麗史研究論著目錄》的相關內容由孫金花、金成花翻譯。

D.《國內外高句麗研究論文論著目錄》

2009年12月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馬彥、華陽編，大32開本，212頁。有出版說明、凡例、后記。目錄分上下兩編，上編為中國高句麗研究論文論著目錄。下編為外刊高句麗研究論文論著目錄。此目錄的著作和論文都編有序號，統計起來很方便。其中收入中國著作212部，論文1080篇，外刊包括韓國、朝鮮、日本、歐美諸國著作656部，論文2139篇。

E.《高句麗歷史研究論文索引》

2010年1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郭淑琴主編，大32開本，252頁。有前言、編輯說明、個人作者索引、題中所見人名地名索引、引用期刊頻度一覽表、引用期刊論文集頻度一覽表。索引分為通論、政治與法律、經濟與交通、社會、地理、軍事、語言文學、科技與文化、宗教、歷史文獻、考古與文物、先世與遺民、族源族屬、學術動態、書評、會議紀要等十四部分。有的部分還細分諸多細部。此索引誠如說明所言，編目、編號、分類等方面頗具特點。收錄國內外學者發表的論文部分，只是缺少了著作、報告、文集、圖錄等部分。

F.《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1952—2012》

2012年12月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耿鐵華、李樂營主編，小16開，248頁。此前，耿鐵華、楊春吉出版了兩本《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編輯體例基本相同，各部分內容也沒有大的變化，只是增加了一些新出版、發表的著作和文章篇目。此次整理出版體例大致如前，只是在論文部分分類更細些，同時刪去了譯著和譯文，也刪去了解放前關于好太王碑研究著述。為了方便查找和使用，增加了博士、碩士論文，還增加了學者研究成果的按人編目。第一部分收錄著作313部，第二部分論文共收錄1887篇，第三部分博士、碩士論文共收錄55篇。第四部分高句麗研究學者目錄共收錄作者635人。

G.《國內外高句麗研究論著目錄》

2014年12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譚紅梅主編，大32開，513頁。有前言、凡例、附錄、后記。目錄分為七部分，有中國高句麗研究成果目錄和朝鮮半島韓國、朝鮮高句麗研究成果目錄，還有日本、俄羅斯及其他國家的高句麗研究成果目錄。此目錄中的著作和論文都未有編號，統計起來頗為麻煩。初步統計收入中國的著作319部，論文1835篇。國外的暫未統計。

以上7種高句麗文獻目錄,A B F 3種是中國學者的高句麗研究成果目錄，C D E G 4種則是國內外學者的高句麗研究成果目錄。由于包含的內容，選編的原則，目錄的時段不同，篇目、數量、著錄方式也各有不同。有待于今后更加科學、規范地界定、選編和分類，以便更加統一，更加準確、方便。但是，目錄中存在的明顯的失誤和不足是必須要指出的。

其一，選編對象界定不科學、不準確。關于高句麗論著、論文的確定標準，由于學者的認識水平還存在著分歧，需要進一步研究，后面還要詳細討論。但是將明顯不屬于高句麗研究的著作和論文收入，則是明顯的失誤。

目錄中收入的非高句麗研究著作的數量不少，試舉幾例如下：

《韓國史》C15，《朝鮮通史》C41，《朝鮮土地制度史》C65，《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C85、G17，《滿鮮原始墓葬研究》C88，《中國名勝詞典》D2，《二十六史精要辭典》D2、G34，《資治通鑒大辭典》D2、G38，《中國城市大典》D3、G90，《佛教大辭典》D3、G74，《中國東北史》D4，《中國民族史》D4，《中國文物考古辭典》D7、G33，《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D63、G74，《亞洲各國古代史》G3，《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G13，《西漢政區地理》G20，《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錄編·東北卷》G23，《中國民族史》G27，《中國東北通史》G29，《中國通史史論辭典》G31，《中朝邊界史》G33，《東方文化辭典》G34，《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G38，《中國少數民族史大辭典》G42，《中華姓氏大辭典》G45，《中國文史百科》G54，《宗教大辭典》G54，《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大辭典》G58，《中外歷史年表》G105，《韓國文化史》G111，《日本古史》G433，《中國文學》G434，《女真和金的文化》G436，《中國文化史》G449……

目錄中收入的非高句麗研究論文的數量也不少，如：

《略述東北古代少數民族的農牧與漁獵經濟》A22，《考古學所見四世紀的東亞細亞》A25，《吉林省考古事業回顧》B33，《太子河名稱古今談》B65，《燕、遼東、古朝鮮》B68，《論語千字文貢進時代考》C44，《日本上代年代考》C44，《樂浪出土漢代銅鏡銘文考》C76，《山西離石漢墓畫像升仙圖》C106，《龍門石窟出現的北魏佛教》C115，《牡丹江流域渤海遺跡（址）出土陶器的類型學研究》D61，《北方地區隋唐墓葬的分區與分期》D61，《靺鞨文化研究》D62、G103，《渤海瓦當研究》D62、G103，《八世紀前半葉的羅唐關系》D63、G109、G308，《析木城石棚》E148，《遼東石棚與東夷關系》E149，《論扶余發現的中國青瓷硯》E153，《夫余考》E184，《牛河梁 “女神廟”族屬考》E188，《談長春市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E196，《公元八、九世紀中朝兩國的貿易、人民往來和文化交流》G7，《新羅封建制度的形成及其特點》G7，《“魏伐百濟”與南北朝時期東亞國際關系》G43，《戰國秦漢遼東東部邊界考》G46，《關于古朝鮮研究的幾個問題》G86，《海蘭江—圖們江流域渤海墓葬研究》G94，《論七至八世紀日本天下觀》G104，《“千秋、萬歲”圖像初探》G111，《百濟與南北朝朝貢關系研究》G117、G121、G313，《百濟遺民問題探析》G123，《儒學視域下的朝鮮漢文小說研究》G134……①A B C D E F分別代指前文列舉的7部目錄索引，數字是所引著作或論文在目錄索引中的頁碼。

其二，選編書目或論文違背凡例制定原則。凡例中明確指出“非正式出版物概不收錄”，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編寫目錄，出版書刊論文，引用參考文獻的原則。也就是說，經出版社或新聞出版、宣傳部門批準文號的著作（包括內部出版、限國內發行）都屬于正式出版物。反之沒有出版社或新聞出版、宣傳部門批準文號的手寫稿、油印稿、打印稿、復印稿都屬于非正式出版物。如：《吉林省歷史概要》A5、G4，《遼寧史跡資料》A5、G4，《高句麗國史》（征求意見稿）B6、G58，《高句麗族史》（征求意見稿）B6、 G58，《高句麗古城研究》（征求意見稿）B7，G58，《集安高句麗歷史遺跡簡介》G5，《中國北方八省考古論著錄編》G17……②凡例見《國內外高句麗研究論著目錄》，其中《吉林省歷史概要》《高句麗古城研究》等已經正式出版，而且已經收入目錄中，此處沒必要再收錄。

另外，凡例中標明 “國內部分時間跨度主要為1950—2008年”，卻收錄了1927年金毓黻編的《遼東文獻征略》（線裝鉛印本），而且是在“高句麗研究歷史專著目錄”和“高句麗研究相關專著目錄”中兩次出現。③《國內外高句麗研究論文論著目錄》第3、8頁?！哆|東文獻征略》共八卷，卷一郡邑，卷二山川，卷三金石上，卷四金石下，卷五人物上，卷六人物下，卷七典籍，卷八雜錄。涉及高句麗的只有毌丘儉記功碑和好太王碑，在卷三碑刻中占十一分之二，在整部書中所占比例更小，根本不能算作“高句麗研究歷史專著”，只是諸多參考資料之一而已。

其三，各國學者在外國出版的著作和論文，應該放在學者所在國家的文獻目錄中，還是放在出版和發表國家的目錄中，還存在著分歧。

A B F 3種是中國學者的高句麗研究成果目錄，因此將中國學者出版和發表在國外的著作和論文作為中國的研究成果收入。如：

李殿福、孫玉良《高句麗簡史》韓國三省出版社1990年9月。A1

李殿?！陡呔潲惒澈５目脊排c歷史》日本學生社1991年12月。A1—2

樸真奭、姜孟山《中國境內高句麗遺跡研究》韓國蕓河出版株式會社1995年3月。A3

魏存成《吉林省內高句麗山城研究》韓國《高句麗山城研究》1999年12月。B141

高明士《臺灣的好太王碑拓本以及碑文研究》韓國《高句麗研究》第4輯1996年12月。B201

樸真奭《辛卯年紀事再論》韓國《高句麗研究》第4輯1996年12月。B202

徐建新《好太王碑拓本研究》日本東京堂（出版社）2006年。F6

孫仁杰《對高句麗墓葬分期與演進的探討》韓國《東亞文化》2010年6月。F107

武家昌《高句麗古墓壁畫中的蓮花形態與位置關系研究》韓國《高句麗研究》2003年12月。F114

C D E G 4種是國內外學者的高句麗研究成果目錄，無論作者的國籍，都歸入出版國和發表國的成果中。如：

歸入韓國研究成果的朝鮮學者的論著有

樸時亨《朝鮮土地制度史》韓國新書苑1994年漢城。C65

歸入韓國研究成果的中國學者的論著有

樸真奭、姜孟山《中國境內高句麗遺跡研究》韓國漢城1995年。C235

柳嵐《高句麗積石串墓研究》韓國《高句麗研究》漢城2001年。C249

樸燦奎《廣開土王碑文神話記事分析》韓國《廣開土王碑文的新研究》1999年。C377

樸真奭《好太王碑和古代朝日關系研究》韓國西光學術資料社，漢城1993年。D88

權赫秀《中國學界眼中的韓半島南北學界的高句麗研究（2）》《白山學報》69白山學會，漢城。D155

耿鐵華《中國好太王碑研究的狀況和趨勢》《高句麗研究》21，高句麗研究會，首爾2005年。D156

鄭永振《高句麗·渤海靺鞨墓葬形制比較研究》韓國《百濟研究2》2（第12號）1991年。G210

張雪巖《高句麗帶飾研究》《高句麗研究》2,2001年。G258

徐建新《關于高句麗好太王碑早期拓本研究早期墨本的制作和流傳，以1880年至1888年為中心》高句麗研究》21首爾，高句麗研究會，2005年。G287①《高句麗研究》第21輯徐建新論文的漢文題目是《高句麗好太王碑初期拓本研究——早期墨本的制作和流傳（1880—1888年）》。

此外，還有一些歸入韓國的日本學者的論著，歸入日本的中國、韓國學者的論著，歸入中國的韓國、日本學者的論著，不再一一舉例。

但是，中國研究生學位論文，既未在韓國答辯，也未在韓國發表，歸入韓國研究成果之內，則是完全是錯誤的，如：

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古墓壁畫中的高句麗體育文化研究》宋偉，2008年。G308

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集安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周博，2008年。G308

吉林大學碩士論文《唐征高句麗之戰的戰略研究》張國亮，2008年。G309

福建師范大學碩士論文《高句麗墓室壁畫的裝飾表現手法研究》郭秀，2008年。G309

吉林大學碩士論文《基于Wed的高句麗電子文獻數據庫平臺的構建》代俊波，2009年。G313

吉林大學碩士論文 《平壤地區高句麗封土石室墓研究》姜雨風，2009年。G313……

其四，分類混亂、著錄重復。

7種目錄中，A B F 3種是中國學者的高句麗研究成果目錄，分類大體相同。C D E G 4種是國內外學者的高句麗研究成果目錄，分類各不相同。前面A B C D E F G列出目錄的分類，其中韓國高句麗研究財團編輯出版的《高句麗史研究論著目錄》分類最細、最復雜，項目和內容重復也最多。比如第374頁金石文下的廣開土王碑條，收錄了韓國、朝鮮、中國、日本、歐美學者的論文?？墒?，在第146頁、185頁、205頁、207頁、209頁、220頁、222頁……也都有廣開土王碑或好太王碑的相同論著。有的論著重復著錄達到4次之多。類似情況，在《國內外高句麗研究論文論著目錄》《高句麗歷史研究論文索引》《國內外高句麗研究論著目錄》中也多見。

目錄分類方法很多，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但是重復收錄是應該避免的。

其五，體例不統一，著錄不規范?，F在編的目錄多見敘錄和提要，主要是篇目匯集，包括著作和論文。7種目錄都有前言、凡例，介紹編寫的原則、體例等相關問題。各自的凡例大體相同，也有不同之處。正是這些不同處，使得各個目錄體例不統一，排列順序不同，著錄風格各異。

A作者、題目、出版機構或刊物、時間（年月、年期）。

B作者、題目、出版機構或刊物、時間（年月、年期）。

C作者、時間（年月、年期）、題目、出版機構或刊物、地點。

D作者、時間（年月、年期）、題目、出版機構或刊物、地點。

E題目、作者、出版機構或刊物、地點、時間（年月、年期）、頁碼。

F作者、題目、出版機構或刊物、時間（年月、年期）。

G作者、題目、地點、出版機構或刊物、時間（年月、年期）。

就是在同一部目錄中，也存在著體例上較大的差異。如《國內外高句麗研究論著目錄》在主要作者介紹部分，對日本學者的介紹普遍比較詳細，而對中國學者和韓國學者介紹的則很簡略。如，日本學者和田清的介紹文字1050字左右G492—494，江上波夫的介紹文字1100左右G496—498，箭內亙的介紹文字800字左右G501—502。中國學者金毓黼的介紹文字210字左右G477，樸真奭的介紹文字150字左右G477，李殿福的介紹文字150字左右G478，孫玉良的介紹文字180字左右G479，最長的是王綿厚的介紹文字750字左右G480，其余人都在150~ 180字之間。韓國學者的介紹文字也很少：金元龍90字左右、盧泰敦150字左右G485，林起煥150字左右、孔錫龜120字左右G486，申瑩植180字左右G486—487，金貞培90字左右、琴京淑90字左右G487。介紹的內容、生平、研究經歷、學術成果也大不相同。

其六，錯誤過多，極大地削弱了目錄的價值。7種目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錯誤，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作者名錯誤

孫泓錯成孫弘B98

陳大為錯成陣大為C87

陳相偉錯成陣相偉C87

李樂營錯成李樂寶C129C173

高福順錯成高德順C141

都興智錯成都興之C172C173

柳嵐錯成柳崗C274

全疇農錯成金疇農E88

李澤棉錯成李漢錦E170

王純信錯成王存信G28

孟廣耀錯成孟光耀G74

朱榮憲錯成周永獻G332G338

金錫亨錯成金石亨G338

久米邦武錯成久朱邦武G358

東潮錯成東湖G411G412

金毓黻錯成金毓黼G477

2.論著題目錯誤

《關于高句麗社會性質的幾個問題》錯成《關于高句麗社會性質的幾介問題》C130

《魏幽州刺史毌丘儉》錯成 《魏幽州刺母丘儉》C162

《〈高句麗族屬探源〉駁議》錯成 《〈高句麗族屬探源〉驍議》C173

《清末遼東局勢與好太王碑的發現》錯成《清末遼東國勢與好太王碑的發現》C207

《集安高句麗農業考古概述》錯成 《集安高句麗農業概述》C216

《高句麗“扶余城”與渤?！胺鲇喔薄峰e成 《高句麗“撫余城”與渤?！皳嵊喔薄稥125

《王國維與毌丘儉殘碑》錯成 《王國維與毋丘儉殘碑》E164

《東夫余及相關問題的初步探索》錯成《東撫余及相關問題的初步探索》E181

《韓國徐炳國著〈高句麗帝國史〉簡介》錯成 《韓國徐冰果著〈高句麗帝國史〉簡介》G62

《酒匂景信將來的廣開土王碑文的復原研究——通過碑文研究初期釋文的分析》錯成《酒勾景信將來的廣開土王碑文的復原研究——通過碑文研究初期釋文的分析》G405

3.刊物名稱錯誤

《朝鮮史通訊》錯成《朝鮮史通迅》C129

《學術研究叢刊》錯成 《學術研究叢書》C141

《東疆學刊》錯成 《東疆學報》C151

《黑龍江民族叢刊》錯成 《黑龍江民族總刊》C186

《吉林省文物工作簡訊》（期刊）錯成（文集）E116

《東北歷史與考古》（期刊）錯成（文集）E117、135

《吉林文物》（報紙）錯成（期刊）E118、136

4.年代錯誤

《集安嶺前鴨綠江流域原始社會遺址》《博物館研究》1986—2錯成1996—C87

《吉林省六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博物館研究》1988—3錯成198—3 C87

《集安高句麗國內城的調查與試掘》《文物》1984—1年代漏記C289

5.地址錯誤

《遼寧師范大學學報》大連錯成沈陽 C173

《東北民族與疆域研究動態》長春錯成沈陽C179

《考古與文物》西安錯成北京 C205

《全國首屆高句麗研討會論文集》通化 錯成 長春E91、113、124、181

《長白山日報》白山錯成渾江E92、129、130

三、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的編寫原則與分類

通過對已經出版的7部高句麗文獻目錄的分析說明，發現了一些值得思考和亟待解決的問題，為今后編寫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制定一些基本原則還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條原則，應該明確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的時間斷限。

上面引證的7部目錄，都有“高句麗研究”的文字限定，所謂研究，就不是一般的高句麗文獻，如《后漢書·高句麗傳》《三國志·高句麗傳》《隋書·高麗傳》舊唐書·高麗傳》《新唐書·高麗傳》《三國史記》《三國遺事》《東國通鑒》等，都不應該收入此目錄。而對于這些古代文獻進行?？?、考證、研究的論著則應該在收錄范圍之內。從時間斷限上看，應該以好太王碑發現后并作出完整拓本開始。1877年（光緒三年），關月山發現了好太王碑，經過寅卯年（光緒四、五年）火焚除苔，1880年（光緒六年）出現完整拓本，好太王碑研究開始，從而帶動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研究的開展。也就是說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收錄論著的時間上限不會早于1880年。關于目錄的收錄時間，可以根據選編目錄的時段而定。如《百年來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三十年來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或《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1900—2000》《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1950—2015》

第二條原則，應該明確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的范圍。

這一原則是在限定研究文獻的作者所在地區或國別?？梢栽陬}目上加上國籍，一目了然。也可以在前言和凡例中說明。如：

《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各國通用的目錄題目，需要在凡例中說明收錄的哪國學者的研究目錄。又或是通過編者的姓名或機構也可以知道研究目錄的地區和國別。

《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里面不僅要收錄中國學者在本國出版的論著，也要收入中國學者在國外報刊雜志上發表的論文和文章。原則上不應該收錄譯文。如果需要收入翻譯外國的論著，應該另辟章節，必須標明原作者的姓名與國籍。

《朝鮮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里面不僅要收錄朝鮮學者在本國出版的論著，也要收錄朝鮮學者在國外報刊雜志上發表的論文和文章。如果需要收入翻譯外國的論著，必須標明原作者的姓名與國籍。

《韓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里面不僅要收錄韓國學者在本國出版的論著，也要收入韓國學者在國外報刊雜志上發表的論文和文章。如果需要收入翻譯外國的論著，必須標明原作者的姓名與國籍。

《日本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里面不僅要收錄日本學者在本國出版的論著，也要收入學者在國外報刊雜志上發表的論文和文章。如果需要收入翻譯外國的論著，必須標明原作者的姓名與國籍。

《國內外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應該將各國學者分列章節，哪個國家學者的論著放在本國之內，他們在外國出版和發表的論著，也要按出版和發表的時間順序排入本國之內，以示對作者和其國家研究成果的尊重。

第三條原則，必須明確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收錄的內容。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認真討論研究。高句麗研究文獻的目錄——毫無問題，是關于高句麗歷史與考古方面的論著，包括著作和論文。

所謂著作，只是一個籠統的稱謂。各國的出版狀況不同，但都是指裝訂成冊的圖書。就中國的出版情況而言，凡是正式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或有國家有關部門出版批號（內部發行）的，都屬于合法的正式出版物。而那些手寫本、打印本、征求意見稿等沒有國家出版批文編號的或有國家有關部門出版批號 （內部發行）的，都屬于非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的著作是不能收入目錄的。

高句麗研究著作內涵很廣，大體包括專著、編著、論文集、文物圖錄、拓本、史話故事、字典辭典、目錄、其他等9個方面：

1.專著

一人或多人撰寫的專門研究的著作，包括個人的論文集。如：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

魏存成《高句麗考古》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

王綿厚《高句麗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

耿鐵華《中國高句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

馬大正、李大龍、耿鐵華、權赫秀《古代中國高句麗歷史續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0月。

2.編著

由一二人擔任主編多人編寫而成的學術著作。如：

孫玉良、孫文范主編《簡明高句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

李新全主編《五女山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6月。

金旭東主編《丸都山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6月。

宋玉彬主編《國內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6月。

傅佳欣主編 《集安高句麗王陵》文物出版社2004年6月。

3.論文集

孫進己主編《高句麗渤海研究集成》哈爾濱出版社1997年11月。

馬大正、金熙正主編《高句麗渤海歷史問題研究論文集》延邊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

李國強、李宗勛主編《高句麗史新研究》延邊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

王洪峰主編《吉林集安高句麗墓葬報告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8月。

付百臣、劉信君主編《中國高句麗研究論文選編》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6月。

4.文物圖錄

宋玉彬、崔明、吳輝《集安出土高句麗文物集粹》科學出版社2010年6月。

劉寧、金旭東、李陳奇《中國出土壁畫全集8》科學出版社2012年1月。①《中國出土壁畫全集》總主編為徐光冀。第8冊為遼寧、吉林、黑龍江的壁畫合集。共收入東漢—渤海時期壁畫210幅，其中高句麗壁畫則有105幅，正好占50%。

5.拓本

鄒宗緒《好太王碑》陜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9月。

馬超《高句麗好太王碑》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7月。

孫寶文《好太王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8月。

張福有、許才山、劉維華、曲敬德《好太王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

6.史話故事

姜孟山《高句麗史話》延邊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

李洪淳、姜孟山《高句麗歷史故事》（上）延邊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樸真奭《高句麗歷史故事》（下）延邊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

姜潤東、林至德《高句麗的傳說》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3年6月。

7.字典辭典

張虹、張善錦《好太王碑字典》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14年12月。

8.目錄

耿鐵華、楊春吉 《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2月。

馬彥、華陽《國內外高句麗研究論文論著目錄》香港亞洲出版社2009年12月。

耿鐵華、李樂營《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吉林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

譚紅梅《國內外高句麗研究論著目錄》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12月。

9.其他——除以上各類之外的高句麗方面的書籍

秦維國 《好太王碑字帖》韓國梨花文化出版社2001年10月。

任錫昆、高良田、王永利、阿兵《好太王碑文印稿》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年10月。

以上高句麗研究方面著作的實例，基本可以代表高句麗研究目錄收錄著作的主要內容。

十分明確，高句麗研究著作應該是以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為中心內容的著作或文集等，既包括從題目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是高句麗研究著作的，也包括題目中沒有高句麗字樣但確是高句麗研究的著作，這就需要對高句麗歷史與考古有一定的研究水平才可以辨別。那些本不是以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為中心或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雖然其中涉及部分高句麗歷史或少量的文物遺跡，也不應該收入高句麗研究目錄。如《中國通史》《中國東北史》《東北地方史》《遼寧通史》《吉林通史》《中國民族史》《中國少數民族史》東北民族史》《中國歷史地理》《中國歷史地圖集》東北歷史地理》《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國歷代職官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國名勝辭典》《中國文物考古辭典》《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東北人物大辭典》《世界通史》《東亞歷史》《朝鮮通史》《韓國通史》《日本通史》《東北亞考古》《朝鮮考古學概要》《韓國考古》《日本考古》《朝鮮古跡圖譜》《中朝邊界史》《中朝關系史》《中韓關系史》《朝日關系史》《韓日關系史》等等。

其中與高句麗關聯較密切的，如《中國東北史》東北地方史》《遼寧通史》《吉林通史》《東北民族史》東北歷史地理》《中國文物考古辭典》《東北亞考古》朝鮮考古學概要》《朝鮮古跡圖譜》等，可以作為與高句麗研究相關的著作對待，集成一章或附錄處理。這樣更科學、更準確些。

需要特殊說明的是，20世紀80年代，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后，各地文物部門組織編寫了一批《文物志》，大部分屬于有出版文號內部發行，也有少部分由出版社出版發行。這些志書中有一部分涉及高句麗歷史文物和遺跡，數量不等，應區別對待。與高句麗歷史考古相關的文物志主要有《桓仁滿族自治縣文物志》《集安縣文物志》《通化市文物志》《通化縣文物志》《柳河縣文物志》《吉林市文物志》《延邊文物簡編》《吉林省志·文物志》等。其中高句麗文物遺跡的內容各不相同。只有《集安縣文物志》高句麗的內容最多，在453頁文字中，高句麗歷史文物遺跡有320多頁，占全書文字的70%以上，完全可以稱得上是高句麗研究著作，可以正式收入目錄。而其他文物志的高句麗內容都不足34%，沒能達到或超過全書文字的1／3，只能作為與高句麗相關的著作對待。

至于上面列舉的和高句麗歷史與考古毫不相干的著作、文集之類，如《中國城市大典》D3、G90，《佛教大辭典》D3、G74，《中華姓氏大辭典》G45，《中國文史百科》G54，《日本古史》G433，《中國文學》G434，女真和金的文化》G436，《中國文化史》G449等，絕不應該收入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

高句麗研究論文的內容也很復雜，既包括研究文章，也包括一些綜述、介紹、書評、會議、機構、人物、消息、報道等。但是主題與主要內容一定是以高句麗為中心的，否則是不能收錄的。前面列舉的一些論文，有些要稍加說明。

不該收錄最多的是一批渤海研究論文。如《牡丹江流域渤海遺跡（址）出土陶器的類型學研究》D61，《靺鞨文化研究》D62、G103，《渤海瓦當研究》D62、G103，《海蘭江—圖們江流域渤海墓葬研究》G94等。渤海國是公元698年建立的東北地方政權，接受唐朝管轄和冊封。建國時高句麗已經滅亡30多年。盡管高句麗后期，有少量靺鞨人在北部活動，高句麗滅國后，一部分移民融入靺鞨人中。聯系應該有些，影響也會存在。但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兩個不相銜接的地方政權，兩種不同的文化區別明顯，不能混為一談。兩種不同時段的歷史與考古研究成果，應當分別收錄在自己的研究文獻目錄中，這也是十分明顯的。外國的某些學者有意將高句麗、渤海民族歷史與文化混為一談，是有其特殊目的和用心的，我們就更應該保持清醒，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區別對待。

對于以東亞各國歷史、各國文化、各國文學、各國宗教為主要研究內容的論文和文章，也都不應該算作高句麗研究論文和文章，也不應該收入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中。各國學者，應該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確定高句麗研究文獻收錄著作和論文的標準。編寫出更加科學、更加準確、更加尊重歷史的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來。

關于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的分類，可分為總目和分目。

總目——各國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外國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

分目——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朝鮮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韓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日本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歐美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

每一種目錄都可以分為歷史、考古、其他幾類。

歷史——包括綜述、政治、經濟、軍事、史籍、人物、思想、文化等。

考古——包括綜述、古城、遺址、墓葬、壁畫、碑刻、文物等。

其他——包括綜述、書評、序跋、目錄、介紹、通訊、報道等。

上面是以標題為主的書目、篇目的原則和分類，具體操作中，還要根據中外學術界、出版界的不同情況靈活掌握，靈活處理，目的是為研究提供總結，提供信息、參考和借鑒，同時為高句麗研究史提供資料依據。

除此之外，高句麗研究文獻中也出現了傳統的敘錄和提要。一部是《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敘錄》，另一部是《高句麗歷史研究論文提要》。

《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敘錄》是倪軍民、耿鐵華、楊春吉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精裝本，大32開，595頁，43.5萬字。全書分兩部分：高句麗研究著作和高句麗研究論文。本書編寫目的是向中外學者展現以往高句麗研究的成果，客觀地濃縮原論著的基本論點、論據和結論，忠實于原文、原著，不加評論性語言，不論是非曲直。介紹的內容選自1950年至1996年底發表和出版的有關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的論著。其中介紹的高句麗研究著作及與高句麗相關的著作35部，有關論文365篇。

《高句麗歷史研究論文提要》是姜維公、何海波主編，吉林出版集團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平裝本，大32開，474頁，33.2萬字。從1943年至2006年期間發表的高句麗歷史與考古論文中選出來的437篇論文。將論文的主要內容作了客觀的提要，以利于閱讀和檢索。

兩部書的要旨都符合古代的書目，只是在作者介紹方面還做得不夠。時至今日，由于出版事業的發展，電子圖書的出現，原來防止散佚而作的敘錄、提要，其功能逐漸減弱，代之以書名、篇名為主的目錄，強化了總結、交流、指導方面的功能，對于研究趨勢的分析，研究史的梳理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敘錄、提要則退到了次要的位置，這也是現代目錄學發展的一個趨勢。

[1]漢書·藝文志[M].

[2]漢書·藝文志[M].隋書·經籍志[M].

[3]余嘉錫.目錄學發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4]耿鐵華.高句麗好太王碑[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5]佐伯有清.研究史廣開土王碑[M].日本吉川弘文館,1981.

[6]耿鐵華,李樂營.高句麗研究史[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7]金毓黻.中國史學史[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8]楊守敬.寰宇貞石圖[M]//楊守敬集9.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楊殿珣.蜀晉墓碑目錄[M].羅福頤.滿洲金石志[M].王仕弘.百種著名碑刻簡表[G]//碑帖鑒別常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

[9]中國考古學文獻目錄1949—1966[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文物三五O期總目索引1950.1—1985.7[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責任編輯：徐星華）

Thinking of Establishing Gaogouli Bibliography

GENG Tie-hua
(Gaogouli Research Institute,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Tonghua,Jilin 134002,China)

Since Gwanggaeto Stele has been found,Gaogouli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have been nearly 140 years.During this period,Chinese scholars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published a number of academic works and papers.In order to facilitate study and summary,the scholars had edited several bibliographies and indexes,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aogouli bibliography. In this paper,the seven kinds of Gaogouli bibliographies and indexes had been carri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summing up the common ground and the insufficiency,and proposed some ideas and opin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aogouli bibliography,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schola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Gaogouli bibliography research.

establishment;Gaogouli;bibliography;thinking

K289

A

1008—7974(2016)03—0001—11

10.13877/j.cnki.cn22-1284.2016.05.001

2016-01-08

耿鐵華，吉林扶余人，教授，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