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繼往開來
——楊軍著《朝鮮王朝前期的古史編纂》評介

宋卿（吉林大學　文學院中國史系，吉林　長春　130012）

正本清源、繼往開來
——楊軍著《朝鮮王朝前期的古史編纂》評介

宋卿
（吉林大學文學院中國史系，吉林長春130012）

2013年11月，楊軍教授的《朝鮮王朝前期的古史編纂》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正式出版。全書分上、下兩編，共12章，25萬余字。此書是作者多年來在古朝鮮和高句麗研究領域的史源學研究之作，其在相關學術領域的開拓性和奠基性值得稱道。

《朝鮮王朝前期的古史編纂》是中國學者對朝鮮王朝時期史籍考辨的第一部力作。全書主要圍繞《三國史略》《高麗國史》《東國通鑒》等朝鮮王朝官修史書，及 《東國史略》《東史纂要》《麗史提綱》《匯纂麗史》《東史提綱》《東事》《東國歷代總目》《東史會綱》等16世紀初至18世紀初的私修史籍的編修過程、資料來源、作者背景、史料價值等進行了詳細考辨。作者指出，河侖、權近、李詹所撰《三國史略》主要依據金富軾《三國史記》的“本紀”部分簡寫而成，該書支持《三國遺事》所載檀君朝鮮，最早確立了檀君神話在朝鮮正史中的地位，將檀君朝鮮、箕子朝鮮、衛滿朝鮮并稱為“三朝鮮”的古史觀在其成書以后漸成為朝鮮王朝的正統史觀。李朝初期五撰高麗史，實與朝中黨派斗爭密切相關，從第一次的鄭道傳《高麗國史》起，至第五次金宗端、鄭麟趾《高麗史》止，朝中黨派斗爭形勢逆轉，而《高麗史》中有關人物的評價亦隨之逆轉?！稏|國通鑒》自世祖正式啟動編寫，先后由梁誠之、申叔舟負責，至徐居正接手時最后完成，前后歷21年多，該書以權近《東國史略》、金富軾《三國史記》、鄭麟趾《高麗史》、金宗端《高麗史節要》為主要資料來源，古史觀亦為支持檀君朝鮮說。作者注意到，李朝前期文人黨爭皆與修史有關，出身集賢殿的文人集團本身有著極強的地域性，世祖朝初期的政壇斗爭即是這些以慶尚道為主的嶺南文人集團的博弈，朝鮮王朝初期的修史工作也是以嶺南文人為主導，由于有理學、史學方面的傳承與積淀，在王朝官方修史基本停止以后，嶺南文人私修史書開始變得日益突出。較早的私修史籍是三種同名的編年體史書《東國史略》，作者或是在黨派斗爭失勢以后寫作，或是黨派斗爭的邊緣者。吳沄《東史纂要》是朝鮮半島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主要依據徐居正 《三國史節要》和《東國通鑒》二書加以撮要刪節而成，體例亦不完善，之所以流傳較廣，既是因為文字省簡、便于閱讀，恐怕也是因為倭亂之后史書難覓。俞棨《麗史提綱》編撰于1637—1640年，史料方面并無突破，其關于高麗朝末期的歷史記載具有比較明顯的黨派性，但行文簡明、體例嚴謹，與其他有關高麗朝的史書相比尚好。洪汝河《匯纂麗史》人物傳，刪節鄭麟趾《高麗史》的痕跡十分明顯，其與《高麗史》最大的區別體現在洪汝河于相關處所加的評論上。在完成《匯纂麗史》后，洪汝河始著手編撰《東史提綱》，未及成書而去世，該書體例多有創新，但內容基本來自徐居正《東國通鑒》，史料方面并無價值，然洪汝河將此前的所謂檀君朝鮮視為與中國的伏羲氏相同，為神話而非信史，將箕子以下視為朝鮮半島的信史，此史識自有過人之處。許穆《記言》卷三二至卷三五《外篇·東事》實際也是一部簡明朝鮮史，其對朝鮮后世影響最大之處在于，提出了一種捏合古朝鮮系統與扶余系統的古史體系。洪萬宗《東國歷代總目》是第一部包括李朝、時間下限至當代國君的朝鮮通史，全書不分卷，以編年綱目的體例敘述自檀君至朝鮮肅宗的歷史，是此書一大創見，為此后修史者效仿，因而朝鮮通史的時間下限不斷后延，從內容上看該書是朝鮮王朝前期記載檀君神話最為詳細的史書，成為集諸誕妄說大成之作，但洪萬宗并未接受許穆將扶余視為檀君之后的說法，此見識在許穆之上。林象德《東史會綱》對史料的取舍較嚴謹，書中略去檀君朝鮮和箕氏朝鮮。楊軍教授在對上述諸私修史籍全面考辨后指出，私修諸史具有顯著特點，“其一，諸史家皆有著明顯的黨派、學派背景，其著作所受到的褒獎抑或貶斥，也皆存在黨同伐異的原因。甚至18世紀初期成書之史籍，其作者的黨派淵源仍舊可上溯至高麗末、李朝初。其二，其修史多是在政治斗爭失意之后的遣閑之作。其三，私家修史的重點皆不在史料的搜集與完善，而著重于體例之得失，其間受理學影響的痕跡至為明顯。如此之特點，就決定了此時期的私修諸史，對今天的歷史研究來說，并無太大價值”。此結論為學界同仁重新審視朝鮮半島古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史料依據之本。

《朝鮮王朝前期的古史編纂》視閾開闊，考辨精審，見解獨到。作者運用歷史學傳統的考據法，對《三國史略》《高麗國史》等數十部成書于朝鮮王朝前期的史書進行細致縝密地梳理與考察，將各史籍之成書置于當時朝鮮王朝宏觀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下考辨求實，以澄清其史料價值。作者研究指出，“朝鮮王朝初期的古史編纂，受當時文人黨派之爭、學派之爭的影響極深，不僅史觀，甚至史料取舍，都存在黨同伐異之見。包括檀君神話在內的許多野史、神話之所以編入史書，并成為后世的正統史觀，皆與此有關。朝鮮王朝前期史書中有關朝鮮半島早期歷史的記載皆不可輕信”。作者將當時高麗末至李朝初科舉中的座主、門生關系作為思考問題的切入點，研究指出，為了與朱熹的道統論相配合而支持檀君朝鮮說已成為朝鮮半島提倡程朱理學的文人群體具有特色的古史觀，朝鮮史籍對檀君神話的多所稱引及對《三韓古記》版檀君神話的推崇恐怕是朝鮮文人通過論述朝鮮與中國的歷史興衰基本同步，而證明朝鮮王朝的興起與中國明王朝的興起一樣具有其合理性。楊軍教授層層深入、鞭辟入里的分析，將檀君神話包含在朝鮮王朝前期史書中的動因客觀呈現在讀者面前，令人信服。此外，作者在具體考辨中沒有把視野僅僅囿于史籍自身所體現的古史觀，而是將視野放寬，逐一考察、客觀剖析史籍諸作者古史觀的形成，從而注意到《三國史略》作者河侖與權近、李詹古史觀的不同，“河侖與權近、李詹古史觀的分歧，主要在于朝鮮古史是始于檀君朝鮮還是始于箕氏朝鮮”，并進一步分析這種不同并沒有影響到《三國史略》整體古史觀的原因，作者經過細致入微的考察，指出，“至高麗王朝后期，朝鮮半島已經形成一個提倡程朱理學的文人群體，其內部存在復雜的宗族、姻戚、師生及科舉考試制度下的座主與門生的關系”，“權近在朝鮮提倡理學的文人群體內具有特殊地位”，“隱然已經成為當時提倡理學的朝鮮文人群體的領袖”，“河侖雖然當時官職最高，但在其所屬的文人群體中，可能地位反不如權近、李詹。在修史過程中，河侖接受權近的古史觀，這才是其深層次的原因”。作者在具體考辨過程中既關注到提倡程朱理學文人群體對檀君朝鮮之說的熱衷，同時亦注意到“自《三國遺事》成書，下至河侖等人奉命修史的朝鮮王朝初期，不信《三國遺事》有關檀君記載的大有人在”，但對檀君朝鮮持批判態度的朝鮮學者之正確認識卻未能成為朝鮮王朝古史編撰中的主流。作者辯證求實的學術素養、深邃的學術洞察力、多視角探賾索隱的學術能力令人嘆服。

大量朝鮮古籍的廣泛搜集與運用是本書的又一顯著特色。作者以嫻熟的史料駕馭能力廣征博引，將朝鮮諸文人筆記與《朝鮮王朝實錄》等諸官私史籍記載互為印證，對朝鮮王朝初期官私史書的成書、作者、特色，尤其是關于朝鮮古史部分的資料來源、正誤及其致誤原因進行詳細考辨，全書引用古籍凡二百余種，充分體現了作者扎實的文獻功底與廣博的文獻素養。

史料是史學研究的根本，關于朝鮮半島早期歷史，各國學者之所以一直存在較大分歧，原因之一即是對史料的信用與解析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只有首先對朝鮮王朝初期成書的諸種史書進行深入考辨，對其相關記載之真偽形成比較客觀的認識，并能正確看待其史料價值，才能在此基礎上進行客觀有價值的歷史研究。正如作者在書后所指出的，“今日之史學研究比之朝鮮王朝時代無疑已取得長足進展，若學者仍采據此類偽史料以從事歷史研究，不免為三百年前之朝鮮古人譏笑其‘見識之陋’也”。楊軍教授對朝鮮王朝前期諸官私史籍的考辨，必將正本清源，還歷史事實以本貌，從而推動朝鮮半島早期歷史的客觀研究，對學人深入探討東北亞各國關系亦助力頗多。

（責任編輯：徐星華）

10.13877/j.cnki.cn22-1284.2016.05.027

2016-01-27

宋卿，女，遼寧大石橋人，歷史學博士，副教授。